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的成长史

——《赵一曼小传》读后感

赵一曼，一个闪着金光的名字，一个让人肃然起敬的名字，一个透着英雄豪气的名字。以前，我对这位女英雄的了解可谓少之又少，但自从我看了这本《赵一曼小传》后，我对她有了深刻的印象。

故事讲述了赵一曼12岁时因为不愿像其她女子一样裹小脚和整天呆在屋子里学绣花而做了不懈的抗争。后来，她父亲去世了，按惯例，大哥成了一家之主，赵一曼想上学，哥哥不同意。无奈之下，她参加了解放妇女的一个团体，帮助许多妇女逃离了家。后来，她的团队筹钱给她读书，她在宜宾女师刻苦读书。当时的校长要求女学生挽发髻，赵一曼带头反抗，还当着校长的面剪掉了辫子。后来，她去了军校，她的革命生涯从此开始。在她的丈夫英勇牺牲后，她仍然为革命事业而奔波着。后来，赵一曼不幸被捕，在牢房中，她受尽了敌人的折磨而不屈服，最后被带入一间特殊的地下审讯室。敌人审讯官说：“没有一个人能活着出去。”赵一曼的双手被极细的钢丝吊在空中，经受了非人的折磨，但她宁死不屈，最后英勇牺牲。

整个故事其实就是一部英雄的成长史，从她12岁开始，我们就不难看出赵一曼的那种英雄豪气与反抗到底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十分值得我们敬佩的。在牢中，赵一曼如江姐般坚定不移，没有泄露一点党的机密。虽然我们没有亲身经历过，但从字里行间我仍然可以感受到她受刑时的那种痛苦。但正如江姐所说的：“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 产 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正是因为有了像赵一曼这样的革命

前辈，我们才迎来了革命的胜利。

赵一曼，我们虽然对她的了解不多，但是她的故事与她的英雄豪气却深深地打动了我们。革命的火焰永远不灭！

第二篇：本人记载的赵一曼被害经过

本人记载的赵一曼被害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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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华夏快递

来源日期：2003-3-15

本站发布时间：2003-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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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一曼烈士，四川宜宾人，19xx年生，早年加入共青团，19xx年加入中国共 产 党。“九.一八”事变后被派往东北从事抗日斗争。19xx年春，任中共铁北区委书记，在侯林乡组织一支农民抗日自卫队，同日军作战。同年秋，任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第1师第2团政委。同年11月15日，在同日军的战斗中负伤，11月22日被捕。在狱中坚贞不届，19xx年8月2日被日军杀害。

时任伪满洲国滨江省公署警务厅特务科外事股长的大野泰治，曾参与了对赵一曼的审讯和拷打。抗战胜利后，大野泰治作为战犯被中国政府关押。他在狱中撰写了一份材料，详细交代了赵一曼被日军审讯和杀害的经过：

&nbsp19xx年2月，伪满滨江省公署召开了所属27县的警务指导官会议，讨论有关情报问题。我提议“对捕获的抗日干部应进行更加彻底的审讯”。珠河县的首席警务指导官远间重太郎当时说：“珠河县正押着20多名同共 产 党有关系的人，因为警务人员正忙着进行焚烧民房的事务，没有功夫去审讯。要是警务厅能派人去审讯就好了。”一周后，特务科长命令我去审讯，我就带着翻译(朝鲜人)出发了。

我到珠河县一个星期后的一天下午约5时左右，远间率领警察队回县公署，我出门迎接他们时，看见他们押着一辆牛车，车上有两个妇女。远间指着躺在车上的那个妇女，向我报告说：“这个女人是在蚂蚁河畔战斗后从民宅跑出来的，被我们警长开枪打伤了，由于用的是79步枪子弹，伤口很大，流血过多，把她解往省城，路上有丧命的可能，我们把她连同俘虏一同解来了。请快些审问吧，免得她死了。”

这个妇女，穿着一件黑棉衣，腰下被血染着，脸伏在车台上，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坐在她的身旁照料她。伤者头发散乱，大腿的裤管都被血灌满了，在不断往外渗。我担心她马上死掉，得不到口供，从而失掉可能的情报，急忙走到她的身旁，叫喊道：“起来！”她从容地抬起头来看着我，看见她那令人望而生畏的面孔，我情不自禁地倒退了两三步。

大夫来了，这是个30多岁的男人。我把大夫领到外边去，命令他：“这个女人，不管怎样也不能在这里死掉，必须把她解到哈尔滨去，希望你能尽一切力量，保证她还能活十天。”大夫给她注射了两针樟脑液，检查伤口后，对我摇摇头说：“她流血太多了，非常衰弱，要保证她活命恐怕办不到。如果能度过今天明天，那再看吧。”我说：“不管花多少钱，也要保持她的性命。总之，这是你的责任，有必要的话，到明天早晨，就守在这儿给她治疗吧。”对我的强迫命令，他脸上露有难色，但还是服从了。

第二天早晨，我又到赵一曼那里去进行审讯，警士告诉我，夜里给她打了三针。

在审讯中，我用了多种手法，进行了各种尝试，甚至不顾她的伤势，施加残酷的拷打，可是她一直没有改变态度。我心理想，对这个女人用刑是得不到什么的，不如先从周围的多

数人来调查她的行动。于是决定把当时县公署拘押的20多个人陆续地提出来审问。

从早到晚，为了审问到赵一曼的材料，增加了四五名警士和翻译。我不择手段地施用毒刑，但是这些人里没有一个了解赵一曼的。我对翻译说：“她的工作作得可真彻底呀，怎么会连一个人也不了解她呢？把那个胆小鬼提来，再试一试看。”于是把一个30多岁的矮汉子提来，进行第二次刑讯。我命令警士把他捆在门板上，给他灌凉水，凉水把他的肚子灌得鼓鼓的，又往他的肚子上浇凉水，还用破烂布抽他的嘴，让他感到难于忍受的痛楚。在重刑下，他提供了赵的一些情况：“她是个工作员，经常从这个堡子到那个堡子，召集堡子里的群众讲话，把他们组织起来，指导他们团结一致，进行抗击日军的斗争，比如，怎样侦查日本军的行动；怎样向组织方面报告，怎样协助抗联军等等，她都作过指示。她几乎是独来独往，走起路来飞快，比抗日军还快。她一来，堡子里的人立刻就集合起来，听她讲话，然后根据她的指导行动。”从这个人的刑讯中，还不能肯定他哪些口供是可信的。赵一曼是县委还是其他什么样的人也不能确定。我的结论是：“赵一曼是一个以珠河为中心，把3万多农民坚固地组织起来的中心指导者。这一点是可以肯定无误的。”

俘获赵一曼的第三天，从哈尔滨来了两名宪兵。他们来到县公署，对我说：“听说你们逮到一个了不起的女人。”我就把他俩带到赵一曼那里去了。宪兵用笨拙的中国话问她，她什么也没有回答，又是用愤怒的眼睛瞪着他们。宪兵失望地看了一看翻译，一点东西也没有得到。

从这里我觉得，我那样的审问方式对她是无效的。我以为既然逮到了，总要想法子让她对抗日组织起破坏作用，从而给自己取得功绩。我怀着这样的野心，决定把她解到哈尔滨。我对赵一曼说：“今天就到哈尔滨去。”赵一曼回答：“就是到哈尔滨，也不想活下去！”接着她又寻思了一会儿，说道：“在未走以前，请你们把那个可怜的姑娘开释了吧！叫她伴着我去哈尔滨可不行。”对她的顽强态度我简直无法应付，只好把那个姑娘释放了。珠河县派了3名警士同我和赵一曼一道坐火车去哈尔滨。到哈尔滨后，我们把她关进滨江省公署警务厅的地下看守所里。

特务科长山浦公久、特高股长登乐松、特高股长、警佐大黑照一连同我一共4个人商讨怎样处置赵一曼。我详细报告了审讯经过以后，提出了如下的意见：“押起来，给她治好伤，当作破坏抗日组织的反间用。”大黑反对，说：“这样顽固的女人，要想把她当反间用，办不到，而且伤那样重，还是杀了为妙。”大黑所以反对我的意见，是因为担心我负的责任太大。谈来谈去没有结果。我又说：“其实，利用她，还是利用别人，都可以。总而言之，我们握有利用她的自由，如果利用得妙，比杀几百个抗日军效果还大呢！”山浦科长耐心地听罢我的解释，作了如下的决定，说：“治疗所需的必要费用和监视的责任由大野来负，就这样，把她先看押起来吧。”

我把治疗赵一曼枪伤的事，委托给当时警务厅卫生科长王亚良。由于伤势太重，他感到为难。又请白俄外科大夫来看，他说不施行手术是没有希望的。可是赵一曼顽强地拒绝，她说，与其锯了她的腿，不如把她杀掉好。我十分为难，又同上述的那几个人商量，决定把她送到市立医院的治疗室去，由哈尔滨警务厅派几个警士到那里监视。

市立医院给她照了爱克司光片子，大腿骨碎了，碎骨片散乱在肉里。我当时曾在片子上数过，还记得，散乱在肉里的碎骨片一共有24块。大夫诊断：“若是把大腿锯掉，治疗的时

间会快一些，若是不锯掉，身体不发烧，顺利地渡过去，也许会僵化的，僵化之后，只不过腿略微短一些。”由于赵本人坚持反对锯腿，就决定这样治疗了。我也想到，她拒绝锯腿，是不是企图逃走呢？就极力劝她锯掉，无奈她断然反对。

有一天，我问她：“伤治好了以后，你打算怎样呢？”赵一曼说：“反正你们不能放我，如果我的伤治好了，我愿意做负伤的警察队员的‘看护妇’。”我嘲笑她说：“你这是说胡话，若是叫你当看护妇，警察队会全部叛变的。”并恐吓她：“你把我当成傻子，那你可就打错了算盘了。”

几天之后，她在一个纸片上写了一首诗，交给我，我拿去问省公署的翻译黄嘉时：“写的是些什么？”黄看了看，直摇头：“我看不懂，保安科长是个很有学问的人，拿给他看一看吧。”我拿给当时的保安科长吴奎昌，对他说：“你看写的是什么？”他略微一看说：“这是谁写的，写出这样诗的人，可是个有学问的人呀！”他接着对诗意作了解释，大意是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立志抛了家，现在落到敌人的手里，今后怎么战斗下去才好呢。看起来是抒发自己的感情的，字句非常锋利。

大约是把赵一曼解到哈尔滨后的两周，我被调到长春检察官事务所受训去了。离哈尔滨的时候，我到病房去了一趟，我记得那时候她还不能坐起来呢。两个月受训终了，我转调到阿城县，去阿城之前，我看见赵一曼已经能拄着拐杖在院子里散步了。

我到阿城不久，从报上看到：“赵一曼在监视的警士和看护妇的援助下，从医院里逃跑了，在逃跑途中又被哈尔滨警察厅逮住。”后来，特务科里的人，又把赵一曼从警察厅引渡到省公署警务厅，关在地下室里。

此后几个月，我因病回日本休假。从日本返阿城任所时，路过哈尔滨，住在大黑的家里。问起赵一曼，大黑的同乡、当时正在大黑部下当警副的森口作沼对我说：“赵一曼和另一个叫周百学的共 产 党员被引渡给宪兵队杀掉了。为了让大野先生知道杀她们的情况，我要股长让我到现场去。这两个人是带着手铐脚镣，由四五名宪兵押解到枪杀中国人的郊外的。从汽车上下来就让她俩坐下。上级宪兵对她们说：‘还有什么说的吗？’周百学说：‘我死后，要到母亲那里去，带着脚镣子走起路来不方便，给我把脚镣取下来。’宪兵苦笑着把脚镣取了下来。接着又问赵一曼：‘你有什么话讲吗？’赵一曼说：‘没有什么说的了，不过我家乡还留有一个七岁的女儿，如果能把我的话传给她，就这样传吧：母亲为了抗日运动，不能留在你身边教育你，但是代替这个的，是母亲用实际行动给你指明了应该走的道路。仔细地认清母亲的行动，不要走错了路。’这时候宪兵里的指挥者对已经举枪待放的4名宪兵下令：‘开枪！’枪声响了，两个人倒下了，他们态度从容，毫无惧色，令人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