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情操论》读书笔记

社科部 兰虹

《道德情操论》是《国富论》的作者——“现代经济学之父” 亚当·斯密的作品。虽然《国富论》如雷贯耳，但是斯密的最爱却是《道德情操论》，他对此书进行了六次的修改，甚至在《国富论》首页上还着重标明了“《道德情操论》的作者”。我想，斯密的用意大概是要告诉世人——道德情操对于人类社会是相当重要的。或者，换句话说，《道德情操论》亚当·斯密的伦理学著作。这部著作阐释了道德情感的本质和道德评价的性质。斯密从人类的情感和同情心出发，讨论了善恶、美丑、正义、责任等一系列概念，对人类丰富多彩的道德情操世界作了简明扼要的说明，从而揭示了人类社会赖以维系，和谐发展的玄机。 纵览全书，有一个关键字，那就是“同情”。斯密在书中对“同情”作出了很详细的解释。

对于同情，斯密提出了两种解释，一是我们看到或是被迫轻松地看待别人，一种感受到他人痛苦的感情；二是可以用来表示对任何激情的同感。同情是人类的天性，也来源于看到他人的某种情绪。但是，与其说同情来源于对激情的观察，不如说来源于激发这种激情的境况。

“无论如何，同情能加深快乐，减轻悲伤。它通过展现满足感的另一个来源加深快乐，通过暗示当时几乎是唯一能接受的愉快感情来减轻悲伤。”（第11页）。“朋友之间的诉说可以得到同情，因而可以获得快乐。当人在悲伤时获得同情，他会得到安慰以减轻痛苦。”所以，倾听的艺术，无论是在人际交往，还是在心理治疗上，都是行之有效的。朋友之所以能值得信赖也是因为“同情”能帮助同伴疏导不良情绪，拥有平静的情绪。

简要概括斯密 “同情”的观点，同情来源于天性，并能够被特定的境况激发，作用于自己和他人，带来快乐，减轻痛苦。联系实际来理解斯密的观点，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全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都对灾区人民深表同情，这种情况下的同情是来源于人们的天性，被地震造成了巨大损失的境况所激发，于是，人们纷纷为灾区捐款捐物，到灾区做志愿者，帮助灾民重建家园，为受灾人们减轻痛苦。而同情的效用可以理解为双向的，为灾民减轻痛苦，而伸出援手的人们心中也会感到安慰与踏实。

此外，斯密在回答“为什么有人不停地最求财富和地位？”这个问题时，给出的答案是——最根本的原因是人们在追求同情。这里的同情是指赞同，认可，而非怜悯。

“赞赏甚至是仰慕富人和大人物，鄙视或至少是忽视穷人和小人物，虽然对于建立和维持等级和社会秩序是必要的，但同时也是道德情操败坏的最重要和最普遍的原因。”

事实上，贫困让穷人的内心充满羞耻感，因为他认为是因为贫穷让他被人看不起，即使偶尔注意到他，也不会同情他的痛苦和不幸。尽管默默无闻不等于被人否定，但是低下的地位很多时候都让人们得不到尊敬和认可，从而使人们变得悲观失望。穷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有人注意，他们因为贫穷而认为自己地位低下，低人一等。而那些腰缠万贯、位高名重的人却是世人关注的焦点。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是公众所喜爱关注的。所以，不停地追求财富与地位，是因为这样可以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能够得到人们的关注，继而能够得到人们的肯定与认同。

然而，财富与地位一直为人所崇拜，为了达到令人羡慕的处境，带上耀眼的光环，追求财富的人往往不择手段，放弃了通向美德的道路，但不幸的是，通向美德和财富的路有时是相反的。联系当今的社会，确实是有这样的想象发生，金融海啸的发生，食品安全危机，贪污腐败成风，都折射出背离美德而进行的追逐财富与地位的行为的严重副作用。

有一个得到比较广泛认同的说法是，亚当·斯密的道德理论的核心是同情心理论。在他看来，同情是社会的道德基础，是美德的起源，同情是人性除了利己的另一面。同情能够给人们带来相濡以沫的快乐，帮助人们纠正不良情绪。这样，旁观者能够将心比心去体谅当局者，当局者也能够力求控制自己的情绪以照顾旁观者的感受，这两种努力就能够确立两种不同的美德。旁观者带来了温文尔雅、和蔼可亲、公正无私和谦逊仁慈；当局者则造就了雍容持重、自我克制的人品，将激情纳入自尊自爱、合理恰当的轨道。

书中除了“同情”这个主要的概念以外，还有“正义”、“仁慈”、“良心”和“道德普遍准则”等比较重要的概念。

斯密认为，正义是一种可以用外力强迫，对它的违反会招致憎恨乃至惩罚的美德。与正义不同，仁慈是自由的，不应该受到武力的威逼的。“憎恨似乎是自卫的天性赋予我们的，并只能用来自卫。它是正义和清白的保证。”（第85页）

正义与仁慈是美德的组成部分。一般而言，仁慈是指一种对他人的无私关心和帮助。正义，具有正义、正当、公平、公正等意思。憎恨的对象是违背道德普遍准则的行为，而憎恨是人性中的一种天性，憎恨能够使得人们判断行为是否符合道德普遍准则，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激发正义与仁慈。

“虽然在很多特别的场合，对良心的赞同很少能使软弱的人得到满足，虽然内心中设想的公正的旁观者的论述并非总能支撑他，但良心这个原则的影响和权威在任何场合都是非常大的。只有通过与内心这个法官交流，才能看清于我们有关的事情的方方面面，才能对自己的利益和他人的利益作出适宜的权衡。”（第145页）

我们在两种情况下会考察自己的行为：一，行动前；二，行动后。但是我们的观点都很容易变得不公正。人们在行动前和行动后，对自己的行为的适宜性的判断大都是片面的。而这里的良心就是一种保持自我行为的是适宜性的控制力。

斯密认为，“对行为普遍准则的尊重，就是我们称为的责任感，是人类生活的重要准则。人类对好的品质的赞扬与推崇，以及对坏的品质的鄙视与厌恶，都是为了推进世界的秩序和人类的幸福。”

于是道德的普遍规则应运而生。道德的普遍规则因习惯性而在我们的大脑中留下来。宗教之所以能够被很多人接受，顶礼膜拜，因为宗教能够利用道德普遍准则的影响和权威，以神的名义增强其适应性与责任。我们当前所推崇的“八荣八耻”也是一种道德普遍准则。道德普遍准则能够正确地引导人们，赞扬美好的品德，推崇高尚的行为，鄙视和拒绝丑陋的行为，为营造一种合适的习惯与风尚奠定基础。

读完整本书，在亚当·斯密的引导下，我对道德这一个概念的理解增进了不少，但与此同时，我却陷入了忧虑当中。毫无疑问，在世界经济急剧变革的今天，人们发现却在追求国富的同时，长久被忽略的道德情操有着巨大影响力。但是，我们在面对改革开放三十年创造了丰硕的成果的同时，我们不难发现，在这三十年里，越来越多的问题浮出水面，如贫富之间差距拉大，贪污腐败现象增多，行业道德滑坡等等。斯密在250年前就已经大声疾呼——“一个人决不应当把自己看得比其他任何人更为重要，以致为了个人私利而伤害或损害他人。以损害他人利益来增进自己利益的不正当行为，更是天理不容的。”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里提到两只看不见的手，一只看不见的手是市场，一只看不见的手是道德。“行善犹如美化建筑物的装饰品，而不是支撑建筑物的地基，相反，正义犹如支撑整个大厦的主要支柱。如果这根柱子松动的话，那么人类社会这个雄伟而巨大的建筑必然会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人类的发展，需要不仅仅是国富，还有道德情操！

第二篇：道德情操论读书笔记

亚当·斯密的名字，只要接触过政治经济学的人都会知道，我也如此，那可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他同西方经济理论紧密相连，他的《国富论》（即《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甚至比他的名字更有影响力。然而，最近两年我才知道他还著有《道德情操论》，他在首版《国富论》的首页上写到“——《道德情操论》作者 亚当·斯密”，从中可以体味到这本书在作者心目中的地位。美国货币主义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曾说：不读《国富论》不知道应该怎样才叫“利己”，读了《道德情操论》才知道“利他”才是问心无愧的“利己”。然而，《道德情操论》被《国富论》的光芒遮住了，但是作者的墓碑上清清楚楚地刻着——《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的作者亚当·斯密长眠于此。在作者本人的心目中恐怕《道德情操论》的份量远比《国富论》重得多，因为他的一生大部分心血都倾注在《道德情操论》的修订与完善上，从1759年首版到去世，他对《道德情操论》先后进行了6次修改，而恰恰在修改的过程中完成了《国富论》。

前些天，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我得到了一本《道德情操论》，其实，现在想买到它是很件容易的事情，只不过，没有买来读罢了。但是，我还是深深地感谢赠书之人。今天，我认真地从头读起，自然觉得在追随大师的脚步，走进心灵的圣殿，去厘清崇高和卑鄙、纯洁和污秽、简单和复杂、善良与丑恶、真诚和虚伪??那清晰而又模糊的界线。

在这本书里，他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有的民族发达，有的民族落后？他解释说：自私自利是人的普遍本性，但是人还有另一种本性，就是获得社会的认可和尊重，这是独立于个人功利欲望的。他认为这种道德情操永远根植于人的心灵深处，人既要“利己”也要“利他”，唯有如此，人类才能获得永恒的延续。《道德情操论》奠定了斯密思想的“底层”基础，他的经济学说就是在这种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他看来，人天生是社会的动物，时刻生活在他人的评价之中：为了顾及他人的感受，人不得不对自己原始的激情加以节制和改造，从而产生羞耻心和荣誉感，这就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

书中的主要精神——“全社会的财富如果不能被全社会的成员共享，这个社会就是不稳定的。”被引入了中国政府工作报告“要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

当我翻开此书，第一卷《行为的适当》的第一篇“适当感”中的关于同情的阐述，让我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斯密对同情的阐述极为深刻，他说：“我们常常为别人的痛苦而痛苦，这是无需证明的实事。像人性中所有与生俱来的感情一样，这种感情绝不是专属于良善君子，尽管他们可能对此最敏感。即使一个无赖罪大恶极，无视一切社会规范，他也不会完全丧失同情心。”他还说：“要想对他人身处的境遇有所体验，我们只有设身处地地想象，因为我们无法直接了解别人的感受。只要我们自己还能置身事外，即便我们的兄弟在忍受酷刑折磨，我们也感觉不到他们的痛苦。感官从来不会也不可能超越我们自身，只有依靠想象，我们才能对他人的感受略有所知。”“我们依靠想象将自己置于他人的境遇之中，以为自己正经受这所有同样的痛苦，又仿佛进入他体内，与他合而为一，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体会到他的感受。于是，当我们全然接收了他人的痛苦并将其变为自己的痛苦时，我们终于为之所动，一想到他的感受就不由得浑身颤抖。”“正因为我们能够设身处地地想象别人的痛苦，我们才能产生与他们相似的感情。”

斯密在阐述了同情之后，书写了“相濡以沫的快乐”。

在“相濡以沫的快乐”中，斯密写道：“别人发自内心的同情总让我们无比欣慰，无论这同情从何而生；相反，无动于衷的表情则让我们失望莫名。”“当我高兴的时候，朋友的同感会锦上添花；但是当我陷入忧伤，朋友的同情如果不能雪中送炭，就可能火上浇油。然而通常情况下，同情总能另辟蹊径，增添快乐，又能温暖人心，减轻痛苦。”“与高兴的时候相比，我们在不高兴的时候更希望找个人一吐为快，此时朋友的同情也更能让我们得到安慰，如果他们无动于衷我们就更觉得委屈。”“如果我们可以和一个人肝胆相照，那么在同他交谈

时我们得到的快乐，会远胜于偿还我们目睹他的遭遇所感到的痛苦。”

斯密说：爱带来愉悦。我想说：我更爱你们。

斯密在“可敬的美德”中写道：“旁观者将心比心去体谅当事人，当事人也力求控制自己的情绪以照顾旁观者的感受，这两种努力确立了两种不同的美德。前者带来了温文尔雅、和蔼可亲、公正无私和谦逊仁慈；后者则早就了雍容持重、自我克制的人品，将激情纳入自尊自爱、合理恰当的轨道。”“无独有偶，当我们放任胸中的怒火不加任何节制的时候，那种傲慢蛮横的态度是最令人讨厌的。但是那种愤恨之中却不失宽宏大量的气度却让我们由衷钦佩。”他得出的结论是：“完美无瑕的人性，就是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就是公正无私和慈善博爱的情怀。唯有如此，人与人之间才能达到感情上的沟通与和谐，才能产生得体适度的行为。”他也实事求是地讲：“在我们决定如何对一种行为加以褒贬的时候，常常会采取两个不同的标准。首先是得体适度、完美无缺。在那些艰难的处境中，人的行为不可能达到这么高的水平，总是有可以指责之处。其次是虽不完美但有所接近，这是大多数人所能做到的。只要超过了这个标准，无论这种行为距离无可挑剔有多远，似乎都应该受到表扬，可是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就应该受到责备。”

他一再强调适度、得体和控制。记得十五年前，在聆听著名音乐教育家周荫昌教授的讲座时，他的一句话让我至今仍铭记在心：“文化就是控制”。当时的理解甚是浅窄，但我时时悟其真谛，随着阅历的丰富对这句话有了渐进的认识。以此类推，控制的程度就体现出文化的水平：正常情况下，我们制怒，既不能肆无忌惮又不能无动于衷；我们制喜，既不能得意忘形又不能麻木不仁；我们制声，既不能低声暗语又不能放声阔论；我们制技，既不能繁复虚设又不能粗制滥造；我们制步，既不能忘我疾行又不能犹豫不前??总之，最为难得的是适度。想适度、想得体，就要将所要控制之事控制的恰如其份，应时应景应人应事，此事最难为。所以，得体、适度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能做到得体、适度的人自然就不是一般人，而异于人、高于人。文化修为的高低自然一目了然，控制能力和文化水平成了正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