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的质量观》读后感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中国人可能都知道，德国制造的产品质量在世界上是享有盛名的，在德国肯定不会买到假冒伪劣产品。而我们中国有着五千多年的优秀文明国家，却在生产产品质量方面存在很大问题，如“楼歪歪”、“桥脆脆”、“三聚氰氨”等等，真有让人感到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互相投毒的时代了。

在德国不管你去什么地方购物，绝对不要担心会买到有质量问题的产品。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或民族，像德国这样作风如此严谨，而且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都保持这样的作风。在读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到，德意志民族是一个哲学的民族。这种哲学传统不仅造就了众多饮誉世界的大哲学家，而且也深深影响了德意志人的行为，即“追求完美”。德意志人的这种哲学禀性由三部分组成：探求事物的本质、确定长期的战略、适应外部的环境。

德国人很重视产品的检验工作，但德国人骨子里却认为：通过检验来提高产品的质量不是最好的途径，因为检查不会改变产品质量，质量只有设计和制造才能保证产品的质量。德国产品的售后服务是世界上最好的，让我们震撼的是他们竟然能在近100年后都不忘提醒用户！因为这仍然属于产品质量的组成部分。和我们的质保一年或三年相差距离太大了。

德国人严格的质量意识更得益于它现代化的教育体制。因为产品的质量归根到底是由人的质量决定的。而人的质量首先取决于教育的质量，教育的质量则取决于教育体制，而在教育体制方面，德

意志恰恰是世界一流的。德国人通过教育来提高国民素质，推动经济发展和繁荣国家。而中国人都在“为谋生而学习”，德国人却能将“受教育”视为一种“国民义务”。 因此中国年轻人进大学“不是为了科学，而是为了科举”；“不是为了求知，而是为了求职。”

我想宗教信仰也是德国人的传统文化，如产品质量做不好就要受到“良心”谴责的，因为神在看着，做不好也是注定要“下地狱”的。这就是“坚守诚信、信守诺言，敬业守责、精益求精”会成为“每一个德国人的原则”的宗教原因。中国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大多数人都蔑视宗教信仰，或是把宗教信仰当作迷信来看待，因而在精神领域里明显缺乏一种共同的凝聚力和约束力。如在我们身边你看到那些信佛的人，他们就不会做坏事，如他们开厂，最少不会造像“三聚氰氨案”、“牛肉粉”、 “瘦肉精”、“福尔玛林”、“苏丹红”之类的产品。这说明信仰的背后怀有一种 “敬畏感”。

正所谓我们要“听别人的故事，想自己的问题，学别人的招数，使自己的功夫”，认真学习德国人的理念，我们华鼎电器员工还应深入学习企业核心价值观，即稳健、诚信、卓越，并以这一价值观实现提升华鼎品质、着力创新，再铸华鼎辉煌。

戴永林

2013-9-22

第二篇：德国人的质量观

德国人的质量观

—中外质量文化比较

李工真

德国只有8100万人口，但它在20xx年创造出来的财富却与当时13亿中国人创造出来的财富相当，也就是说，德国的人均产值是当时中国的人均产值的16倍！这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德意志人创造出来的产品的高质量。

德意志民族是这个世界上最讲求质量的民族。在德国，不管去什么地方购物，不管是大商场还是小摊贩那里，不管买什么，绝对不用担心质量问题，因为“在德国，你是买不到假货的”

德意志民族是一个哲学的民族。这种哲学传统不仅造就了众多饮誉世界的大哲学家，而且也深深影响了德意志人的行为，即“追求完美”。德意志人的这种哲学禀性由三部分组成：探求事物的本质、确定长期的战略、适应外部的环境。

从哲学上，德国人这样来谈论质量问题：“没有质量的数量是毫无意义的，唯有以质量为基础的数量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数量。”因此，德意志人在一切领域中奉行的原则就是：“要么最好，要么没有！”

从经济学上，他们认为：

“只有一种充分自由竞争的市场，才是衡量产品质量优劣的最好裁判者。”“卖不出去的产品，就是质量低劣的产品，也是实现不了它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产品。”

“质量意味着产品的生命，因此，在任何情况下，质量都是企业的生命，因而也是职工的生命。”

“唯有产品的优质性才是它最好的广告。”

尽管德国人在对产品质量的检验、检测、跟踪上是一点都不马虎的。然而从生产理论上讲，德国人认为：靠检查来提高产品质量并不是最好的途径，因为检查不会改变产品质量，只有搞好设计和制造这两大环节，产品质量才能得到保证。质量是掌握在广大职工手中的，质量的好坏关键在于设计水平和制造工艺，也就是说，产品制造本身的质量才是产品质量的根本要素。

与此同时，德意志人还从道德层面上来看待质量问题：

“任何产品都是由人生产出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产品质量所涉及的问题，往往不是技术问题，而是责任心的问题。”

“人的质量是一切产品质量的基础”。

德意志人的这种质量意识绝非只是在嘴上说说，而是充分体现在德国企业管理对完美的追求上的。这种“追求完美”的哲学，体现在产品与服务上就是“质量永恒”的概念，体现在技术上就是“技术至上”，体现在人才上就是“专业技术人员的高标准”，其结果就是“德国制造”（MadeinGermany）在全球市场上的顶尖声誉。

自19世纪下半期以来，德国的机械、化工、电气、光学产品、直到厨房用具、体育用品，均已成为世界上质量最过硬的产品，“德国制造”成为了质量的代名词。戴姆勒—奔驰、宝马、奥迪、大众、西门子、拜尔、博希、克虏伯、施耐德、阿迪达斯等等，这些公司的产品质量一直享有世界性声誉。

“德国制造”的优势并不在于价格，而在于质量、解决问题的专有技术、优秀的售后服务。德国企业发展的一般产品都是具有世界领先水平、高难度、别国一时无法制造出来的产品，德国30%以上的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都是没有竞

争对手的独家产品，今天，在各自领域中居世界领先地位的德国企业超过2300家。

西门子公司前总裁彼得·冯·西门子对此做过这样的解释：“这靠的是德国人的工作态度，是对每个细节的重视，德国的企业员工承担着要生产一流质量产品的义务，要提供良好的售后服务的义务。”

德国产品的售后服务是世界上最好的，他们竟然能在近100年后都不忘提醒用户！因为这仍然属于产品质量的组成部分。

20xx年中国某家医院收到一封来自德国的信件，称该医院大楼是德国建筑师于19xx年设计建造的，该设计使用年限为87年，现在到了设计年限，要注意该建筑物的修缮和安全。过了几天，德国方面又打电话给这家医院，提醒该建筑需要修缮或重建，让那家医院的人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20xx年，青岛市老城区地下水道的一个设备坏了，德国人得知后立即通知青岛市政府，100多年前德国人在青岛修建地下水道时曾在水道中专门留有配件，青岛市政府派人下去搜寻，果不然，那配件就在出问题的地点附近，换上去之后立即就解决了问题。

德国人追求产品质量的细致和严格无不令人钦佩，就连超市中出售的每个鸡蛋上都印有编码，不同的号码表示着这只鸡蛋的饲养方式、出产国、饲养场地、鸡舍、鸡笼的编号，有了这种鸡蛋“身份证”，一旦鸡蛋的质量有半点问题，有关部门就会顺藤摸瓜，一直追查到饲养场和鸡笼。

这种编码看似繁琐，却作用不小，首先，它保证了鸡蛋的质量，因为有编码在手，一旦出现质量问题，解决起来很容易；另外，它能规范养鸡业的标准，使饲养企业努力打造自己的信誉和品牌，再者，消费者也可根据母鸡的饲养方式来结合自身的情况，选择营养价值较高的鸡蛋。

德意志民族为何会成为这个世界上最讲求质量的民族？这个问题很值得今天正在进行社会转型的中国人好好研究。在今天的中国，“改革开放”搞了30多年，至今也很少有真正质量过硬、享誉世界的优秀品牌，倒是每每听到“楼歪歪”、“楼倒倒”、“桥脆脆”之类的“豆腐渣工程”的新闻，而“假烟”、“假酒”、“假药”直到“三聚氰氨案”、“牛肉粉”、“瘦肉精”、“福尔玛林”、“苏丹红”之类的报道，让人感到“中华民族已经进入到一个互相投毒的时代”。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极大的关注。

下面，从历史发展、管理效率、教育体制、文化传统、现实压力五个方面几个方面来谈谈德意志人的质量意识究竟是如何形成的问题。

一、“德意志特殊道路”的发展

与德意志人的质量意识

德意志人的质量意识是在一种特定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要理解这种质量意识的形成，首先得了解这个民族特殊的发展道路。

与英、法这样的西欧早起发达国家相比，德意志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是一个“迟到者”。它是在1807年遭受“拿破仑战争”的征服之后，才真正开始走向现代化之路的，也是在1871年通过“普法战争”的胜利，才建立起一个现代民族的统一国家德意志帝国的。

德国的这种“迟到”与它的特殊地理位置紧密相关。

A、欧洲中央位置

与德意志“地方分裂化”

德意志人居住在欧洲大陆的心脏地带，这种欧洲中央地理位置，给他们的发展带

来了诸多不利因素：

1.德语世界成为了罗马世界与斯拉夫世界之间的自然中间人，导致了德意志对外边界稳定性的缺乏，以及一种领土分裂的传统。

2.老帝国四面受敌，中央权力力不从心，德意志人的政治生活方式朝着小邦割据的“地方分裂化”方向发展。

3.旷日持久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带来了德意志政治、经济的全面倒退，以至于在当时“一年有多少天，就有多少个德国”。

B、地理大发现

与德意志工商业经济的衰落

这种欧洲中央地理位置也曾给德意志空间带来过经济发展上的优势，但世界局势的剧变，使这种优势变成了劣势：

1.中欧德意志空间正是这个老欧洲的经济中心。这种大陆中央与经济中心的自然叠合，曾带来过德意志城市工商业的繁荣。

2.信奉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的崛起与突进，封锁了东、西方的传统商道，导致了德意志城市工商业的没落。

3.地理大发现与新航道的开辟，使得西欧大陆沿岸由世界贸易的边缘地带移到了中心位置上，而德意志从中获益的中间贸易却因此萎缩了。

C、“黄金海岸线”

与普鲁士中央集权制政府的建立

在中欧德意志空间里，唯有勃兰登堡—普鲁士的容克贵族，参与了对欧洲大陆西北角上的那个新生工业世界的孕育过程，跟上了商品经济发展的世界潮流：

1.当荷兰、英国由粮食出口国变成进口国时，普鲁士容克贵族抓住时机，利用北德“黄金海岸线”，向这个工业世界输入越来越多的农产品。

2.这种“商农并举”将容克庄园改造成农业企业，贵族们也变成了经营粮食产品的“农业企业家”。这一进程成为了普鲁士“农业资本主义”的起点。在中欧德意志空间里，唯有勃兰登堡—普鲁士的容克贵族，参与了对欧洲大陆西北角上的那个新生工业世界的孕育过程，跟上了商品经济发展的世界潮流：

3.当瑞典人在“三十年战争”封锁了那条“黄金海道”时，容克贵族们认识到：“在现代大国激烈争夺的国际环境中，一个能充分发挥作用并能确保贵族自身利益的中央集权政府是绝对必要的。”

于是，一个中央集权化的政府，作为一种有效的国家政治行动组织的形式，于1640年开始建立起来。

D、“富国强兵”之路与

与“战争民族”的形成

这种中央集权化统治秩序首先体现为一支常备军的建立。这是因为：

在一种封建贵族地方割据化的局势中，在一种被四周强邻包围的局势中，在一种“弱肉强食”的欧洲法则中，若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这种中央集权就不可能存在，更不要说去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了，而这一点也就决定了普鲁士热衷于通过“富国强兵”来为它的工业化发展开道，通过战争手段来突破内部发展上的“瓶颈”。

在这条普鲁士—德意志的现代化道路上，仅是从1815年至19xx年的这130年间，德意志就先后发动过六场对外战争：

1815年的反拿破仑的“解放战争”，使普鲁士获得了工业化发展最有潜

力的鲁尔——莱茵兰地区，并在一个松散的“德意志同盟”中的占据了领导权。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和平发展后，完成从农业国到工业国转变的普鲁士，又通过1864年的德丹战争、1866年的普奥战争、1870年的普法战争，完成了民族统一大业，并在1871年建立起民族统一的德意志帝国。

在和平发展了43年之后，已经成为一个高工业化国家的德意志帝国，为重新瓜分世界，又发动了1914—19xx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19xx年战败后，取代德帝国的“魏玛共和国”却是一个不足15年寿命的民主共和国，它在那场世界经济大危机中于19xx年被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所取代。

这个纳粹帝国便利用民族复仇主义的情绪，很快挑起了1939—19xx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从而给整个人类带来了一场空前的灾难。

从这段历史看来，德意志民族的确能被称之为一个“战争民族”。

E、“德意志特殊道路”与

与“注重质量”的传统

在否定德意志“战争民族之路”的同时，也应该辩证地看待它所带来的历史后果，在此要强调的是：恰恰正是这条19xx年以前的“德意志特殊道路”，奠定了今天德意志民族质量观的基础。

“法国人和俄国人占据了陆地，海洋则属于英国人，只有在梦想的天空里，德国人的威力才是无可争辩的。”

——海因里希·海涅

1.德意志的现代化发展是在一个相对窄小的地理空间里进行的，因此他们只能将他们无穷的想象力用于对具体细节的极其关注上的，这本身就导致了德意志人对任何事物质量上的关注。

2.这种对具体细节极其关注的传统，正是恩格斯所讲的“德意志人具有独特的彻底性”的原因。因此，这段走向工业现代化的“富国强兵”的历史，能给这个民族留下一份特别的遗产，这就是“雷厉风行”的作风与“注重质量”的传统。

3.一个处于欧洲中央地理位置上的国家，一个外在压力特别大的国家，要想逃脱“波兰式”的亡国命运，要想冲出“欧洲盒子”，要想争霸世界，就必须使它的民众具有高度的素质化和纪律化，以及武器装备的精良化。正是由于有这种质量上的保证，德意志人才敢去频频发动战争。

4.德国虽然在它所发动的两场世界大战中都遭到了失败，但它不是败于它的质量问题，而是败于它的宏观战略。至于德国会败于宏观战略上的原因，恰恰在于德国这个对手的质量太高了，太可怕了，以至所有受到威胁的对手和潜在的对手都不得不联合起来，才能保全自己，因而结成了国际上的反德统一战线，德国才会遭到因一己之力而寡不敌众的失败。但是在“一对一”的战争中，德国从来没有失败过。

现代战争本身就是一场敌对双方的科技大竞赛，它迫使这个正在进行战争的民族从总体上动员起来，并发挥出它最大的智能。这就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它能将战争期间武器军备上的高科技发明创造运用于战后和平时代的民用生产，因而能极大地促进生产的效率和产品的质量，二是即使在战争失败之后，也仍然能为这个民族留下一批懂得如何进行高科技生产的技术工人，这样的工人当然是注重产品质量的。

总之，在这种前后长达300年（1640—1945）的“德意志特殊道路”的发展过程中，德意志人的确培养出一种“雷厉风行”的作风和“注重质量”的传统。这种作风与传统本身具有“价值中立性”，是不会因为德意志人在二战之后彻底放弃

那条“通过战争来谋生”的道路而丢失的，因为它已经代代相传地融入到德意志人的血液之中了。这也是这个民族总会在“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原因。

“德意志不是一个轻举妄动的民族，当他一旦走上任何一条道路，那么它将会坚韧不拔地把这条路走到底。”

——海因里希·海涅

因此，当德意志人将这种严谨、彻底的作风和传统运用于战后的和平发展上时，他们是完全有可能创造出世界上最高质量的产品的。

二、理性主义的官僚集团

与德意志人的质量意识

德意志人质量意识的形成还与另一份“普鲁士特产”——理性主义的国家官僚集团——紧密相关。

A、普鲁士官僚集团的诞生

1.由于通过远程粮食贸易的方式参加了工业世界的经济大循环，普鲁士的容克贵族聚集了大量的财富，并建立起德意志空间中其他任何诸侯国都无法比拟的中央集权和军事力量。

2.经霍亨索伦王朝近一个半世纪(1640～1786年)的励精图治，东征西讨，普鲁士夺得了所有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并不断向中欧内陆伸展，统治的人口由原来的三百万猛增至一千万，成为了德意志空间里最强大的王国。

3.王国版图连续性的扩展，需要越来越多代表国家的官僚去进行管理。因而逐渐在国家政治运行中形成了一个从事国家管理、充满“专家治国”气味的集团。

4.这个集团组织范围的广泛性，管理行动的连续性，专家型的垄断性，特别功能上的不可替代性，恰恰为它自身权力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B、普鲁士官僚集团的现代性

与军队与武官集团相比，这个文官集团的产生和发展是一种地地道道的现代中央权力体现。

1.“官员是国家的公仆。”

——菲特烈大帝。

2.黑格尔的“国家哲学”赋予这部代表国家的管理机器以“临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的意义：

“这是一种现代国家的普遍阶层，它并不占有生产资料，但它具有将社会的个别利益与进行平衡的国家行动彼此联系起来的功能”。

——黑格尔

3.这个官僚集团将自己作为“国家和社会普遍利益保护人”来理解，他们坚信社会关系的可塑造性，坚信现存国家通过有目标、有效率的干预，能够控制和操纵社会的发展方向，并造就出一种对社会结构转变必不可少的适应能力，因而成为了现代化改革的发动机。

4.这个官僚集团积极主张进行“开明专制”的改革，实行法律上的平等，剪除封建弊端，发展工商业经济、福利和教育，因而能在1806年被拿破仑的法国征服后，便立即于1807年领导一场成功的“自下而下”的大改革。

5.1807年开始的大改革，废除了农奴制和封建行会制度，实现了迁涉自由、职业自由、工商业自由、城市自治，创建现代化教育体制，从而将普鲁士引向了现代化发展之路，并在1871年通过战争手段，完成了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大业。

C、最有效率的国家管理机器

这个官僚集团虽代表着一种国家权力的履行，但它不仅没有陷于“腐败”，反而成为了世界上管理效率最高的机器。其原因在于：

1.在德意志，本身有着古老的国家法传统。在这种传统中，从事行政管理的官员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命令与服从”的关系，而是一种契约关系。它严格规定了各级官员所能行使的权力和必须承担的义务。任何越出这种契约关系的做法就是违法。像官员经商、接受贿赂、假公济私之类的腐败行为无疑属于破坏契约关系的行径，因此，这类违法官员将被立即解除职务，并施以法律制裁。

2.当这部管理机器诞生时，德意志还远远没有实现民族统一，还是一个由300多个大小邦国组成的彼此竞争的世界。因此，必须使普鲁士具有其它邦国所不具有的改革意志、竞争能力与效率。

3.在启蒙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在菲特烈大帝的严格训练下，这个由文官补习学校优先毕业生们组成的理性主义官僚集团，培养出一种具有普鲁士特色的管理风格，它以“严守时刻、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廉洁奉公”作风而闻名于世，因而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节俭、最有工作效率的管理机器。

4.完成民族统一大业后，普鲁士—德意志官僚集团的竞争意识并未消失，因为这个地处欧洲中央的德帝国，时刻有自身的不安全感和危机感，东面有强大的俄国，西边是时刻准备复仇的法国，还有不怀好意的英国。在这种地缘战略局势中，想成为工业世界头号强国的理想，容不得这个官僚集团有丝毫的懈怠。

5.这个集团一直保持着腓特烈大帝时代的独特作风，将心思用在对社会进行高度的“组织化”与“秩序化”上。以至于德国官僚机构的“一切措施都是有严格的时间表的”，“所有的行动都像钟表一样地准确无误”。因而很快将德帝国送上了世界第二号工业强国的地位上。

“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加美国的企业制

度。”

——列宁

6.就连纳粹时代的德国官僚集团也就没有落得一种“腐败”的名声，这里除了第三帝国还一直处于紧张的建设和越打越大的战争中以外，除了它的“世界大国”的梦想还没有实现以外，也要部分归因于德国官僚集团独特的作风和坚守契约的精神。

当今天人们谈论“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腐败”时，那么也能说，德意志官僚集团从来都没有获得过“绝对的权力”，而且在德意志紧张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充满国际竞争意识的德意志官僚集团也“来不及腐败”。而当二战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作为一个民主制国家建立起来的时候，德意志的官僚集团就是想腐败也“难以腐败”了。

这种“三权分立”制度上的保证与那种“严守时刻、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廉洁奉公”的作风结合在一起，更是使得这部国家管理机器的效率和精确性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今天的德国公民所具有的那种严谨、冷静、自省、遵纪守法的民族性格，是与这个官僚集团长期的表率作用和管理效率分不开的。正是通过一种“上行下效”，

那种具有“价值中立”地位的“严守时刻、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廉洁奉公”优良作风，才成为了整个德意志民族的美德。

这种民族美德中所体现出来的对标准与细节的关注，并非无关轻重的细枝末节，在生产上，它正是产品质量的基本粒子，它不仅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心理品质，同时也折射出它企业的感人品质，并常常影响到这个民族的命运。现代的竞争，说穿了，就是细节的竞争。在当今讲求产品精细化的时代，细节往往能显示出企业的专业水准，突出厂家的内在素质。

总之，精确而合理的种种安排总能让德国社会以及它的企业有条不紊、按部就班地稳步前进。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民族美德的形成的确为德意志人及其产品的质量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三、现代化的教育体制

与德意志人的质量意识

德意志人严格的质量意识更得益于它现代化的教育体制。因为产品的质量归根到底是由人的质量决定的。而人的质量首先取决于教育的质量，教育的质量则取决于教育体制，而在教育体制方面，德意志恰恰是世界一流的。

德意志是是世界上“第一个发展中国家”，也是第一个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道路迈进现代化门槛的国家，更是第一个明确提出“国兴科教”战略的国家。自1810年柏林大学作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所现代化大学”建立以来，德意志教育体制的现代化取得了令世人惊叹的伟大成就，并成为了世界的样板，不仅是它的欧洲邻国，而且连远隔重洋的日本、美国都纷纷仿效。

A、是“科教兴国”，还是“国兴科教”？

1.所谓“科教兴国”，指的是国家政府在不作任何干预的情况下，让教育与科学自由发展，通过其成就来自动提高国民素质，推动经济发展并繁荣国家。

2.所谓“国兴科教”，指的是国家政府运用自己的权威，通过对教育与科学事业采取积极、强有力的干预政策，促进教育与科学的昌盛，继而提高国民素质，推动经济发展并繁荣国家。

3.后起的发展中国家选择“国兴科教”战略有着相当自然的逻辑：

深刻的民族生存危机；

“自上而下”的改革道路;

预定性的现代化；

自觉的、目标明确的进程；

经过公开讨论和刻意选择的策略；

国家决策的战略高度。

B、“国兴科教”战略的出台

德意志人会推行这种“国兴科教’的战略，与它当时的最高统治层以及知识精英阶层的思想认识有关。

“谁要想继续生存下去，誰就必须保持竞争能力和效率，必须进行民族的自我更新，这是你不得不去遵循的一条原则。否则就死路一条！”

——冯·哈登堡首相

“这个国家必须通过它精神上的力量来弥补它物质上的损失”。

——威廉三

世

“正是由于贫穷，所以我们要办教育。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国家是

因为办教育办穷了、最后办亡国了的。教育不仅不会使国家贫穷，恰恰相反，教育是摆脱贫困的最好手段!”

——威廉三

世

“普鲁士要想取得军事和政治组织结构上的世界领先地位，就必须首先要有在科学与教育上的世界领先地位！”

——国防大臣冯·沙恩霍斯特将军

“大学是一种最高级的手段，惟有通过它，普鲁士才能为自己赢得在德意志以及全世界的尊重，从而取得在启蒙和教育上真正的世界领先地位！”

——威廉?冯?洪堡

“普鲁士的解放取决于它能否建立起一套适当的教育体系，这套体系应当是国有化的体系。国家应主动承担起教育民族这个最为伟大的任务，这是任何一届普鲁士政府都无法推托的最为重要的历史责任。”

——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

普鲁士的大改革运动从一开始就与“国兴科教”战略联系在一起，“教育”与“科学”成为了改革派官僚们的口号。普鲁士政府决心通过教育的现代化来优化国民素质，以求获得更高的生产率，更高的纳税能力，更多的理性，更多的忠诚，更少的犯罪，更好的官员，使德意志民族能早日摆脱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并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

C、现代化教育体制下的学习动机

现代化教育的目的在于提高国民素质、为民族培植科技竞争力。一名年轻人，能否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成为具有创新能力的国家栋梁之才，关键在于学生们的学习要有一种新动机，“为谋生而学习”在德国的是遭人鄙视的。

自1807年大改革以来，德意志人必须服从三大义务，也是“现代公民的三大义务”。

1.纳税；

2.服役；

3.受教育。

为什么中国人都在“为谋生而学习”，而德国人却能将“受教育”视为一种“国民义务”呢？

让我们先来看看中国：

1.中国自隋唐立科举以来，就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传统。

中国人受教育不是为了寻求真理或改善整个社会的生活质量，而是为了个人自我身份的提升和显赫地位的获取。这种观念本身就是“鄙视劳动”的，由于人人都想做“人上人”，因而形成了“亿万人同走独木桥”、“人人都要读大学”、“个个都想混博士”的局面。

2.中国政府虽强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却并没有实行真正的教育免费，国家对教育的投入太少，因此教育上的成本负担转嫁到老百姓头上来了。

3.当今中国人个个争先恐后，力争早日爬出贫穷的泥潭。处于这种状态的人，便很自然地将“谋生”与“受教育”直接挂起钩来。

因此中国年轻人进大学“不是为了科学，而是为了科举”；“不是为了求知，而是为了求职。”

这造就了一种很荒唐的局面：

一方面，在今天中国每年招收的600万以上的大学生里，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在学法、管、机。

当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的时候，也就必然导致今天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在就业问题上的严重心理恐慌。这样的大学毕业生对于从事生产活动却是不屑一顾的。

另一方面，中国的职业高校却由于“生源危机”而日益萎缩，更没有几个人愿去读中专性质的职业学校。职业高校弃学新生中的80%都选择了“复读”,以致中国现今职业高校的“生源缺口”高达40%左右！

另一方面，中国到处出现缺乏能实际动手的技术工人的现象，甚至连高薪聘请也找不到人。

青岛一家制造公司打出年薪16万的“天价”，急招一名高级模具技工，结果重赏之下却难觅“勇夫”；

“西气东送”中的一个项目工程，用日工资150元来招一名高级焊工，竟无人揭榜；

深圳一家企业开出6000元的月薪，也未能如愿找到一名高级钳工。

国内许多企业开出年薪28万、甚至30万的高价，竟然请不到一名高级技工。

一些企业老总不由发出这样的慨叹：

“在中国，找一个高级技工比找一个工程师还要难！”

在德国，高级技工占全国技工总数的比率超过40%。按中国现今的规划，这一比例也至少应达到15%，然而中国目前却只占5%，缺口高达至少700万人以上。

正如深圳的一位老总所言：

“我们买得起最先进的设备，却请不到人来操作。”

这样，直接与生产流程打交道的就只能是那些提前退学、没有接受过很好文化教育的“打工仔”了。我国既能动脑又能动手的高级技工的极度缺乏，不仅造成了生产工艺难以达到设计要求，影响到产品质量，使“中国制造”难上档次，而且制约了新兴服务业水平的提高，成为了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

尽管今天的中国有世界上最多的高校，有世界上最多的大学生，有世界上最多的博士，有世界上最多的教授，但实际上，这种“应试教育体系”却成了一种失败的象征。因为它不能够很好地服务于教育本应服务的对象：社会。

这种教育体系既产生不了一位诺贝尔奖的得主，也不能为社会提供多少愿意奉献自身的个体，却制造出越来越多的“投机分子”，他们渴望能受益于社会提供的各种好处，却丝毫不关心如何回报社会的问题。大多数中国大学毕业生对选择出国并为外国工作并不感到有丝毫的内疚，那些学习成绩最好的中国大学生，是以最终能成为一名“美国人”为目标的！因为他们想的是“为家庭的教育投资争取最大的回报。”

“浮躁”与“投机取巧”导致了今天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上极为不利的局面。因为中国受到过最好教育的人几乎都处于“急于致富”的焦躁之中，这样的人也往往是远离中国真正的生产第一线的。他们最关心的就是如何才能更好地“不劳而获。”

相比之下，德国则完全不同：

1.德国过去的传统社会是一种严格的等级制社会，最有地位的是贵族，而不是官僚，官僚是被称为“公仆”的，因而也就没有造就出一种类似于中国的“官本位”传统。

2.自1807年市场化正式启动以来，国家改革的首要目标就是要“释放所有的生产创造能力和个人力量”，因此，崇尚理性的德意志社会没有出现一种普遍“鄙视劳动”的现象。

恰恰相反，在德国民众看来，受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一种与个人兴趣、爱好相适应，并得到国家和社会认可的能力，这种能力才是通向未来就业的阶梯。只要大家都爱岗敬业，忠于职守，社会便能发展和进步。至于职业，实际上并无高低贵贱之分和门户之见。因此，在德国的社会里，任何诚实劳动、精益求精、具有创造性的人才都是受人尊重的。

3.德国政府在世界上率先强制实行“全民义务教育”，早在1763年8月2日，世界上第一部《普遍义务教育法》就在普鲁士颁布，菲特烈大帝在极为贫弱的18世纪就已经开始将贯彻“义务教育”作为基本国策了。但这种义务不仅是国民要去承担的，更是国家政府要去承担的。

德国政府发现，一个人如果不接受教育，需要8个警察一天24小时地严密监视，才能保证这个人不犯罪。也就是说，不接受教育，不仅是你自己的事情，更是关系到国家和社会安危的事。因此，德国政府想得穿：“与其花钱养8个警察，不如投资培养一名高等教育的接受者。”

因此，国家虽实行教育全面免费，但不允许学生逃学，凡逃学者，其家长是要被罚款的。因此，在德国，读书首先不是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而是作为一种培养“合格的国家公民”的途径来出现的。

4.德国历届政府都认识到，“德国是一个原材料极度缺乏的国家，原材料基本上都得依赖进口，要想用同等数量的原材料生产出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产品，创造更多的产品附加值，德国在经济上就必须走一条技术立国的道路，为此就必须依赖受过良好教育的、高素质的产业工人以及他们身后完备的职业技术教育的力量。”

5.德国历届政府还认识到：“无论科研成果或技术产品如何优秀，如果没有高素质的工人，就无法形成真正的生产力，无法形成预期中的产品，智力产品也就无法真正转化为财富。因此，即使有再好的高等教育，如果缺少职业技术教育作为支撑，一个国家的制造业的竞争力依然无从谈起。”

6.早在19世纪30年代，德国人就建立起现代教育体制的三轨制：

一个孩子在4年制的国民小学毕业后，完全能凭自己个人的兴趣与志向或是家长的意图，对6年制的普通中学、8年制的实验中学和9年制的人文中学进行选择。

这三类中学的学生毕业后，无需经过考试，便可直接升入三种不同的高校：即职业高校、专门学院和大学。

这三类高校设置的最高学位分别是学士、硕士、博士。

国家政府虽要求“人人都要接受高等教育”，但并没有出现“亿万人同走独木桥”、“人人都要读大学”、“个个都想混博士”的局面。这就保证了德意志人才分布的合理性。

德国中学生的70%是读职业高校的，还有10%是读专门学院的，其余的20%是读

综合性大学的。这种教育结构是相当合理的，因为，如果从事高科技的人才过多，超过了本国经济的承受力，必然造成人才外流和浪费。

在德国，科学研究上的任务是交给综合性大学中的教授和学者们的，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任务是交给从专门学院中毕业出来的工程师们的，而将具体的产品制造出来的任务是交给从职业高校中毕业出来的高级技工们的。

由于德国人将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因而没有出现工程师、高级技工严重短缺的现象。即使在还相当贫穷、落后的19世纪上半期，也没有出现当今中国年轻人在就业问题上的那种极度心理恐慌，倒是培养起一种“为受教育而受教育”、“为艺术而艺术”、“为科学而科学”的社会风气。

中国人是“学以致用”，而德国人是“学以致知”，这种社会风气使德国人很少去考虑将这些东西与职业选择直接挂起钩来，因而也使“受教育”成为了一种真正的“国民义务”。

至于在职业选择上，一名刚出茅庐的德国青年，选择职业上的出发点，首先是个人兴趣，其次才是职业前途和工资待遇，在专业上一定要能适合自己的爱好和才能，能发展自己的个性。

看一看当今德国青年人的职业取向，就能发现与中国青年人的职业取向有多么的不同：

在450种职业中，最受欢迎的职业是：

男青年：19xx年，机动车机械工、电工、钳工、画工、家具木工；

19xx年，机动车机械工、电气装配工、泥瓦工、家具木

工、煤气和水管安装工。

女青年：19xx年，售货员、理发员、办公用品商人、工业品推销商、医生助理；

19xx年，医生助理、办公用品商人、零售商、牙医助

理、理发员。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男性青年像德国的男性青年那样，做“蓝领”比做“白领”还要吃香。正是由于拥有大量高技术的工人与发达的职业技术教育，才共同造就了“德国制造”在世界上的神话。它反映了德国人的心态与品质：自信、稳健、不随波逐流、脚踏实地、干自己擅长的事，做好自己的本质工作，因而从根本上保证了德国高科技产品的质量。

四、基督教的传统

与德意志人的质量意识

德意志人的质量意识也是与德意志人的道德感联系在一起的。它涉及到人的“良知”问题，涉及到人的行为“自觉”与“自律”的问题。为便于理解这一点，有必要作一番中、德两种文化的比较。

A、基督教信仰与德意志人的道德

宗教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是一种意识形态文化，最初它的作用在于：“安慰心灵，培养道德，司法审判，解释世界”。随着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发展，在“充分世俗化”的今天，它的后两种功能，即“司法审判，解释世界”，已经让位，但是它的头两种功能，即“安慰心灵，培养道德”，仍然存在。

1.德意志的传统文化是一种基督教文化，这种文化是研究“神”的。“信仰上帝”的背后怀有一种对上帝的“敬畏感”。人人根据”上帝的旨意“，力争做一个“上帝的选民”，因为只有“上帝的选民”才有资格在将来在告别尘世后“升天堂”。什么是“上帝的旨意”呢？当然，诚实、守信、敬业这类上帝要求的“人间美德”

无疑属于其中。在德语中“职业”一词就有“天职”的意思，这意味着人们把对上帝的忠诚移植到对职业和工作的尽心尽力之中。与之相应的是，企业运作不仅仅是为了经济利益，事实上，遵守企业道德、精益求精地制造产品更是德国企业与生俱来的天职和义务。

违背这些美德是要受到“良心”谴责的，也是注定要“下地狱”的。这就是“坚守诚信、信守诺言，敬业守责、精益求精”会成为“每一个德国人的原则”的宗教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基督教信仰对它的教民来说是具有一种道德上的普遍约束力的。

2.由于“上帝”看不见、摸不着，“上帝的心思”无法猜透，因此，包括德意志人在内的欧洲人，终于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之后，转而研究“造物主”创造的这个世界：一个包括了人与物质的世界。这就导致了西方人由神学到科学的转化，即对世界的解释不再根据《圣经》的说法，而根据人类对真理的认识来解释，与此同时，人们拿出信仰宗教的热情来信仰科学了。

3.这种转化反映出，近代以来的西方科学研究本身就具有一种对终极真理的精神追求。这种对终极真理的追求也就与人们对诚实、守信、敬业、求精等美德的追求结合在一起，成为了德意志人对“道德完美”的一种追求。

4.当工业化发展以人类的科学革命为基础时，那么“科学”也就与产品的质量联系在一起了。由于越科学的产品就越有质量，因此，对高科技产品的质量追求也就成为一种对上帝所要求的道德的坚持，一种人间美德的体现，一种“对上帝的忠诚”。

这样做的人就是“上帝的选民”，而违背科学原则的任何做法都是要受到“良心”的谴责的，也是要受到上帝的惩罚的，当然也是要“下地狱”的。这也就为德意志人坚持高科技产品的质量提供了一种宗教文化上的道德的支持。

因此，德意志民族也就变成了一个“诚实守信、敬业守责、精益求精、热爱科学、追求真理的民族”。

B、中国人的实用主义与中国人的“诚信”问题

今天的中国人一方面对西方的技术与产品是狂热追求的，另一方面对西方管理文化中所强调的坦率，直接，诚实这些品质却漠不关心。因为这类宗教文化上的道德支持是我们中国人所缺乏的，因为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不是研究“神”的，而是研究“人”的。

1.中国人将自己2000多年的聪明才智几乎都花在了对“人”的研究上。“孔孟之道”提倡的“仁学”，说到底，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学和关系学，其精髓却是实用主义，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真正的宗教情节，只有实用主义，因此中国人个个都是“天生的唯物主义者”。

2.中国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度，大多数人都蔑视宗教信仰，或是把宗教信仰当作迷信来看待，因而在精神领域里明显缺乏一种共同的凝聚力和约束力。许多人，一方面坚持认为自己是无神论者，另一方面在实际行为上却是泛神论者，因此，人们往往是将菩萨当作为鬼来拜的。

今天的中国人甚至连拜菩萨都是假的，叫做“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这种“不信宗教信迷信”的“贿赂神仙”之举动，其最终目的只是为了能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而对菩萨呢，“一旦不灵，转头就骂”。

3.由于中国人没有自己的信仰，因而导致了“自觉”、“自律”的缺乏。这种统一精神支柱的缺乏，又使每个人只相信他自己，只按自己的意志来行动，并只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合理的，这就导致中国人在各个行业和生活领域中没有统一规范

的道德意识和真理意识。

4.由于缺乏信仰，中国人也就往往很容易没有罪恶感，没有亏欠和内疚感，很容易养成“只要犯罪不被人知道，就是无罪。”的恶习，以至中国人在入学上冒名顶替、文凭上弄虚作假、工程上偷工减料、产品质量上以劣充优的现象屡禁不止。这实质上反映的正是人性中的残忍和冷漠。

5.在中国社会里，“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历来就是通行的法则。中国人往往既不相信上帝，也不惧怕魔鬼，什么事都敢干，以至“诚信”在今天的中国成为一个十分严重的道德问题。当人的“诚信”出问题的时候，当然也就很难保证我们产品的高质量。据统计，现今中国每年因不诚信所遭受的损失就达5889亿人民币！

在今天的中国，挤进大学之门的年轻人，往往只是一些关注读完大学后能得到何种好处的“实用主义者”。甚至连大学教授和科学家，也几乎都在为实用主义为目的在从事科学研究，不像德国的大学教授和科学家那样，他们是怀着某种追求终极真理的神圣感来从事科学研究的。

在毫无道德底线的情况下，科学手段完全可能与不道德结合在一起，这就更难保证我们中国人及其产品的高质量。

例如，各类考场作弊案；

各类论文抄袭案；

“三聚氰氨案”；

“福尔玛林案”；

“瘦肉精案”等等

这类案件绝非出自不学无术之人，而是中国的一批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甚至是学界中人弄出来的。

C、社会风气与社会整体质量的关系

中国人并非在任何事情上都不讲质量，也不是没有能力提高质量，而是往往不想为别人提高质量。当质量问题事关自己的生死时，中国人是绝对讲质量的：例如，在原子弹、导弹、火箭发射、航空航天技术上，党中央是绝对讲质量的。

又如，中国人为自己生产时，也就是在从事所谓“自给自足”式的生产活动时，是绝对讲质量的；但是当生产的东西不是给自己用而是给别人用时，也就是在从事所谓“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的生产活动时，中国人就不那么讲质量了。这就是一位菜农为什么不会往自己要吃的菜上，只会往要拿出去卖给别人的菜上施化肥的原因，也是他为什么不会往自己要吃的猪肉里，只会往要拿出去卖给别人的猪肉里注水的原因。

再如，中国的父母在自己子女的入学、就业、出国、住房等有关幸福的所有问题上，都是绝对讲质量的。这是因为不信宗教的中国人认为，人死了以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只有自己的子女（对于中国的乡村居民来说，只有自己的儿子）才是自己生命的延续。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父母往往在为自己的子女而活着。因此，中国的父母也就成为了世界上最负责任、最讲质量的父母。

既然自己子女的幸福就是自己的幸福，中国的父母当然也就为此什么事都愿意去干，只要能把事情办成。这样一来，为“开后门”请客、送礼，以至行贿，便有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它变成了一种“天经地义”的“潜规则”，甚至变成了一种“文化”。

不过，在此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这种“潜规则”文化中，“官本位”是处于绝对主导与核心地位置上的，因为只有那些官场中人才可能支配别人的命运。

因此，当层出不穷的事实向人们证明：一个人可以不经过自己的诚实努力和工作成就，仅靠权力的支配作用，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时，他们才想到要去走捷径的，也才有捷径可走的。于是，他们便采取最有效、成本最小、当然也是最有“质量”的实用主义手段——行贿——来达到目的，这就是“权钱交易”的来源。

这种“潜规则”文化的蓬勃发展，使中国社会变成了一个“人情超级大国”。一个讲究“合情、合理、合法”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合情”是处于最优先的位置上的，而“合法”则是处于最后的位置上的。

这种“潜规则”文化大大助长了贿赂之风，加速了官场的腐败、导致了社会严重的隐性“不公”，从而影响了社会整体质量的下降。

当一个社会中的重要岗位不能保证由这个民族中最优秀的人来占据的时候，是不能保证这个社会的整体质量的，当然也是不能保证这个社会的产品的高质量的。

一般的中国人并不了解他们作为社会个体应该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他们关心的是自己家庭和亲属的幸福，对与己无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却往往视而不见。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道德观，势必导致自私和冷酷，在今天，它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健康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之一。

这样的问题在基督教文明中实属罕见。从宗教文化上讲，德意志人最关心的不是自己的子女，而是自己将来能不能“升天堂”的问题。即使在“充分世俗化”的今天，人们追求的也不是子女的幸福，而是自身的幸福。

当然，这种自身的幸福必须与宗教文化传统上所要求的人间美德相一致。因此，在德意志社会里，人的行为的“自觉”与“自律”是不言而喻的。为“开后门”而请客、送礼、行贿之类的行为，在德国绝无群众基础，是作为丑闻，而不是作为“潜规则”来出现的。这当然极大地减少了社会的隐性“不公”，从而保证了德意志社会整体质量的高水平。

D、法治社会与产品质量的关系

在德国，为了防止出现产品质量不过关的现象，除了道德这一关口外，还有法律这一关口。德意志人认为：“在任何问题的处理上，重要的不是合情、合理，而是合法。”这种社会特点，除了官僚集团的表率作用和管理效率以外，也与基督教的法制传统相关。

德国人遵纪守法同样有着一种宗教文化上的支持。根据基督教的教义，人生下来就是有罪的，即有所谓“原罪”。任何人都不值得信任，任何人都是“潜在的罪犯”。而要保证人犯不了罪，必须有严刑峻法。这样，基督教社会便成为了一个讲求“法制”的社会，一个“王在法下”的社会。

尽管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司法审判”的理由不再由神学上的“禁戒”来决定，而是由现代司法界定的内含来决定，但西方“法制社会”的传统一直被继承了下来，“对人性的怀疑”始终都是“法制社会”的基础。

根据德国近代以来的法律，凡出现产品上以劣充优，以次充好的现象，企业将被立即查封，企业主和当事人将被立即法办，并永远不得再进入这一行业经营。谁敢以身试法？这就是“在德国，你是买不到假货的”原因。

而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刚好相反。《三字经》谈论的是：“人之初，性本善”。由于中国人只有对“人性善”的美好期望，而没有对“人性恶”的提防，因而使中国成为了一个“人治”的社会，这种“人治”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使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守法行为格格不入。

尽管中国历朝历代都有法规，但它是“法治”意义上的法规，而非“法制”意义上的法规，由于人性上的弱点和制度上的弊端，中国的法规是可以被人轻意突破的，甚至就是拿来让人突破的，只要你能找到“门道”，以至“部门立法，很容易成为利益集团的工具；权大于法，很容易让法律成为权力的玩具；情大于法，很容易让法律为正义让路；而钱大于法，很容易让法律向现实低头。”

当国家的法规可以通过金钱和权力来践踏时，自然达不到它所预期的效果。

不进行政治体制上的改革，不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的“人治”现象，不将中国改造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制”国家，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升中国人的整体素质，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的中国的质量问题。

五、对出品的依赖性

与德意志人的质量意识

德意志人今天对产品质量的特别重视更离不开它所面临的特殊经济形势，这就是德国经济对出口的严重依赖性。产品的质量已与国家的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水平的保持和提高，紧密联系在一起。

A、德意志经济对出口的依赖性

19xx年后，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摧毁了纳粹暴政的统治，也导致了德国的分裂。但是，在战后苏、美冷战的新格局下，走上民主之路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法国的世仇终于和解，英国也结束了反德战略，联邦德国被真正接纳进一个世界范围的经济体系之中。随着19xx年的“欧洲煤钢共同体”向19xx年的“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发展，美国的世界体系给予了联邦德国在一战后英、法所没有真正给予德国的东西——世界市场。

战后的联邦德国凭借着它强大的工业潜力、先进的高科技生产水平、高质量的工业品，确保了它在欧洲和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因此，从19xx年开始，联邦德国的对外贸易便第一次出现顺差。

随后，联邦德国出口贸易的创汇在净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迅速上升，19xx年为9.3%，19xx年达17.2%，19xx年上升为23.8%，19xx年达到26.7%，19xx年又上升为29.1%。19xx年以后，联邦德国一直保持着世界头号贸易大国的地位，将日本和美国远远抛在后面。19xx年两德统一后，出口贸易的创汇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超过33%。

由于现今德国国内每3个工作岗位中就有一个直接取决于出口。所以德国经济对外界的依赖性极强，它的工作岗位、投资、收益以及生活水平都有赖于国际贸易的发展，一个稳定的世界经济、自由贸易和有秩序的货币制度成为德国国民经济的生存条件。

没有出口，德国人就会失去今天的一切，德国人就会失去高工资，失去优厚的社会福利和富裕的生活。没有出口，就无钱进口，德国人就吃不到泰国的大米、马来西亚的荔枝、巴拿马的香蕉、中国的金钱桔、巴西的咖啡和可可。也就没有钱进口中东的石油，汽车全得停驶，工厂停工，人民挨冻。总之，出口对德国太重要了，出口就是德国的生命线。因此，出口产品的质量是任何德意志人都不能忽视的关键问题。

B、德意志出口经济的优势与劣势

德国在世界经济竞争中有自己的独特优势：劳动生产率高，就业人员文化素质优良，有极高的技术水平，有一大批具有首创精神的科学家，一支世界上最出色的高级技工队伍，一系列先进的基础设施，社会安定，币值稳定，这一切构成很好的投资环境。商标上“德国制造”几个字，表明质量绝对上乘，在国际上拥有极

高的信誉。

但是，德国产品也有它的劣势，这就是价格高。物美价不廉，也同样会使顾客望而却步的。究其原因，主要是人工成本高。此外，工时过短，企业税款、环保规定、社会保险等方向都增加了产品的成本。这使德国企业面临着国际竞争的严峻挑战。

在19xx年对欧洲15国每小时毛工资的统计中，比利时最高（15.3美元），丹麦次之（14.8美元），卢森堡和德国并列第三位（14.3美元），高于日本（13.2美元）和美国（10.3美元）。

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的工资附加费用像德国这样高的。

雇主为雇员支付社会保险费的一半份额，病假工资、休假工资和休假津贴，创造财富的奖励以及其他企业社会福利费用，诸如此类的工资附加费都得计入工资成本。

这就使得德国加工企业每小时的工资附加费高达19.46马克（19xx年）。相比之下，法国为13.18马克，日本则为7.18马克，而美国甚至只有6.39马克。

当然得承认，德国也的确是这个世界上贫富差距相对最小的国家，也是工人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

德国人每年工作的时间比其他工业国家都要少。在过去的30年中，德国工人的工时已减少了500小时。在德国工业界，平均每个工人每年实际劳动时间为1499小时，若以每天8小时计算，折合为187.4天，已达到了一周休息三天以上的水平，甚至接近两天中工作一天的水平。而在美国和日本，每年工作时间分别为1847小时和2139小时。德国的企业工人，每周工作时间约为32小时，而在英国则为76小时。

C、“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德国对外经济战略

在今天“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要保证高额出口越来越困难。德国经济只有一条路：革新技术、降低成本，扩大欧洲内部市场，保住老市场，开辟新市场。德国的办法是：扩大资本输出。把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转移到国外劳动力廉价的地方去。例如将丝织厂迁到波兰和捷克，在美国开办新的汽车厂。化学企业也直接到国外去投资办厂，在生产国销售，增加产品的竞争力

在欧洲，德国的投资在向葡萄牙、英国和爱尔兰转移。尤其是葡萄牙，那里的劳动力在欧洲15国中是最廉价的，每小时工资仅5.8美元，因此在那里设厂可以大大降低成本。

同时向亚洲扩大贸易。日本是德国在亚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但在德国出口中只占5.1%，中国虽是德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但在德国的出口中也只占

3.7%。近年来，德国向越南、印度、马来西亚、泰国、朝鲜、新加坡、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出口增长很快。例如，德国仅向越南的出口就增加了40.9%。这是德国开辟亚洲新市场的成就。

东欧近年来成为了德国出口的新重点。德国是欧盟27国中经济力量最强的国家，又是东欧的近邻，这一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德国获益匪浅。它成为了中、东欧国家最大的投资者和贸易伙伴。中、东欧19个国家进口的三分之一来自德国，德国与这19国的贸易，占整个欧盟与这些国家贸易的43%。对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的出口占整个欧盟与这四国贸易的一半以上。

德国对这些东欧国家出口的主要是机械、电子产品、公路运输车辆、化工产品。从这些国家进口的主要是能源和原料，即石油和天然气，钢铁和有色金属。目前，德国增加了直接在中、东欧国家办厂的力度，仅是在匈牙利一国，开办的合资企

业就达600家以上。因此，德国保住了前民主德国占有的中欧、东欧市场，成为了欧盟国家中最大的受益者。

D、德国企业的新对策

在一种充分自由竞争的经济环境中，产品的质量最终是要依靠市场来裁定的。质量不好的产品在市场上是卖不出去的，这种现实的压力推动着德意志企业在开发国内外新市场的同时，特别注重通过“高附加值经营”、“双重教育培训制度”、“科研创新开发“来应付挑战。

比较起日本和德国两国贸易品种的单价就能发现，在机械设备和汽车方面，两国价格相差2至4倍，日本出口的往往是大路货，而其它国家从德国进口的却是清一色的高级产品。这种“高附加值经营“的关键是高度专业性，体现在管理上，就形成了德国现今特有的技师制度，体现在研究开发上，就是集中优势力量、深入研究有限领域，从而产生非凡的独创性和独特性。这两种方法结合成为了德国经济持久强大的重要原因。

这种“高附加值经营”也同时意味着对从事生产的技术工人有更高的要求，因而在职业教育培训方面，德国实行了严格的“双重教育培训系统”，为此造就了学校教育与企业教育培训相结合的“高等职业教育二元制”，它将专业上的理论教学与企业中的职业实践培训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这种教学模式意味着对未来高级技师的培训，一元在学校里实施，一元在在企业里实施。

七成以上的德国学生在往往在16岁时就区分了各自的主攻方向，确立了自己一生的努力目标，由此产生的高度专业性成为了“德国工匠”卓越技术的源泉。从世界范围来看，这种技师制度的确成为了德国的一大特色。

例如，在德国的汽车制造业中，机械组装完成后的汽车从流水线上下来后，技师就上场工作，整个装配工作的三分之一都是由德才兼备的技师亲自处理收尾工作的，其产品的质量自然有了绝对的保证。

在对产品的科研创新开发方面，目前，德国投入的研发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2.9%，位居世界前列。因为在德国人看来，真正决定企业未来前途命运的是新产品的研制与开发，而不是别的不能人为把握的什么客观因素，不管经济是否景气，德国企业从不削减研发经费。在研发中重视高度的独创性和高度的专业性，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的创造力，成为了德国研究与开发体制的一大长处。

面对国际市场上的严峻挑战，德国确立了三大发展目标：“绿色制造”，“信息技术”和“极端制造”。

“绿色制造”以保护环境为主题，目前已有60种类型3500个产品被授予环保标志。

“信息技术”研究以纳米微电子技术、软件系统、通信技术、互联网技术和服务的研发支柱，旨在实现制造技术与信息技术的有机结合。这种“为明天的市场做准备”战略已不断取得了新的成果。

“极端制造”则是指在极端条件下，制造极端尺度或极高功能的器件和功能系统，集中表现在微细制造、超精密制造、巨系统制造等方面。

结束语

为实现这三大目标，德国共有300多所高等院校，500多家研究机构参与其中，以保证“德国制造”在世界市场始终保持不败之地。

德意志人质量意识的形成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既有“德意志特殊道路”上形成的“雷厉风行”的作风和“注重质量”的传统，又有官僚集团“严守时刻、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廉洁奉公”的表率作用和管理效率；既有现代化教育体制奠定

的知识基础，又有基督教传统提供的文化道德上的支持，更有经济上对出口严重依赖性所造成的现实压力。

传统作风、管理效率、知识基础、道德良知、现实压力，这五大因素确保了德意志人的产品质量的世界性声誉，同时也证明了人的现代化的真实意义。

“每一种道德和政治文化的背后总是要有一种精神的，一个民族有没有健康向上的精神，是决定这个民族能否真正崛起的关键。”

——约翰·戈德弗里德·赫尔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