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问题与“看不见的手”
——《道德情操论》读书笔记
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给西方世界带来深远影响，对促进人类福利这一更大的社会目的起到了基本的作用；而它对处于转型期的我国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对处于这场变革中的每个人更深层次地了解人性和人的情感，最终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书中，亚当?斯密用同情的基本原理来阐释正义、仁慈、克己等一切道德情操产生的根源，说明道德评价的性质、原则以及各种美德的特征，并对各种道德哲学学说进行了介绍和评价，进而揭示出人类社会赖以维系、和谐发展的基础，以及人的行为应遵循的一般道德准则。
而阅读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时，不能不与他的另一本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联系起来思考。因此，著名的“亚当?斯密问题”由此产生，即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调节经济行为的是由人们从利己心理出发的竞争行为，也称作“看不见的手”，与此相反的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以人们的同情心为基础作研究。“亚当?斯密问题”的核心就在于他对于人的行为动机认识的矛盾，是利己心理与利他心理的矛盾，而且体现在《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中不同的“看不见的手”。
亚当?斯密对利己心的论述，十分强调“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一只看不见的手”这一著名短语，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各出现一次。在《道德情操论》中，他写到富人为了满足自己贪得无厌的欲望，雇用千百人来为自己劳动，“但是他们还是同穷人一起分享他们所作一切改良的成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作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这只“看不见的手”被描述为对财富的追求或获取欲。这种获取欲是从荣辱之心一类的私利出发的，是受人们的个人感情和爱好驱使的，但是，人们在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追求狭小的私人目的时，却始料未及地实现着增进人类福利的更大的社会目的。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谈到，把资本用来支持产业的人，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自己能在什么程度上促进这种利益，他所盘算的只是自己的利益，而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在这里，这只“看不见的手”是用来比喻说明竞争过程的有益后果的。而在《道德情操论》中，这只“看不见的手”却被用来说明另外的问题，即对财富的获取欲本身如何实现促进人类福利这一更大的社会目的。可见，在《道德情操论》中，这只“看不见的手”所起的作用比在《国富论》中所起的作用更为基本。
在亚当?斯密看来，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的，而在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必将促进社会繁荣。社会利益就是以个人利益为基础的。亚当?斯密的这一理论反映了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他力图以人与人之间的“经济联系”来抨击封建主义超经济强制的不合理性。同时，也正是由于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存在和发生作用，使社会经济达到“自然平衡”。因此，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亚当?斯密是一位早期控制论思想的实践者。
亚当?斯密在论述通过那只“看不见的手”达到社会经济“自然平衡”的同
时，还论述了通过那只“看不见的手”达到人类社会政治平衡的思想。亚当?斯密认为，在现实世界中，不仅存在着协调不同人的经济利益的问题，而且还存在着协调不同人的政治价值的问题。在《道德情操论》中，他首先指出，在人们可以幸福地生存的社会里，希腊式的感情——爱、友谊和感激之情占据优势；然后，他进一步考虑到在缺乏这种感情的社会是如何继续存在的？表面上他承认神的存在。他说过，对伟大宇宙体系的管理，对一切有理性和感觉生命的普遍幸福的关心，是神而不是人类的事。实际上，他是以神的存在和人们“跟神的协作，并尽其所能地促成神的意图”来论证那只“看不见的手”在政治平衡中的作用。他明确指出，人类社会即使缺乏希腊式的感情，但是通过社会法规的建立，“可以在人们相互之间缺乏爱或感情的情况下，像它存在于不同的商人中间那样，存在于不同的人中间；并且，虽然在这一社会中，没有人负有任何义务，或者一定要对别人表示感激，但是社会仍然可以根据一种一致的估价，通过完全着眼于实利的互惠行为而被维持下去。”这里，亚当?斯密通过互利的交换的现实来阐明其政治观点。他坚信在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中，也存在一只“看不见的手”。他表面上虽然承认上帝的存在，实际上却否定宗教原则是人类行为唯一的合宜动机。他说：“在人类社会这个大棋盘上每个棋子都有它自己的行动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亚当?斯密所强调的利己主义原则。而且，社会法规正是作为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具体表现，使不同利益的人得以和平共处，达到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平衡。
从以上的简要分析可以看出，“看不见的手”是一种对从利己出发的活动进行调节、从而使私利与公益协调的力量。这种力量在经济生活中表现为经济规律，在政治生活中表现为社会法规；它的作用是实现经济均衡、政治均衡。这种思想，可以说是一种早期的控制论思想和社会均衡思想。
总之，《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这两杰出著作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无论是对其学术思想体系和对人的行为动机的分析，还是对那只“看不见的手”的论述，都涉及人的本性是利己的。因此，所谓“亚当?斯密问题”实际上是由于误解其著作而产生的。那种把他看成在《道德情操论》中“研究道德世界的出发点是同情心”，在《国富论》中“研究经济世界的出发点是利己主义”的观点，不仅割裂这两部著作之间的有机联系，而且曲解了亚当?斯密的学术思想体系。
我们既然知道，在《道德情操论》中“看不见的手”是一种对从利己出发的活动进行调节、从而使私利与公益协调的力量，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这一“看不见的手”，同时要怎么发挥它的作用，从而塑造人们的道德情操？
一方面，我们要看到这只“看不见的手”和人的利己心理之间的关系。人既是独立的个体，又是社会的一员。所以，在每个人的内心中，往往会为自己着想，但从本能出发又会关注身边的事物。可以这样说，如果要把人的行为理解为人的利己心理驱动，那么利己心理中使自己心灵满足的部分，也包括别人的幸福。其实，按我的理解看来，利己心理与同情心并不矛盾，因为利己包括物质上和精神上的，以同情而实现的道德情操，就正是利己心理的一种体现。
另一方面，要让“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使私利与公益协调，还要做到一下的一些做法。第一，调动大众的精神需求。人们生活往往是有所需求的，这正是私利的表现。可是，如果能把人们的精神需求的地位逐渐提升，那对于实现人们的同情心和利他心理有着直接作用。第二，使公益真正造福于大多数人。无论如何努力地使私利与公益协调，个人利益与公益总会有矛盾的时候。然而，只要我们能够让大多数人享受到公益的好处，个人利益与公益的矛盾就得到很大程度
上的解决。第三，尽量减少人们出让私利的代价。即使在个人利益与公益的矛盾得到很大程度上的解决的时候，人们也往往对出让私利抵触。所以，如果我们完善社会的补偿机制，让损失个人利益的人后果不至于太差，那人们才可能为社会奉献自己。
总的来说，我认为，“亚当?斯密问题”得不到解决，其根源在于我们没有完全理解利己心理的本质和内容。人是个体，又是社会成员，所以利己心理尽管在人的行为上占主导地位，但不是绝对的支配。因此，人的行为不全是利己的，有时也会表现出利他的因素。而且，个人私利也包括物质上和精神上的，而在精神层面人们往往追求的是个人与社会利益的统一。所以，在《道德情操论》里面“看不见的手”，是解决“亚当?斯密问题”的一把关键钥匙，这一切的根本，就在于个人与社会的协调。
第二篇：国富论读书笔记
《国富论》读书笔记
其实在初中的时候就读过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只可惜当时只是随便的看看，因为实在是看不懂，就不了了之了，重新拿起本书，我不得不承认，名著真的很深奥，不过总算不会像以前那样，直接弃之不顾。 《国富论》是苏格兰经济学家、哲学家亚当·斯密的一本经济学专著。这本专著的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这本专著的第一个 中文译本是翻译家严复的《原富》。因为一直没有找 到严复的书，我看的是简本，但总体应该相差不多。
《国富论》主要研究促进或妨碍国民财富发展的原因，论证资本主义制度比封建制度更能促进财富的生产。它的中心思想是基于人性论和自利心的自由放任思想，也就是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私密认为经济自由是“自然秩序”即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要求，最符合人们利己的本性，让每个人都自由地追求个人利益，就能够最好地实现社会的利益。所以，他强烈反对重商主义政策，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主张充分实现经济自由，即实现自由经营、自由贸易和自由竞
争。这实际上反映了处在工业革命初期的产业资本阶级的要求，即清除一切束缚资本主义发展的封建残余和重商主义政策，从而完全确立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
因为我在这方面涉及的太少，也只能看的懂其一点皮毛，看的最明白的算是第四章的“论货币的起源及其效用”了。斯密在价值学说方面的贡献主要有：最先明确地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阐明了劳动是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并用生产中耗费的劳动时间决定价值，还说明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区别和联系，区分了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认识到市场价格围绕自然价格上下波动是一种规律性的运动。这样，就为劳动价值论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但是，他同时声称：用耗费劳动来决定价值，只适用于社会原始状态；自从分工确立，人们生活所必需的用品大部分靠别人的劳动来提供，这时商品的交换价值便由在交换中能够购买到的或能够支配的他人的劳动来决定，而且认为，自从土地私有和资本积累以来，购买到的劳动除包括工资外，还要提供地租和利润，这样，商品的价值最终必由工资、地租和利润这三个部分构成。在他看来，这三个部分不仅是一切收入的原始源泉，也是一切交换价值的三个原始源泉。这样一来，
他便脱离了劳动价值论而转到生产费用论，即把地租、利润和工资作为构成价值的生产费用，这不仅掩盖了资本注意剥削，而且把商品价值中相当于不变资本部分的价值丢掉了。这种用三种收入说明商品价值的观点，也就是所谓的“私密的教条”，后来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长期成为最流行的价值学说之一。
读书笔记之一：《国富论》 2007-11-06 12:31:37| 分类： 学术讨论 | 标签： |字号大中小 订阅
------------亚当.斯密 读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本巨著已经快一个月了，由于忙一些乱七八糟跟学习无关的事，拖到现在才静下心来完成国富论的读书笔记。国富论是一本名著，名著往往都是很深奥的，我读了大致两遍，感觉现在仍然有很多地方读的不是很明白。由于一开始没找到合适的原著，所以我读的是简本，但是基本保留了原著的主要内容。不管怎么说，毕竟把这本很早以前就想拜读的名著读完了，成就感还是有点的，现在
在这里把读书笔记贴出来，跟大家共勉。
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之一。《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是他的代表作。在这本名著里，斯密缔造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概括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它的形成阶段的理论成就，最先系统地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的各个主要学说，对资产阶级政治经
济学的形成和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亚当.斯密出生于苏格兰的克科第的一个海关官员的家庭，14岁考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数学和哲学，17岁时转入牛津大学。毕业后于1748年到爱丁堡大学讲授修辞学和文学。1751年返回格拉斯哥大学讲授逻辑学，第二年担任道德哲学讲座。他讲的道德哲学包括四个部分：神学、伦理学、法学和政治学。他关于伦理学的讲义后来经过修订，在1759年作为《道德情操论》出版，使他赢得了声誉。他关于法学和政治学的讲义，其中包括了贸易、价格、税收等财政经济问题，表明他在这个时期已经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斯密在格拉斯哥一直居住到1764年，这使他有可能长期实地考察这个苏格兰工业中心的经济生活。斯密曾积极参加当地的社会活动，特别是参加当地的经济学会活动，并和万能蒸汽机的发明者瓦特认识，曾经支持瓦特改进蒸汽机的实验活动。1764年斯密辞退了大学教授的职务，担任布克莱公爵的私人教师。并陪公爵到欧洲大陆旅行。在巴黎，他认识了法国启蒙学派代表人物伏尔泰，重农学派主要代表魁奈和杜尔阁等名流，这对他的经济学说的形成有很大影响。1767年他辞去私人教师的职务，返回家乡专心致力于《国富论》的写作。经过十年的刻苦努力，终于在1776年完成了这部巨著。《国富论》的出版受到了英国资产阶级的热烈欢迎和赞扬，因为他给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斯密成了当时英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不少议员在国会辩论时曾引用《国富论》的观点做论据，甚至连当时英国首相皮特也自称是斯密的学生。1778年斯密接任爱丁堡海关专员，1787年底一度任格拉斯哥大学校长，但在经济理论上没有新成
就。
《国富论》主要研究促进或妨碍国民财富发展的原因，论证资本主义制度比封建制度更能促进财富的生产。它的中心思想是基于人性论和自利心的自由放任思想，也就是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私密认为经济自由是“自然秩序”即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要求，最符合人们利己的本性，让每个人都自由地追求个人利益，就能够最好地实现社会的利益。所以，他强烈反对重商主义政策，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主张充分实现经济自由，即实现自由经营、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这实际上反映了处在工业革命初期的产业资本阶级的要求，即清除一切束缚资本主义发展的封建残余和重商主义政策，从而完全确立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 《国富论》全书共分五篇，最先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斯密认为增加财富的具体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加强劳动分工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二是增加资本积累，从而增加从事生产的劳动者的人数。从这种观点出发，《国富论》的第一篇研究劳动生产率增进的原因以及产品在社会各个阶级之间分配的顺序。首先说明分工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国民财富，进而论述了分工的原因，但错把交换看成分工的起因，于是按着分析交换，认为人们天生有互通有无的倾向，并考察了分工和交换的相互关系。由于交换必须借助货币这个媒介才能顺利进行，因此跟着便阐述了货币的起源和机能。由商品货币交换又引出了价格和价值问题，于是考察衡量价值的尺度和价格的构成和变动。又因为斯密断言工资、利
润和地租是价格的三个构成部分，所以随后便研究工资、利润、地租的性质及其变动规律。
第二篇研究资本的性质、构成、积累和用途。在这里最先明确地说明了资本的构成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论述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别，资本的各种形态即借贷资本、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之间的
区别。第一二篇包括了斯密所建立的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
第三篇考察了从罗马帝国崩溃到18世纪后期的经济发展史，研究了国家的经济政策对财富生产发展
的作用。从历史的角度，论证了只有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才有利于分工和国民财富的发展。
第四篇轮政治经济学体系，考察不正确的政策主学说怎样妨碍了国民财富的增长。在这里着重批判了重商主义政策，也评论了重农学派的一些观点，实际上是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进一步论述了采取自由
放任政策的必要性。
第五篇轮君主或国家的收入，研究的是国家财政收支对国民财富发展的影响。在这里强调必须采取合
理的财政制度，使国家的收入超过支出，促进资本积累，才能增进国民财富。
《国富论》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了许多方面的经济理论，但是对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来说，最重要的贡献还在于斯密说论述的劳动价值论和三个阶级三种收入的学说。应当指出，斯密的研究方法是两重的，有时他能深入考察经济显现的内部联系，有时候则停留在经济现象的表面，并且按照资本家的日常经验来加以解释，所以他的经济学说往往既有科学成分又有错误的东西。在研究斯密的《国富论》时，不能忽视
这个特点。
斯密在价值学说方面的贡献主要有：最先明确地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阐明了劳动是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并用生产中耗费的劳动时间决定价值，还说明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区别和联系，区分了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认识到市场价格围绕自然价格上下波动是一种规律性的运动。这样，就为劳动价值论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但是，他同时声称：用耗费劳动来决定价值，只适用于社会原始状态；自从分工确立，人们生活所必需的用品大部分靠别人的劳动来提供，这时商品的交换价值便由在交换中能够购买到的或能够支配的他人的劳动来决定，而且认为，自从土地私有和资本积累以来，购买到的劳动除包括工资外，还要提供地租和利润，这样，商品的价值最终必由工资、地租和利润这三个部分构成。在他看来，这三个部分不仅是一切收入的原始源泉，也是一切交换价值的三个原始源泉。这样一来，他便脱离了劳动价值论而转到生产费用论，即把地租、利润和工资作为构成价值的生产费用，这不仅掩盖了资本注意剥削，而且把商品价值中相当于不变资本部分的价值丢掉了。这种用三种收入说明商品价值的观点，也就是所谓
的“私密的教条”，后来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长期成为最流行的价值学说之一。
斯密在分配理论方面的主要贡献，是最先明确地把资本主义社会划分为三大阶级：即地主阶级、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并且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考察了三大阶级的三种收入：地租、利润和工资。根据价值由生产中耗费的劳动决定的原理，他认为地租和利润都不过是对工人的劳动加到原材料价值上的追加量的一种扣除。他正确地看到，一旦资本在一些人手中积累起来，“工人加到材料上的价值，这时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支付工人的工资，令一部分支付企业主的利润，作为他预付工资和加工材料的资本总额的报酬。在
这里，他实际上已经接触到剩余价值的来源问题，只不过还把他混同于利润。
斯密对工资、利润和地租的看法也是两重的。他一方面认为工资是劳动者用来维持生存的养活一家人的劳动收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只是工人所创造的劳动生产物的一部分；令一方面他又断言工资是”劳动的价格“，似乎工人得到工资也就得到了他劳动的全部报酬，并未受到资本家的剥削。他一方面认为利润和地租都是对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的一种扣除实际上看到他们来源于劳动、来源于剩余价值；令一方面，他又断言利润是”资本的自然报酬“，地租是”土地的自然报酬“，他是是价值的”原始源泉“，是构成价值的生产费用，从而把利润和地租的存在说成是”合理的“和“自然的”。他甚至声称，利润是维持资本家的生活所必需的收入，是资本家的生活资料的“正当资源”，如果资本家出售商品所得，除了用以补偿他的资本所必需的数额以外，不能多得一个余额，“他就不会有兴趣雇用这些工人了；同样如果他的利润不同所使用的资本的量成一定的比例，他就不会有兴趣使用较大的资本来代替较小的资本”。显然，这就完全离开了原来的正确
的观点。
在《国富论》里，除了上面谈到的经济学说之外，斯密关于分工、交换和货币的学说，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学说，关于社会再生产学说以及基于“国际分工”的自由贸易学说，都有深远的影响。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影响最大的主要是他所鼓吹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斯密曾经宣称，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受着“一直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追求个人利益，并从而促进社会的利益。这只“看不见的手”，其实不过是受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支配的资本主义竞争的自发作用。现在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梦想回到自由竞争阶段的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幻想在这利息理论时也曾利用休谟的利息理论，并在批判包括休谟的货币数量论在内的资产阶级货币理论的过程中，创立了科学的货币理论。因此，“休谟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也
还是一位值得尊重的人物”（马克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