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文化要义》有感

读完梁先生的《中国文化要义》一书，让我对中国文化有了更多一点的了解，也让我对梁漱溟先生更加的崇敬。《中国文化要义》一书深刻解析了中国的文化所包含各种要义，梁先生自言“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先生穷其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思考两个问题：自己的问题和中国的问题。

梁先生恰逢生于中国多事之秋，封建社会的没落和资产阶级革命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兴起时期，他为中国问题所困恼是当。对于民族文化的分析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比较。少年时，在感受中国问题刺激后，有曾于人生问题深有感触，反复穷究，不能自已。

在绪论中，他说到：“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的一切。文化是极其实在的东西，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接着，他讲了中国文化的七大特点：一、中国文化独自创发，慢慢形成，非从他受。二、中国文化自具特征。三、中国文化能以其自创之文化绵永其独立之民族生命。四、中国文化同化他人之力量最伟大。五、由中国文化形成之一大单位社会，占世界人口之极大数字。六、中国文化自身内部具有高度之妥当性、调和性。七、中国文化放射于四周之影响，既远且大。最后，梁先生还讲出了中国文化的十四大特征，这些特征概括了中国的文化的要义之所在。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第六章所说的以道德代宗教。

在第六章中，梁先生提到了“宗教是什么”，也详谈了“宗教在中国”，还提出了“周孔教化非宗教”的观点。作者在前面的章节中提到过中国人几乎没有宗教，而缺失的宗教就让于伦理来补充了，家庭伦理代替了宗教。家庭伦理的基础则是儒家的教化，每一个外来的宗教都被中国的文化改造同化使之符合中国家庭伦理本位制度。也就是说道德代替了宗教。由此我想到了在学校的一次课上，老师也曾提到过中国人严格来说是不信教的，而宗教也可以说是几乎没有，因为中国文化的同化力量实在是太强大。因此，梁先生和老师的观点不能不说有些共同之处。

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梁先生提到了中国文化是以道德代替宗教，并且使得以家庭为核心组织起来的社会并不像西方的团体生活和个人主义下人们讲求利益，而社会也更宽松或者说是松散而和睦。但说起宗教，我的感想是：中国信教只是为了寻求现实生活的物质上满足。例如，每当求神拜佛时大多数人求的是“升官发财””多子多福“。而西方人信教和宗教信仰是为了追求一种精神上安慰，他们更多的是对道德上的一种约束。也许这并不是正确的观点，但却是我个人对中西方宗教信仰上的一点点看法。

《中国文化要义》一书让我受益匪浅，深有感触。梁先生穷其一生，执着的追问自己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发现民族的历史。他穷其一生所探讨的问题引起了许多人的思考，也给后来的寻找答案的人带来了许多的启发，让我们感谢并铭记这位令人敬佩的老先生。

第二篇：中国绅士_读后感

《中国绅士》读后感

—— 张仲礼

11治安七区队李瑶 201120270243 我觉得很好的地方：第六节绅士对特权地位的利用

绅士的地位给了他们许多好处。他们的特权为他们提供了若干特殊的免税和免 刑等待遇，这不仅为法律所承认，也为社会所接受。然而实际上，绅士凭藉其地位常常 将其权力扩大到超过明文规定的限度。

在纳税方面，他们对自己地位的利用十分明显，许多绅士都能偷漏赋税，甚至将某些 政府税款中饱私囊。按理说，绅士地主应像平民地主一样缴纳同样的田赋和漕粮。实际 上，赋税缴纳的不平等是司空见惯的。绅士常自称为“绅户”、“儒户”、“官户”、“城户”、“大 户”，他们称百姓为“民户”、“乡户”、“小户”。用这些词是显示纳税方面的差异。

例如江苏巡抚丁日昌在描述江北地区漕粮负担不平等时就说：“江北漕价向有绅 户、民户之别，又有城户、乡户之别。绅户每石有全不完者，有收二千余文者，有收三千 余文者。”而“乡户、民户则有收至六七千文者，甚有收至十五六千文者。低昂悬殊，骇 人听闻。”“归官者不过每石六千八百文”。丁日昌还指出“大概城中民户尚不十分吃 亏，乡中民户则真吏胥之食邑户矣。”

再如在江苏通州，绅户和乡户的赋税征收也显示出同样的差

别。巡抚丁日昌指出， 造成这种税率巨大差异的原因之一是纳税者常常不知道田赋的确切数额。因此他令各 知州、知县将不同等级土地应付的不等的税率公诸于众。他强调纳税平等的必要性，并 下令禁革大户、小户名目。他坚持在征税方面，“自应无分绅民，一例收缴，以昭平均?? 倘有绅户恃衿抗违，及里排人等欺蒙小户，影射浮勒等情，即由县详请、分别究惩，勿稍姑 息”。这些政令的有效性当然难以评价。丁日昌力主取消大户、小户的名目，缴纳赋税不 得有差别。但是他承认，歉年时允许瞒报的陋习仍然存在，征税制度上就留下了漏洞。

纳税的不平等在19世纪中国造成了如此严重的问题，以致有些绅士本人也提出了平等纳税的原则。江苏著名绅士领袖冯桂芬咸丰三年(1853)曾著《均赋说》四篇，力主赋税平等。四篇分别针对四种人。第一篇《均赋说劝官》，他呼吁官吏要自尊，“丛怨于绅衿，肆虐于平民，小而讦讼，大而闹漕，身败名裂，官实当之，非所谓任其咎者乎。”他认为，均赋要减少铺仓兑运各费，使胥吏差役无中饱之机会。第四篇《均赋说劝民》，他说行均赋之法，将有利于乡民，他提醒乡民，不要相信丁胥差役“造作浮言，以为别有良法，或隐匿逋欠，或贿买灾荒??用此术以荧惑乡愚”。在第二篇《均赋说劝绅》、第三篇《均赋说劝衿》两文中，分别劝说上层和下层绅士。对上层绅士，他说：“同一业田，同一完粮，人何以宜多，我何以宜少?”他又提出：“我能保子孙之为绅不为民乎?能保子孙之有田无田乎?更能保子孙之有无

乎?”对下层绅士，他指出，绅士完纳短少，则使胥吏有从乡民处勒折浮收之机。而浮收之划分，下层绅士所得最少。“漕务之利，丁胥差役百之，官十之，绅二三之，衿特一之耳，甚有不及一者。故日获利最微。”所以“漕务中之最可怜悯者，惟衿。何也，日获利最微也，婴祸最易也，贻误又最大也。”一旦有事，罹祸者必为他们。冯桂芬又说，衿“所恃者学政。然近来学政有如万载辛公从益者乎?无有也。褫一生，斥一监，朝上牍，夕报可矣。”“国课之宜完，民艰之宜恤，为士者必知均赋之为善政。??为民者可以不知，为士者岂宜不知此?而不知又何足以为士乎。”

但是，一般地说绅士并不会因此而不安，绅士拿到的比重或许也不止此数。

绅士如想不纳田赋和漕粮，常常有意拖欠，以期最终能偷漏。为杜绝弊端，政府制订了一些规定以制止这种情况发生。在登录田赋的“印簿及串票内，注明绅衿某人字样，按限催比”，这样如果他们拒纳，就要“照绅衿抗粮例治罪”。②还规定，绅衿应纳之粮，另立印簿注明奏销时，将绅衿“所欠分数，逐户开出，别册详报”。③这些措施早在19世纪以前就提到，在19世纪中又一再重申。

绅士拒纳或拖欠赋款，可能会被革去身份，还要追究治罪。他们唯有赋款偿清才可恢复其身份。并且政府要求地方官每年一次向上司和户部报告哪些绅士未纳赋税，然后便采取措施予以追

究。下面是有关治罪的具体条文：

“应纳钱粮以十分为率。欠至四分以下者，举人问革为民，贡监生员并黜革，杖六十。欠至七分以下者，举人问革为民，杖八十，贡监生员黜革枷号一个月，杖一百。欠至十分以下者，举人问革为民，杖一百，贡监生员俱黜革，枷号两个月，杖一百以上??文武进士及在籍有顶戴人员并与举人同。”

尽管有这些条例，在19世纪有关违例者的各种记载屡见不鲜。当时政府变得日益软弱，绅士为抗拒赋税竟至在本地作乱。例如有一地方的绅士在一次抗税活动中聚集起了数千人，他们焚毁衙门，在城里掳掠。还有一地方，一个绅士依各家田亩数私自征税，不准土地主人向政府纳税。

绅士们部分或全部地拒纳田赋漕粮的事例主要发生在华南和华东。由于国家的田赋和漕粮主要是由这些地区负担的，那里的绅士受这些赋税影响尤大，政府对那里出现的征税的陋规也格外注意。然而在北方和西部，则承受沉重的徭役负担，在那些地方绅士也想滥用自己的势力。

在清代，朝廷常常讨论徭役摊派不均和绅士舞弊，帮助他人逃避徭役等问题。有一道关于山东的奏稿中最早提到这一问题。 绅士的地位是通过取得功名、学名、学衔和官职获得的。“正途”绅士通过正规政府考试而产生，“异途“绅士则主要是通过捐纳获得。”正途“绅士一般可以换得较高的官职，而后者则只能出任较低的官职，此外，武科的功名、学品、学衔和官职也需要经

过考试获得。武学功名高则出任武官。中国军队中的武官大部分是行伍出身，获得官职后才成为绅士。

整个绅士阶层可分为上下层。上层绅士由学衔或官衔较高的绅士张程，而下层绅士则由学衔较低或通过捐纳获得较低功名的绅士组成。上层绅士在条件、特权上明显优于下层绅士，但是优于数量上以及管理层级上的差异，下层绅士的权力所触及的范围则要宽泛得多，他们所需要管理的社区要比上层绅士多。

上下层绅士的区别并不是社会主要分界线，主要分界线仍然在整个绅士阶层与平民百姓之间。跨越绅士阶层与平民之间界限的决定性一步在于获得下层绅士的地位。进入下层绅士集团的主要途径是考试与捐纳

上层绅士由学历较深者或拥有官职者组成，其地位的获得，主要通过科举正途的递升与仕宦生涯。学衔上的高学历是上层绅士区别于下层绅士的重要标准之一，这就意味着考试是进入上层绅士阶层的重要“正途”。在乡试中及第的皆称举人。当然，也存在举人衔授未参考者的情况，主要是宦绩卓著的官员后裔或者是屡应乡试而不中的年迈考生，举人衔在儒林中地位较高，极少出现

绅士作为一个居于领袖地位和享有各种特权的社会集团承担了若干社会责任。他们视自己的家乡的福利增进和利益保护为己任。在政府官员面前，他们代表了本地的利益。他们承担了诸多如公益活动、排解纠纷、兴修公共工程，有时还组织团练和征

税等许多事务。他们在文化上的领袖作用包括弘扬儒学社会的所有价值观念以及这些观念的物质表现诸如维护寺院、学校和贡院等。绅士的影响更多在于其行政区划，上层绅士的影响和活动将辐射更大的区域，绅士共鸣的高低同时很大程度上也意味着其职责范围的大小。

张仲礼认为，中国绅士之身份来源主要分两种：“正途”和“捐纳”。正途出身的绅士经由逐级科举考试获得学衔，而“获得这些学衔实际上是入仕的正规途径。” 捐纳则包括捐功名和捐官职，且“如果一个人由捐功名而取得绅士地位，他以后还是能成为‘正途’出身的绅士的。”另外，“还有一些人是通过获得武科的功名、学品、学衔或官职而获得其绅士身份的??然而，中国的政府军队中大部分军官都是行伍出身。在绅士阶层中，出身行伍的军人只是一个人数少得多，势力也小得多的集团。” 由绅士组成的社会集团具有一系列区别于平民百姓之特权。如称呼、拜见等某些标准的礼仪，以及帽子上有顶子这一外在标志，且只有绅士身份者才可参加文庙官方典礼等等。而其最重要的特权则集中体现在经济和法律两方面。绅士不但受到法律的特别保护，且“对他们的赋税和徭役均有特殊规定，并且对他们求功名还给予例银或其它津贴。” 自然，很多绅士也借助这些特权谋取私利，不仅拒拿或拖欠赋款，更有私自征收赋税的现象。另外，“绅士和官吏之间的串通因彼此经常互访和馈赠而勾结的更紧??绅士对政府司法权力的干预也常常是成功的。”

然而，绅士与地方官之间的关系也是微妙的。“绅士一般被视为可与地方官平起平坐的。虽然官吏倚重于绅士的辅佐，以管理民众，但是官吏也留意于他们是否找麻烦，因为他们可能带领民众对政府产生威胁和危害。”

费孝通亦在其著作《乡土中国》中提到：“理想的礼治是每个人都自动的守规矩??每个人知礼是责任，社会假定每个人是知礼的，至少社会有责任要使每个人知礼。所以‘子不教’成了‘父之过’。这也是乡土社会中通行的‘连坐’的根据。儿子做了坏事情，父亲得受刑罚，甚至教师也不能辞其咎。教得认真，子弟不会有坏的行为。打官司也成了一种可羞之事，表示教化不够。” 故他提出社会学上的“差序格局”理念，与西洋社会中偏重的“团体格局”相对，“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的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

在这样一个注重“血缘”“地缘”关系的伦理型社会，特别是乡村社会中，由于知县等地方官往往有任期，且不了解当地情况，绅士作为本地代言人，往往对官府具备较强的影响力，甚至“大量地方事务的实际管理都操诸绅士手中。” 例如，绅士一般都是科举制度的热心支持者，他们积极从事对官学校舍的维修，捐助财物津贴学生，为本地考试而修造贡院等等。

而绅士在中国社会秩序中，便也往往起到了调节缓冲之作用。

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言：“士人只有转居于君主与民众之间，以为调节缓冲??对君主则时常警觉规谏他，要约束自己少用权力，而懂得恤民；对民众则时常教训他们，要忠君敬长，敦厚情谊，各安本分。” 总而言之，“士人居四民之首，特见敬重于社会者，正为他‘读书明理’主持风教，给众人作表率。有了他，社会秩序才是活的而生效。夫然后若农、若工、若商始得安其居乐其业。”

张仲礼从“科举”和“捐纳”两种入仕途径着手，在查阅了数十种官方出版物和上百种方志、族谱及私家著述之后，运用数理统计方法对数据平均值进行有效的估算，并列出了数十张反映估算过程细节的统计表。他的计算成果包括1850年前后绅士阶层的人数，以及绅士名额在19世纪的变动情况，并据此分析出清政府为“巩固其征服汉族的艰难任务”而对政策的制定和变动。

同时，张仲礼还归纳出了绅士阶层在19世纪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并提炼出七条结论。其中包括太平天国的兴起导致捐纳制度的变化，以及“正途”和“异途”绅士比率的变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