一．《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作品缩写

19xx年，北京进入社会主义高潮时期。林震从小学教师支部调到区委会组织部工作。初到组织部，他觉得他的新生活开始了，一切都充满希望。但是，等他接触到组织部的一些实际工作后，他感到事情并不像他想的那么美好，现实中的组织部跟他所想象的实在是不大一样，虽找刘世吾谈话，向刘世吾诉说自己的心声，但他仍然处于困惑当中。

一次，林震去麻袋厂了解第一季度发展党员的情况，但却遇到了困难。发展党员问题没了解到，却了解了厂长王清全的个人作风问题。不料向韩常新汇报时却吃了闭门羹。第二天，韩常新又重新带他到麻袋厂去了解工作，韩常新对于麻袋厂党员发展状况的处理让林震大为震惊，使他加重了对组织部工作的疑虑。在与刘世吾谈话后，更让他感到彷徨，他搞不明白到底是刘世吾的“条件成熟论”“就那么回事”对，还是娜斯嘉的“对坏事决不容忍”对。对新环境的琢磨不透让他心烦意乱，于是就向赵惠文倾诉，更让他感觉到组织部存在着一系列的不良问题。但这一切并没有打倒他工作的热情，决心改造一些坏习气。

不久，林震在一次党小组会上，因没有向上级领导汇报就直接支持麻袋厂魏鹤鸣开座谈会反讨厂长王清泉，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林震也感到愤愤不平，他觉得党组织对于违反党的利益的行为不去解决反而说一些空话，感到自己的热情受到了打击。他感觉到组织部的腐败，却没有地方可以申诉，于是又向赵惠文吐露心声，赵惠文也把收集的

一些关于组织部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和自己的意见写了一个草稿。

五月中旬，魏鹤鸣写匿名信到《北京日报》揭发王清泉官僚主义作风，要求领导上处理这一问题。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于是组织部开始调查处理了王清泉。在会上，林震也打算发言检查一下区委组织工作中存在的缺点。没想到却碰了一个大钉子，区委对于林震的演讲不予理睬，不知道林震的将来命运会如何，组织部又会对林震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一切不得而知。

二、试将小说描写的年代和当下社会的差距作一比较，谈谈你对这两个不同年代的了解、理解和评判。

小说描写的是，五十年代中期社会主义大高潮时期，新中国刚刚开始发展，党也在蓬勃的发展当中，一切都充满生机。但这之中也夹杂着一些不良作风，新政权旧官场中的种种陋习，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依然存在。青年的热情与旧习气相冲突的矛盾，但总的来说是一个向前发展却带着旧习摸索的年代。当下社会进入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全面，一切新观念，新气象都迅速发展，人民权衡一事物的好坏也更开明化。当然，当代的我们也存在着浮躁的一面。我们拥有着前辈无法比拟的生活环境，同时也碰到了前辈不曾遇到过的问题。变革中的社会各种思潮泛滥，也会使我们感到迷茫。不过当下社会确是一个更发达，更民主的社会。当然，这两个年代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也是必然的，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向前发展的，随着社会的变革，当然也会是发展得更好，也正是因为有五十年代的不断摸索前进，社会也才会不断向前发展。每个年代也都会存在着每个年代的不同问

题，一切都是由不同的形式环境所决定的。

三、从语言习惯，叙述方式和价值观等方面看，你还能否接受理解这个（包括类似的）近五十年前的作品。

从语言习惯上看《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语言是比较严谨化的，不是那种活泼通俗化的语言，说得都是比较晦涩的，也比较正式。采用第三人称，以主人公的视角去促使故事情节的发展，从当时要求高度遵循党的要求，不得发表任何有违党的宗旨的言论和作品，用这种叙述方式已经是超越了极限了，所以我还是能够接受这个近五十年前的作品。对于一部作品的价值，不仅是要看文章的风格、艺术价值、结构等评判标准，也是要看这部小说的现实意义、创作目的，还有当时的社会背景等其它诸多因素，并不一定是完全站在现在的社会角度去看历史的著作。《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是19xx年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前苏联“干预生活”的思潮影响下，发表的具有代表性的一部作品，小说中体裁有很大突破。《组》勇敢地、敏锐地触及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所关注的社会矛盾，对生活进行了大胆的干预，塑造了刘世吾这样一个官僚主义者的形象，这就是小说在当时创作的独特意义。这部小说不仅与当时社会思想挂钩，也给我们现代社会的一些不良现象提出了一些反思。

四、作品评论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发表于19xx年，是较早反映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人民内部矛盾，揭露官僚主义的作品，对现实有极大的批判意义。对作品中各种人物的描写也充分反映了这一主题。从具体内容

来看，本文主要描写了知识分子在现实生活中的不同的表现。林震作为一个涉世未深的青年人，刚进入党的领导机构组织部，对一切都充满了热情，且把生活变得理想化。在他的头脑中，生活应该像党允诺的那样，单纯明朗，人们应该按照党章那样循规蹈矩。然而现实却并非如此，让他感到痛苦。麻袋厂、组织部的种种问题，使他意识到生活并非想象中的那么单纯，而是复杂多样的。面对这样一种危害党和人民的关系，危害党的事业的生活。他困惑，自然也不能容忍，而要与之斗争。而现实的压力却使他感到矛盾重重，他与之斗争的现实并非某一个人（王清泉、刘世吾类的人物）带来的，它是一种社会机制问题，而那些人物只是顺从了它而已。他对革命的热情也被压迫在社会的洪流中，但他仍然在继续为之努力奋斗。

小说中各个人物的描绘也是很细腻的，每个人身上都有各自的特点。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刘世吾这个角色，他拥有复杂的个性和心理。也是这部作品中最有研究意义的人物。首先，他是一个党的老工作者，有一定的革命经历,有能力、有魄力，懂得领导的艺术，知道如何去抓重点，解决问题，知道如何去领导他的下属，懂得适可而止，劝慰林震、王文惠，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人。但他也包庇韩常新，对王清泉的作为不理不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另一方面，只要他下决心又可以把工作做得很不错，可以很委婉的批评林震没有向上级汇报就帮助麻袋厂开展批评厂长的座谈会。可以在一次会议的后半个小时将讨论的问题解决。但他却不主动去抓工作，对损害党和人民群众利益的缺点漠然置之，找什么“条件不成熟论”“就那么回事”来欺骗组织

也欺骗自己。他自我解嘲说是得了如炊事员厌食的“职业病”。他习惯说“就那么回事”。这句口头禅表现了他极端冷漠、革命意志严重衰退，或者是由于他过早的投入组织工作，看过了风风雨雨，也让他看透了一切。另一方面，他尽管冷漠，但仍有幻想，他缅怀年轻时的热情，流露出对现状的不满，但也并没有要改变什么的想法。他向林震表露他喜欢小说、诗歌，甚至童话。小时候读“贵族之家”时还流过泪??但这只是他心灵深处的一片静地，在他的内心深处埋藏着，即使是这样，也并不能使他蒙垢太深的心灵燃烧，面对现实的压迫，已使他无力反抗，他只是会在一个人的时候发一些感慨，在他人生哲学的庇护下越陷越深。也许曾经他也向林震这样对生活工作充满热情，但现实的摧残也将他磨砺成如今的样子，从某中意义上来说，他也是一个被官僚主义毒害的受害者，在现实生活中成为了官僚主义的牺牲品。这也是他的可悲之处。这也是他性格复杂性的表现。其实从宏观上来说，他也是整部小说中最具有鲜活形象的人物，他是一个有智有谋的人，会统筹大局，也是对一切事物看得最透彻的一个人物，心里面什么都明白， 没有什么可以逃过他的眼睛，虽然他也装作不知道。

而对于林震这个人物，首先他是全篇小说的贯穿者，作者是通过他在组织部所看所见，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他是一个热血青年，又处在社会主义大高潮时期，革命意志高昂，也想干出自己的一翻事业。正好在这时进入了组织部，他觉得一切都充满了希望。可事实却并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美好，组织部的日常工作方式对工作的处理态度，

让他感到迷茫、困惑。虽然他很佩服刘世吾，有领导的才能，有敏锐的洞察力，与留世吾的谈心，更让他们之间有一种亲熟感，但对于刘世吾的一些工作他仍然不能理解，持反感态度。他不明白刘世吾为什么对韩常新如此放任，对王清泉的问题虽闻但不问更不去解决。对于韩常新，他更是反感，对韩的处事感到怀疑，他没想到一个组织部的干部，党的领导机构的工作人员，居然也会做弄虚作假的事情，违背党的意愿。组织部的懒散，也是他没有想到的。他怀着一股热情想要改变组织部存在的一些坏习气，勇敢的向上级提出批评，却没想到没有任何人给予理睬，他是感到气愤的，这也使得他的反抗意志更加坚定。他就是社会主义新势力与旧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作斗争的象征。

赵惠文在小说中的地位看似并不重要，其实她才是这部小说的推动者，首先她给我们的感觉是平庸，仅仅是组织部的一个文员而已，没有什么大的作为，对于上级的指示，工作行为她也只是做为一个旁观者来看，却并没有向林震那样作出什么实际行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她的懦弱、胆小所在。但我觉得她也是一个比较压抑的角色，不管是在感情还是在工作上。她的婚姻并不幸福，那是她的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在工作上，她也只是按部就班，做自己分内的事，虽然她也看不惯组织部的一些人和事，但却并没有表示什么，或许更多的她也是被这种氛围所潜移默化的感染了，采取了默认不反抗的态度。又或许是她没有那个反抗的勇气吧，甚至没有报一点希望于改变。林震的到来，仿佛是给予了她希望，因为林震有一鼓伸张正义的勇气，充满青年的朝气，对革命事业也充满了热情，他觉得不对的，他就要质

疑，就要反驳。她无疑也是在林震的耳边旁敲侧击，鼓动他去与组织部的一些人和事做斗争，并时时的推波助澜。无疑她的做法是比较聪明的，借别人的手消灭自己所憎恨的，来抒发自己心中的愤懑，即使是中途出了什么问题，如反抗声势太弱小，被旧习气所吞没，那她也不会被揪出来说犯了什么什么错误，被批斗的也只会是林震一个人。当然，如果取得很好的效果，将一切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打倒的话，那她当然也可以站出来邀一分功，林震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奇怪的。在那个年代，赵惠文无疑是个聪明的角色，既达到了想要的目的，也不会危害到自己的利益。

小说中韩常新可以说是一个彻底自私的角色，生在党中，他并没有为党做什么利事，反而只是在一味的欺骗党，敷衍党，做一些弄虚作假的事，平时也只是懒散的过着，摆摆官威，可以说没有为党做什么时事，一切都只是搞形式主义罢了。小说中还有王清泉、魏鹤鸣等人，王清泉可以说是倚老卖老，以自己以前的光荣为光荣，徒有厂长职位虚名，整天都是玩、下棋之类的，生活过得之悠闲，只有厂里出现了什么问题的时候，要危害到自己的官职的时候，他就会找别人做替罪羔羊了。魏鹤鸣要积极的反抗他无疑也有自己的私心，只要王清泉倒下，那么他也可以名正言顺的当厂长了，在这之中各怀鬼胎都存有自己的私心。在他们的私心下，党也只能是作为一个为达到一己私欲而作的挡箭牌罢了。

至于小说中的一些高官，基本没怎么出现，都只是在有重大问题的时候来起关键作用，比如说李宗秦、周润祥等人，在问题搞大了不

得不出面解决的时候，他们就迈着高调的步子出来了，也许这就是高官吧，平时不用管什么事，只管拿党的俸禄，在其位不谋其政，徒有其名。这也正是文章的精妙之处，在最后用这些人物来给故事埋下伏笔，给读者以更大的想象空间。给我们以他们都是些为官正派忧国忧民，身系国家大事的人物，或者说是一些与刘世吾、韩常新同等的人。每个人心中也都有一个自己的答案。

整个小说可以说是结构严谨，每个人物故事情节的出现都不会是显得多余而累赘，人物描写也显得丰富多彩，个性尽显。

第二篇：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与官僚主义不良风气作斗争

班级：中文系1001班 姓名：陈雅倩 学号：201001001104

内容摘要：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①表现的是一个年轻人的人生实现愿望，同以政治形式反映出来的传统文化规范的冲突和摩擦。这种似乎是个人理想与外部现实的冲突，贯穿了王蒙后来的很多小说，这也是王蒙小说为当代文学提供的一个解读中国社会冲突的重要的主题线索。在《组织部》里，“年轻人”——林震，是这个小说的原发点，这篇小说是由他的感受、体验而产生的，或者说，小说的动机与意向性，都产生于林震的内心经验，作品反映的是一个心理事件，因而是一篇心态小说。但在客观论的片面熟悉论的时代思潮中，小说不可能不被错读和误读。刘世吾的真正悲剧是被组织，被革命话语所异化，而非“革命意志衰退”。林震是个个人主义者。个人主义同集体主义时代必然构成冲突，林震的喜剧性遭遇由此决定。

正 文：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自《人民文学》19xx年9月发表，已经五十五年了。这篇小说无论是对王蒙个人还是整个中国当代文学而言，都是一篇重要的作品，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它连接着一段历史、一个时代、一种情感。半个世纪以来，《年轻人》从“毒草”到“鲜花”②，蕴含了太多的历史的沧桑。人们对它的解读、研究，也从未停止过。在《年轻人》不断的意义“重构”中，也隐现了当代中国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

《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是一部描写一个新人来到一个有着固定秩序，传统习俗和价值约束的世界后与这些“规矩”发生摩擦的故事。闯入者一般都代表的是新生事物，由于旧势力的强大，这种故事的结局一般都是悲剧。这部小说则有不同。小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说明作者也是抱着一种积极的心态来创作这部作品的。

这篇小说写了一个名叫林震的年轻小伙子，是个教师，年轻共 产 党员，新调到一个区委组织部工作。这个年轻的共 产 党员从一个小学校，一个很单纯的环境被派到了区委的组织部工作。他怀着极大的热情和希望，投入到工作中，在工作中见到了党内的一些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特别是组织部副部长刘世吾和厂长王清泉，在与官僚主义不良风气斗争的经历故事。

林震是一个有理想、有朝气、富于原则性和正义感的青年党员干部。他满怀热情地踏入社会，面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复杂现象，他感到困惑，并引发了他的思考和斗争。林震在作品中起结构上的作用。他作为党支部的一员，严格要求自己，同时也严格要求别人。他的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他对韩常新写的“简况”是那么的不解。他不理解他为何弄虚作假！面对厂长王清泉的官僚主义作风，那些干部视而不见，任其自流。他们对各种眼中的缺点采取容忍乃至麻木的态度。林震对这一切的一切都不理解。他想同他们做斗争，但总是犹豫不决，举棋不定。他只知道:“党是人民的、阶级的心脏，我们不能容忍心脏上有灰尘，不能容忍党机关的缺点。工作中的麻木、拖延、不负责任，就是对群众犯罪。”在与赵慧文的谈话中，他再次鼓起了同不良作风斗争的勇气。他给失去激情的赵慧文带来了新的希望。赵慧文这样评价林震“是的，见到你，我好像又年轻了。你天不怕地不怕，敢于和一切坏现象作斗争”。这就是林震。简单的几句话就将林震的性格活脱脱地展现出来，没有任何的修饰。这场斗争虽然没有取得完全胜利，但也有一定的成效。它使有着官僚作风的厂长王清泉受到处罚。可以说，它也有着警

戒的作用。同时，在同坏现象做斗争的过程中，林震也在逐渐成长。他由一个带着进步思想的小伙子变成一个果断、坚定的战士，一个同坏现象做斗争的战士。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他看到了党组织内部存在的不良现象。他也明白了要战胜这些坏现象，光靠他一个人是不行的。他成熟了。可以说，这是他人生中的一次蜕变，一次质的飞跃。

作品以处理麻袋厂问题为中心展开描写。林震思想走向成熟是文章的暗线。文章就是依据这一明一暗的两条线索进行叙述。语言朴实，通俗易懂，不讲究华丽的词藻。作品的主题也很明确。这些特点都符合解放时期文学的特点，即服从于政治，服务于工农兵，服务于人民。

林震无疑代表着理想的一面，但从小说叙述的角度来看，他更像一只“眼睛”，小说的基本情节便是根据他的见闻和感受展开的，我们也从这只“眼睛”中看到了现实中诸多难尽人意之处，而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新政权中旧官场的种种陋习。林震代表着大多数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年轻人，有朝气，有想法，对旧观念、旧事物抱着批判的态度，眼睛里揉不得沙子。这是年轻人性格中最宝贵的因素，也是改变常规的新鲜力量。正因为有了这些人的存在，我们的社会才有变革的力量。

作品是以林震到组织部后的所见所闻所经历所遭遇为结构线索的；是以他为视角，通过他的眼光，刻画了一系列官僚主义者，尤其是塑造了颇有深度的刘世吾的形象。

刘世吾的形象最具典型性。作为组织部第一副部长他具有严重的官僚主义，在林震首次和他见面时，这样描写他：他每说一句话，都干咳一下，但说到那些惯用语的时候，快得像说一个字。譬如他说“把党的生活建立在??上”，听起来就像“把生活建在登登登上”，他纯熟地驾驭着那些林震觉得是相当深奥的概念，像拨弄算盘子一样灵活。他说话一套一套的理论，工作按部就班，形式主义作风严重。

作品中的刘世吾是一个革命意志逐步衰退的领导干部形象，作品成功地表现了他从一个革命者蜕变为官僚主义者的真实面目。刘世吾有一句口头禅“就那么回事”，他看透了一切，以为一切就那么回事。按他自己的说法，他知道什么是“是”，什么是“非”，还知道“是”一定战胜“非”，又知道“是”不是一下子战胜“非”，他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见过——党的工作给人带来的经验本来很多。于是他不再操心，不再爱也不再恨。他取笑缺陷，仅仅是取笑；欣赏成绩，仅仅是欣赏。他信奉的是道家的无为思想，虽然知道党内存在腐败现象和不良作风，但他却采取妥协态度，对工作中的缺点、干部中的问题，不是看不见，而是无动于衷，失去了理想，随波逐流。在官场中的他已是十分圆滑，善于找出各种理由，诸如：工作要分清轻重缓急啦，条件不够成熟啦，缺点是前进中的缺点啦等等，把自己的官僚主义作风和蜕变的灵魂掩盖起来。

作者也写了他对昔日斗争生活的怀恋，自己对现状的不满，表现其骨子里尚存正义感，经过党报的揭发与区委书记的过问，刘世吾果断迅速地处理了麻袋场的问题，处罚了厂长王清泉。他一下决心，就可以把事情做得很出色。说明他是一位有能力的干部，对于工作不是不能，而是不为。与平时在工作中对于处理党内不良想象工作的惰性形成鲜明对比。

刘世吾的形象具有明显的典型性，代表了建国后党内部分人员的蜕变过程的写照，通过刘世吾的等官僚对党内腐败现象的纵容，视而不见与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林震的有理想、有朝气、富于原则性和正义感形成鲜明对比。表现出对党内

官僚主义与不正之风存在的失望与愤懑。可以说刘世吾虽不是主角，但王蒙对其形象的塑造是相当成功的。小说表现了强烈的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思想主题，刘世吾这个官僚主义者形象的塑造也具有典型意义。他堪称组织部的灵魂，是现实的全部理性和非理性的代表，他参加革命多年，经验丰富，精明强干而且多才多艺。他对王清泉的处理很难说不恰当，对赵惠文的劝说也很难说不合情，但为什么在林震和赵惠文的眼中他就不是一个好干部呢？因为在他身上有太多官场的一些不为人所察觉而又与主流价值观不相适应的东西。作品的深刻之处，还在揭示了刘世吾的一套似是而非是理论，用来包裹他的问题，这个形象就有相当深刻的典型意义。

刘世吾年轻时也曾充满革命热情的，他曾感慨地的说，"一个布尔什维克，经验要丰富，但是心要单纯。”随着年龄道德的增长，涉世的深入，阅历，经历的丰富，如何保持着一颗年轻时的热情，朝气，这对于每个人，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是刘世吾形象的一个典型的意义。林震代表着大多数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年轻人，有朝气，有想法，对旧观念、旧事物抱着批判的态度，眼睛里揉不得沙子。这是年轻人性格中最宝贵的因素，也是改变常规的新鲜力量。正因为有了这些人的存在，我们的社会才有变革的力量。是啊！我们每个人都应在斗争中使自己变得正确，而不应该等到正确了才去斗争。如果你选择后者，那么你将可能失去很多机会，你的人生将会留下许多遗憾！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们要抓住机遇，要时刻做好准备，未雨绸缪。那样你的人生才不会留下什么遗憾！

注释：

①小说发表时改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收入19xx年《短篇小说选》时恢复原稿题目《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见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琐谈》；但据崔建飞先生文章：这篇小说的原名叫“组织部来了一个年轻人”，《人民文学》发表时，副主编秦兆阳把它改成“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个名字。当它被收入这年的《短篇小说选》时，王蒙为小说恢复了原名并删去了一个“一”字，定名为“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并使用至今——见崔建飞《毛泽东五谈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初探》，《王蒙研究》20xx年10月号。

②《年轻人》19xx年被收入上海文艺出版社选编的《重放的鲜花》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