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喻吉《劝学篇》读书笔记
“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开篇，福泽喻吉就给出了全文的背景或者前提，即人是生而平等的，而人的差异来源于后天的努力的分别。虽然从我们今天的视角来看，这样的解释略显绝对，但是不可否认，天赋人权的先验假设即是作为西方乃至现代文明的的基础，亦激励了成千上万的人奋发努力。他接着指出“人们生来并无富贵贫贱之别，唯有勤于学问、知识丰富的人才能富贵，没有学问的人就成为贫贱”。
“所谓学问，并不限于能识难字，能读难懂的古文，能咏和歌和做诗等不切人世实际的学问”福泽喻吉接下来表达了他对于学问的态度，否定了过往的并不实际的学问，认为“这类学问虽然也能给人们以精神安慰，并且也有些益处，但是并不象古来世上儒学家和日本国学家们所说的那样可贵”。继而提出他的“实学”理论，“如学习伊吕波四十七个字母，练习写信记账，学会打算盘和使用天秤等等。更进一步，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学科。例如地理学介绍日本国内及世界万国的风土情况；物理学考察天地万物的性质并探究其作用；历史是详记年代研究古今万国情况的典籍；经济学是从一身一家的生计讨论到国家世界的生计的学问；修身学则阐述合乎自然的修身交友和处世之道”不难发现，福泽喻吉对于实学的标准在于能否学以致用，结合当时的情况，他认为学习西洋文化会更接近于“实学”，而传统的儒家文化则近似于一种“不切人世实际”的学问。不难看出，福泽喻吉的观点在当时是具有一定的进步性的，也可以说开了今日学科分化之先河，可以理解的是，在当时的日本受到了强烈的西方文化之冲击，救亡图存大概是第一要义，而歌诗一类的虚学大抵不能入其法眼。但站在今日的视角，我们也必须看到，越是乱世，越是变革的时局，文学、哲学往往更加的兴旺，一是由于国家在迷惘之际需要形而上学的指导，二是由于如是作品虽然无法直接的提升生产力，但却对于唤醒国民，针砭时弊有着不小的作用，不易一概否定。值得注意的是，今天恰恰在许多地方出现了一些反智的倾向，人们在对某件事情并不十分了解时就贸然的加以批判或褒扬，而不思了解事情真实的原委和运行的机理，不得不说十分可惜。
继而他提出了做学问的方式，提出“治学的要道在于懂得守本分”，并且论证道“自由独立又不限于个人，还适用于国家”。并且对日本此时一些闭关锁国的保守思想进行了批判，说他们是井底之蛙，不了解世界文明的璀璨，并且继而认为“因此人人可以安心，即使对政府怀有不满情绪，也不必隐瞒起来，暗中埋怨，而应遵循正路，按照程序，心平气和地提出来，并毫不客气地加以批评。只要合乎天理人情，就是舍生拚命也要力争，这就是作为一国人民的本分”要将民智打开，广开言路才是做学问，使日本强大的方式。
第二篇：《劝学篇》读书笔记
《劝学篇》读书笔记
在图书馆巧遇张之洞名作《劝学篇》，概知此书為晚清内忧外患之时湖广总督张之洞為保社稷、强国家而所撰之书，却不闻其详。时至今日，通读全文后，喟叹不已！一赞其不愧為一代帅才，文笔之中尽显其才华，子句之间不仅彰显雄才大略，更透露出爱国之心，报国之志。
在晚清内无强兵、外多敌手的境遇里，很多士人像张之洞一样，腹中不止是些谈吐之词，更多的是在不断寻求图强之路，而张之洞不仅是中国千千万万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当时，他是管辖两广，誥命朝廷的封疆大吏。面对当时在国内风行的保守与洋务两派之说，他既不抱残守缺，也不盲目崇外，而是怀著一腔要救吾国吾民於水火之中的热血，写下这篇包含了他的救国立场的《劝学篇》，其中，他以“中学為体，西学為用”作為基本的指导方针与取舍标准，一方面坚决维护传统伦理道德及社会纲常秩序，另一方面又支持维新派的一些改良活动，如办学报、开学会等，利用自己在湖光两江一带的权力，在湖北等地推行新政等等一系列的活动，而《劝学篇》的问世，又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救国立场既不与康有為等激进派苟同，向慈喜為首的中坚力量表明自己的忠诚，又改革军事、教育，兴办学堂，资费派遣留学生以及训练新军等，这些改革目标都在《劝学篇》中一一做了叙述，思想深刻，条条切中要害，其中内篇
“循序”、“守约”、“去毒”几篇皆為揭示当朝时弊之说。又有外篇“游学”、“设学”、“广译”、“阅报”等几篇中突出展现了张之洞為打破被动局面而做出的决心与设计的一片宏伟蓝图。
张之洞撰写《劝学篇》的目的，序中有言：
“二十四篇之义，扩之以五知：一知耻，耻不如日本，耻不如土耳其?二知惧，惧為印度，惧為越南、缅甸朝鲜?三知变，不变其习，不能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器。四知要，中学考古非要，致用為要。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為要。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其中所包含的深刻意义，不用缀说。
全篇分内外两篇和首篇序三部分，内九篇，外十五篇。全面阐述了张之洞“中学為体，西学為用”的文化构想和政治教育军事等图强改革的构想。“窃惟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一个对中国历史发展命运有深刻认识的张之洞，发觉王朝兴衰的两个支撑点，一个是政治改革的到位与成效，一个是对交流学习的重视程度，而二者的关系，是有一个强大的政治背景作為国家图强改革的总后臺，又上下齐心，在肯定本民族的发展优势的同时，放眼世界，看到自己与并行的诸多国家民族之间的差距，从而扬长避短，积极吸收外国的一些先进思想与文化，乃至政治改革经验，又根据本国具体国情做一些具体变革。“内篇
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正对国运衰微，国人彷徨的局面，张之洞以内篇作為一面镜子，让国人看清自己是中国人，是由本民族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一个民族，是有著自己独特的民族性格和知识系统的国家。又正对保守一派盲目排外，国朝上下学风低迷，沉醉於“天朝上国”的美梦之中的局面，做外篇十五，提出一些打开窗户看世界的建议，让一些在积贫积弱中恐慌而又不知所為的人，指明了方向，让整个衰败的局面有所转机。
“学堂建，特科设，海内志士发奋扼腕，於是图救时者言心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於一。旧者因噎废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又非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则旧者愈病新，新者愈厌旧，交相為愈，而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眾心，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敌既至，无与战，敌未至，无与安。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洲之内矣。”这是一段揭露当时国政岌岌可危，图强改革势在必行，而有新旧两派偏执只说，导致民心皇皇，不知所归。张之洞很清醒的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两种舆论的导向不同，產生的结果也不同，然而新旧两派各有弊端，如果事态发展到偏向具体的哪一方，将来必遭大乱。如此张之洞的《劝学篇》的问世正是一面理性的旗帜插在了华夏之岗，使在这时候彷徨的中国舆论界树立了一个崭新的
参照体系。无论是针砭时弊，还是推陈出新，张之洞《劝学篇》比较全面的总结提出了一个在当时与国情相一致的改革方案，受到了包括慈喜在内和中国知识分子的欢迎，有很多方案的实行，比如派送留洋学生、开设译馆等，都使当时中国的风气焕然一新，张之洞的很多建议，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当时的被动局面。
内篇分同心、教忠、明纲、知类、宗经、正权、循序、守约、去毒九篇。明确了我民族的历史传统，即儒家思想文化对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期指导，其中的伦理纲常对中国传统道德秩序的建立和维护所起的重要作用都做了深刻的阐述。
内篇第一為同心。其中开篇便呼吁：匹夫虽贱，必有所济，用一个儒者的口气说明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接著又是对儒家文化的历史脉络做了一个扼要的叙述，仿若一部学术简史。在此过程中他一面讲述历代儒家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状况，又从侧面突出了儒家思想对一个朝代的学术乃至政治的深刻影响和积极作用。但此篇中最重要的部分不是阐述了儒家学术的历史作用，而是提出的“同心”的含义：“保国、保教、保种合為一心，是谓同心。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种何以存？有智则存，智者教之谓也，教何以行？有力则行，力者兵之谓也”。揭示了一国政治与其治国新思想指导和民族兴亡的利害关系，接著又举了土耳其為保存回教而经历数次苦战，耶穌天主教士借助兵力向世界散播基督教
的例子，又观中国汉唐时期宗尚儒术，以教為政，清朝又尊孔崇孟，以儒家思想作為一国的指导思想，说明了一国的指导思想对一个民族不仅是思想引导这麼简单，而更重要的是保存一个民族的特殊性，使一个民族有一个共同的文化和思想认同，能够激发民族团结，上下一心，这样才能是一个国家立於不败之地。但如果反之，一个国家如果被瓜分而亡，一个民族的灵魂又将何去何从？不仅“五经四子，弃之若土且；儒冠儒服，无望於仕进。巧黠者充牧师，充刚巴度，充大写。椎櫓者谨纳身税，供兵匠隶役而已。”一个国家如果灭亡，那麼这个国家本来靠知识技术来寻求出路的知识分子和能工巧匠只能是沦為附庸，而那些本国指导思想却被外侵思想所吞噬，到那个时候我们国家还谈什麼四书五经，还谈什麼三纲五常？一个民族灭亡，那麼因这个民族的伴随所生的一切都将灭亡，留下的只是為他民族所利用的工具而已??“今日时局，惟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為第一义。”张之洞认為眼下时刻，是要在清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君臣齐心，救国图强才是首要的，“皮之不存，毛将安傅？”所以国泰则民安。
第二篇是对清政府的种种肯定，通过将清朝与以前历朝相比较，清政府的诸多抚民安国之举。国家的收入自古以来是取之於民，所以一国执政者对百姓的体恤首先体现在税收赋役上，自秦以来，税收经过秦丁口之法，汉算緡之法，隋
唐确立租庸调制，宋初有食盐钱，中唐北宋又有青苗赋役之法，明万历一条鞭法，总之清朝以前税收赋役都是有增无减。“至我朝康熙五十二年，奉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之旨；雍正四年，定丁银并入钱粮之制；乾隆二十七年，停编审之法，於是历代苛政，一朝豁除。”可见清政府的税收改革的里程碑意义。又又顺治免除明朝三餉，减免江南一些地方的地丁银和漕粮，甚至普免天下钱粮；在一些灾荒之年，政府不惜散尽库银，救灾民与水生火热之中；国家的一些工程建设，在以前都是百姓无偿服役，到清政府确是有偿发放工资，以前几朝都是重农抑商，对商贾不仅不支持，反而刁难，但清政府却是支持商业活动，官商买卖公平，不欺诈、不威逼；对历朝边疆地区的进贡也是减之又减，不劳民伤财；对皇帝的出游也有很多限制，不像以前几朝皇帝那样奢侈无度；对军队建设有一个很大的进步，对军人的选拔和待遇比以前更加人性化；对朝廷的征发之权又有所收敛，力求有偿又有度；国家的刑法也是进行了一系列取舍，废除那些十分严酷的刑律，奖罚制度更加分明合理，判案也更加慎重；对历朝都不重视的人口跨国贩卖行為也严加查管；对国家发动的战争也始终站在争议的一方，不欺凌邻国，也不允许别国侵犯自家领土；对知识分子也足够重视，重视士人的选拔和任用以及待遇的改善；对皇室外戚的管理也进一步改善；对官员的提拔任职加爵制度也更加合理完善??张之洞将清政府的免
税、薄赋、宽民、救灾、惠工、恤商、减贡、戒侈、恤军、行权、慎刑、覆远、戢兵、重士、修法、劝忠等功绩一一列举，目的只有一个，便是题目所云“教忠”，是使百姓肯定现在的清政府，清政府虽為“异族”，但对国家治理也是兢兢业业，不敢含糊，在国家兴亡受到巨大挑战的时刻，主要问题不是国内不同种族之间的分歧，而是国与国之间的民族矛盾。所以张之洞劝说世人要忠於清政府，齐心迎战外敌。
第三篇是“明纲”，开篇就言“君為臣纲，父為子纲，夫為妻纲”。引经据典的介绍了我民族以前特殊的伦理体制，其中他引了这麼一段：“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礼记．大传》”，然后他又说：“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议，圣人所以為圣人，中国所以為中国，实在於此。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这是一段精彩的辩驳，首先是对我民族伦理纲常制度的一个历史肯定，中国之所以為中国，就是因為有这些特殊的道德秩序在历史数千年的维护形成的，又把这些和外国的行政学说向比较，中国三纲和外国的民主、民权、民生格格不入。后面又是一段深入实际的调查分析结果，不论两者如何格格不入，但有的却是一致的，比如对近亲结婚的反对，对一些违背伦理的行為的谴责等，至於外国一夫一妻制，自由婚姻等，张
之洞也认為是外国固有的夫妇之伦。对国家的礼仪制度，各国也是大同小异，所以我国的三纲五常存在也是十分合理的。
第四篇“知类”更进一步的為我民族存在的合理性和种族的平等性做了系统阐述。自古就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之说，说明种族既有其特殊性，又有其群体性。张之洞简要介绍了世界上的几大人种和地理分布情况，以及他们的生活习俗、民族性格等，又介绍了对种族的不平等待遇情况。可见张之洞学识渊博，对各国风俗和国情有深入了解，又有很高的远见。种族平等观，种族之间的互亲互爱等都在张之洞的身上体现了出来。
第五篇“宗经”篇，是一部中国学术简史，从“衰周之际道术分裂，诸子蜂起，判為九流十家”开始讲起，介绍了诸子要义又从中突出了原典的核心作用以及儒家思想的中心价值。又介绍了学术的继承、规范状况，如果不是精心阅览群书，肯定不会写出如此简而精的学术史，可见张之洞的学术层次之高。
第六篇“正权”篇，具体指出了外国的体制於中国不相符合的方面。揭露了外国民权体制的黑暗面，有很多不完善之处。又面对国内“华商素鲜巨资，华民有无远志”的现实，批驳在我国兴民权的不现实。对在国内开公司、开工厂的呼声，更是不太现实，华商克扣工资、仿假制冒等等陋习，在
华大力开设公司工厂，智慧让整个国内市场秩序更加混乱。对废除官权在民间开设学堂的建议，张之洞担心的不是没有资金地皮，而是担心学堂培养和官员选举不想联系而没有人肯来学堂学习。对练兵抵御外国的想法，张之洞更是无奈，以当时的国力与技术，既没有资金，有没有师资，是“巧妇难為无米之炊”！他看到外国民权平等下的种种弊端，又面对国内改革的阵阵呼声，他的想法是在国内现有的条件下，积极发展地方军事力量，為国家所用，至於外国议院，他肯定了我故的民权是有问题的，但是“民权不可僭，公议不可无”，中国现行的中央行政体制中已经包含的，只不过形式不同而已。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张之洞，以大局為重，以冷静的头脑面对当时国内的种种议论，并向大家分析了目前的形势，提主一个比较可行的举措，具有前瞻性意义。
第七篇“循序”，借上篇所言种种言论，提出在进行改革需要有一个审视自身和寻求出路的一个过程，他认為学习西方知识技术的前提是对本国的知识技术有一个比较深层次的了解，才能够有一个更有效的取舍方法，使变革更加有效，又推崇儒学对改造社会风气等的积极作用，认為当今学者应该先参透本国要旨，才能有本，对西方的知识技术要有一个冷静的认识，不能盲目的借用和盲目的排斥。先需固本，方能求末。
第八篇“守约”，正如张之洞所说：“喜新者甘，好古者
苦，欲存中学，宜治要而约取也”。面临中国学术界的西学狂潮，张之洞认為应该是在审视中国传统学术的前提下，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对内对外都是如此，紧接著又拟出一条比较折中而又合适的教育大纲，但总的体系依旧是遵循中学。其中首先列出的便是经学，他认為治经学有七端，曰要旨、图表、会通，解纷、闕疑、流别，这七个方面便是学习经学的几个重要方面；然后是史学，对於史学，他认為又两大重点，一是事实，一是典制，正好抓住史学要害；对於诸子的学习，要懂得取舍；学习理学，需看学案；对词章的学习，应注重实用，不被文人玩弄；政治书要注重实效日期要贴近现实；地理考察之学要有利於现实之所用，放眼世界，不拘泥於国内地理沿革的研究；算学应该把它当作一门工具附著在各自的事业之中；小学但通大旨大例便可，除此之外，每一门学科，他都根据知识层次推荐了很多数目，完备是在惊叹不已，之前看过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又被这一篇所折服，实不愧是一代文化巨匠!他注重学问的实用性和时效性，因此在当时很受学界鼓舞。
内篇最后是“去毒”。鸦片的输入，不仅使白银大量外流，军队战斗力大大减弱，更重要的是毒害了中国人是精神意志，使整个中国浑然没有了站起来了勇气，张之洞将之与发洪水猛兽相比较，然“洪水之害不过九载，猛兽之害不出殷都，洋烟之害流毒百年，蔓延二十二省，受其害者数十万
万人，以后浸淫尚未有艾。废人才，弱兵气，耗财力”。张之洞认為危害最深的，是废害文武之才。国家屡屡禁止，但成效甚微，许多知识分子目光狭隘，局限竟到了一灯一榻的地步！唯有兴学，才是戒烟的良药，只有让这些目光短浅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打开窗户，看到自己与其他国家的差距所在，才能激起斗志，发愤图强，不再沉迷於烟雾之中。
读完《劝学篇》内篇，有一个感慨，张之洞作為一个具有封疆大吏和学术权威双重身份的人，在国家发难之际，不仅具有和此时的同身份的人所没有的冷静，最大的原因是他渊博的学识，不仅精通中学，而且通晓西学，对国内各种形势看的清醒，处理也很睿智，在当时很大程度上稳定了局势稳定，使整个混乱局面得到遏制，不愧為一代将帅。
外篇第一“益智”，正面抨击了当时社会上存在的麻木现象，对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盲目的持排斥态度，满足於当今浮华之态，而失去了进取之心，从而使“智者益智，愚者益愚”，张之洞也看到国内一些开明之士已经有进步之举，但未有恒心，不能坚持下去。“林文忠尝译《四洲志》、《万国史略》矣，然任事而不终。曾文正尝遣学生出洋矣，然造端而不寿。李文忠创同文馆，遣驻使，编西学各书矣，然孤立而无助”。整个朝野没有一个核心力量去支持这些开明之士，天下百姓更是墙头之草，在其《愚民辨》中，揭示了中国落后的思想认识不是由帝王所造成的，帝王更多时候是广
开民智，张之洞认為去除国人之愚又二，一是去妄，一是去苟，要把固陋虚骄、侥幸怠惰的陋习两大弊病去除，才能开啟国人智慧之门。
外篇第二“游学”，是建议国家遣送学生出洋考察，扩展视野。“出洋一年胜於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於中国学堂三年”张之洞看到出外实践学习的作用，又遥想赵武灵王微服游秦，汉光武学於长安，昭烈周旋於郑康成。陈元方，明孙承宗未达之先周历边塞，袁崇焕為京官之日潜到辽东，再看今朝日本的伊藤、山县、榎本、陆奥等人都是二十年前出洋的学生，看到日本受到西洋各国的胁逼，而欲发奋赶超，到欧洲各国游历学习，回国后进行改革，最终走上强国之路，小小日本竟能由此决心，我堂堂中国為何不能？接著对於派遣国，张之洞认為西洋不如东洋，而且又三个好处，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於中文，易通晓。张之洞借鉴邻国日本凭借这种手段获得巨大成功，对我国的“取经”之路也有很大期望。
外篇第三“设学”，是张之洞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即改建学堂和改革学科内容。“各省、各道、各府各州县皆宜有学，京师、省会為大学堂，道府為中学堂，州县為小学堂，中小学以备升入大学堂之选，府县有人文盛物力充者，府能设大学，县能设中学尤善。小学堂习四书，通中国地理、中国史事之大略，算数、绘图、格致之粗浅者。中学堂各事
较小学堂加深，而益以习五经，习《通鉴》，习政治之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大学堂又加深、加博焉”。这是张之洞一个十分完善和系统化的教育构想，成為了后来的我国教育阶段划分的主要依据之一。对於教育基础设施建设遇到的资金问题，张之洞的建议是将明代遗留至今的书院改造一番即可，即可以征用书院的先生做教师，又可以解决书本等一系列问题，又建议将一个地方70%的寺院等宗教场所改成教育机构。对於学堂建制的拟定，张之洞言“其学堂之法约有五要：一曰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等旧学和西政、西艺、西史等新学，以旧学為体，新学為用），一曰政、艺兼学（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等西政和算绘矿医、声光化电等西艺），一曰宜教少年，一曰不课时文（对一些新学科目主张在家自学），一曰不令争利（学校不收学堂教育费用），一曰师不苛求（采取教育反哺的方法补充教师紧缺问题）”。种种构想在当时正是迫切需要的，且不说能实行与否
，这些先进的构想说明了在当时我国的眼光斌不是停滞的，而是不断向前看的。
第四篇“学制”，又接上篇更深一步的介绍了他的教学体制。通过对外国学堂的借鉴，根据教育层次划分為小学、中学、大学三个层次，逐渐深入，又逐渐精专。“小学堂之书较浅，事较少，如天文、地质、绘图、算学、格致、方言、
体操之类，具体而微。中学堂书较深，事较多，方言则兼各国，算学则讲代数、对数，於是化学、医术、政治以次而及，餘事仿此。大学堂又加焉”。对於书本的编写，则由“师儒纂之，学部定之，颁於国中，数年之后或应增减订正，则随时修改之”。办学费用则是“皆出地方绅富之捐集，而国家略发官款以补助之”。对教育费用的收取，则是“每人月需纳金若干，以為饮食束脩之费，贫家少纳，富家多纳”。总之，这样近乎完美的设想，又三个好处：“出资来学则不惰，志不在利则无争，官不多费则学广”。
第五篇“广译”，顾名思义，就是广泛的开展对外国文化传播媒介的翻译活动，使国人不仅能够了解国外文化，更能了解世界实事。张之洞看到现阶段外国教师不仅巨资难聘，效果亦是甚微，对国内学子有百害而无一益。具体是由於语言不通和对内容的粗俗学习而导致的诸多问题。所以张之洞主张“广译”，具体说来又三条途径：“一，各省多设译书局。一，出使大臣访其国之要书而选译之。一，上海有力书贾、好事文人，广译西书出售，销流必广，主人得其名，天下得其用矣”.深谋远虑的张之洞看到对外国文化的直接接触对了解外国国情的有效性，不仅能够丰富国人视野，又能為国家开设一片世界性视野，何乐不為？
第六篇“阅报”，开头引用李翰称《通典》的一句话：“不出户，知天下。罕更事，知世变。未从政，达民情”。在张
之洞看来，这句话不仅能够形容《通典》，又能形容当今世界的报纸等传统传媒。外国报馆林立，既有宣国是的官报，又有达民情的民报，对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有涵盖，张之洞叹之曰：“是以一国之内如一家，五洲之人如面语”。阅报不仅能缩小中国与世界的差异，而且能够及时了解当今世界的风云变幻和各国事态万象。中国也有这样一批具有远大眼光的人，比如林则徐、严复等，但在各地设立的报馆所刊登的内容多是一些“市井猥屑之事於洋报采摭甚略，亦无要语”。所以在当时报纸的重要作用还没有显现出来。国内士人也是闭目塞听，不闻外事。而张之洞看到报纸所承载的重要信息，他说国人看报的目的是“博文次也，知病上也”，他建议国人阅报的最主要目的不是广开知识视野，扩展眼界，而是将报纸看做一面面镜子，从中看到自己的诸多缺劣，并及时改正。“昔齐桓公不自知其有疾而死，秦以不闻其过而亡”，张之洞以前车之鉴，警戒国人如果再这样麻木下去，结果必然会导致亡国。
第七篇“变法”。“变法者，朝廷之事也，何為而与士民言？曰：不然。法之变与不变，操之於国家之权，而实成於士民之心志议论”。张之洞的首句即向读者们做了一个解释，阐明了国与民即皮与毛的关系。看到当时许多官员模仿西方，创办了一些民用或军用的企业，开设同文馆等一些文化產业，但这些都是些皮毛，要真正改变，必须要在政治体制
上做一番变革，才能完全改善时局。接著，他又具体拿出了他的理论依据：“穷则变，变通尽利，变通趣时，损益之道与时道偕行《易》之义也。器非求旧惟新，《尚书》义也。学在四夷，《春秋》传义也。五帝不沿乐，三王不袭礼，《礼》义也温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师，择善而从，《论语》义也。时惜之宜，《中庸》义也。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孟子》义也”，再看看历史上的变革例子，封建变郡县，辟举变科目，府兵变招募，车战变步骑，租庸调变两税，归餘变活闰，篆籀变楷隶，竹帛变雕版，籩豆变陶器，粟布变银钱，赵武灵王变法习骑射，赵边以安；北魏孝文帝变法尚文明，魏国以治。再看看本朝，许多诊治的局部变革都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他说当今排斥变法的又三类人，一类是泥古迂腐之人，一类是苟安与世的官吏，还有一类是苟求之淡士。近几年学习西方的技术但而能取得成效的人也有，但他们的原因张之洞认為又四点：“人顾其私，故止也；一，爱惜经费，故左支右絀而不能精，船政是也，此时之病，非法之病也；朝无定论，故旋做旋輟而无成效，学生出洋，京员游历是也。次浮言之病也，非法之病也。一，又器无人，未学工师而购机，未学舰将而购舰，海军、各制造局是也”。张之洞十分明晰的看到了变法的必要性，所以句句在理，让举国上下都看到变法的功效。
第七篇“变科举”，科举自隋以来一直是中央选拔人才
的主要途径，到了晚清这个危难关头，已是弊端凸显，具体说来，一是所考的内容不切实际应用，这是些修身养心的学说，不為当世所用，所以选拔的官员不能很好的起到作用，再一个就是所学专於古而不通今，未免过时，又是专门精习中学，不闻西学，在当时中国已经被卷入世界潮流，这种陈旧的选举人才的方式十分不合理。虽然在当时又特科的开设，，一些学堂之中也演习洋务，但最终都是不為国家所用，难成气候，真正的人才培养出来后不能為国家效力，而是思谋生路。所以这样的小打小闹只能局部的起到成效，但对於整个国家来说，看不到眼前的形势，按照以前的科举内容和形式来选拔人才，已经完全不能适应时局了。“故救时必自变法始，变法必自变科举始”。如果变科举就不读四书五经了吗？不，所谓变科举是将现有的一些不合时宜的部分加以改造即可。张之洞具体设想将考试选拔改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的内容，以中国史事、本朝政治论五道按照10%的名额录取，录取者参加第二场。第二场的考试内容以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军事、财政等内容為主，按30%的份额录取，录取者参加第三场考试，第三场考试内容又侧重对四书五经的考察，这样选取的人才，即通晓外国知识，又专精於中学，使那时候真正的复合型人才。张之洞的选材思路是“首场先取博学，二场於博学中求通才，三场於通才中求纯正，先博后约，先粗后精，既无迂暗庸陋之才，亦无
偏驳狂妄之弊，三场各有取意，较之偏重首场所得多矣”。对於以前对文艺的考察和对字体的规范，应当坚决舍弃。
第九篇“农工商学”，开篇一语引《韩诗外传》曰：“石田千里，谓之无地；愚民百万，谓之无民”。可见农工商三个行业对於一个国家的兴盛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张之洞劝农学，是将传统的农业与化学向结合，使农作物的养分得到充足的吸收，从而提高农作物產量。所以对农业的学习研究应该作為一个重要的内容添加到学习内容之中，以弥补这一方面的空白，这也是我过传统农业向近现代有机农业转变的最早溯源。中国的对外农业品出口中，茶叶、棉、麻和丝绸所占比重较大，因此对这些作物的培植一定要利用科学的方法，不断更新品种，以提高这些优势农副產品的质量，在世界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对工学，张之洞说：“工者农商之枢纽也，内兴农利，外增商业，皆非工不為功”。面对国内没有掌握先进技术的工匠的局面，张之洞建议派送一批学徒到外国工厂学习，学成之后教授国人先进的生產技术和经验。对於商业，他认為最重要的是要精通工艺，讲求工与商的相辅相成，不仅如此，还要精通商业行规和法律，还要不依赖别人，自己能够运作，除此之外，还要游历各国，看看外国的商品和商业发展运作状况，学习他们的经商之道。“农工商三事互相表里，互相鉤贯，农瘠则病工，工钝则病商，工商聋瞥则病农，三者交病，不可為国也”。
第十篇“兵学”，开篇即言“兵必须学”。从古至今很多军事家都强调对官兵的军事理论培养教育，而不是仅仅注重对身体素质的训练。《汉书》艺文志中就已经将兵家分為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类，西方的斌兵学里除了阴阳以外都有涉及：枪炮、铁路、雷电、炮臺、豪垒、桥道是属於技巧一类的；地图测算属於形势一类；攻守谋略属於谋略一类。按照欧西方的兵制，步兵分為步队、马队、炮队、工队和輜重队，各个兵种都有其专门的职能和攻略，在战斗中都有不同的进攻方式。“一、未战先绘图。一、马队充侦探。
一、前敌有军医”这是临战之善；“一、餉厚。一、将不发餉，别有官主之。一、兵不自备，官為供备、一、阵亡者恤其家终身”，此為恤兵之善。对官兵的教导有学堂教育、操场训练和野外训练三种，对各种教导内容张之洞也有很详细的记录，不再赘述。除了步兵还有水军，对水军的训练需注重两个方面，一个是驾驶技术，一个是舰船上的管理。按照服役期的长短和不同的需要，又将兵种分為常备兵、豫备兵和后备兵，对将士的要求有二：知忠爱，厉廉耻，在军事韜略和技能上对将士也又很高的要求，所以学习西方的兵役建制对於提高我国军队的战斗力和凝聚力，有很大的帮助。
第十一篇“矿学”，张之洞说“矿学者，兼地学、化学、工程学三者而有之，其利甚博，而其事甚难”。在当时中国，对地质的勘探研究没有一个完整的机构，也没有专门的知识
体系，但工矿开发的重要性日益重要起来，所以必须及时填补这个知识空缺。当时山东山西的重要矿藏已经被侵占，各种矿业开采也是不见起色。煤炭的开采不注重地质的勘探，盲目的采挖只能是造成更多的恩身和财產损失，因此工矿学的建立迫在眉睫。在当时能源的主要动力就是煤炭產生的火力，各种交通工具和生產机器都依赖煤炭，张之洞建议将国内的煤炭开采尽量与外国合办，这样还可以学到外国的开采知识，何乐不為？
第十二篇“铁路”，被张之洞喻為农、工、商、士、兵无学之门，可见在当时兴起的新型交通运输铁路运输的巨大作用，这种快捷的交通运输工具如果在国内得到发展，必然会省去很多人力物力，张之洞还将学堂喻為心知，将铁路喻為血脉，可见铁路运输对於连通各地的各种物资、信息，暉对各地的交流產生巨大的促进作用。张之洞等人规划的北京之广州的铁路已经在建设中，张之洞想以这条铁路為总线，来拓展全国的铁路干线，构建一张铁路网，所以对铁路的重视，可以摆脱外国对中国铁路的垄断，自己自足，主动掌握交通运输的优势。
第十三篇“会通”，张之洞说：“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谓通”，意思是说对所学内容要有一个比较透彻的了解，能购举一反三，但全篇的主要意图不在此，而在於对中学和西学的融会贯通，能够在两种学术中找到一定的规律，从而有
更深的掌握，他引了很多文献来证明古人曾经也是向现在这样潜心问学，不断谋求自身的发展。他相信万变不离其宗的道理，不管是西学还是中学，都有一定的会通之处，我们不能因循守旧，脱离时代前进的步伐，要虚心向发达的国家学习，不然落后就要挨打，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一再被欺侮，像张之洞这样的一些觉醒者力唱“师夷长技以制夷”，在此，张之洞又引用了大量的古代事实，来说明这个道理。张之洞说“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十分简要的概括了两种学术的特点。
第十四篇“非弭兵”，是宣扬张之洞的和平愿望，但立誓要為中华雪耻。当时各国设立一种叫做“弭兵会” 机构，是调节各国战事，為和平做努力的机构，中国素来热爱和平，虽然当时已经战火连绵，但国人和平的愿望依旧如故，面对强国入侵，中国人始终站在正义的一方，不仅要為世界的和平作出努力，也要用斗争来捍卫国权，被迫割让的广大领土，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种种国耻，此仇不报非君子，但却要以正义的力量去战胜压迫，所以我们要努力向先进看齐，发愤图强，让国力强大起来，才不被凌辱。
最后一篇“非攻教”，从千年以前的儒墨相攻，到近代的中西宗教的难以兼容，这似乎是两个对立问题，自古无法调和。自从中国和和解的距离日益拉近，外国的基督教、伊
斯兰教相继传入中土，使整个华夏天空增添很多“神仙”，而国难当头，许多人将期望寄托在虚幻的宗教身上，从而宗教在中国成為一个恶果，除此之外外国宗教势力蔓延深入到我国内地，也助长了传教士的嚣张气焰，构成严重威胁。外国宗教势力对我国的掠夺不仅体现在精神方面，更多的是对中国财力物力资源的吞噬，面对外国狂妄的攻势，一方面国人的头脑闹需冷静，分清是非善恶，而对一些侵略性的宗教活动，要大力反对，对外国的一些骗人招数歪门邪道要严加制止。恶逞小忿而坏大事，是我等所不能為也。
正如张之洞引《易》所说：“其亡其亡，系於苞桑”，惟知亡，则知强。国难当即，张之洞发愤疾书，写下这篇恢宏的《劝学篇》，让国人看清眼前的路，唯有发愤图强，虚心借鉴，扬长避短，是我国能够在短时期内赶上世界的发展步伐，才不被外国所欺侮。从内篇中，我们就可以真真切切感受到张之洞炽热的爱国之心，从外篇也可以看到他為国家兴盛所作的种种努力。我们从张之洞的《劝学篇》中可以看到他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广播的知识，又能从中看到近代我国的种种矛盾，在看当时以张之洞等人為首的中国士人，是怎样力挽狂澜，挽救民族危亡。从《劝学篇》中，我们最多的感叹，是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里，有很多向张之洞一样的中国人，在為民族的掘起奔波著，不惜洒下热血，不惜抛下头颅，為国家兴亡，进匹夫之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