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学读书笔记姚岚 2015212922
传统中国社会何以无缘现代性
——读《中国文化要义》有感
摘要：《中国文化要义》是著名思想想家梁漱溟先生的代表作，从历史哲学的角度阐释中国的文化，其论述重点是中华文化特性的研究与中西文化比较的问题，对中国的社会的根本特性与中国的历史变迁、民族精神等做出了独到的阐释，尤其是关于东西文明根本分野的观点非常精辟独到。本文以现代性为何无法在中国产生这一问题为切入点，总结梳理梁先生历史观和他在比较文化上的观点。梁先生认为，中西文化是沿着不同脉络发展的，在历史的某一节点上走向殊途，中国社会经过两千年的相对停滞状态已经不可能滋发进入近代，而这一切的都与中国缺乏集团生活的伦理本位社会息息相关。
“要知走路慢者，慢慢走，终有一天可以到达那地点；若走向别一路去，则那地点永不能到达。中国正是后一例。”——题记
梁漱溟先生作为中国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一位富有创造力的思想家，他的这本成书于六十余年前的《中国文化要义》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应该说200多页的篇幅并不足以系统论述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更何况梁漱溟先生所定义的“文化”更偏向于广义上的文化，“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 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因此这本书更偏向于从历史哲学的角度阐释中国的文化，应属于政治历史与哲学类的书籍。《要义》一书的论述重点是中华文化特性的研究与中西文化比较的问题，对中国的社会的根本特性与中国的历史变迁、民族精神等做出了独到的阐释，尤其是关于东西文明根本分野的观点非常精辟独到。在这篇读后感中笔者并不求面面俱到地分析评述梁先生的观点，只是从一个我自己最为关注的问题作为切入点——传统中国社会为何无缘现代性？梁先生在《要义》提供了一个十分独到的解释：中国人团体生活的缺失。当然，这里暂且不论这是不是最接近真实的答案，但是梁先生在论述时表现出的对人类历史文化之深刻见解实在令人叹服。
一、中国文化中现代性基因的缺失
一般来说人们认为，“现代性”（modernity）是指启蒙时代以来的“新的”世界体系生成的时代。一种持续进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转的发展的时间观念。现代性推进了民族国家的历史实践，并且形成了民族国家的政治观念与法的观念，建立了高效率的社会组织机制，创建了一整套以自由民主平等政治为核心的价值理念。之所以选择了使用这个概念是因为现代性用一个词就大体上概括了整个现代文明的与前现代文明的所有不同之处，也体现了当下世界的总体特征。
当今的世界处于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只要是现代文明触所触及的地方，人们或多或少都在共享着一套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体系。虽然世界各国风土人情各异，国情也大不相同，但是大体上民主政治、资本主义经济与消费主义的文化在潜移默化间逐渐成为人类文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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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公设。人类的现代文明发源于原本只是处于欧亚大陆边缘的西欧，然而众所周知，要论人口众多与国力强盛，数千年来位于东亚的中国都是一家独大的。正因为如此，许许多多的专家学者都专门就为何中国没有孕育出近代文明而做出了诸多的研究，尤其是在科学技术的方面。在这方面，尤其以英国学者李约瑟提出的“李约瑟难题”最为著名。而李约瑟难题的预设，就是认为全人类的科学都有一个统一的发展模式，即由原始型，到中古型，再发展到近代型。只不过，欧洲人在经历了原始型和中古型之后就发展到了近代型，而中国人却始终停留在原始型和中古型中不再往前发展。普遍为人们所知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阶段论也认为所有的人类文明都大体沿着同一体系发展，只不过发展的有快有慢，所处的阶段不同。（当然这其实是对马克思理论的一种误解）然而长期以来我都存在一种困惑——现代文明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吗？如果不借助互相交流，人类的文明终究会殊途同归吗？还是说这只是西方学者西方中心论思想的体现，是历史的后见之明呢？
笔者一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萌发现代精神的种子，因此难以自发孕育出一个现代的社会，也使得当今的社会转型矛盾重重。如今，西方发达国家普遍进入后现代阶段，然而中国却是一个“后进生”，中国社会经过数十年轰轰烈烈的现代化建设，正处在传统与现代、后现代之间的一种相互挤压的矛盾状态，在这中间，传统文化对我们的影响是深远而潜移默化的。中国传统社会与西方现代社会之间的鸿沟是刻在我们的文化基因里的，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二、梁漱溟先生的历史观
要梳理梁先生的观点首先从他的历史观说起，他首先批评“独系演进论”与“阶梯观”的思想，认为人类的历史并不是沿着同一条路线发展的，也并不会按照特定的阶段逐段演进，探索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原则是没什么意义的。他研究文化的发展采取的是一种就事论事的态度，“只求了解其一小单位的真相，注意个别特殊情形，谨慎从事，不敢建立普范原则理论”。此外，他指出了人们历史观中两种常见的错误：恒进步论和循序渐进观。前者认为历史发展的方向总是前进的，但是梁先生以中国为例说道：“中国后两千年历史即陷于盘旋不进之中。”第二种观点过分夸大规律的作用，而认识不到历史发展是带有突发性与偶然性的，正所谓“生命创进不受任何限制，虽然可能有其势较顺之顺序，却并无一定不易之规律”。在梁先生看来，人类文明的谱系正如生物演化的树状结构，不是一条线的各个阶段，而是在不同的时间点上渐渐分为了不同的流派。体现了进化论的思想。（在这里我要提一下，梁先生对生物进化论的理解是有失偏颇的，因为生物进化论其实是不对生物做“低等”或者“高等”的判断的，只有复杂或者简单之分，演化也并不一定就是由简单到复杂，相反的情况也是有的。）由此，梁先生的出了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四点论断：中国并非是迟慢落后于西方，而是在某一个点上与西方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正如本文题记中谈到的，不是尚未进入西方的近现代，而是已经无法进入近现代；第二点，中国历史的发展陷入了盘旋不进；第三，中国与西方相比，是“因其过而后不及”；最后，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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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团体生活与家庭生活——中西文化的分水岭
谈到东西文明发展出现根本性差异的原因，不同的学者与流派会给出不同的说法，一种在中国普遍的说法是西方社会是海洋文明，而中华文明是农业文明，自然地理条件导致的社会经济条件决定了文明发展的不同路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但是梁先生认为经济虽然是社会与人生的根本大事，在文化中占了很大一部分比重，“但仍不能说他在文化中片面具有决定力”。在《要义》一书中先生引用了不少研究结果来论证这一观点。我非常喜欢梁先生的这句话：“文化这东西，点点俱是天才的创作，偶发的奇想；只有前后左右的缘，而没有因。”这句话与我个人的历史观不默而合：历史并不存在必然性，它是一个混沌的系统，起先微小因素的差异的可能引起意想不到的结果。
梁先生认为，是生活方式的不同造成了东西文化的的彻底分野，造成了之后社会构造演化的不同，最终使西方发展出近现代文明的一切要素。具体的讲，西方人以集团生活为主，而中国以家庭生活为本位，缺乏集团生活的实践。而两种生活方式的区别则主要是因为一个强大的一神教——基督教在西方的兴起。换言之，宗教发展的不同是分水岭，基督教对于整个西方现代文明有着根本性的贡献。最初西方与中国同属于宗法社会，古希腊罗马与最初的中国古代社会在组织形式上十分相似：崇拜祖先，以家族体系组成社会，信仰多神教。后来从犹太教中脱胎而出的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一隅产生，机缘巧合发展成罗马帝国国教。梁先生认为，基督教带来了超家庭的集团组织。首先，基督教的教义打破了家族观念和阶级的观念：基督教主张上帝之下人人平等，这是以牺牲小家庭为代价的，人们打破家族的界线转而效忠上帝，如兄弟一般组成了超家族的团体——教会。最初，基督教徒在血腥的反压迫斗争中组成了具有强大向心力的集团，在随后的千余年间，各宗派之争也十分激烈。梁先生说道；“这千余年激烈的斗争，即是锻炼西方人集团生活人之根本。”在罗马帝国解体后，西方进入了中世纪，整个西欧返回到自然经济的农业社会，然而跟中国古代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农经济不同，在大地产和庄园制度的封建制下，人们的生活围绕着地主和教堂为中心形成一个个小的自给自足的单位，又不期然地构成了集团生活。其后，商业与都市复兴，形成许多城市自治体，也是集团生活的另一种表现。
而中国社会的发展则是另一幅图景：两千多年来，家庭生活在中国人的生活里都特别的重要。宗法社会之后，中国没有产生基督教那样强大的一神教，而是以周孔教化为核心。中国文化是早熟的文化，梁漱溟先生认为，这很大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人理性精神崛起的很早。（这种理性精神和西方近代意义上的理性是不一样的，作者把后者称为“理智”）因为有了理性精神，儒家思想得以在远远早于西方认识到人性的尊严，从而脱离了宗教的束缚。用梁先生的话说：“唯中国古人得脱于宗教之迷蔽而认取人类精神独早。”儒家推崇的周孔礼教的作用下，早期的中国宗法社会未发生急剧的变革，而是通过润泽礼仪、提高精神,反而开辟了家族生活的道路，并因此逐渐地转进于以伦理为本位的社会。可见，中国人自古以来缺乏团体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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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义》一书认为，中国人自古以来缺乏集团生活是个人主义、民主、法治、国家观念等没有在中国形成的重要原因，而这些观念正是人类现代文明的必要要素。首先，在团体生活中，团体和个人直接建立联系，每个人都是团体的一份子，早期西方人的团体生活过于紧张，消解了家庭的力量，使个人的人格得以凸显。团体和个人在关系的两端，力量此消彼长，团体过于强大的时候个人意志被紧紧束缚，待到个人有了自觉的时候就会要求其自由和在团体中的地位。西欧中世纪千年间人们受基督教会、封建制度下的团体束缚过于严重，到了近代，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人权宣言》等都是”我“的觉醒，由此催生了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这正是过强团体生活下激起的反抗。反观中国，由于缺乏团体生活一切只以家庭为重，对个人采取的是漠视的态度，这和压制是不同的：有压制就有反抗，而漠视则导致淡忘。因此，即使到了当下，由于中国过分重视家庭的传统的影响，个人主义仍旧没能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梁先生说道：“中国文化之最大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此外，《要义》一书中认为民主制度也正是另一种进步的团体生活，其特征表现在”团体中各个分子从不自觉渐有了自觉，从被动转为主动；团体乃不能不尊重其个人自由，并以团体公事付之公决。”西方的议会制度也是与团体生活有关的，因为遇事开会议是团体生活的习惯。而在家族生活中则是“父兄领导于前，子弟追随于后”。国家观念也是如此，现在我们说的“国家”观念并不存在于中国传统社会，传统社会中“天下”的观念却没有“国家”。这是因为近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事实上是一个放大了了的团体，它和团体一样是有明显的边界的，是有对抗性的。因此，在团体中生活的西方人很容易生成国家观念，而以家庭生活为中心的中国人就不太容易形成这样的观念。欧洲在近代激烈的国际对抗中形成了民族国家，而中国自战国七雄之后就没有了国家。梁先生认为，战国时代的商鞅变法正是站在国家立场，破坏家族伦理，试图直接控制到个人，等到了西汉，儒家复兴恢复了家庭生活，此后两千年的中国就只能说是一个庞大的社会而没有国家了。
以上种种都在讲中国社会不能自发发展到现代社会的原因，然而梁先生在此书中探讨到的其他许多中国文化的特点与问题也都是值得细细思考与研究的。梁先生在《要义》通对中国文化作出深刻结构，正所谓“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时至今日，仍旧对我们有很大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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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读《文化苦旅》有感
读《文化苦旅》有感
——帅玉婷
读了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让我认识了许多有巨大贡献的伟人；让我看到了一个乱世中的中国；让我发现了人间品德之美。全书分为了四个部分：如梦起点、中国之旅、世界之旅和人生之旅。一个起点，四趟旅行。其中，我自感兴趣的就是这篇幅最短，文章最少的——如梦起点了。
在我们的一生中，少不了那一个又一个的起点。这些起点会是全新的，会是出彩的，更会是如梦的。起点的开启，标志着新旅途的开启，标志着又一风雨、又一惊险、又一神秘的旅途的开启。但在作者的起点中，他只给我们讲了三个故事《牌坊》、《寺庙》和《信客》。但是他们都在引领着人们向前，《牌坊》中的学校，《寺庙》中的寺庙，《信客》中的信客。我感触最深的就是信客了。
信客是一个不容易的职业，他们是一个个家庭之间的纽带，同样也是城市与乡村之间连接的纽带。我觉得老信客的一生充满了遗憾，也充满了怀念，有太多事值得回味。尽管他已经不再当职了，但他依然对这件事充满牵挂，对外面的世界充满挂念。当老信客找到宋达接任自己的职位时，宋达并没有推辞，反而想着怎样照顾老信客。宋达是老信客的继承者，他同样为这个山村做出了许多贡献，他们都是无私的，都是伟大的。文章也向我们展示了这个世界，这个社会。也许你的一个小举动会改变他人的一生。老信客的书，改变了一个女孩的一生。当老信客被众人指责时，没有人站出来为让他说一句公道话，
而是想着自己的物品有没有被动过手脚。难道人与人之间就应该充满怀疑吗？难道就没有宽恕吗？
在中国之旅中，作者感叹都江堰的宏伟，表达对自热的敬意；作者的莫高窟的遭遇感到惋惜，表达对中华文化的珍惜；作者对渤海国废井冷眼的惋惜，表达对中华历史的惊叹；……种种情感交织在一起，这“苦”就自然出来了。
结束了漫长的中国之旅，作者又开始了遥遥无期的世界之旅。世界之旅，谈何容易。我们平常偶然遇到的盗窃，对于余秋雨先生来说已是司空见惯了。我们对这难得一遇的盗窃是愤怒咒骂，而余秋雨先生对这司空见惯的盗窃却是宽恕与感叹。……这“苦”就不言而喻了。
接下来，是人生之旅。余秋雨先生走过了大半个世界，也走过了大半个人生。大半个人生，遇到了许多人许多事，这些人这些事经作者之手，在作者笔下被写出来，有多了一份苦了。苦的是谢晋；苦的是巴金；苦的是黄佐临；苦的是自己的母亲。又苦的是祭笔；又苦的是寒边西域；又苦的是天人对话。这“苦”就意味深沉了。
文化啊文化，好一个“文化”。文化了中国，文化了世界，文化了人生。
苦旅啊苦旅，好一个“苦旅”。苦出了中国，苦出了世界，苦出了人生。
文化，苦旅。
于20xx年7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