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语言和行动 ——维特根斯坦与近代西方哲学的困境
一
西方哲学（主要是认识论）的宗旨是要证明或说明科学的客观性和真理性。这就是“确定性的寻求”，但从十七世纪新科学诞生之日起，它就已遭到怀疑论的反驳。休谟曾论证指出：感觉中没有任何东西使我们能得到因果关系或自我同一性的知识，康德对此有深刻印象。由于他不赞同休谟的怀疑论，他便放弃经验来自感觉的假设，而论证道：某些概念（范畴）给经验提供必要的形式框架。正是由于某些概念的必要性使他能避免休谟的怀疑论。没有这些把感官得来的杂多加以统一组织的概念，经验便根本不会发生。康德用这个先验论证表明我们能够有外在世界的、自我同一性的和因果关系的知识。于是通过把概念和感觉结合起来，康德得以解决知识如何可能的认识论问题。
康德虽然试图解决主体和对象的关系问题，但主观经验和客观知识之间仍然没有真正联结起来。当代哲学家仍然以先验论证方式讨论语言和世界的关系，指出知识和实在必然以语言为基础。但人们对语言的理解仍然被主体性的阴影所笼罩，尽管维特根斯坦指出意义与理解和心理状态与过程之间存在着严格的范畴区别。人文主义学者伽达默尔、利科尔、哈贝马斯、巴韦斯（Barwise）、培利和Winograd
等都明显地研究意义与理解，而非研究心理状态与过程。但另一方面认知科学主流大多数专家却从事于心理状态和过程的研究。
维特根斯坦主张目的性行动在科学知识之先，这个观点是对西方自亚里士多德到康德的主流哲学的挑战，实现这一挑战是把主张科学知识先于行动的传统认识论的优先次序倒转过来。如果说康德是最后一位“意识哲学”或“主体性哲学”的大师，那么维特根斯坦便是最先倡导行动哲学的伟大哲学家。
但维特根斯坦和康德也有共同点。他们各自使用先验论证达到自己的目的。康德证明经验（或科学知识）如何可能；维特根斯坦则要表明生活实践和语言交流如何可能。康德所反对的是贝克莱的唯心论和休谟的怀疑论；维特根斯坦则反对否认或怀疑外在世界实在性和科学知识正确性的形而上学和意识哲学。
二
维特根斯坦在《论确定性》（以下简称OC）中反复谈论由摩尔（英国新实在论者）论文中引用的若干陈述和他自己的一些语句：有关知识、信念、怀疑和确定性的全部讨论都围绕着这些语句。维特根斯坦关于摩尔命题所谈的话自相矛盾。一方面他说“我知道”这表达式被摩尔误用了（OC6），他说的“我知道那是一只手??”是没有意义的。
另一方面又认为“摩尔说我知道那是一棵棵是讲得通的”（OC387）。 “摩尔完全有权利说他知道这个那个”（OC520），
在摩尔提及的情况中使用“我知道”也是正确的（OC622）。
为什么维特根斯坦这样明显地自相矛盾呢？我认为维特根斯坦区别关于“知道”或“我知道”的三种不同用法：哲学的、对话的和由习惯与行动表现出来的知识。对于摩尔“我知道”的哲学用法他要回答：“你什么也不知道”，因为他反对任何这种形而上学地强调的用法（OC482）。
更因为摩尔旨在反驳怀疑论的那些语句并没有提出任何根据。有的语句十分明显地不可能提
出根据（例如，你怎么证明“这是一只手”呢？），摩尔断言他知道不过是“他相信他知道”（OC137）。
维特根斯坦偏好对话用法，“我知道这事情，我对别人说。这里就有理由，但我的信念却没有理由。”（OC175
）所以他宁愿把这个表达式保留给正常的语言交流场合使用（OC260），
这里“我知道”的意思常常是：我的陈述有合适的根据。这是“知道”和“相信”的区别。维特根斯坦批评摩尔，因为他并无根据就说“我知道这个那个”。但摩尔命题的特点在于不可能提出比这些命题更加确实的证据。“摩尔的错误在于用‘我的确知道那件事’来反驳这个断言‘你不能知道那个’”（OC521）。但人家却不必相信他。
另一类型的知识在生活中更重要。“我知道＝我确定地熟知这件事”（OC272）。当我们开始相信任何事情时，
我们相信的不是一个单独的命题，而是整个命题系统。“??并非我能够描述这些确信的系统。然而我的确信的确形成一个系统，一个结构。”（OC102
）“这样我觉得我向来已经知道好些事情，然而这样说，这样讲出这个真理是没有什么意思的。”（OC466）
“为什么我如此确信这是我的手呢？难道整个语言游戏不是以这种确定性为基础吗？??就是由于这个事实：如果你并不确定地辨认出对象，你就不是做这个游戏，或者把它做错了。”（OC466
）一切语言游戏都是以语词“和对象”再次被辨认出来为基础（OC455）。
这是我的生活实践所必须依赖的知识，任何人都有很多这种无需陈述的、表现于平日行动习惯中的知识。
“我的生活就在于我乐意承认许多事情”（OC344）。
维特根斯坦举例说，“有个疯医生指着一张椅子说他‘是否知道那是什么？’他说这话可能地不是要检验我的眼睛，而是检验我辨认事物、晓得它们的名字和功用的能力。 这是涉及一种完全熟悉住处周围情况的知识（knowone's
way about）”（OC355）。
这种并不表述为命题的、表现为行动的确定性和不可怀疑性的知识乃是维特根斯坦最富有创见的看法，人们一般认为这些不过是日常生活的信念，并非知识，甚至也不是学到的常识。现在我把维特根斯坦关于信念和知识的复杂看法分析为下列几点：（1
）知识（包括科学和常识）和信念严格地说有区别，知识有客观的确定性（不可能错），信念的确定性是主观的。（2）“知识”要求有根据或者证明，
但有根据的知识并非无条件地是真的。（3
）日常生活经过反复实践的信念无需证明或不能够证明（因为没有比它本身更确实的证据），可以叫做知识，而且习惯上都使用“知道”这个词。所以，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信念不是知识，但也是知识。这里有两个不同的知识概念，我把后者唤做“前理性的知识”，它指称个人从小儿起在生活中听到看到许多事情，通过自己实践不加反思地获得的许多知识。这种知识可以有“令人信服的根据”而得到客观确定性（OC269、278）。
前一个概念是理性知识，它指称人们在学校和其它社会机构学到的以及同别人交谈所得到的一切知识，包括真的和假的知识，但都是通过个人理性反思获得的。这个知识概念同传统的知识概念——“得到辩护的真信念”——有别。因为知识不等于真理现今已被普遍承认了。 《论确定性》以这两个知识概念解决了西方哲学的危机。因为西方认识论包括理智主义和经验主义寻求确定性（意指确定的真理性）、反驳怀疑论的种种努力到本世纪中期已陷于失败，幸而维特根斯坦指出另一种确定性：他以通过共同体的语言和行动而非通过个人的理知直觉或感觉经验所获得的大量不可置疑的知识驳倒了怀疑论，恢复自然的实在论和科学及常识的
地位。
三
自笛卡尔以来的西方古典哲学的真正危机在于反对怀疑论、寻求知识确定性的基础主义到了20世纪中叶，无论理智主义还是经验主义的模式，都已彻底地失败了。危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主体性或意识哲学已被抛弃；（2 ）实体或事物是否存在要由人类意识是否具有客观性、确定性推论出来，而不是相反；（3
）不再相信科学知识的确定性和真理性；（4）科学和非科学、
伪科学的区别依靠其独特的科学方法，但逻辑已证明一切增加经验内容的推理都是不正确的，而休谟的怀疑论是不可反驳的；（5
）库恩在科学理论评价中引入心理学的和社会学的因素，导致方法论的多元主义和认识论的相对主义；（6
）汉森提出的感觉经验受理论的污染，没有中立的观察，更加强了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7）费耶阿本德否认有任何离开研究实践、
并且从外面施加于决策过程的合理性标准，更表明所谓的科学方法是不存在的；（8
）既然知识以认知者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历史、地域、民族等为转移，知识就和意识形态毫无区别了。
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的哲学至此似乎困难重重，陷于一片混乱。在这个局面尚未完全出现的时候，维特根斯坦在其最后、最系统的和最有创见的著作《论确定性》中，从他的“语言游戏”的逻辑观点出发，就已经指出这个危机的出路，亦即指出了自然实在论和常识哲学的合理性、可靠性。
维特根斯坦的纲领如下：
1、语言和语言游戏的基础与本质
在早期的《逻辑哲学论》时期，他强调逻辑的重要性，认为语言和世界有共同的逻辑形式：“逻辑必须照管自己”（TS473）。
30年代初期，他不再相信在解决语言如何能够表象世界的问题上逻辑是最重要的因素。他在《哲学语法》中说：“语言必须管自己的事。”
到了《论确定性》，他就说，“确立一种实践不单要有规则，还需要榜样。我们的规则有漏洞，实践得要管自己的事。”（OC135）
实践的核心是行动，维特根斯坦起初在他的语言游戏的概念中看到语言和行动之间的密切关系。（《哲学研究》，以下简称PI，第23页）这仍然是他谈这一个道理的较早方式，那是在19xx年。
在他生活的最后日子，在《论确定性》中，他关于这个论点的陈述便很不同了，“实践得要管自己的事”，这表示他深信语言和世界如何经由一个巨大的多方面互相关联的集合事实上交织在一起。
维特根斯坦指出：人类的共同行为“所给予我们的确定性是我们一切行动的基础。它甚至并不表达于命题中，因为语言本身依赖它。”“我要说我们语言的特征在于它是在我们的稳定生活形式，即我们按照规则的行动方式中”。“语言游戏的本质是一个实践方法（一种行动方式）——不是思辨，不是闲谈。”（《原因和结果：直觉的掌握Erfassen》，R. Rhee编，Philosophia，19xx年版，第420、405页）
在《论确定性》中维特根斯坦谈到物理学的一些命题，例如水在一定条件下烧开，指出“可以设想我们错了吗？难道不是一个错误便会连带推倒所有判断？??无论将来发生什么，不管将来水如何表现，我们知道直到现在为止它已经这样地表现了无数次。这个事实已经溶合于我们语言游戏的基础中了。”（OC558）
他还谈到“我们认定地球在过去已存在多年了。这一点属于我们语言游戏整个系统的基础。你可以说这个认定构成行动的基础。因而自然地构成思想的基础。”（OC411）
总之，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游戏在本质上是在某些点上没有怀疑（OC524）。
“我在语句中使用‘手’一词和所有其余的词一样都是丝毫没有加以怀疑，的确如果我打算怀疑它们的意义我就会面临深渊这一事实——就表明‘不怀疑’属于语言游戏的本质，‘我如何知道??’这个问题就会使语言游戏缓慢乏味地进行，或者把它取消。”（OC370 ）换句话说，语言游戏的本质就在于谈话者兼行动者的绝对确定性。
维特根斯坦把语言游戏看作把语词与行动松懈地编织起来的各种方式的总和。（1）词、符号、语句只是语言的一部分。（2）它们也许是最小的最不重要的部分，过去哲学的第一大错误就是把语言的成分同它本身混为一谈；第二错误就是以为语词起作用方式只有一种，即表象某一事物或其他的。维特根斯坦强调语言最重要的职能就是命令：学习遵照命令行事。小孩未能讲话就通过经验学会走路。但首先是通过别人的经验来学习的。
2、语法和事实、语法命题和经验命题
依照维特根斯坦，语法象他早期著作中的逻辑那样，是完全独立于事实的。语法的使用是“任意指定”的事情。（《哲学语法》，
第184页）
语法命题的特点是它们完全停留在语言层面上，它们在真与假的界域之外。你可以把语法命题描述为偏向真命题一方的“退化命题”。（《数学基础论》，第三部分，第33页）
“语法没有说明任何实在的义务。决定意义、构成它的是语法规则，因而它们本身不对任何意义负责（没有任何意义），在这个限度内它们是任意的。”（同上书，第184页）
语法命题不同于经验命题，前者是不容怀疑的。维特根斯坦说：“如果我知道等等”被理解作语法命题，那么当然“我”不能够是重要的。它合适地有这个意思：“在这个场合没有怀疑这样的东西”或“在这个场合‘我不知道’这个表述便是无意义的。当然由此便得出‘我知道’也是没有意义的。”（OC58）总之对一个语法命题谈不上知道或不知道，因为它不是假设，无所谓真或假，只对经验命题可以说真或假。但“语法表达的是本质”（PI371）， “语法告诉我们任何东西是什么种类的对象。”（PI373）“所以什么叫做（逻辑地可能的和什么不是，亦即什么是语法所容许的，完全靠语法来决定。”（PI520）
假设每人都说他只从他自己的情况才知道什么是痛，这是一个经验命题，这是一个语法命题？ 虽然这个命题并不提供任何信息，它会唤起一个图象。当我们作为哲学家在省察自己的内心的过程看到的常常是这样一个图象。它是我们语法的充分展开的图象表现。没有事实，却是仿佛把说话的措词特征画出来了。（PI293）
3、确定性、信念、知识、真理、行动之间的相互关系
依维特根斯坦看，这几个概念相互间有密切关系。笛卡尔以来基础主义寻求真理的确定性意图驳倒认识论的怀疑论彻底失败了。因为人们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要求确定性，维特根斯坦以充分理由肯定了信念的确定性，肯定了自然界齐一律和归纳推理性的有效性，并且肯定了人们不仅有关于“感觉资料”的知识，而且有关于物质对象的直接知识，从而彻底地反驳了怀疑论，恢复了自然的实在论。这是他从生活实践出发，从人的行动出发，驳倒了认识论的怀疑论和相对主义，预见到并且拯救了本世纪中叶西方哲学所发生的危机。
维特根斯坦首先指出，“确信”和“知道”的区别并不重要，除了在“我知道”意指“我不可能是错的”这个场合之外（OC8）。
在并没有怀疑和怀疑的表示令人不可理解的地方说“我知道??”是合适的。（OC10）
另一方面，从一个人说“我知道”推不出他确实知道。因为“我知道”只表示我确信自己不会错，仍需要客观地确证对那件事我是没有错的。（OC15）因为“我知道”的意思常常是我的陈述有合适的根据。（OC18）
正象确定性和知识的关系那样，知识和真理的关系也有两方面。“我要说并非在某些点上人们以完全的确定性知道真理，否：完全的确定性不过是他们的态度。”（OC404
）但要区别哲学家的和平常人的知识：当哲学家说“知道”，他应该能辩护他的陈述。而日常生活则不同：知识＝真理，真理＝知识。从理论上说，知识并不是真理（这已成为当代科学哲学主流观点，维特根斯坦实在有先见之明）。另一方面在生活实践中，我们却常有真理的知识，即知道许多真理。维特根斯坦指出，“我知道”涉及证明真理的可能性（OC243）；另一方面，
他提出这个问题：“我应当说：‘我相信物理学’，还是‘我知道物理学是真的’”？（OC602）他当然认为物理学是真的。（OC604、607、608）
我有辨认事物、知道它们的名字、和它们的功用的能力，这里的问题是一种人们熟知住处周围的情况（Know one's way
about）。
关于物质对象的陈述不同于假设，假设若被确证是假的，就会被别的替代，而前者则是我们进行思想、语言运算的基础。（OC401，402）
四
维特根斯坦指出，一个明显可见的命题往往有两个方面，他举出“我现在住在英国”这个命题为例。一方面：“这没有错”。但另一方面，人们进我房间来，一致认为我是错的，甚至提出证明，我便突然象一个疯子，而他们大家都是正常人，或者只有我是正常人，他们都是疯子，难道这不可能吗？（OC420）
这就是说：疯狂和常态是人的两个方面。更确切地说是两种人，一方面相信是确实无误的，另一方面却认为是疯狂，彼此不可能相互理解。维特根斯坦还举出不少其他例子，“??如果摩尔断言他宣称是确实的那些命题的反面，我们不仅不赞同他的意见，倒要把他当做发疯了。”（OC155）又如“??我知道我的名字只是因为象大家一样，
我一次又一次的使用它。”（OC568）关于我自己的名字我是不会错的。 “要是错了，那么我发了疯。”（OC572）
关于这个知识问题，有一个要点：“内在经验不能够证明我知道（表示心理状态——引用者）什么。如果不管这一点我仍然说：‘我知道我的名字是??’，这却显然不是一个经验命题。”（OC569
）即不是可检验其真或假的命题。
“根据人的威信我学习了和接受了大量的东西，然后我发现有些事情被我自己的经验所确证或否证。”（OC161）
要点在于内在经验或私人经验不能检验或证明任何东西。以公共语言为基础的经验或自己和大家一起的经验才是知识问题的关键。维特根斯坦对疯狂和常态问题的这个观点，可以把疯狂更好地理解为改变了的人格而疾病。它能够更富有成效地被看做一个别异的而非退化的正常状态。维特根斯坦有关变化了的人格所说的指出这个问题的主体方面。而别异的常态这个观念、一种不同的语言游戏则触及这个问题的主体间（intersubjective）方面。
主体间这一方面集中注意那通过共同的规则结构使彼此交谈成为可能的确定信念系统。用语言描述实在以游戏规则为根基，这些规则是认知系统，维特根斯坦的《论确定性》指出它是信念系统。作为“知识”的凝固形式的言谈不能够被经验证伪，因为它恰恰是那个我们不能放弃而不致于丧失我们的立足点的确定命题系统。说话也被维特根斯坦描绘为世界的一个图象。如果我们把疯狂理解为有一种同等的生活形式与其改变了的说话、改变了的世界图象相配，我们便能够认识疯狂的内在逻辑。狂人的语言和狂人的实在也是互相关联的，因此一个疯子的实在充满了对他的信念的证实，正如我们的实在充满对我们的证实一样。
这里维特根斯坦完全和尼采的视界主义一致，因为语法是对实在的一个视界形式，它不是真
的，也不是假的，它是无基础的和不可能奠定基础的。因此，疯子的思想不是错误的而是和常人不同的。
五
“‘我知道我怎样感觉疼的那儿’，‘我知道这里我觉得疼’同‘我知道我有疼的感觉’一样是错的”。“‘但我知道你触着我的臂膀的那儿’是对的”。（OC41）
1、西方哲学中心问题是要证明或说明知识的客观性和真理性，
这叫做“确定性的寻求”。认识论中心任务便是反驳怀疑论。从笛卡尔到康德不少哲学家都试图完成这个任务。可以说他们的努力都失败了。本世纪以来，英国新实在论者摩尔和罗素重又进行这一工作。摩尔在《外在世界的证明》（1939）和《为常识辩护》两文中举出许多命题，（例如“我知道这是一只手”）认为是无可怀疑的。维特根斯坦的最后著作就是针对摩尔的论证来谈的，他指出摩尔的哪些陈述在什么具体情况下是真的，在不同情况下只是表示“他相信他知道”，但他未讲出根据所在，因而他并没有反驳怀疑论。他特别指出哲学家在谈哲学时说“我知道”和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说“我知道??”意思很不相同。哲学家的陈述往往不正确，而日常生活这样说则是对的。
维特根斯坦采取下面的步骤反驳怀疑论：
第一，首先论证“私人语言”是不可能的，这已在《哲学研究》中做了。
第二，他划分几种不同的命题：逻辑命题、语法命题、逻辑规则或检验规则和经验命题。仅仅经验命题才有真或假可言，其他命题或是永真或是无意义的（Nosensical）。上面所引“OC41”里头三个关于私人感觉的命题便没有意义，它们不是经验命题，不涉及语言和世界的关系。
第三，维特根斯坦指出，我们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知道很多事实，并不在命题中表达出来。但从我们的行动或谈话中就已显示出我们一向就有许多实际知识，其中有关于物质对象的知识，这些都是反对怀疑论的最好证据。
第四，如果承认数学知识是不可争辩的，那么物理知识也同样是不可改变的和不可争辩的。我在生活实践中验证过无数次的知识，例如这是一张椅子，等等。（OC7）
第五，即使在这样的事例中我不可能弄错，但怀疑论仍可指出：难道你不可能服了麻醉药吗？但如果药物令我失去意识，那么我此刻就不是真正在讲话和思想了。我也不能认真地假定我这一瞬间正在做梦。正在做梦的某个人说“我在做梦”即使他说的话可以听得清楚，并不比如果在梦中他说‘正在下雨’，而事实上正是下雨的场合更正确些。即使他的梦实际上同雨声相联系。（OC676）
在双方辩论的时刻，怀疑论者提出服麻醉药或做梦的质疑是非常可笑的。如果他们责难说，对方一贯地可能受麻醉药或做梦的影响才有那样的看法，那就表明他们正陷于“无计可施”，胡言乱语的境地。
维特根斯坦通过这些策略，驳倒否认外在世界或物质对象存在的怀疑论。他还通过彼此谈话和整个社会用共同语言表达思想或意见这事实来反驳对知识和真理的怀疑论。
维特根斯坦不仅承认主观的确定性，他还肯定主观确信在满足了一定条件之后可以成为客观的确定性。所以他主笛卡尔的基础主义有别的另一种基础主义。他指出：“然而提供根据，为证据辩护有一个终点，但终点不是某些命题引人注目地立刻令我们觉得是真的，它不是我们方面的一种意见，而是位于语言游戏基础的我们的行动。
”（OC204）这是立足于行动的基础主义。
传统基础主义为科学辩护，旨在说明科学知识可能。维特根斯坦基础主义是为常识辩护，它要解决生活如何可能的问题。在生活实际中你必须确定地辨认对象（OC440），
“每一语言游戏都以语词‘和对象’的再认识为基础”（OC455）。
在《论确定性》中他指出：“如在数学中我说‘我知道’，那么这句话的辩护便是证明。”
（OC563）这跟后期不大一样。
《哲学研究》谈到“有很多种辩护”（PI527），有各种不同的确定性（PI324，
325），他问我们为什么相信过去发生的事情在将来要发生？“我自己经验过无数次，也常常听说相同的经验??”（PI478）；
以怕火烧伤为例，“如果把手放到火里，我就要被烧，这是一个确定性”。（PI474，参考472，473）这里他重视经验的辩护，提出“这种信念的根据就是过去的信息，??请注意这里根据并不是那逻辑地蕴涵所相信的命题。”（PI481）“一个信念的辩护就是用经验来辩护??”（PI471），这种辩护就是信念的根据。“辩护”一词怎样使用？描绘语言游戏。“从这些你能见得到辩护的重要性”。（PI486）
在末期，维特根斯坦谈到提出根据问题说：提供根据是有终点的，“但终点不是某个无根据的预设， 而是一个无根据的行动方式。
”（OC110）而在后期，
他只说：“??根据不是逻辑地蕴涵信念的命题”（PI481），“用经验来辩护到达终点，如果不这样它就不是辩护了。
”（OC485）
从以上的语气，可以断言，关于信念和知识的辩护或根据的问题，《哲学研究》和《论确定性》有显著不同之处，不只是用词问题。
2、在后期，
维特根斯坦相当重视人的生活方式和动物生活的区别。这主要由于人讲语言，而动物不讲话。他指出：你能想象一个动物发怒／受惊??但抱有希望吗？”例如一头狗相信它的主人在门前，但它也期望它的主人后天将返回吗？他认为“只有那些‘掌握语言使用的’才能有希望”，也就是说，希望的现象是这种复杂的生活形式的样态（Modes）。（PI174，PI第二卷页码——引用者注）即讲话这个生活形式所具有的样态。
但在末期，他却在谈到“我知道”这种舒适的确定性时却这样说：“现在我愿意把这种确定性??看作一种生活形式”（OC358），
“但这就意指我要把它理解为动物般的东西”（OC359）。
在谈到学语言时他指出：“这里我要把人看作一个动物；看作有本能而没有推理的原始动物，是一个处于原始状态的动物，运用于原始的交谈的任何逻辑不需要我们为之辩解。语言并不是某种推理形成的”（OC475）。显然，
到了末期，就讲话这种形式来说，他已不大重视人和动物的区别。
顺便提一下，在《哲学研究》中“生活形式”一词使用了6次，
而在《论确定性》中只使用一次，而且他对于把确定性看作生活形式，认为表达得很不妥当，而且也许思想亦不对头。（OC358
）这时显然他对“生活形式”这一概念不大满意了。我想理由在于：这时语言游戏已经替代“生活形式”，因为“生活形式”毕竟是普遍概念。语言游戏可以不看作普遍概念，因为语言游戏是无限多而且层出不穷，而“生活形式”怎能是无限多呢？
3、前面谈维特根斯坦思想的进化过程，
提及前期逻辑是最主要的，后期则是语言最重要，到了末期重要性不在于语言本身，而在生活实践，即行动。
许多维特根斯坦思想的解释者大谈特谈rule—following
（遵守规则），似乎人们全部生活都是rule—governed（属规则管辖），当然他们以分析维特根斯坦的后期著作为主要对象。但到末期，他不仅指出规则常有漏洞，还需要例子，遵守规则显然不够（OC139），
而且更谈到，如果你要给出一个类似规则的东西，那么它会包含：“在正常情况下”这个措
词。而我们认识正常情况但不能确切地描述它们（OC27）。
“什么是学会规则——这个。什么是应用规则时有错误’——这个，这里指出的都是不确定的东西”（OC28）。这表明教人学习和应用都得靠例子，靠具体场合。
“使用规则的实践也表明什么是使用中的错误”（OC29）。从上面的引文能清楚地看到实践比规则重要得多。理由在于，依维特根斯坦看，同一命题可以在一个时候被当做是被经验检验的东西，另一个时候却当做检验的规则（OC98）。“假说的一切检验，一切确证和否证都已经在一个系统中出现”（OC105）。虽然我不能够描述这些信念的体系，“我的信念的确形成一个系统，一个结构”（OC102）。
这是我的世界图象。“描述这个世界图象的这些命题可以是一种神话的一部分。它们的作用象游戏的规则，这个游戏能纯粹靠实践学会而无需学习任何明显的规则”（OC95）。为什么说世界图象是神话呢？“这难道不是完全像你能够教导一个小孩相信有上帝，或者并没有上帝，这小孩将因此能够提出有或没有上帝的有力根据吗？”（OC107
）而“世界图象”或“观察世界的方式”这概念却未曾在《哲学研究》中出现。
由此可见，这时维特根斯坦认为规则和非规则的命题没有根本区别，因而规则并不重要。那些大谈一切活动都是遵循规则的或生活是规范性的（Normative）等等的解释都未能抓住要害。 4、
维特根斯坦的后期著作《哲学语法》指出语法规定命题的意义，但跟它的真或假不相干，这是语法的任意性。在《哲学研究》中，意义和真或假没有什么联系。例如他指出命题是什么在一个意义上由一民族语言的造句规则决定（这同《哲学语法》所讲的一致），在另一个意义上决定于记号在语言游戏中的使用。“而‘真’和‘假’这两词是这个游戏的构成要素之一”（PI136），但在《论确定性》中，
有无意义和真或假关系非常密切。它反复指出在一个具体情况中即一个命题必定在一个语言游戏中才不是无意义的，要有意义它就具有确定性，即不可能是错的。但“不会错”并不意谓“是无条件的真理”。“不会错”可分为这些不同情况：
（a）数学命题如“2＋2＝4”是不可争辩的。
（b）物理学命题是不可能错的。在法院中“水在摄氏100度将煮沸被作为无条件的真理。”（OC603）
（c）“我关于自己名字的知识是绝对确定的。”（OC577）关于人名的语言游戏的一部分就是每个人都以最大确定性知道自己名字。一有怀疑就连带地使一切事情都陷于混乱了。（OC613）这就是说，
如果这个人的名字不是我一向知道的那个，那么我一切判断的基础就会垮了。（OC614）“在特定情况下一个人说，
‘你能够信赖这个’??这一保证即使当所预言的事情并不发生也可以是有理由的，存在着使用这个保证的语言游戏”（OC620）“当我说某些命题必不可加以怀疑”，
好象我应把这些命题置于逻辑书之中??但“我叫做L.W.（维特根斯坦）”这命题不属于逻辑。（OC628
）“我不可能弄错——但如果最坏的事发生了，我将把我的命题变为一个规范。”（OC634 ）“我不可能弄错”是个日常语句，用于给出一个陈述的确定值。只有它的日常使用才是合理的。（OC638）我不会弄错，但万一我弄错了呢？
“??能够证明我的陈述是错的，这里证据和证据相对立必须决定哪一方面让步。 ”（OC640） “然而有某些类型的事例，我正确地说我不可能弄错，摩尔已给出几个这样的例子。我也能列举几个典型的事例，??N.N
几天前由美国飞英国，这件事他不可能弄错，只有他疯了才能够认为情况可能是任何别的样子。”（OC674）
（d）在后期著作中维特根斯坦并不重视真理问题， 《论确定性》就不同了。
“如果一切事例都支持一个假说，而没有任何东西反驳它，它便是确定地真吗？你可以这样地称谓它。——但它确定地和实在相符吗？或它是客观地确定的吗？”（OC91）“你能够那样地称谓它。
”（OC203）
维特根斯坦指出人们的世界图象可以很不相同，彼此不可通约。例如我们认为没有人到过月球，我知道自己从来没有到过那里，要是有人相信人们曾经被携带离开地球，飞到月亮上，我觉得自己和这些人在理智上有很大距离。我们认为，这是违反物理学规律的。依照我们的信念系统或图象，这件事是不可能的。
维特根斯坦的末期思想可以总结如下：
1、世界图象是我们从长辈、老师、朋友等等学来的，
不是我自觉地通过思考认为正确而接受的。它是我继承来的据以区别真和假的背景信念。（OC94、103
）“描述这个世界图象的命题可以是一种神话的部分。它们的作用有如一种游戏的规则；这游戏能够纯粹靠实习学得，无需学任何明显的规则。”（OC95）但神话可以由固定状态转回流动状态。两种状态有如河床上的流水和河床本身的区别。河床本身可以变动，但较之流水的变动是很不明显的。（OC97、99）
2、我们根据世界图象去区分真和假，
但世界图象本身既不真也不假，它是没有根据的，很类似于神话。不同的世界图象可以是不可通约的。
3、维特根斯坦区别于传统哲学， 他探究的问题是生活实践即行动本身如何可能，而不是科学知识如何可能，他的结论是：
（a）一切行动的基础是人们的信念系统或世界图象， 亦即是神话。
（b ）神话是不可证伪的（也不可证实）的真理（或谬误）的根据。不可证伪并非世界图象的缺点。
（c）提供理由的终点即是一种神话， 因为真（或假）是有根据的，这根据本身却无根据。但这过程并不因此而是不合理的。
（d）把原始的（生活方式或文化）和现代的根本对立起来， 否则便视之为范畴谬误（category mistake），这是传统思想的严重错误。
4、
不同神话的不可通约性含有政治意义：今天我们一般依照物理学命题来指导自己的行动，例如我们遇见那些人，他们同我们相反，却根据神谕来指导行动（我们因此视他们为原始人）。我们若说他们“错误”，就是以我们的语言游戏为基础去“反对”他们的语言游戏，并且用各种口号来支持我们的作为。凡是两种不能够协调的原则相遇并发生格斗，每一方面都宣称对方为蠢才和异端（OC608—611）。
5、我们通过语言游戏或实践被社会化。
我们的行动本身包括科学知识植根于一个似神话的世界图象中，可以说我们的实践是自立基础的，是合理的。
6、知识的概念是同语言游戏的概念结伴的（OC560）。这就是说，不仅知识以语言游戏为行动基础，反过来也一样。因为信念系统或世界图象便是我们早已接受或继承的知识。简言之，知与行是不可分离的，它们在不同层次上都有依存关系：科学假说依赖科学家在实验室中的行动，即实验。反过来实验工作又依赖科学家的世界图象。例如在实验时“拉瓦锡持有一个确定的世界图象”，“世界图象不是假说，因为它是他的研究工作的当然基础，也是无需提到的。”（OC167
）在另一层面，工程技术既需要技术知识，也需要理论知识，而技术知识的培养、训练更依赖技师和工程师的行动。
哲学研究京21～30B6外国哲学江天骥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