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索绪尔的语言理论，语言是一种结构。我们的汉语也不例外，它是一种多层次的结构，这种结构具有自己的特殊性，比西方语言的结构复杂得多。汉语是语词的各个单元的集合物，每个单元都有其独立的意义，这些独立的单元构成了语言。与语言相关的是汉字，汉字是由偏旁和笔划构成的。汉字，语词，语句，意义形成一个网络，成为一个语言的体系，这就是汉语的结构。汉语结构的特殊性决定了它的能指与所指的特殊性。
语言是能指与所指关系构成的符号系统，这一理论是索绪尔提出来的。他认为，语言属于符号系统，它是符号系统中最微小的部分。一切符号都可以分为“能指者”与“所指者”，就是说，一切符号都毫无例外的包含着“能指”与“所指”的关系。语言也不例外。比如说，作为语音的“桌子”就是能指者，作为词的意义的桌子就是所指者。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结构关系就构成一个语言符号。因此说，语言是表达概念的符号系统。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模式基本上是序列性的，它同时在两个系列展开。索绪尔认为，语言体系就是一系列语音上的差别与另一列意义上的差别的平列相统一的系统。
我国古代也有人研究汉字这种符号系统，他就是著名文字学家和语言学家许慎。许慎的时代，还没有系统和结构以及符号这些概念，然而他的一部《说文解字》巨著却成功的解释了所有汉字的结构，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内容极为丰富，形式极为壮观的汉字系统。根据索绪尔的理论，我们可以认为，许慎研究的重点是文字的“能指”方面，即结构形式与读音方面。他的语言理论为研究语言能指与所指的微观结构提供了基础。与许慎的研究方向相反，魏晋著名玄学家王弼强调语言的“所指”（意义）方面，他提出了重要理论：“得意忘象忘言”。在他看来，“忘象”就是“得意”，“忘言”就是“得象”，象不能包罗万象，言也不是一切内涵。他认为，“得意”在于“忘象”，“得像”在于“忘言”；“忘言”与“忘象”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得意”；要做到“得意”必须“忘象忘言”。得意是根本的，“象”与“言”都是达到得意的条件。他看到了三者的差别，看到了易象的局限，却走向另一个极端：“意”——思想内容被神秘化了，它是最根本的东西，“象”与“言”只不过是认识它的暂时的中介物。这种抛开理性分析，只靠直观领悟而求得认识的观点当然是错误的。然而，如果我们根据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来衡量，王弼这里恰好论述了语言的能指与所指关系。“言”与“象”都是“能指者”，“意”（意义）是“所指者”。从这种理论出发，可以看出王弼的错误在于：割裂能指与所指的关系，片面强调所指。很显然这是错误的，没有“能指者”，“所指者”就失去了依托，失去了语言载体。
索绪尔理论的语言背景是西方语言，因此，它适用于那种语言是没有疑问的。然而，用它来讨论汉语的结构关系需要有一些变化。从上述引语可知，“能指/所指”理论所关注的重点是“语词”这个层面，它既不包括音节和音素（字母），也不包括语句，虽然，它们并非不存在能指/所指关系。我们的汉语不同于西方语言，它的符号是象形文字，汉字是音形义的统一，它的偏旁乃至笔划都有一定意义。因此，我们可以说，汉语是全方位的能指与所指的关系结构。就是说，在各个层面（笔划，偏旁，文字，词，句）都存在能指与所指关系，它们形成一个能指与所指的嵌套结构关系。下面从三个方面分析汉语的能指与所指关系。
笔划的能指与所指。汉字是象形文字，从图画演变而来，它的笔划当初是象征事物的某一部分的。笔划的名称和形式就是能指者，它所象征或表示的意义就是所指者。从“能指”的角度来说，笔划是最简单的基础构件，它的名称与形式也比较单一。但是从“所指”的角度来说，它是高度压缩的语句，就像分子变为原子，原子变为中子一样。太空中有一颗白矮星，就是一颗中子构成的恒星，它是恒星引力收缩的产物。原来，笔划的含义是丰富的，后来它被压缩了，浓缩了，成为一个汉字整体的组成部分。比如“马”字的四点（能指），是在告诉人们它象征马的腿（所指）；“日”字中的一点（能指），是在告诉人们它象征一团火（所指）;“人”字中的两个笔划——一丿一捺（能指），是在告诉人们它象征人的主要器官——两手（所指）；“刃”字中的一点（能指）表示“刃”在这里（所指）；偏旁“亠”中的“丶”（能指）表示这里最高，是高处，顶部（所指）。汉语中的这个“丶”，它形如手指的尖端，似乎是表示人们在用手指一点（作动词用）说：“这是……”或者“┅┅在这”，它的功能相当于一个指示代词的功能。再如，“天”字中的上横（能指）表示天（所指），“土”字中的下横（能指）表示地（所指），应当说明一下，抽象的“一”不是笔划，而是偏旁或者文字。由此可见，许多笔划具有能指和所指关系，这里不想更多的列举。然而必须指出，这种关系的具体内容不是固定的，要结合有关文字作具体的分析。孤立的笔划是没有固定含义的，它在具体的文字结构形式中扮演者重要角色。托姆曾经用动力学和生物学解释语言的变化，认为语言是运动的，象生物一样，也有它的发育过程；他还
认为音素与音素之间，音节与音节之间，语词之间是相互联系的。我认为他的理论同样适用于汉语的文字笔划，这些笔划放在一定的结构中，就恢复了生命，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它象征着人的某种活动和意向，而且似乎是在向人们说些什么。我把语言看作是活的东西，而且记录着人类的活动。认识语言应从笔划（字母或音素）开始，作为哲学研究的语言分析也应从这里开始。西方分析哲学的语言分析，主要是语义分析，在语义分析中语言的最小单位是句子，而不是语词或者更小的单位。只有分析哲学的创始者弗雷格和罗素是个例外，他们同时也讨论语词（概念）的性质和作用。相反，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论述过哲学词语，近代的莱布尼茨不但论述过语词，同时也饶有兴味的探索过音素（字母）的意义。这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罗素的“原子句”不是不可分的，还有比它更小的语言意义单位，那就是语词和文字，甚至是笔划。对语言的哲学研究或对哲学的语言研究，从语词发展到语句，这是个巨大的飞跃，然而语言的微观研究也是必要的。
偏旁的能指与所指。
汉语的偏旁很多，按许慎的说法，整个偏旁系统由540个子系统（部）组成，每一个子偏旁系统用一个字做标目，那就是“部首”。部首也是偏旁，是为首的偏旁；但偏旁不一定是部首，在一个合体字中，做标目用的是部首，其余的只能是偏旁，而不是部首。偏旁是由笔划构成的，是从独立的汉字演变而来的，它具有文字的含义是不待说的，因而它也是能指与所指的统一。笔者认为，偏旁的形式结构与名称即是它的能指方面，而偏旁所代表的意义即是它的所指方面。许多偏旁不是部首，作为部首的偏旁与非部首偏旁在名称和结构上是有一些区别的，部首在文字结构的关键部位，重要部位，而偏旁一般位于次要的部位，这是能指的区别。它决定了它们所指上的区别，部首是一个类概念，它表明文字所表示的事物属于某一类事物，它具有更多的功能和含义（所指）。而非部首偏旁，是一个具体的概念，它表明文字所代表的事物的特殊性，以及事物之间的差别性。下面我们列举几个比较常见的部首偏旁来解释它们的能指和所指关系。
例如，（1）口部，“口”的形态象人和动物的口，它的读音“kou”作为它的名称，这是它的“能指”方面。它的“所指”方面是指：它是人的重要器官，以它做部首的字很多与“口”有关，它们表示口的活动，运动，状态和功能，如，呼吸，叫喊，吞吐，吟唱，等等，这些是人的生理活动和学习活动。（2）亻部，它是从“人”字演变而来，读作“单立人”，它的结构形式和名称即是“能指”方面；它的“所指”方面是指：它表示人是直立的，这是人与动物在形态上的根本区别。以它做部首的文字很多与“人”有关，如，“你”和“他”表示人称，“们”和“仨”表示人数，“伯”表示人的亲属称谓，“仁”表示人的关系，“位”表示人的位置和处所，“来”表示人的行动方向。
（3）日部，它是从日转化而来的。结构与名称是它的“能指”方面。“所指”方面是指：以它为部首的许多汉字所表示的意义与太阳有直接关系。人们从实践中领悟到太阳是光的来源，因此与光有关的汉字如“明”，“晖”，“晦”，“昧”，“昏暗”都是以“日”为部首的，表明阳光的决定作用。太阳的运行是人们更为关注的，人们的时间观念就是来源于对太阳视运动的观察。因此，许多表示时间的汉字都是以“日”为部首的，如，“时”，“旬”，“昔”，“昨”，“春”等等。我们也发现，“日”在文字结构中的位置变化能够表明不同的含义。如，“旦”字，“日”在上边，表示早晨，“晌”字，“日”在旁边，表示太阳当空，“暮”字，“日”在下边，表示日落西山。同一个偏旁如果不是作为部首，而是作为一般偏旁，它的含义（所指）会发生变化。如“困”和“囚”两个字中，在别处作为部首的“人”和“木”到了这里已不是部首而是一般偏旁。文字的一般概念是由部首“囗”表示的，它意味着一定的范围，一定的领域或者一定的规范。象征着主权，权力，限制，约束等含义。在这里，“人”和“木”不是文字的本质内涵，不是说人和木如何，而是对人和木如何。可见，偏旁处于一种被动地位。（4）木部，它是从“木”字转化来的。它的结构形式和名称即是它的“能指”方面。它表示“木”是一种植物，它深入地下，固定在那里，而且它的根部很深。这就是它的“所指”方面。以它为部首的汉字许多与树木有关，如，“杨柳”，“松柏”，“桦树”，“槐树”，“榆树”，它们分别是树木的一个种类。而“棍棒”之类的字表明该种工具是木制的。 如果说笔划的含义是丰富的，那么可以说偏旁的含义更加丰富。无需解释和发挥，就可以看出它是一个抽象的意义单位，汉字是音形义的统一，形就是汉字的结构，而结构中的主要构成部分就是偏旁和部首。它有自己的读音和形式，与其它偏旁结合为整体的汉字之后，它的形式和意义与整体结合在一起，难解难分。 文字和语词的能指与所指。
汉语符号——汉字构成一个独特的结构系统。汉字是一个一个方块的形体为单位的空间结构，因此也称作
方块字。汉字有六万多，即六万多个形体，它的结构是有规律的，它是由笔画和偏旁组成的，是一个笔画和偏旁的结构系统。因此说，汉语是空间语言，而不是时间语言。从形体上说，汉字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独体字与合体字，独体字一身而二任，单独使用时是独立的文字，结合在一起使用时是合体汉字的偏旁。在合体字中，由于偏旁的相互作用，原来的独体字发生了变化，形状大小也和原来也有所不同。独体字在这里变成了偏旁，它的含义已不是独体字的含义，有了新的内涵。独体字原来是表现个别事物或个别属性，变成偏旁就不同了，如果是部首，它表现一类事物或事物的共同特征，而其他偏旁，只表现个别事物或事物的个性。合体字的含义不是一个偏旁决定的，而是由所有的偏旁共同决定的。不论是独体字还是合体字，每个方块字都有自己的形体结构和读音，这是文字的能指方面，正是这样的能指方面，使汉字具有所指的功能。汉字的意义即字义是汉字的所指方面，汉字的意义有本意，引伸义，再引伸义。不论引伸出多少意义，都属于汉字的所指方面。引申的越多，说明所指的功能越强。
《新华字典》对常用汉字都作了解释，那些解释就是文字的所指内容。解释往往是简化的，压缩的，只是给出它的同义字。其实这些解释可以演绎为一些语句，语文教师在进行启蒙教育时，就是这样做的。学生开始还不会翻阅字典，必须依靠教师的讲解。比如教给学生一个“马”字，他（她）要反复解释（不如说是联想）：“这是黑马的马”，“这是马车的马”，“这是牛马的马”，“这姓马的马”┅┅我亲自听过启蒙教师就是这样教的。这决非偶然，我想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自己理解字义时也是这样的。这不应理解为我们的解释是从外面强加给汉字的，而是汉字本来具有的含义，它在被创造和长期的使用中已经赋予了这些含义，我们的工作是发掘和解释。文字的所指内容是客观的，不是人们可以随意改变的。另外，《字典》中开列的字义可能是多个，然而，在它与其他字结合成语词时，字的意义有了确切的规定和限制，比如“马车”指能理解为马拉的车，而不能理解为是一个姓马的人所拥有的车。
从文字演化到语词，是语言的发展。语词是由词素构成的，汉语中有些字既是词素同时也可以作为语词。语词分为单音词和复音词两种类型，复音词是从单音词发展来的。它们或者是偏-正结构，如红色，亲情；或者是主-谓结构，如风平浪静，烟消云散；或者是动-宾结构，如做活，看书，开会；或者是联和结构，如和谐，诚实；或者是动-补结构，如起来，推动。合成词构成后，它的“所指”发生了变化：有些合成词的意义更加完整和丰富；有些原有的词素的意义已经消失，产生出一种全新的意义；有些只有一个词素起“所指”的作用，另一个已经失去了它的“所指”作用，仅仅保持一种形式上的存在（能指）；有些词的词素由特指变为泛指或由泛指变为特指。对于这些词不能仅仅根据词素的意义来理解，要根据具体的语言环境社会环境来辩证的理解。
词的本义与引伸义都是辞书所规定的语词的所指方面。词的本义就是词的本来意义，词的引伸义是在词的本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意义。不论语词的引伸义有多少，它们都与本义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与本义没有任何关系的引伸义是没有的。一个词几经演变，变得几乎面目全非，但如果细致分析，还是能够发现与本义的联系的。汉语的各种词（辞）书都包容了大量的汉语词条，它们对每个词条都作了相应的解释，这些解释是关于语词的泛指的“所指”内容。语词的多种含义虽然具有相似性，相近性，还是多少有些细微差别的；因而，不可能都适用于一个语句，人们对它们的用法是有所选择的。另外，语词在语句中，与文字一样，也是语句的简化或缺省，语词的含义原本是语句含义的高度压缩，因此解释语词时，要把这个过程倒过来，重现它的真实面目。它的所指内容是极其丰富的，而且在不同的语境中会发挥不尽相同的作用。 语句的能指与所指。
汉语中的语句有几种类型：从语气来说，有陈述句，疑问句和祁使句。从结构来说，有简单句和复合句。托姆分析了句子的所指和能指关系，分析了句子的动力学结构，他的理论同样适用于汉语。
在汉语中，一个标准的简单句是具有主语-动词-宾语的句子，例如，“猫吃老鼠”。最简单的汉语句子是主-谓句：一个主语，一个动词或形容词，例如，“狗叫”，“花开了”，“草绿了”等等。在这类句子中，不同成分的语义深度是不同的，动词的形态也是不一样的。根据托姆的观点，动词最容易“挥发”，就是说，它至少受到两方面的激励。在主-动-宾句子中，有两个名词，一个是主语，一个是宾语。两个名词中，宾语最不稳定，其语义密度也较小。他说，事实上，在用动词描述的这种过程中，宾语在行动中完全消失，但主语能保存下来。这种现象是很普遍的，相反的情况是不会发生的。汉语的动词与主语的关系比它与宾语的关
系来得密切。如果失去主语，就很难理解了。相反，宾语甚至不出现，听话人也能理解。
汉语同样具有修饰语，包括形容词和其他结构，如“的”字结构。一般说来，一个句子还会有更加复杂的结构，它可以带有一些在结构上并非必不可少的元素——修饰语。修饰语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用来修饰句子的核心动词的（状语），另一种是用来修饰名词的（定语）。此外，还有补语，用来补充说明动词。宾语中还有间接宾语。一般的说，核心动词还可带有更多的成分，不过这也是有限度的，在一切语言中，动词的负担是最重的，它是句子的核心成分，其他成分都要从它那里吸收能量。据语言学家研究，动词一般不能超过四价，就是它的作用成分必须保持在四个以内。我想汉语也是如此，成分过多，无论对于说者还是听者，都是一种负担，而且无法胜任。因此，修饰成分不能过多，句子不能过长。鲁迅就主张少用形容词之类，他是深谙语言的精华的。动词的形态制约着句子的类型。有些动词可以单独成句，那就是祁使句，这是一种语言中最简单的句子。如果动物的呼叫也可以与人的语言类比，那么它的语言基本上是祁使句。定语是用来修饰名词的，被修饰的主要名词是中心名词，修饰成分的能指被中心名词吸收后，它只具有形式的存在，地位让给了中心名词。比如，“露露的狗”是指这条狗是属于一个名叫作露露的人的，重点是说狗，不是说人。
汉语句子的能指与所指是不对称的。对于说话人来说，他的所指部分超出他的能指部分，他总是希望对方更多的了解自己。一般说来，说话人希望听话人理解，往往更甚于听话人希望理解说话人。对于听话人来说，句子的所指不能一概而论，要经过选择。托姆举了一个例子，比如，一个人在整理他一天收到的信件，他会根据不同的情况将信件分类，然后进行比较，那些信件是受欢迎的或有用的。可见，他对信件的需要是有选择的，这与发信人的想法不尽相同。这样的例子，在我们的语言实践中可以说俯拾皆是。比如，虽然教师讲了许多，可是学生听取的东西只是其中他感兴趣的一部分。
一般的说，能指是基础，是依托。没有能指者，也就没有所指者，要表达某种意思，某种思想，必须使用恰当的语句。从一方面看，能指是有局限的，不可能包容那么多语义。然而，从另一方面看，所指也转化为能指，所指的内容会形成新的语词和语句。历来有一种说法：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就是说，在能指外面，能指的背后，可能还有意思，所谓弦外之音，话中有话，但是所指不会无限夸扩大的。与此相联系的，同一句话的所指，尽管说话人与听话人的理解有可能存在差异，还是有一定范围的。比如，“你是教授”这句话，它直接是指出对方的身份。但是在不同的情况下，可能有不同的含义，即所指：它可以表示对方看问题的观点角度比自己高明；可以表示对方与他人的区别；也可能是讥讽对方；也可以表示向对方提出更高的要求，你是教授，不同于普通人。除此之外，我们还能说出多少含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