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的中国

——读《晚清七十年》有感

书名：《晚清七十年》

作者：唐德刚

出版社：岳麓出版社

《晚清七十年》是唐德刚写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作品。全书是由“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综论”、“太平天国”、“甲午与戊戌变法”、“义和团与八国联军”、“袁世凯、孙文与辛亥革命”等五部分构成，书中附有几十幅相关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原始照片。在书中，作者观察历史的角度与其他的历史学家观察历史的角度有所不同，并且，由于作者语言富有个人特色，这本书在史学界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书中的观点，有关于三峡的历史理论，有关于对毛泽东的评价，也有关于中国历史的分期，这些都很经典。而且唐德刚的作品的特色就是不在于论述的系统性以及语言的严谨，而在于他的形散而神不散，看似在信口开河，实际上很多观点都很精辟，有一种说书似的语言风格。很多人喜欢唐德刚就是因为他的随意，很多人不喜欢唐德刚也是由于他的随意。我们从小到大，一直接受的，一直强调的观念就是评论历史要严肃客观，那么有很多人看不惯作者的风格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就是说你可以喜欢，别人也可以不喜欢。

在读到他的关于“寻找真理”与“证明真理”的问题时，知道了中国49年以来，一直到现在，社会科学之所以落后于民国时期甚至晚清时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了。我们研究社会科学的目的是什么？那就是寻找真理。可是这么多年来，中国的真理只允许去证明，而不许去寻找，这么多年来我们做的不过就是证明别人证明过的真理而已。就像用马克思主义去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怎么可能不正确？

书中的那篇《中国郡县起源考——兼论封建社会之蜕变》写得很不错，给我印象很深刻。作者说，“县”者，“悬”也。周武王削平各个诸候，分封给诸王，这在当时，封地很多但可封的人很少，而没封王的地方不能为无政府状态，要暂时进行管理。将来封给谁是悬而未决 - 1 -

的。所以说“悬之”。这在周初是一种权宜之计，演变到后世，成为定制，并演变为政治上的抽象名词了。一般大国才有“县”。而郡，则是为防止别国的侵袭而设置的。可以称之为“军事特别区”。郡与县是分别独立的政治单位。最初由于郡在边境，离中央较远，又经常出现寇患，所以比较贫苦而且忙碌，县则相对来说比较富裕而清闲，所以《左传》中，赵鞅誓师时辞曰：“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到后来，随着战争越来越频繁，武将的地位越来越高，郡的权力也越来越大，郡的地位也渐渐的上升到县以上。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更是明文规定县从属于郡，成为后来地方政治的二级制。所以，作者认为郡县制是政治经济和军事自然演变的结果，并不是秦始皇或者李斯等人凭空想象出来的。

在于对西藏问题的“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即作者指称的“大一统”观点我认为很有意思。作者认为西藏关系是domestic relations（内交关系），就像古代的中央政府与附属国的关系，而不是现在西方所谓的foreign relations，并且这是原则问题，是不能改变的。

书中第四章《大陆落后问题的秦汉根源》这一章也很有意思。这是作者在大陆的一次讲演，但从内容上来看作者的观点还是在于“中央集权”对“重农抑商”的决定作用，背后的意思还是在说是秦汉形成的郡县制中央集权制度让中国的资本主义胎死腹中。作者所说现时大陆是变相的资本主义，那么现时的中央集权制是否会起到反作用？仔细思考并与前章对照，要点在于反向指出工业化、现代化市场经济发展到极致的结果是导致中央集权的结束！

这一章最经典的一点在于对前一章中国无奴隶社会的论点提出了证明，并明确提出了国内封建社会这一提法的错误。在关于中国无奴隶社会上，作者提出一个在中国并无奴隶制发挥生产力的三个论据：一、我国古史上并没有奴隶暴动和叛逃的记录，而农民暴动则随处可见；二、中国如果存在奴隶制，那么奴隶主没有能力产生有利润的作物；三、中国并没有大规模的集体农场来进行奴隶生产的证明。作者借用了比较史学的方法，是能让人信服的。

作者还提出了自己对封建制的一些看法，作者认为中古欧洲式的封建制，根据西方学者的传统解释，它只是一种管理的方式，本身并非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之下，政治属从的关系只是皇帝与诸侯、诸侯与附庸的关系，政府与人民之间无直接关系。农民只附属于土地，而土地则是附庸、诸侯或皇帝的私产。

这种大同小异的管辖制度原发生于中古欧洲。没有确切的制度，也没有确切的名称。十七八世纪之间的欧洲史学家把它们取了个笼统的名字叫"feudalism"。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读欧洲历史，忽然发现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制度，这制度叫做“封建制”。虽然这种“封君建国之制”早已被秦始皇帝废掉了，伹是“封建”与“feudalism”音相近，义也相同，因而这个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名，就被作为“feudalism”的正式译名了。而二者音义之间的 - 2 -

相似，都是巧合。

可是二三十年代里，当“中国马克思史学派”迅速发展的时候，“封建”一词便逐渐变质了。最后它变成了所有坏的风俗习惯的代名词。时至今日，在“中国马克思史学派”的词汇中，“封建”显然既不是欧洲的“feudalism”，也不是中国古代封君建国的“封建”了，它成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受苏联影响而发明的新名词。

在第四章，作者还提出了一个假设，就是现时中国是否能扶植起一个“中产阶级”？现时我们不可能有一个占人口比重很大的中产阶级，因为我国人口基数太大，但这并不妨碍我国民营经济发展并且形成的一大批富人的出现，这个数量也是庞大的。现在的问题不是工业化、现代化的成功，而是作者所说的“不患寡而患不均”。20xx年我国吉尼系数快要到0.6了，贫富差距的拉大对社会体系的影响是一个极其严峻的问题，就像作者所说“不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么现代化“始终是个娘娘腔”，这是个两难的问题。

在书中，作者还提到了 “三峡理论”。作者认为，中国历史一般会从一个稳态转移到另一个稳态，上一次转型是春秋战国时期，转了二百年，一稳就是几千年；而从晚清开始，中国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进入了第二次转型期，这次也应该转型二百年左右，到20世纪四十年代，然后，“中华民族浩浩荡荡，我们就可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如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了。 “三峡”者，转型期的曲折反复也。这种理论很前卫、激动人心。从小我们就被灌输为历史发展有五个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而有这种规律的存在，现在给人一种宿命论的滋味。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正是这一点，在大胆假设下，很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被展现出来。读历史，最重要的就是客观，还原历史真实面貌。在这个制度中，要了解历史的真相，大胆假设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晚清七十年，发生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这本书就是根据这几个事件展开的，并对其中的人物和事件进行了评价，对人物的评价比对事件的评价观点要新，尤其是对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是对一些历史人物的重新评价，像洪秀全、康有为、袁世凯、孙中山等。看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就是客观的、辩证的去看这个人，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每次一提到李鸿章就是卖国、而一提到袁世凯就是窃国，说到洪秀全就是农民起义领袖。但是从这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结合时代环境的政治人物，既客观的评价了人物的功绩，又客观的指出了他的过失。例如作者对李鸿章的评价，在其他历史书籍评价里，总只是在缔结不平等条约时提到李洪章，在人们的眼里，谁签订条约，谁就是卖国贼，所以李鸿章就是卖国贼。这正是国内历史的一大缺陷，李鸿章本来就是负责外交的， - 3 -

不让他去签订条约让谁去订？但又总觉得底气不足。现在所谓“汉奸”已经成为李鸿章的又一称谓，而读过《晚清七十年》才感觉到李鸿章才是乱世中的英雄，忍辱负重，“以一人而敌一国”，不得不左右逢源，周旋于“妇人孺子”与“洋大人”之间，也只是为了把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而已， 正所谓“形势比人强”啊！就拿李鸿章的备受唾弃的黄海之战而言，他在战前就知道战争结果已成定局，他知己知彼，所以力主退让，保存实力；主战派本身就良莠不齐，而且多以自己的私欲为出发点，不能理解李鸿章的难处，却将他置于死地，于是，我们最终读到的这场黄海之战，是对李鸿章不公正的评价。至于对袁世凯和孙文的评价，就正像作者所说的，“伟人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圣人，却必有其伟大之处”。孙中山成为民国总统之前正在美国餐馆端盘子，但并不妨碍我们赞颂他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

作者对人物的评价的新不仅从人物本身的评价中表现出来，还表现在人物之间的对比中，尤其把李鸿章和周恩来的并列出来对比非常经典。作者几次提到而没有展开来讲，给人以一种朦胧之美。另一个对比却令人感慨万千，甲午战争前夕，中国向德国预定了吉野号，由于慈禧老佛爷要过寿，就挪用了海军军费，我们交了定金，却再也交不起购舰款项。这时日本看到了机会，发动全国捐款，日本皇太后带头把自己的首饰都捐了，举国上下齐心协力，凑足了购舰款，买走了本来是为中国人定做的最新式战舰——吉野号，并在甲午海战中重创了中国北洋水师。一个是挪用军费给自己过寿，一个却是捐自己的首饰购买军舰，战争还未打响，胜败早已定数。

整本书作者都以比较随意的语气，对中国晚清七十年的事件以及事件中的人物进行了全面的、客观的、辩证的评价，作者还提出了自己的历史观——“国家转型论”，并且在后文中时时强调：所谓的转型实在是一个激烈、痛苦，并且是动辄费时数百年的漫长过程。《晚清七十年》深刻反映了中国所面临的严峻挑战，给后人以警示，极富震撼性与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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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读书报告一

《联邦当人文集》读书报告（一）

解析国家政治制度

一、“联邦”与“共和”

在本文的一开篇，汉密尔顿便鲜明地提出自己的一个论点：“一个牢固的联邦，对于各州的和平和自由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分裂和叛乱的障碍”。为了证明这一点，汉密尔顿从反面列举了希腊和意大利一些小共和国为例。对于这些国家，他是这样进行描述的：“它们永远摇摆于暴政和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极端之间连续不断的革命”；那些“平静、幸福的间歇、瞬息的光芒”，绝大多数都不过是混乱中短暂的间歇，并且使我们感到惋惜和悲叹，因为黑暗在可预见的将来已经临近。然而产生这样一种悲惨状况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汉密尔顿在这一段的结尾用了这样的一句话来进行阐释：“政府的弊病会使这些光辉的才能和崇高的天赋走上邪路，黯然失色，而这些产生他们的幸福土壤已经得到应有的歌颂”。很明显，汉密尔顿表达了这样的一种意思，即这样的状况并不是由于一个地理性因素或文化性因素造成的——在这方面以上的国家无可置疑——而是由于一个政治性因素，即“政府的弊病”而造成的，并且，这个政治性要素在某一方面甚至决定着地理性与文化性的要素的发挥。在这样的结论背后，汉密尔顿无疑是针对美国表达着自己的见解：从地理性和文化性因素的角度上说，美国散发着同这些国家一样甚至更加灿烂的光芒，可是这个光芒能否持续，能否使人备受鼓舞而不是产生哀叹，决定于这个国家即将选择怎样的政体与政府。但起码，这个国家不应再效仿希腊或者意大利这样的“小型”共和国，因为这些国家从根本上决定了要与 “分裂和叛乱”为伍，无疑，美国的前景和人民的幸福将消失在这样的国家当中。

然而，这绝不意味着美国将因此选取“****”来取代“共和”作为自己国家的政体。在接下来的一段中，汉密尔顿驳斥了那些“****政治”的拥护者，因为他们从此出发反对“共和政体的所有形式”，并且从根本上反对“公民自由”的原则，认为这是与社会秩序相本质冲突的。汉密尔顿在这里用世界上若干“自由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巨大组织”的存在及欣欣向荣来作为自己的论据以反驳那些****拥护者们的“悲观诡辩”，并信心满满的宣称美国也将成为这样的一个“标志性建筑”来进一步使得这些诡辩更加不堪一击。

然而很明显的是，倘若美国选取了共和政体却不能在原有基础上（即传统的小型共和国）进行某种有效的改进，从而避免重蹈覆辙的话，那么对于这些共和反对者的驳斥将最终失去力量。在紧接着一段中，汉密尔顿提及了共和国家在这些方面已有的若干“改进”：政体的三权分立，立法上的人民代表与平衡制约以及司法中法院、法官系统制度。汉密尔顿宣称，这些制度已经使得在一定程度上“共和政体的优点得以保留，缺点可以减少或避免”。但是，他似乎在赞扬这些制度的同时，认为仅依靠这些还并不足以良好的改善“共和”政体，于是在这些基础之上，汉密尔顿提出本文所探讨的核心内容——另外一个能够改进民治政府，但却被当作“反对新宪法依据”的原则：扩大这些制度（即以上提到的对于共和政体的改进）的运行范围，或是一个州的各个方面，或是几个小州结成一个大的邦联。在本文中以下的部分，汉密尔顿就后者（即结成邦联）展开了自己的论述。

如果有人紧接着提出这样的一个疑问将不会让人感到惊奇，这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则究竟为什么会遭到诸多反对，甚至因宪法中涉及此原则而使得整部宪法遭到抵制和置疑呢？汉密尔顿在随后的一段中对此作出了回应：这是因为历史上有一个伟大的人物1曾经宣称，“实行

共和政体版图必须狭小”。那么显然的，如果以此为判断依据，类似于美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在地理上将不符合建立共和国的资格——这就与《联邦党人文集》中贯穿全书的核心，拥立“联邦共和制与新宪法”相根本抵触。所以可以想见，汉密尔顿在本文以下的篇幅中将会集中对此展开论述以加批驳。

关于这些批驳的论述可以认为大体上是从两个角度来进行的：“现实性”与“理论性”。

汉密尔顿首先从现实性的正反两个方面驳斥了那些坚持认为共和政体版图必须狭小的论断的人。从正面来看，邦联在一个国家无论内外事务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都早已是为人所共知的，他这样写道：“在镇压内乱，保卫各州内部的平静以及在增加各州的对外力量和安全等反面的用处，实际上并不是一种新见解”，已经“得到实践”并受到“最受人尊敬的政论家的承认”；而从反面看来，汉密尔顿指出，孟德斯鸠所认为的小共和国其实远远小于美国的任何一个州，所以如果对于孟德斯鸠的那个论断一味刻意坚持，那么就意味着将美国这个新建立的国家和组成这个国家的人民推到了一个危险的悬崖边缘去进行选择——“要么立刻投入君主政体的怀抱，要么把我们自己分裂成许多相互嫉妒、相互冲突和动乱的小州，成为不断冲突的不幸温床和普遍怜悯或藐视的对象”。这样的一种方案被汉密尔顿视之为“极其糊涂的政策”，那些在隐约中对此方案表示支持的人则被其视之为欲图占有因分裂而多出的微不足道的职位，“没有才能把自己的影响扩大到私人阴谋的狭小圈子”，企图以可耻的个人欲望而葬送整个美国和组成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公民的幸福的人。

接下来，也许这样的问题便会被提出，这就是究竟为什么孟德斯鸠会做出这样一个论断，认为实行共和制度则版图必定狭小呢？奥斯特罗姆在他的著作《美国联邦主义》中提到了孟德斯鸠的另外一个观点，孟德斯鸠认为：“如果是一个小共和国，那么它易为外力所摧毁；如果是一个大共和国，那么它易为内部缺陷所毁灭”。对于这句话需要做出一定的解释——首先应当确定，在这个论断中所提到的“共和国”，无论大小，都是针对于单一制而言的。所以孟德斯鸠似乎从中想表达的是这样的一种意思：一个实行单一制的共和国，无论大小，都难以避免由其性质所带来的根本缺陷而最终走向灭亡。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那种使得它们走向灭亡的原因却是不同的——小共和国来源于自身力量的弱小而容易被大国所控制或摧毁；而大国则来源于代表会议规模的扩大所不可避免带来的“寡头倾向”2。所以，小共和国的灭亡可能最终会体现为一个国家本身的消亡，而大共和国则体现为其国家性质将在潜移默化中发生改变，最终背离共和体制。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小共和国虽然最终将难免厄运，但其能够坚持共和体制而不会像大共和国那样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最终与其相背离，换而言之，小共和国所面临的问题是作为一个“小国”所面临的普遍缺陷，而并非共和体制所造成的；但是大国则恰恰相反。我认为，孟德斯鸠是在这个意义上下了“实行共和体制版图必须狭小”这样一个论断的。

既然如此，那么是否孟德斯鸠关于共和体制的理论真的与美国现实状况（尤其是地理状况）格格不入呢？在以下的论述中，汉密尔顿明确指出，以此来反对美国建立共和体制的论调是难以成立的，因为它几乎是有意的避开了这位伟人所坚持的其他思想，断章取义，妄图造成公众对此的某种错误的印象，因为在孟德斯鸠的其他理论中，我们会发现对于建立一个邦联（联邦）的极端推崇。

接下来汉密尔顿就详细的列举了几段孟德斯鸠关于这方面所进行的论述。这些论述都是围绕着这样的一个中心进行的：由小的共和国所组成的联邦，将在内部保持共和的优势，而同时在外部兼有“大君主国的一切优点”。所以，孟德斯鸠认为由于联邦能够通过联合来增强实力以避免小国的固有缺陷，所以恰恰是联邦（邦联）能够做到在国家内部实行共和体制并且长远的将其维持和发扬而并不是相反。在充分了解到这一点后，先前对于他的那个关于“版图狭小”的论断的固执坚持而欲图分裂美国的论调就变得不攻自破了。这也就是汉密尔顿为什么在文章中称他“大量引用孟德斯鸠的论述是合适的，因为它们包括了赞成联邦的主要论据

的通俗易懂的摘要，并且一定会有效地消除误用这部作品的其他部分而有意造成的错误印象”。

二、联邦和邦联

在明确了邦联（联邦）和共和体制之间的关系之后，汉密尔顿转向了在此基础上所涉及的第二个问题。众所周知，在独立战争到美国宪法颁布期间，美国所采用的是“邦联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可是美国宪法的出台，使得人们开始感觉到，美国似乎即将选择告别这一制度，或者至少是选择对于这一结构形式进行某种特殊的改进。那么，这种改进是否必要，是否吻合于美国和美国人民所要追寻的幸福，就将会作为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提出。而本文以下的篇幅，便是汉密尔顿就这个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在此值得说明的是，起码在本文中，汉密尔顿对于“联邦”和“邦联”这两个不同概念之间从未作出任何明确的区分，并且从本篇的行文中我们可以认为，他几乎是完全混淆了这样的两个概念3，即认为它们是没有区分的同义语4。

但是，汉密尔顿并非没有注意到这种区别，他用了这样的一句话来引领下面的论述：“在联邦和各州的合并之间有一种与其说确切毋宁说细微的差别”，并说“前者的主要特征据说是限制其成员的集体权力的权威，而不限制组成联邦的个别成员的权威”5。他指出，争论者强调联邦中国会不应干预内政，参政权平等等原则，然而，这些见解却是“武断的，既没有原则也没有先例予以支持”，实际中其实存有大量的例外，这并非一个“绝对的原则”，并且他指出，如果这些原则成为真理普及时，将会导致“政府中无法校正的混乱和愚蠢无能”。

在接下来的两个自然段中，汉密尔顿简要的进行了论述来支持自己的观点。首先他对于联邦共和国下了一个自己的定义，他认为，“联邦共和国，就是?一些社会的集合体?或者两个或以上的邦因联合而成为的一个国家。”所以，只要其成员保有一定程度上的独立，“虽然它会完全服从联邦的总的权力，但在事实上和理论上，它仍然是几个邦的联合或者是一个邦联”6。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新宪法赋予美国各州以独立、重要的主权，完全符合关于一个“联邦政府的思想”。

接着，汉密尔顿举出了吕西亚同盟的范例，在这个同盟中，参政权并非是平等的，并且中央同时也以任命官员的方式干预着地方各组成城邦的内政，但是这个同盟仍然得到了那些反对者所推崇的那个伟大人物的高度赞扬——“如果要我提供一个极好的联邦共和国的典型，那么这个典型就是吕西亚联盟”。

所以此时回想在涉及这个问题时，汉密尔顿所言之的那种“与其说确切毋宁说细微的差别”，其实汉密尔顿在本文当中所表达的是这样一种思想——“邦联”（联邦）是作为实行国家共和体制最为优良的一种制度，而美国由新宪法所规定并即将实行的国家结构形式，虽然与原有邦联体制具有一定差别，但这种差别是“细微”的，是“非核心”部分，并不因为这样的差别的存在而使得这种即将被美国所选择的制度背离邦联政府的思想，恰相反，这种制度是作为邦联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而出现的，它将完全一致于邦联的思想灵魂。

注释：

1.《联邦党人文集》第九篇

2. 此一论断可参见《联邦党人文集》第58篇，《美国联邦主义》第二章、第四章。

3. 例如，在本文中其声称“我说的是扩大这些制度的运行范围，或者是一个州的各个方面，或者是几个小洲结成一个大的邦联。后者同考虑中的事情直接有关”。而我们知道，这个考虑中的事，应当指的是在新宪法当中所即将实行的联邦制度。另外，根据奥斯特罗姆在《美国联邦主义》当中的论述，孟德斯鸠所推崇的，实际上是一种“邦联”制度（如果我们承认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的话），但是在本文中汉密尔顿则毫无例外的都称之为“联邦”。这一点在本文之后的论述中体现的更加明显。所以，我几乎是毫不知晓为什么奥斯特罗姆在《美国联邦主义》第四章当中提出“汉密尔顿在此是有区别的使用了?邦联共和国?（confederate

repubulic）、?邦联?（confederacy）、?联邦?（federal）。”

4. 意即对于国家结构形式所采用的是两分法：单一制和邦联制。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与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39篇所采用的两分法并不一致，在那篇文章中，麦迪逊似乎强调联邦是一种折中于单一制和邦联制的复合制度，而并非“邦联”的同义语。

5. 从这些论述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汉密尔顿实际所指乃是“邦联”，但其一概都运用了“联邦”的词汇。

6. 在此汉密尔顿所使用的“邦联”一词也是作为“联邦”的同义语出现的，但是在此却并不能够判定其分别使用“几个邦的联合”与“邦联”的用意何在，或许他是指在本文中之前所提到的——“孟德斯鸠反对一般性的各邦的联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