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百家讲坛》栏目
一、《百家讲坛》栏目概况：
19xx年，湖南卫视凭借岳麓书院丰厚的人文地理优势，率先开设了《千年论坛》，开创了中国电视论坛节目的先河。接着，电视讲坛类的节目不断涌现。20xx年，凤凰卫视匠心酿造《世纪大讲堂》；中央电视台也推出了以“建构时代常识，享受智慧人生”为宗旨的《百家讲坛》。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各种讲坛性质的栏目逐渐出现在各级电视台，现在形势已经蔚为壮观。在这些栏目里面，我接触的最多估计也是很多读者接触的比较多的就是央视的《百家讲坛》。
《百家讲坛》是中央电视台第十套（CCTV-10）20xx年7月9日开播的汇集名家名师的讲座式栏目，栏目宗旨为建构时代常识，享受智慧人生。选题范围包括大学通选课、选修课精华；名校有影响的专题讲座、主题演讲；社会各界学者、名流的精彩演讲。选择目前大家最感兴趣、最前沿、最吸引人的选题。形式不拘一格，学理性与实用性并存，权威性与前卫性并重，追求学术创新，鼓励思想个性，强调雅俗共赏，重视传播互动。《百家讲坛》栏目开播四年多以来，栏目的满意度逐年提升，20xx年栏目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收视率日创新高，影响力也日益扩大。《百家讲坛》已经成为科教频道的品牌栏目。
《百家讲坛》栏目一贯坚持“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的栏目宗旨，栏目在专家、学者和百姓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一座让专家通向老百姓的桥梁”，从而达到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百家讲坛》栏目坚持“《百家讲坛》，坛坛都是好酒”的节目制作理念，不断培养专家、学者的公众意识，不断强化媒体为受众着想的服务意识。经常重拳出击，力推精品，打造更多具有公众意识的专家、学者，最终实现多方共赢。
二、百家讲坛的一些定位：
说起一档节目，首先必须明确一下栏目定位。《百家讲坛》的宗旨定位：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内容定位：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历史；观众定位：初中文化以上的大众；栏目定位：使专家学者走进大众的桥梁。这个是制片人万卫先生的说法，应该是比较科学和可信的。尤其是观众定位，把受众的受教育程度上定位在初中以上文化，它的普及意义就体现出来。
三、《百家讲坛》等讲坛类栏目成功的经验
（一）受众意识
1.电视需要受众意识
电视是否应该有受众意识？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最近兴起的受众研究充分说明受众的重要性。我们正在学习的课程就是最好证明。但是作为讲坛类
电视节目，作为所谓的文化人的阵地，迎合观众的需求是否就是媚俗了呢？现在的文化界、学术界争议最多的事情就是这个。“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事实胜于雄辩，收视率和良好的社会反响证实这样做是正确的。
《百家讲坛》无疑是电视讲坛类节目成功的典型。它成功的首要原因是以“受众为中心”的准确定位。“受众即市场”。在这个以受众为主导的时代。忽视受众的心理特征及兴趣爱好，一味地附庸风雅，就必然导致节目无人问津，甚至被停播的境地。《百家讲坛》在节目开播初期因为沿袭了讲座节目的传统模式，曾经一度在困境中徘徊。20xx年底经过调研发现自己的受众群主要集中于“拥有初高中学历的成年人”，这部分受众没有经过高等教育，知识结构不很完善但是具有强烈的求知欲。如何把握这个受众群的心理特征及兴趣爱好，制作出适合他们口味的节目才是栏目把握受众的最大的问题。因此，改变电视讲坛类节目传统的单向的、呆板的讲播方式，尝试用新的传播语态和新的表达方式，使原本枯燥的内容鲜活起来，才能吸引受众的注意力。
2.讲坛类栏目可以实现学者与电视的共赢
进一步想，之所以会有这么多的人反对，是因为那些反对的人都是有一定的话语权的，是知识分子。而真正需要并且有很大的求知欲的受众却因为很少有发言的机会显得社会上支持《百家讲坛》的声音就小一些，退一步说，支持的声音报道的也比较少，因为这些声音不适合炒作和吸引眼球。但是，实践证明了这个栏目的影响。在“百家讲坛”上亮过相的学者名家出版的相关图书都一跃登上畅销书的排行榜。阎崇年老先生很有感触地说，他研究了一辈子清史，出版了20多本学术专著和几百篇学术论文，但他的知名度仅仅是在学术界。出的书也从没有卖火过，但“百家讲坛”让他火了，《正说清朝十二帝》一书就发行了几十万册之多。这样的印数他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百家讲坛也借易中天、阎崇年等声誉鹊起，双方都实现了华丽转身。
3.一些对讲坛类栏目的指责
作为现在的学者来看，这样的书籍出版对自己而言确实是是不敢想象的，一本学术著作，现在的窘迫难以形容，据一些网友的调侃，就是只有作者和编辑认真的看过，这句话当然是有点夸张，但是很能说明问题。于是那些书卖得不好的学者对《百家讲坛》提出质疑：这个栏目，尤其是像现在的一些主讲人分明是在糟践学术，为什么还要让他们在那里胡言乱语？
答案很明显，明白人一眼就能够看出来：这个分明就是乱戴帽子。谁告诉你这个栏目是学术栏目了？《百家讲坛》栏目制片人曾经告诉很多的记者：《百家讲坛》并不是一个学术栏目。不是学术栏目？那你是什么栏目？要交代，一定要一个交代。真的到了非交代不可的地步了吗？还是人们喜欢让别人对自己交代?我们可以仔细地想一下：是先有事物还是先有科学的分类？是先有《百家讲坛》还是应该先有《百家讲坛》栏目分析？所以易中天在面对
媒体朋友的质问的时候说自己是一个大萝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人们发现从正常的角度来看，发现不了什么问题，于是就先假定一个环境，硬是来生搬硬套，非要找出你一些问题。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很多人指出了《百家讲坛》的一些问题，但是：人们把焦点集中在主讲人资格、选题内容、叙述方式以及学术硬伤等方面。诚然，这些讨论与批评对讲坛节目的可持续发展是颇有助益的。不过，我们也发现，人们的争论也常常容易陷于一种将学术讲座与讲坛节目进行混同批评的泥淖，也就是说，人们以学术讲座的规则与标准来评价讲坛节目，显然，这是有悖于对该电视实践现象的实际考量，不免会导致刻舟求剑式的批评尴尬，许多问题也难以得到澄清和解决。
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有一句话说得比较中肯：“我想到一个词叫做雅俗共赏，现在理解雅和俗是两个词，我理解雅俗是一个词，跟恶俗相对应，包含着高雅的文化内涵和价值，又为社会普遍享用的文化就叫雅俗。”也就是说：狭隘的精英意识是不可取的。
（二）一流的主讲人
《百家讲坛》第一场开讲的是杨振宁，之后也有叶嘉莹、于光远、李政道等知名的学者，但是效果并不好，收视率一直很低，甚至面临下课的危险。于是他们改变选人的方法：采用学校推荐、个人自荐和学生推荐多种手段结合的方法选择一些有学术素养，同时讲课生动而且有人格魅力，深得学生喜欢的主讲人。
在主讲人的选择上，《百家讲坛》开始在全国“海选”各地高校乃至中学老师。王立群说，在河南大学选拔时，从二三十岁的博士到六七十岁的老教授均可参加，主讲人不设门槛。“不拘一格求人才”的。《百家讲坛》，分l0个小组在全国各地选人。山东所有的本科院校都进行过拉网式“排查”。他们在大学里发布公告遴选教师试讲，这给地方院校的教师提供了名传天下的机会。但他们必须通过严格的选拔程序，先在教室里讲，然后去没有观众的房间对着摄像机讲。无论是年轻的讲师还是学科带头人，一律要过镜头关。录完之后，所有的带子再拿回北京挑。
仔细观察主讲人（参见附录）就会发现：他们是有一定的学术涵养的，但是并不是所谓的知名学者如国家级教学名师、长江学者、两院院士。可见，栏目组在主讲人的选择上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而且也会面临很大的压力。试想一下，如果找的是知名学者，比如新闻传播学找方汉奇、童兵这样的国家学科发展规划带头人，即使栏目出了问题，制片人是没有什么直接的责任的，但是他们选择了这样的一些学者，一些后来被证实很受欢迎的学者。可见，在这里，一流并不是第一，而是十分适应栏目风格的主讲人，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三）大众化的讲述方式
1.讲故事的叙述方式
一些报纸或者是人物期刊里面讲到一些《百家讲坛》主讲人的叙述，说是在《百家讲坛》的制作中，制片人很看重主讲人的讲述方式。基本要求就是说书式的，而且话里面要带着一些悬疑，引发观众进一步观看的欲望，这个应该是一个优点，不知为什么在一些媒体上面就成了问题。用传统眼光来看这些节目，《百家讲坛》、《走近科学》属于高端人群的节目，难以大众化，更难以“火爆”，事实上以前的数据也表明了这种情况，几年前《百家讲坛》、《走近科学》的收视率在央视的排名很靠后，处于被“边缘化”的尴尬境地。讲故事的叙述方式为她带来了转机。事实上“讲故事”是电视节目中不能缺少的、最常用的、最有效的表现手法，抛开叙事作品不说，“故事化”手法已经渗透到新闻、评论、谈话、娱乐等各种样式的节目中，包括法制、科教、生活服务、体育等各种题材的节目都在努力使自己更“故事化”。《今日说法》、《新闻调查》、《大家》、《艺术人生》、《实话实说》细想那些我们耳熟能详、印象深刻的节目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非常会设计故事、非常会“讲故事”。电视有着天然的“讲故事”的优势，是其他媒体无法取代的。翻开中国文学史，我们就会发现，在社会发展到一定经济水平，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就会增加。突出的表现就是对故事文学的需求增加。所以在明清时期，各种小说纷纷问世，话本拟话本的发展也达到繁荣
2.受众需要传统文化
很容易看出来，《百家讲坛》讲述的内容就是受众所需要的。作为电视媒介和出版媒介来讲，销路来自于需求。《论语心得》的火爆，说明受众需要它。那么，受众为什么需要它?它又是如何满足了受众的需要呢?答案可能是，在这个日趋理性化、功利化的社会，人们对精神价值的可靠性产生了强烈的需求。人们在辛苦操劳的工作和生活中，必须要给自己找到一个忍受压力的理由，这是以功利为目的的现代市场经济所不能回答的。我们每个人需要处理的事情可以分为三种：与自己的关系、与他人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在这些问题上面，物质文明并不能给我们及时有效的指导。
3.传统文化是大众的
长久以来，谈到《论语》、《红楼梦》，更多的人会认为这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典范。自产生之日起，对于它们的研究就一直不断，而且产生出“红学”和专门的“红学家”，这是一种高深的文化，关于这些文化的研究和讨论也大多是在专家和学者之间展开的。这种将传统文化放在“深不可测”的位置之上的做法不利于文化的发展，而且有悖于文化的本质。现代媒介正是以传递信息的低门槛赢得了更为广大的受众群体。因此，借助现代媒体传播传统文化能够扩大影响范围，从而打破少数人的霸权，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说句玩笑话：我们每个人都有充足的里有理解为什么很多人推崇孔子和曹雪芹，
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因为他们写出了《论语》、《红楼梦》，让他们有了自己谋生的手段，要是没有这么两个人，不知道要饿死多少人，社会工作组织和民政部门也要增加多大的工作压力和心理负担。
4.不变的是人性
观众为什么喜欢看《百家讲坛》呢？因为这个栏目在轻松之中给了他们一定的启发。如果单纯是为了娱乐，可以有很多的方式，不一定要《百家讲坛》，还要在死亡时间等或者是下载。原因在于《百家讲坛》从现代普通人的角度出发，以当代流行视角去观照人物和事件，井开掘其中的意义。例如《清十二帝疑案》在讲到哈赤一生的成就时，用了“性格决定命运”这种现代人性化的评价，“汉代风云人物”对一贯被史家称为天折的“改革者”错的悲剧则归咎于他的性格和为人处事态度；“金庸的武侠世界”在讲到一个人们不太熟悉的小说时感叹道：人生最大的悲哀和无奈，就是你深爱的人却深深爱上了别人，就是得到了人也得不到心这种现代视角，使观众能够在共鸣中更加近距离地感知千百年前的历史人物和书本中的文学人物，更深刻地从他们的遭遇中受到启迪体味人生。社会的确在发展，可是不变的是人的心灵，是永远的人性的优点与缺点，以及人们对自身的认识和问题解决方式。用易中天的话说，就是人性。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那些“学术明星”呢?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陶东风分析说，目前社会正处于转型期，现代社会物质生活是进步了，比较富裕了，但是心灵上的苦恼不但没有减少，似乎还增多了。面对新旧事物的变迁，许多人在工作、家庭、生活等诸多方面存在烦恼、迷惘和孤独感。这时，他们需要一个“引领者”来安慰、启发、引导，解决道德困惑。而追求和谐、中庸的中国传统文化，正好能满足这种精神需求。应该说，这个问题或者说是需要正是《百家讲坛》栏目的立足点。
5.学术研究为了什么
王立群说过这样一句话：学术研究的终极目的的确是要让人活得像一个人。经济越发展，精神层面的东西就越重要。我并不否认我们要继承的是整个人类社会的文明，包括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确是一个重要的思想库。
有这样一种比较中肯的观点：“电视讲坛热”的背后彰显的是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转型困境。既不盲目地乐观，也不盲目地悲观，而是在理论层面和实践操作层面对其探索、求解，才可能促使我们找到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延续的途径。就当下我国处于转型期的大众对文化的需求而言，“找到一个途径，把精英文化在文明上的共识传递给工人阶级；找到一种方式，确保精英文化的价值不受由大众介入所带来的粗俗化的威胁”，这是“电视讲坛”类节目进一
步深化拓展所面临的迫切现实和途径。我个人认为这样的分析还是比较到位的，也是很多学者应该持有的态度。
五）关于“学术明星”问题
1.为什么会产生“学术明星”
使中国传统文化与大众结合，走向大众化，是继承和发扬我国传统文化的必然要求。传统文化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书斋中的传承、研究和欣赏，更在于如何在更大的范围内应用和普及。优秀的文化应该由全民共享，而不单是少数几个人占有。
为什么会产生“学术明星”？或者说为什么讲坛类栏目能够产生这么多的“学术明星”？“学术明星”现象的产生，与《百家讲坛》栏目成功的运作策略存在着必然的关联，究其实质，是电视媒体利用自身优势，依照市场需求，借助“文化”之势进行节目的商业运作的必然结果。纵观人类传播历史的发展轨迹，传播方式的任何一次重大变革，都极大地改变或重造了文化。《百家讲坛》在当今泛传播和数字信息化时代，有效地使大众享用传统文化的营养，成功地在文化的大众化、学术的市场化上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开辟了传统文化传播方式。虽然人们对于《百家讲坛》这种“学术故事化”和“学者明星化”的传播方式褒贬不一，但《百家讲坛》的成功无疑为电视传播文化以及电视文化栏目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借鉴，为文化传媒业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2.需要更多的“学术明星”
为什么要研究社会科学知识？单纯是为了研究而进行研究吗？绝对不是的。说的大点：“读圣贤书，所为何事”？张载回答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也就是说是为了诚意正心，为了帮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说：“人文学科的终极目标是为了人的幸福，所以除了部分在书斋里潜心治学的学者以外，也需要一部分学者走出书斋、走出学院、走向社会、走向大众、走向媒体。”纪连海老师说：“知识分子研究知识的目的是什么，难道只是为研究而研究吗?以前的学术研究是金字塔的顶端，只是少数人在听。学术研究必须平民化、大众化，让学术回到人间才是最终出路。”《百家讲坛》实现了专家和观众共同的愿望：让学术普及、让传统文化产生大众影响力。《百家讲坛》制片人万卫说：“《百家讲坛》朝着通俗和大众的方向走，?大众?是我们不遗余力追求的目标。”
其实对于我们的社会来讲，那些“学术明星”我们只怕太少。易中天可以说是历史文化的普及者，这样的学者其实还是太少，如果地理、人文、社科、艺术等各方面也有易中天这类人物．大众的文化知识可能会得到更广泛的普及。严肃正经的学者们尽可以继续枯守书斋。但易中天们已找到自己作为学者的位置，又使人民群众在娱乐的氛围中，接受了新生的文化事物。才真正获得了成功。“于丹热”是传统文化发展的必然，是文化民主进步的体现，继
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明需要更多像于丹这样的人。更何况，大众从“娱乐追星”上升到了“学术追星”，本身就是文化的一种进步。为什么一些人对大家都热心学习而不满呢?不崇拜“学术明星”，崇拜“娱乐明星”？我们可以大胆的假设一下：如果大家还是像前几年那样的崇拜“娱乐明星”，说不定他们真的会高兴。因为这个涉及到话语权的争夺，观众都看《百家讲坛》这样的讲坛类栏目了，谁还听他们讲？没办法，这就是文人的酸腐。与他们传播优秀文化的使命似乎有点矛盾，原来只有自己传播的才是优秀文化。有点自恋，有点矛盾，这个就是小智慧的代价。真能“若愚”的人还真是不多。
四、《百家讲坛》栏目的进一步发展
（一）适量的广告收入也是可以实行的
《百家讲坛》通过对节目形式的改革来迎合受众的兴趣，使收视率节节攀升，但其广告量却没有随着其收视率的提高而提高，仍处于较低水平。有了高收视率却没有提高广告量，这说明该栏目在具体的营运和市场化操作方面还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这对于一档栏目的长远发展同样不利。或许有人会问：这个是不是有悖于《百家讲坛》这样的文化类节目呢。按照中国人传统的想法，也是很多文化人的想法，谈钱伤感情、掉面子。可是现在都什么时代了？人民币时代。栏目总得生存呀。
（二）更多的地方电视台和其它频道可以尝试也推出或者转播这样的栏目形式
在现在的我国，文化的需求是很大的。于丹等学者大受欢迎，也折射出民众的心灵亟待某种抚慰，精神文化上面有很大的缺失而且希望得到弥补。从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上面来说：精神文明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等等也是根据目前我国的国情提出的。可见，现在这样的栏目还有很大的市场没有充分开发。
作为地方电视台和其它频道，完全可以借鉴《百家讲坛》这样的栏目形式来发展自己。同时兼顾自己的地方特色，必定能够取得很大的发展。就像大学的一些立足地方的研究所一样。如中山大学的珠江三角洲经济研究等。这样的形式必定是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
（三）借助其他的形式进一步推广《百家讲坛》等讲坛类节目
随着《百家讲坛》电视节目的火热开播，一些《百家讲坛》的相关出版物也卖得火热。街头巷尾，正版盗版都是供不应求。网上的点击率、下载数也一直是居高不下。事实已经证明：由于《百家讲坛》品牌影响力，与之相关的音像图书出版物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些市场都是有待开发和进一步规范的。
《百家讲坛》也要树立公关意识，我们不怕怀疑与争辩，真理是越辨越明的。但是一些恶意的攻击必须与之斗争到底。就像《大话西游》里面孙悟空
对牛魔王说的话“熟归熟，如果你乱讲话，我一样告你诽谤。”（玩笑话）
（四）栏目的播出时间调整一下
条件许可的话，这一点时必须考虑的。不同时间段的栏目的播出时间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单纯要求调整时间是有一些问题要解决的，栏目的播出时间也不能决定栏目的收视率（《百家讲坛》的收视率就可以说明这一点）。但是，播出时间对栏目的收视率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如果把这样的栏目的时间调整一下，估计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总结
有人这样总结《百家讲坛》：虽然《百家讲坛》栏目持续热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总结归纳我们不难发现，“三贴近”是栏目成功的法宝。正因为《百家讲坛》贴近实际，所以它具有了广泛的发展空间，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正因为《百家讲坛》贴近生活，所以它拉近了历史、媒体和观众的距离，赢得了不同凡响的好评和令人瞠目的观众群；正因为《百家讲坛》贴近群众，全方位多手段满足了观众多方面的需求，所以《百家讲坛》呈现出如日中天的喜人景象。
关于《百家讲坛》现象的讨论，我很赞同这个观点：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稽立群认为：对电视学术讲坛，反对者和支持者几乎势若冰炭。笔者注意到，贬斥之声主要看来自学术“精英”群体，其态度多为痛心疾首，似乎“讲坛”成了毁灭传统文化的大据点。这个群体中的一些人，本能地以为话语权属于自己。电视学术讲坛似乎在蚕食着既有的话语权，成为来自原有秩序之外的强劲挑战。无疑，这争论背后有深层动因，隐含着文化阐释、传播权利和权力之争。
不管怎么说，《百家讲坛》这样的文化讲坛类栏目正在被大家逐步接受和喜爱，这个就足够了。
生命中的每一个足印，都有一个精彩的故事，而每一个精彩故事的背后，都展现了不同的人生，来来往往的人海中，有多少人的故事正在讲述??展现不平凡的人生，讲述平凡的故事，这就是《讲述》（story）。
讲述》其实是一档形态和内容都极尽朴实无华的纪实性栏目，“口述体的纪录片”形态决定了节目表现手段的单一性，25分钟的时长体量限定了节目表达的丰富性，节目选取的大部分题材也既不具有时效性，也不具备独家性，有的甚至“尘封已久”，并且已经被多次报道过。但就是这样一档“其貌不扬”的纪实性栏目，却屡创收视佳绩，成为央视科教频道，乃至整个央视名副其实的龙头品牌。这其中的奥秘究竟在哪里呢？叙事理论认为，每一个叙事都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故事（story），即“什么人碰到什么事”,一是话语（discourse）,即“故事是怎样被讲出来的。因此，对于以故事为
主要表达载体的《讲述》而言，它的生命主要依赖于与众不同的人生故事，而与众不同人生故事则依赖于别出心裁的讲述方式，即采用最为有效的叙事策略来为观众呈现最鲜活的生命故事。
策略一：巧设“连环钩”
在节目的故事化创作中有一个“钩子原理”，即在节目开始的第一分钟就要牢牢抓住观众，就像伸出钩子一样，钩起观众的兴趣，让观众“欲罢不能”。在电视节目收视竞争日趋白热化的当下，谁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赢得观众，谁就拥有了长期获取观众注意力的可能，因此巧用“钩子”在第一时间让观众锁定节目至关重要。对此，《讲述》深谙其道。在每期节目开头的导视中，编导都会用简练而有力的语言和影像将本期节目的核心信息“片断式”的告知观众，让观众既对节目讲述的故事有一个初步的把握，又对故事的结果不得而知，因而能够吊起观众的胃口，引起观众的收视欲望。
井底救童》：农田菜地，废弃机井，一岁八个月幼童突然落井，井口狭窄，井壁湿滑，村民无计可施，多个部门快速联动，孩子如何才能救出？
《巨款危情》运钞车被迎面撞毁，押钞员危在旦夕，闹市街头突然飞散百元现金，押钞员生死如何，26万元巨款能否物归原主？
《身陷敦煌》：一个千里之外的求救电话，十几个农民工的特殊遭遇，零下二十多度他们为什么露宿街头，亲人的期盼，大家的援手，能否为他们铺平回家的路？
《撞车》：旅游大巴遭遇重大车祸，28人被困无法逃生，前所未有的恐惧令人窒息，生死关头，少女舍己为人，不料更大的危险正悄然逼近，“撞车”为你讲述一个游走在生死边缘的故事。
节目导视中对人生、对生命的每一个严肃的发问，都能紧紧“钩”住观众的每一根神经，让观众对整个节目无法拒绝。即使有时候节目没有直接提出疑问题（如《撞车》），观众也会通过节目导视的叙述在心里产生疑问：少女如何舍己为人？悄然逼近的更大的危险又是什么？
但是对于一个时长为20多分钟的节目来说，要想保证观众的持续收视，仅靠一个精彩的开篇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你的节目不够精彩，没有足够的“兴奋点”，观众同样会选择离开。这也是目前为什么一些节目在开始时还能保持较高的收视率，但随着节目的推进，收视曲线一路下跌的原因。“兴奋点”就是节目的“看点”或是“卖点”，是节目能够与观众注意力进行交易的重要砝码。因此一些纪实性栏目非常重视节目中兴奋点的设置，如央视《纪事》栏目要求45分钟的节目至少不低于12个兴奋点，《焦点访谈》的节目制片人也曾经提出，节目中每隔两三分钟就要有一个“兴奋点”。同样，《讲述》的编导在选题的二次创作中，会在故事叙述的恰当时机安插多个“兴奋点”，有的是“悬念”，有的是“冲突”，也有的是震撼人心的“情节”或是“细
节”。如在《巨款危情》中，节目就巧妙地利用“悬念”在讲述过程中安插多个兴奋点：“难道事故的发生另有隐情？”“为什么一个交通事故会有这么多的钱呢？”“是不是有人抢劫？”“司机卡在车内，会计飞出车外，押钞员无能为力，巨款能否得到保护？”一个个追问或是就像“连环钩”一样，不断激发出观众的收视兴趣，使观众始终处于一种收视的亢奋状态中，形成节目吸引观众收视的内在驱动力。如此节目就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保证观众在单位时段内不断地流入而不是流出。
策略二：“蓄意”延宕
叙事学有一个显著的美学特征，就是对于叙事终止的绝对阻抗，延宕策略正是对叙事中止进行阻抗的一种惯用技巧，它通过对一系列已知情节的铺叙、蓄势和渲染来抑制和延宕故事的发展，每到关键时刻总是突然“打住”，使得人物关系迟迟得不到理顺，矛盾始终得不到解决，故事的落点始终处于一种扑朔迷离的状态。从观众接受心理的角度来说，这种不断地铺陈叙述和合理的结构渲染，会使观众在心里对事件的发展和结果的预期产生一种累积效应。此时，对叙事的有效延宕就像在观众心里筑起了一道堤坝，来不断提高观众渴望获知的心理洪流，而当故事的结果最终水落石出，洪流决堤而出的一刹那，观众从中获得的收视愉悦和欣赏快感是难以言喻的。另外，延宕策略还能够通过间断性叙事高潮的设置，使故事充满悬念和冲突，为故事讲述过程中“兴奋点”的安插提供了空间。
《讲述》的延宕策略主要有二：第一是节目编导的人为打断，即分段区隔。《讲述》在一期节目中通常会用2个带有栏目logo的片花来打断正常叙事，对已述故事进行阶段性总结，对未讲述故事的发展设置悬念，这样既能将尽可能多的观众从间隔时间的开始带到结束并让他们仍保持兴趣，又能吸引“节目试看”，即吸引那些刚刚打开电视机的观众，以及那些从竞争对手频道转过来的观众。策略二是通过不同讲述人的叙述来延迟叙事。在一个“兴奋点”即将到来的时候，节目经常会有意的让事件亲历者对兴奋点进行片断式回忆讲述，从而延宕“兴奋点”的到来。如在《一潭深水(下)》中，小海面对记者：“心里当时也很想说出来，但是心里也非常害怕。”记者接着追问“怕什么？”但是创作者并没有让小海的回答立即出现，直到故事发展过程中的另一段叙事结束，小海才道出了自己害怕的真正原因。这种叙事上的延宕实际上是在有意地制造某种悬念，使观众对故事的发展始终处于一种期待，只要这种期待没有得到满足他们就会一直关注下去。
策略三：二元对立
什么是故事，故事就是矛盾和冲突的统一体，没有冲突，也就无所谓戏剧化。而故事中冲突的制造往往依赖于叙事中二元对立的建构。二元对立不仅能够使各叙事元素形成一种关联性的冲突，而且能够从这些冲突中生发意
义。也许由于栏目定位的不同，《讲述》中由二元对立引发的矛盾冲突不如调查性新闻报道《新闻调查》中的那么强烈，那么扣人心弦，但它却以一种更为温和的方式，来营造充斥各种矛盾的“场”，使节目更具张力。
《讲述》中二元对立建构的核心在于“人”，其中包括叙事主体、叙事客体（又称反主体）以及与主客体相关的其他人员。因此《讲述》中的冲突主要包含了以“人”为主的三个方面：一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这是冲突最为普遍的一种形式，在《讲述》的大部分节目里都有所涉及。二是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如《逃离“疯人院”》中，漂亮女孩马月因为自己的“不合群和落后”在学校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而不得不选择逃避学校住进了疯人院，甚至多次决定自杀放弃生命。三是人与自我之间的冲突，如《姐妹劫》中岑造一边面对已患有尿毒症但曾经有过幸福时光的女友，一边面对希望自己幸福要求与女友分手的父母，是进是退？岑造陷入了自我矛盾的深渊。
需要说明的是，《讲述》在叙事中为形成矛盾冲突而设置的二元对立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的。在《离奇婚事》中，外出打工的聂喜丽在回乡办理结婚手续的时候，却意外地发现自己已经登记结婚。原来是几年前父母瞒着她，让不到法定结婚年龄的妹妹聂喜香用她的名字结了婚。因为自己在法律上已经结婚，所以聂喜丽无法与外地的男友办理结婚手续，由此引起了男友的猜疑并最终导致分手。与此同时，妹妹聂喜香也因为无法与丈夫沟通而陷入了家庭矛盾，不得不选择离婚，但由于结婚证明上的名字是“聂喜丽”而无法在法律上解除婚姻??在这个故事的讲述中，创作人员为观众呈现了多组二元对立，建立了或明或暗、或主或次的多个矛盾冲突，其中有姐姐与男友之间的矛盾，有妹妹与丈夫及其家庭的矛盾，也有姐妹之间的冲突，并且这些矛盾和冲突最终都指向了更深层次的法理与法盲之间矛盾。由此节目本身的戏剧性和冲突性大大增强。
另外，成功和吸引人的叙事有一个法则就是建立冲突并让观众深刻感受到这种冲突，而使成功的叙事变为畅销的叙事的另一个法则就是及时释放焦虑，解决这种冲突。《离奇婚事》在交待由法盲而引起的一系列矛盾之后，将故事的落点放在了通过法律手段恢复一家人的温馨生活上，由此实现了从“平衡”到“打破失衡”再到“恢复平衡”叙事架构，也达到了节目传达法律知识，寓教于乐的目的。这种叙事手法在《讲述》的其他节目中也可以经常看到。
结语
在各种纪实性节目颇为流行的今天，要想在有限的信息资源中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采用何种叙事策略或者说如何讲故事已成为电视节目成功与否的首要因素。在这一点上，《讲述》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但是需要明晰的是，叙事策略只是虚构性文本在结构中采用的一种手段或是一种
技巧，它在纪实性电视节目中的使用应该以所叙述的事实为基点，以尊重事实的真实性为前提，那种为了增强节目的可视性而不顾事件本身的完整性和真实性的做法，无疑是陷入了一种“为了叙事而叙事”的误区，长此以往，后果只能是节目品质的下降和节目观众的大量流失。因此，只有“叙事真实”和“事实真实”两者之间的高度统一，才应该是纪实性节目中叙事策略应用的最高境界。
东方卫视《真情实录》节目分析
20xx年3月4日，在上海电视台开播的《真情实录》这档情感类的新闻专题节目，以“小人物，大情怀”的视角讲述百姓身边的真情故事，努力弘扬百姓生活中的人性光芒。由《真情实录》专题节目衍生而来的“真情人物”年度评选活动，与节目结合，有观众参与，以生活中的凡人凡事为评选对象，以“让掩埋于平凡中的金子，因为你的发现而闪亮”为号召，树立起一批感动百姓、感动社会的道德楷模。平凡生活中的小人物，因其非凡的人生经历走进了节目，又因节目的“打造”成为生活里小人物的非凡代表。无论是节目本身，抑或节目之外的评选活动，在几个层面上进行着情感的互通、切实的互信、良好的互动——生活与节目的互动，节目与评选的互动；凡人凡事与电视人的互动，电视人与观众的互动；评选活动中公众与真情人物的互动，真情人物之间的互动，以及媒体间的互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互动，等等。而在这情感的交融和互动中，人们共识于“真善美”，共振于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真情催生真情，可以说，一档源于生活、朴实生动的节目，一个根植于百姓、动员广泛的活动，都是在张扬人性、维护人权、讴歌人情，践行着“以人为本”的理念。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
在迄今为止的传媒中，电视的传播功能和影响力无疑是最出类拔萃的，其道德引领和教化能力也是显而易见的。“在经历了血腥的厮杀之后，报刊业已不敢自居老大，电影和广播也败下阵来，只见电视雄赳赳、气昂昂地迈开大步，心安理得地前去填饱自己的屏幕，征服广大的观众”，曾任法国新闻学院院长、法国广播电视高级委员会成员的弗朗西斯．巴勒在他的专著中形象地做了这样的描述。据他的分析，传媒是对人们的思维、行动和感觉的模式进行“按摩”。传媒并不是绝对中立的手段或技术，而是通过对我们认知感性世界的方式悄然施加不可抗拒的影响，以达到左右文化和社会秩序的目的。这样的阐述应该是符合实际的。无论感知与否、承认与否，事实上每个国家的传媒都是在对民众实施“按摩”，产生不可抗拒的影响力，其中电视以其独特的魅力，“按摩”的力量和作用尤甚。
然而，传媒的“按摩”需要艺术和技巧。传播学家埃里克?麦克卢汉在论及传播时有一个比喻：鱼饵对鱼是重要的，是要让鱼感兴趣的，但鱼钩的真正效果在钩子，而不在鱼饵。鱼钩和鱼饵的效果是分离的。这种观点，说白了，就是目的和手段的关系乃对立的统一，“鱼饵”仅仅是让鱼上钩的手段，“鱼钩”才能发挥真正的作用。如果说鱼饵是显性的，那么鱼钩则是隐性的。且不论西方传播学家的政治信仰和立场，仅就传播的理念与艺术而言，着实高明。国外的那些引人入胜的电影和电视剧，哪一部是空洞乏味的说教？然而却在那些动人的故事、曲折的情节，甚至若无其事的对白里，无不渗透着西方文化以及道德观、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可以没有一句大道理，却实实在在地宣扬和传播了他们的主流价值观。欣赏、感佩之余，难道不值得我们从中感悟和借鉴些什么吗？
《真情实录》节目及其所延伸的“真情人物”年度评选活动，最可贵之处便是把握了道德教化的真谛，以寻常百姓非常态下的故事为切入口，凸显亲情、友情、爱情、大爱之情??将平凡、感人、普遍等元素融为一体，将新闻性、时代感和教育意义整合渗入其间，将真正的宗旨——道德教化蕴涵于生动形象、催人泪下的人物与故事中，令观众可感、可近、可亲、可信也可学。英国哲学家罗素在《论教育》中指出：“没有人会对别人秘而不宣的美德说长道短”。真情故事，往往会牵涉百姓的私事、家事，带有一定的隐秘性，长期鲜为人知。而一旦在电视上讲述，由于是对美德的褒扬和赞颂，观众会产生一种新鲜、好奇的感觉，进而被感动、受感染，于是，节目的亲和力立现，道德的感召力便油然而生。
歌德深谙人际感应的微妙和榜样的向心力，他曾说过“品格唤来品格”、“赞美别人就是把自己放在同他一样的水平上”。《真情实录》唯其“真”、唯其“实”，激起观众心灵的共鸣，唤来舆论的回应；而对“真情人物”评选活动的投入，有形无形中就是使参与者“把自己放在同他一样的水平上”，道德楷模的效应得以悄然发挥，逐渐彰显。电视情感类节目，乃至电视的全部传播内容“激励人、鼓舞人、引导人、教育人”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不正在于此吗？节目的品格、活动的品格、人物的品格，激活了公众的品格，升华了社会的品格。
创新整合，有容乃大
在新媒体应运而生、加速生长，多媒体竞合并存、比肩共荣的时代，每一种媒体都需要有正确的定位，既认识自身的优势、也正视先天的弱点，懂得取长补短的方略，唯此方能与时俱进，保持活力。胡锦涛在一年前考察人民日报社时，提出要坚持用时代要求审视新闻宣传工作，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创新观念、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方法、创新手段，努力使新
闻宣传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不断提高舆论引导的权威性、公信力、影响力。他还要求我们，从社会舆论多层次的实际出发，把握媒体分众化、对象化的新趋势，以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为主，整合都市类媒体、网络媒体等多种宣传资源，努力构建定位明确、特色鲜明、功能互补、覆盖广泛的舆论引导新格局。这表明我们党善于驾驭现代传媒，提升执政能力的科学理念日趋清晰，日臻成熟。这就意味着每家传媒、每块版面、每档节目、每个活动，都需要努力创新，不断整合，为“舆论引导新格局”的构建各司其责、各尽所能。
《真情实录》及其“真情人物”评选活动的一大亮点正在于创新和整合。无论已创办五年的《真情实录》栏目，还是进入第六届的“真情人物”评选活动，其发展轨迹均充溢着创新精神，并十分注重多媒体力量的整合。形式上，节目加大频次，从周播扩展为日播，评选活动从自家单独开展延伸到多媒体的联动；规模上逐渐扩大，共同主办的单位越来越多；方法上，也力求出新，如评选活动新增网友提名环节，需历经三轮，最后综合推介委员会的意见和网友以及平面媒体的投票结果，决定最终人选。这些创新与整合，是一个栏目、一个活动得以巩固、延续、持久、提升的前提。当代传媒发展的实践表明，在传媒新格局已然发生巨变的情势下，企图“包打天下”、“独揽名牌”，实在是力不从心、勉为其难了。既然如此，何不以宽阔的胸襟坦荡大气地与多家传媒、多种载体联手协作，构成合力？一个社会需要科学、合理的传媒架构，传播事业需要可持续发展的良性传媒生态，就一个栏目、一个活动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优势互补、责任共担、信息同享、利益均沾，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何乐不为？
以人为本，以民为先
今年4月首次颁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xx年)，是一份捍卫人权、呼唤人性、弘扬人情的宣言书，对传媒来说，这也堪称一份推进中国人权事业的责任状。毋庸讳言，受自然、历史、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中国的人权发展还面临诸多挑战，当务之急就是要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从《真情实录》所表现与涵盖的内容看，其实大多与推进这个任务的完成相关联。“真情人物”援手弱势群体，归结起来不就是要力克他们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方面的困难吗？“小人物，大情怀”、“真情需要真心付出真情温暖你我人生”，所主倡导的、所彰显和赞颂的，在相当程度上不就是为了解决这些最实际的民生问题吗？所以，依我之见，《真情实录》及其“真情人物”评选活动，当然也连同众多其他传媒所做的类似节目，其实都是在为祖国的人权事业鼓与呼。
这并非“贴标签”，而是非常到位、非常实在的有益行为，可以说，若开掘《真情实录》的深层内涵和更高意境，这一点显然不可或缺。
另一方面，事实上这也是在履行传媒的义务，向公民展开触手可摸的人权教育。我以为，虽然《真情实录》及其衍生的活动并未打出“人权教育”的旗帜，却以具体扎实的行动推出了“民众喜闻乐见的人权教育产品”，打造着寓教于乐的人权专栏。不妨想象一下，倘真有传媒开辟冠之以“人权节目”、“人权专题”的栏目，能吸引多少受众去关注？但一个又一个源于真实生活、采自寻常百姓的“小人物，大情怀”故事，在电视荧屏上生动展现，所能撒播的人权意识、所能发挥的教化作用则是无可估量的。
这也能给我们一个启迪，我们的传媒固然需要有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大局意识，担负政治任务，做好“规定动作”，但绝不可生搬硬套、穿凿附会，而要符合传媒的特性、传播的规律，注重受众的心理，讲求实际的效果。在探讨情感类电视新闻节目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功能及作用，研究如何提升情感类电视新闻节目的舆论引导能力的时候，这无疑是一个很有时代意义与实践意义的课题。
同时，加深对节目内涵的剖析与解读，升华其内在的核心价值，可以使记者和编导人员更加理性自觉地把握人性、人情、人权的有机联系，从而进一步把节目采制好，把活动主办好，让节目和活动的品牌熠熠闪光，恒久生辉，在“真情催生真情，品格唤来品格”的进程中实现效益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