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经验模式探析（上）
2009-7-16
摘 要：改革开放促使县域经济积极探索特殊发展之路。“苏南模式”、“珠江模式”、“温州模式”、“晋江模式”、“巩义模式”、“农安模式”及“义乌模式”等是各地在发展县域经济方面积极探索的成果，是基于中国实践的发展经济学的实验范本。这些经验模式建立在各自相对优势基础上，只有类型相同的借鉴性，并不是广泛推广的范式。研究分析这些模式，是为了在新形势下，面向未来，反思过去，学习借鉴，促进中国县域经济全面可持续发展。体制改革和创新才是促进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和根本动力。
关键词：县域经济，经验模式，体制改革，可持续发展
一、县域经济及其发展模式
改革开放，对地方政府的放权让利和财政体制“分灶吃饭”的实施，使得地方政府逐渐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力。各地政府利用所掌握的资源配置权和地域优势积极发展本地经济，国民经济发展在区域结构上出现新的不平衡态势。县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基本的区域单元，是政权组织的基本单元和国家治理的基础环节。作为国民经济主要基础的县域经济，因其基础性、区域性、层次性、综合性、枢纽性、农村性、集聚性、扩散性等特点，成为地方经济的核心。
目前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是不平衡性和自组织性。中国有2052个县域，从地理条件讲，有山区县（占43%）、丘陵县（占26%）和平原县（占31%）；从经济特征讲，有沿海开放县、城郊县、传统农业县、山区县和牧区县等。县域经济间发展差异甚大，发展的不平衡性非常明显：从经济系统的时空演化阶段看，有传统阶段（城乡分离，自组织发展）、发展阶段（城乡对立，向心运动）、一体化阶段（城乡融合，和谐发展）；从资源开发与产业结构的演变上看，有资源开发型、资源开发与加工并重型、工贸型；从区域比较看，东部沿海地区发展较快，中部次之，西部落后；从发展现状讲，有富裕县、发展中县和贫困县。据20xx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县域人均GDP占全国人均GDP的74.8%；人均GDP最高的100个县域是最低县域人均GDP的15.1倍。改革开放以来，县域经济基本上是自组织发展。发达县域可能在政策、资源、区位上各有优势，但组织者的努力和创新是推动发展的主要因素。“资源是经济增长的条件，但不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惟一因素，经济增长率是人的经济观念、行为和制度决定的”。一些县域经济成功发展之路，被称之为县域经济发展模式。所谓“发展模式”，是指“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的路子”。
最早提出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并倡导模式研究的费孝通教授说：“发展模式的概念把我的研究工作推进了一步，要求我从整体出发，探索每个地区发展的背景、条件，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与其它地区相区别的发展特色，这就促使我进入不同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各种模式之所以能相互比较，是因为它们是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上出发，又向同一目标发展的。共同基础是我们传统的小家经济，同一目标是脱贫致富，振兴民族经济”。
目前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成功模式主要有“苏南模式”、“珠江模式”、“温州模式”、“晋江模式”“巩义模式”、“农安模式”、“义乌模式”等。这些模式是各县（市）在发展经济方面积极探索的成果，是基于中国实践的发展经济学的实验范本。研究分析这些模式，是为了新形势下，面向未来，反思过去，学习借鉴，促进中国县域经济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二、具体经验模式分析
（一）苏南模式
“苏南模式”是费孝通教授19xx年在其《小城镇·再探索》中提出来的。传统的“苏南”指苏锡常三市，费孝通教授“苏南模式”意义上的“苏南”范围更广一些，包括南通和浙北的嘉兴、湖州等，现在理论界讲的“苏南模式”，区域已扩展到苏中的扬州、浙江的杭州等。
“苏南模式”的特点是通过大力发展乡村集体企业促进县域经济快速发展，是一种重点探索农村工业化道路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苏南模式”是以混合型经济为主体，似规模经济和外向型经济为支撑，以鲜明特色和优势产业为主要特征的发展模式。
“苏南模式”有以下优势：1.通过发挥政权的力量以及政府的信誉优势，把社会上的人力、物力、财力等生产要素组织起来，迅速地形成生产力；2.农村经济发展在地方政府统一组织领导下，各产业之间保持了一种稳定的协调关系，从业人员报酬得到了兼顾，使大多数农民都不同程度地富裕起来；3.地方政府掌握了积累的支配权，农村各项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包括交通、邮电通讯、城镇建设、医院、学校、文化娱乐场所、宾馆等，都由政府统一规划并实施，促进了社区的繁荣；4.地方政府直接掌握着经济决策权，为基层政权的巩固提供了物质基础，并由此形成了号召力和控制力。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发展，“苏南模式”的一些弊端日益显露：1.产权不明，政企不分。“苏南模式”的主要特征是政府主导、乡镇企业推动，许多学者称之为“地方政府公司主义”（Local State Corporatism），甚至有人认为“苏南模式”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干部经济”、“政绩经济”模式。苏南乡镇企业是党、政、经、社四合一，社区政府是企业最初的发动者、资金提供者、外部交易保护者，还是企业内部分配的主宰者。这同市场经济体制对政府职能规范、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要求相矛盾，不仅影响市场经济秩序，破坏企业运行机制，而且阻碍了企业家市场的形成。更为严重的是，谁对集体资产真正负责的问题得不到解决。虽然有的大企业已经完成股份制改造，甚至上市，但观念没有从根本上转变。2.投资主体过于单一。集体的负债率普遍较高，甚至有个别地方是全乡（镇）性的资不抵债，同时民间资本积累又相对不足，无论是所有制结构调整还是经济结构调整要迈出大步都存在着较大的难度。3.产业结构层次较低。各县（市）产业结构雷同，轻纺化纤、机电等支柱产业趋同，重复建设、小而散现象比较严重，企业集团化步伐缓慢，第三产业不发达。产品结构层次低、初级产品多、最终产品少、产品附加值低，企业规模效益不明显，不利于国际化竞争。4.区域要素市场发育滞缓。苏南有形市场比较发达，但生产要素配置仍在政府主导下，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尚未发挥。5.由于长期实行的是地
方政府无所不包的推动，因而使相当一部分农民养成了一种依靠心态，自主自立意识和竞争风险意识不强，缺乏一种资本投入的冲动。6.狭隘的“社区拥有”观念严重束缚着各级政府，阻碍着各种生产要素在全社会流动。
（二）温州模式
“温州模式”最早是由新闻界提出的。“十五大”以后，官方文件正式将“温州模式”作为成功范式宣传推广。“温州模式”的特点是以家庭工业为基础的社会化生产、以供销员为发动骨干，以农村集镇为依托的新型产销基地、以专业化市场为纽带的市场主导运行机制。从组织路径讲，“渺H模式”是通过发展个体、私营经济而带动县域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模式。“温州模式”代表了中国欠发达地区在条件落后、交通闭塞、缺乏城市带动和辐射的地区，通过自发的市场取向改革，发展商品经济，改变贫穷落后，促进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路子。“温州模式”的区域范围现已扩展到台州、金华、宁波等地，有人主张改称为“温台模式”，甚至有人认为称“浙江模式”更合适。
“温州模式”相对于“苏南模式”的一个成功之处就在于一开始就建立了明晰、排他性的产权制度。它以家族企业为主体，以外向性经营为特征，重视品牌经营，形成一个强大的区域产业集群。因此，有专家认为“温州模式”更符合市场经济发展内在的必然性，接近于自由竞争的初级市场经济发展道路。温州家族式私营经济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明确的社会分工和协作，使每个中小企业专注于核心竞争力的培养和低成本潜力的挖掘，形成强大的企业品牌群，进而结成强大的行业或产业品牌优势，最终汇集成区域品牌优势。大量的企业集群加之合理的分工协作，以及品牌、技术专长等无形资产的共享，产生诸多协同优势。个体私营企业、股份合作企业、以自然人投资为主的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等构成了温州民营经济的主体。
从可持续发展角度看，“温州模式”存在以下几个问题：1.县域经济间发展不平衡。目前温州全市仅温州市区真正算得上发达地区，乐清、瑞安、平阳属较发达地区，而洞头、苍南、永嘉、文成、泰顺5个县则一直属于欠发达地区。同一区域，县域经济间不能协调发展，说明发展的组织途径尚需完善。2.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温州的农村工业化进程较快，但相比之下，城市建设则受到行政区划和土地、水资源等诸多限制，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水平将近20个百分点。温州是浙江省确定的3个省域中心城市（杭州、宁波、温州）之一，但温州的城市化水平与杭州、宁波相比差距甚大。城市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工业化的基本保证。要进一步提升温州工业化水平，发挥温州对浙西南乃至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当务之急就是把温州市做大做强。只有这样，温州才能充分发挥它对所辖各县（市），乃至浙南、闽北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和带动作用，促进区域间县域经济协调发展。3.向型发展过快，内源经济跟不上。“温州模式”的形成主要在温州之外，300多万温州人遍布世界各地，欧美各大城市几乎都能看到从事皮具、时装、百货、土产、托运、餐饮的温州人，但温州本地上规模的企业却不多，存在明显的“三少一多”，即上规模的企业少、引进外资少、上市公司少，低水平重复的家庭作坊和私营企业多。资本和人才外流导致“产业空心化”，近几年来，温州市约有1000家企业到上海建立总部或研发中心，其中，整体搬迁到上海的企业约有500余家；温州流到外地（包括办厂、置业、买房等）的资金约1000亿元。企业外拓，有利于资本积累和市场竞争，但也可能导致本地经济发展搁浅，不利于可持续发展。4.企业管
理制度落后，家族式企业比重较大，大部分民营企业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尚有很大距离。家族制是企业开创时期低成本组织资源的比较选择，但规模经营和国际竞争必须以现代企业制度为基础。目前，温州家族制企业产权主体过于单一，股份过于集中，给企业的资产兼并、联合及股权转让带来诸多问题。5.产业结构滞后。温州经济主要以劳动力密集产业为主，产品大多是纽扣、眼镜、拉链、徽标、打火机、鞋帽服装之类小商品，技术含量低，利润空间小，不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化竞争。
（三）珠江模式
费孝通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将广东珠三角4种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即“顺德模式”、“南海模式”、“中山模式”和“东莞模式”总括为“珠江模式”，与前两种模式合称为中国县域经济发展与工业化进程的三大成功模式。“南海模式”是国营、集体、个体经济一起上，县、公社、村、生产队、个体、联合体企业“6个轮子一起转”：“顺德模式”、“中山模式”以乡镇企业为主，经过改制后逐渐以本地民营资本为主导：“东莞模式”以“三来一补”为吸引外资的主要手段积累资金，利用美、港、台制造业向大陆转移的时机，积极融入跨国公司的供应链做OEM，成为国际性对外加工基地。它们的共同特征是以集体经济转制形成的民营经济为主体，通过“三资企业”，依托外源型经济带动县域经济快速增长。相比前两种模式，从工业化的发动者看，“温州模式”是私人发动型，“苏南模式”属于政府发动型，“珠江模式”则兼而有之；从筹资途径看，前两种模式倾向于资本自给型，而“珠江模式”是依靠外资型；从体制变迁的路径看，“苏南模式”是典型的自上而下的体制内供给型强制性制度变迁，“温州模式”则是自下而上的体制外需求型诱致性制度变迁，“珠江模式”是兼而有之，由于地缘因素，“珠江模式”更具有“外来冲击一内部回应”的制度演化特征。（王志纲，2003）
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和政策优势的淡化，“珠江模式”存在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顺德家电企业在国际产业价值链分工体系中提升乏力，中山曾经的优秀国企被体制拖住了后腿，南海“小打小闹”依旧，东莞则开始遇上产业空心化的危机。原因有三个方面：1.企业规模偏小，集团化步伐缓慢，在全球化背景下同跨国公司竞争处于明显弱势。2.投资推动非常明显，有的地方甚至将经济发展等同于招商引资。3.产品技术含量不高。“前店后厂”，实际利用的是廉价劳动力，没有达到引进先进技术的目的，企业研发能力低，大多是生产中心，技术价值所占比重很低。4.社会管理体制配套改革跟不上。珠三角经济奇迹是和外来工的廉价劳动分不开的，目前经济市场运行的束缚在珠三角已不是问题，但大量外来工的社会待遇和收入保障却没有配套解决。5.区域文化转型滞后，导致域内外意识矛盾和劳资冲突的加剧。
当前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经验模式探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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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晋江模式
“晋江模式”是“珠江模式”的扩展，即以侨资侨力为依托、以外向型为特征发展开放型的县域经济。但“晋江模式”也有自己的特点：1.外资规模经营。目前有晋江的海外和港澳台同胞有200多万人，数倍于本地人口；
外资企业已近2000家，且大多是规模性企业。2.经营多样化。目前晋江已形成了鞋帽、服装、漂染、陶瓷建材、食品饮料、玩具、电子机械等产业。3.产业与市场互动。其陈埭鞋原料市场、磁灶建材市场、安海糖烟酒市场、福埔车辆机电市场、英材布料市场、华册水产品市场均为辐射全省、全国的专业化龙头市场。4.有独特的文化支撑。闽南是明清时期中国十大商帮之一的“福建帮”的大本营，闽南人作生意敢闯、敢干，晋江商人在长期经营中形成“诚信、创新、开放、谦恭”的优良品质，这为晋江经济的发展奠定良好的文化基础。
（五）巩义模式
“巩义模式”是20世纪90年代后被舆论界倡导的第一个中西部县域经济发展经验模式。“巩义模式”是通过抓好县属工业而带动整个县域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发展模式。巩义坚持工业经济在县域经济中的主体地位，把项目建设作为县域经济的先导和中轴，县内外优势资源锁定和聚集在这个中轴配置。项目建设集中于煤炭电力、金属冶炼、水泥建材、化工化纤、机械制造、耐火材料和电线电缆等7大行业，形成工业企业6700多家，已建成企业集团25家，上市企业2家，纳税超千万元的企业10家。工业的发展使巩义的综合实力居河南省县域经济首位，号称“中原第一县”。目前，全国搞“工业强县”比较成功的还有山东高唐、河南济源、吉林洮南等。 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巩义模式”存在明显的不足：1.城镇化水平跟不上。城镇化是工业化的基础和基本保证，工业化通过城镇化实现规模和社会效应，进而促进县域经济社会向和谐文明的现代化迈进。2.产业集中度差，竞争优势不明显。目前，巩义的工业无论是布局还是结构都相对分散。县域经济资源有限，工业只有集聚，才有竞争力。3农业产业化步伐缓慢。县域工业化的一个重要方向是实现农业产业化，只有农业产业化充分发展，工业经济才有稳固的基础，县域经济才算真正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
（六）农安模式
“农安模式”是通过农业产业化经营带动县域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发展模式。因以吉林省的农安县为代表，故称之为“农安模式”。江西遂川、江苏射阳等县域经济发展也归于此种模式。
目前，“农安模式”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1.农业产业化组织途径问题。由于体制原因，目前中国农业产业化组织体系很不完善，中介市场严重缺失，从根本上影响“农安模式”的发展。2.主要产品的技术含量不高，因而附加值偏低，影响了资本积累。3.产业科技开发投入偏少，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不够健全，农产品更新换代步伐过慢。创新的方向是：加快培育、引新品种，继续向专、高、特的方向发展，进一步提高农产品的加工深度，迅速提高产中的附加值。由于县域经济肩负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职责，农业也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和基本保障，解决“三农”问题归根结底还必须以农业为根本点，县域经济发展必须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因此，“农安模式”是需要强调并值得向全国推广的模式。
必须强调，县域经济发展以农业产业化为主导，但不能偏离工业化的大方向。工业化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基本主题，是现代化不可超越的阶段。工业化不等于大力发展工业经济，但必须以现代工业装备农业，可以通过实现
农业生产机械化、集约化、科技化、信息化，强化农产品的深加工，使粮食成为工业原料，推动食品工业发展，延长农业产业链，提高农产品附加值。
（七）义乌模式
“义乌模式”是通过兴办专业市场带动县域经济发展的模式，基本内容可以总结为“建一处市场，富一方经济，活一方流通，带动一方产业”。义乌发展的成就是辉煌的，1978-20xx年，义乌经济年均增长率为22.9%，总量增长了92.2倍。重要的是，义乌人经过20多年的努力，培育了中国乃至全世界规模最大、人气最旺、绩效最好的小商品市场。目前，义乌小商品市场面积260万平方米，经营商位5.8万个，经营人员20多万人，市场内汇集了34个行业生产的1502大类、32万种商品。在义乌，2.5万家工业企业以全球最低的价格提供着全球50万种商品目录中的32万种商品，每天接待客人20万人，1000多个集装箱每天从这里运往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0多名客商常驻义乌。更为重要的是，国内外与义乌市场有联系的经济主体和区域，包括前向的产业支撑区域和后向的产品销售区域，形成了一个以义乌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分工合作与交流网络。网络成员或借助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市场这一平台，把自身的产品销往各地，或通过义乌市场，采购来自全国各地乃至国外的小商品。义乌作为一个流通枢纽，把国内外的许多贸易商与生产者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区域分工合作网络，专家称之为“义乌商圈”。目前依靠专业市场带动县域经济发展的还有山东寿光、河北辛集、广东普宁等。
在全球化背景下，“义乌模式”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1.必须高度重视以市场为中心的多个“产业链”的培育，使商务活动的各种要素得到更为合理的配置；2.必须大力引进和培养高素质人才，包括商业经营人才、市场管理人才、中介人才和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3.进一步增强市场辐射力，最大限度地扩展区域联动。
除以上几种模式外，目前还有一些依靠本地独特资源，或采卖、或加工而积累资本发展县域经济的资源开发型模式。但这些模式依赖的资源不可复制，故此类模式不具备推广性。县域经济发展必须转变以前“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初级化资源依赖型发展思路，强调向依靠科技创新、产业化推动、市场开拓的方向发展。
三、经验模式与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模式”既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也是区域历史文化的产物，更是当地自主探索的成就。必须强调，以上所分析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都是经验模式。所谓经验模式，就是在实践中自主探索形成的，不是在体系理论的指导下自觉形成的。这些经验模式，都是建立在各自的相对优势基础上，只有类型相同的借鉴性，不具备广泛的推广性。必须承认，这些模式本身就是创新。根据熊彼特的观点，“创新”是指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创新总是先由个别人进行的。但创新活动所得到的利润鼓励其他人模仿，形成创新浪潮，这时整个社会生产率提高，社会就进步了。模式是体制和比较优
势发挥的结合物，分析、借鉴这些模式的成功之处，对于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集聚后发优势和全国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有积极的作用。
模式也许会消失，但区域比较优势永远存在。县域经济组织发展，必须立足于本地实际，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统筹兼顾，可持续发展。目前，中国县域经济发展迫切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将科学发展观和中国县域经济实际相结合，是当代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要职责，我们分析研究模式；就是为中国县域经济的发展理论提供实证素材。“中国越来越迫切地需要这种知识，因为这个国家再也承担不起因失误而损耗任何财富和能量。”“如果要组织有效果的行动并达到预期的目的，必须对社会制度的功能进行细致的分析，而且要同它们意欲满足的需要结合起来分析，也要同它们的运转所依赖的其它制度联系起来分析，以达到对情况的适当的阐述。这就是社会科学者的工作”。
模式是特定条件的产物。中国县域经济发展不会有统一范式，县（市）必须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在变化的环境中持续探索。县域经济的发展是和体制改革、宏观环境以及发展规律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因此，体制改革是促进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和根本动力。目前，要促进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以下的体制改革必须提到日程上。
1.城乡土地二元管理体制问题。土地具有资源和资产的双重功能，是县域经济发展最基本的依托。中国的土地在所有制和管理结构上是城乡二元化的。城市土地是属于国有的，而农村土地则属于集体所有；城市土地使用权已经可以市场交易，但农村土地却不能市场化交易。城乡二元化的土地管理体制以及对农用地实行的用途管制，不仅使县域经济发展在资源利用上受到根本性的制约，而且也是导致官员腐败行为和侵农行为的重要根源。农业用地不能市场化交易，使县域经济发展最大的依托资源不能从根本上盘活，直接制约农业产业化的规模发展，也使农村人力资源素质难以从根本上提高。
2.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社会保障水平是一个国家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指标。中国的农村社会保障目前是在艰难中开始，截至20xx年，全国农村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仅为5171万人，领取养老金的人数才391万多人。目前，紧迫的是如何将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和县域经济组织发展有效结合起来，更新思维，转变传统的社保理念，有效解决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和农业产业化、市场化滞后的矛盾，在理论上解决集体经济组织和土地收益制度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相联系的问题，让几亿农民真正感受到社会进步和政府努力给予他们的生存关怀，奠定县域和谐社会的群众基础，促进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3.县域行政管理体制问题。目前中国的县域行政管理体制问题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行政管理层次太多，导致县级政府自主组织经济发展的权利太小；二是中国特色的“市管县”体制。国际通行的地方行政层次是两级，我国是四级，加之行政和社会管理权利的条块分割，县级政府的自主发展权已是微乎其微。而“市管县”体制更是不符合工业化中期以后城乡分治的行政规则和国际惯例，明显地对县域经济发展造成行政制约。首先，造成虚假城市化和城市对县域资源的垄断性掠夺，是明显的“市卡县”“市吃县”体制；其次，多了一个地方行政层次，产生了新的条块分割，对于县域，增加了一个财政上缴层次，加重了财税负担；再次，市对县的行政垄断，不利
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县域经济横向合作。另外，这种体制缺乏法律依据，中国《宪法》规定中国行政区划为省、县、乡（镇）三级。因此，“市管县”体制必须从根本上改革，强调依法治国，增强县域经济发展的自主性。
4.人才理念和管理体制问题。目前中国的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基本上都集中在大中城市，县级管理部门连基本的初级职称认定权利都没有，科技人才管理机制基本上和县域绝缘，这和县域承担国民经济基本的生产职能和绝大多数国民就业发展很不对称。中国目前的人事管理将国民分为干部、工人、农民等，工人有技术职称，甚至有教授级技工之说，但农民却没有技术职称。一种人才管理体制将占国民总数70%的人排除在外，那是绝对不合理的！正如西奥多·W·舒尔茨所言：“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人的质量，而不是自然资源的丰瘠或资本存量的多寡”。
5.金融管理体制问题。目前，融资困难已经成为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首要“瓶颈”。商业银行的县级机构发放货款权限被上收，基本上成为吸注机构，农村信用社由于管理体制问题不仅能力有限而且运转不灵，邮政储蓄只吸不贷，民间信贷又被视为非法，加之央行货币政策在县域传导不畅以及金融服务手段单一，县域经济发展基本上失去了现代金融服务体系的支持，总体上已陷入拉格纳·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必须尽快改革现行金融管理体制，加大现代金融服务对县域经济的支持力度，积极开拓适应中小企业和县域经济特点的信贷品种和融资产品，建立和完善适合中小企业和县域经济特点的评级和授信制度，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国有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政策性金融机构＋其它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县域金融服务体系，促进县域经济充分发展和现代金融服务网络接轨。
作者：嘉应学院县域经济研究所 闫恩虎 来源：《经济与管理》20xx年第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