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营改增”试点效应分析
胡怡建（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 200433）
从20xx年1月1日起上海在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1+6”行业）实施“营改增”试点，到9月1日起试点扩大至北京等8个省市地区，再到20xx年8月1日起全国推行，“营改增”不但进展超出预期，而且通过统一税收制度、促进公平竞争，消除重复征税、减轻产业税负，政策效应正在逐步体现。具体反映在财务效应、企业效应和经济效应三个方面。
一、“营改增”试点财务效应
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工商业和服务业分别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而按全额征收的营业税存在严重的重复征税，因此“营改增”不但消除了企业重复征税，减轻了试点企业税收负担，更为重要的是消除了产业重复征税，减轻了产业税收负担。
（一）试点企业减税效应
由于“营改增”前服务业征收营业税，所存在的重复征税主要是指服务类企业从上游企业购入材料和设备所缴纳的增值税不能在服务业营业税中抵扣，以及服务类企业向服务类企业购买服务所承担的营业税不能抵扣，从而形成企业性重复征税。“营改增”后，服务业外购材料、设备、服务承担的进项增值税允许在销项增值税中抵扣，从而避免了服务类企业与上游企业之间的重复征税，减轻了服务类企业的税收负担。根据上海市财政和税务部门的统计，从总量上看，20xx年上海超过90%的试点企业税负明显减轻，税负有所增加的企业不到10%。“营改增”作为结构性减税的措施之一，给试点企业税负带来的变化，取决于以下五个方面因素：一是“营改增”后适用税率高低，税率提高幅度越大，增税负面影响越大，反之则越小。二是抵扣多少，抵扣项目占收入的比重与减税幅度呈正比，抵扣项目适用税率高低与减税幅度呈正比。三是减免优惠，继续保留减免税政策，以及境外服务由征税改为免税、或由免税改为零税率均会减轻企业税负。四是即征即退，由于只退增值税而不退附加税，从而可能只减轻企业增值税税负，但不减轻企业附加税税负。五是税负转嫁，企业“营改增”前营业税为价内税，而“营改增”后增值税为价外税，同时，“营改增”后企业适用税率也发生变化，但由于营业税和增值税均为可转嫁的间接税，税收变动会影响企业定价决策以及价格变动，所以试点企业税负变动还取决于税负转嫁状况。在与下游企业的价格博弈中，试点企业如能通过提高价格转嫁税收，可减轻试点企业税负。
（二）产业链减税减负效应
服务业实行“营改增”避免了试点企业重复征税，减轻了试点企业税收负担；更为重要的是，试点服务类企业由征收营业税改为征收增值税，使下游增值税纳税人由取得营业税#5@p不能抵扣改为取得增值税#5@p可抵扣，从而避免了产业重复征税，减轻了产业税收负担。“营改增”的产业税负变化影响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分析：一是无论试点服务类企业“营改增”后增值税税负相对营业税税负是增加还是减少，如果下游工商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其税负都将有所减少，主要原因是试点服务类企业开给下游工商企业的增值税专用#5@p都可作为下游工商企业的进项税抵扣，从而减轻了下游工商企业税负。二是一般情况下，下游工商企业税负变动幅度要远大于上游服务类企业税负变动幅度，主要原因是上游服务类企业税负变动是按改革后的增值税和改革前的营业税差额计算，而下游工商企业税负变动是按试点服务类企业开给下游工商企业增值税专用#5@p全额计算。如上游试点服务类企业税率从5%提高至5.66%，提高了0.66个百分点，但下游企业抵扣从零提高到5.66%，上下游企业合计净减税5个百分点。所以，“营改增”对下游工商企业的正面激励大于上游服务类企业，反映了服务业“营改增”改在服务业，利在工商业，增值税抵扣传导机制在“营改增”中起着主要作用。三是试点服务业的服务对象是否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对企业税负影响较大。服务
业“营改增”后，下游企业如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则其取得服务业开具的增值税#5@p允许抵扣，从而税负减轻，而非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不能抵扣，税负不减还有可能增加。四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减税影响方式不同。从试点企业看，小规模纳税人减税幅度大于一般纳税人。“营改增”前服务业不分规模大小同等纳税，“营改增”后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区别纳税。对于一般纳税人按正常核算方式纳税；对于小规模纳税人则按3%征收率不允许进项抵扣的简易办法征税，税负率下降=（5%-3%/1.03%）÷5%?100%=41.75%。从产业链看，大企业减税幅度要高于小规模企业。如果下游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上游大中企业税负由营业税时的5%提高到增值税时的5.66%，但下游一般纳税人企业因增值税增加抵扣而减税5.66%；上游企业为小规模纳税人时，下游企业纳税不变。因此，服务业“营改增”对于一般纳税人是改在服务业，利在工商业；而对于小规模纳税人是改在服务业，利在服务业。
二、“营改增”试点企业效应
实施“营改增”以后，除了减轻企业税负外，对试点企业经济行为的影响可归纳为议价能力提升、设备更新加快、服务外包增多、组织结构调整、竞争能力增强、境外业务拓展等六个方面。
（一）议价能力提升
对于试点服务类企业，“营改增”前征收营业税，除了交通运输企业外，开具营业税#5@p给下游企业，无论其是否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5@p均无法抵扣。而“营改增”后，开具增值税#5@p给下游企业，如果下游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增值税#5@p可作进项税抵扣。对于增值税#5@p抵扣所带来的减税利益自然会在上下游企业之间通过定价博弈来消化。“营改增”后具体收费标准由双方通过定价博弈确定，但试点企业在与下游企业所进行的定价谈判中，议价能力得以提升。
（二）设备更新加快
“营改增”前，服务类企业按全额纳税，外购材料、设备和服务所发生的进项税不能抵扣；“营改增”后，试点服务类企业按增值纳税，外购材料、设备和服务所发生的进项税允许抵扣。对于进行设备大规模投入和更新的企业，设备更新可以使试点企业进项税抵扣增加，纳税减少、税负减轻。在增值税税制下，抵扣项越多，企业要缴纳的增值税越少，因此，“营改增”明显加速了企业的设备更新与改造。
（三）服务外包增多
目前，在信息服务、物流等行业，企业将部分辅助性、非核心业务外包出去已经是发展潮流。“营改增”前，发包方按照整个营业收入纳税，接包方也要按照分包协议上的价款纳税，这就出现了重复课税，从而影响和制约了外包服务发展。服务业“营改增”后，虽然由企业外部提供服务仍要由提供服务企业缴纳增值税，但可以由接受服务企业从增值税进项税中抵扣，无论是内部提供服务还是外部提供服务不影响企业税负。因此，“营改增”消除了服务业为工商业提供服务的税收障碍，有利于推进生产企业服务外包，促进生产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专业分工和协作，促进外包服务发展。
（四）组织结构调整
“营改增”前，企业内部服务部门为企业提供内部服务不征收营业税，如果将提供服务部门从企业独立出来，再向原企业提供服务则需要缴纳营业税，从而制约了工商企业和服务企业内部服务部门分离发展。服务业“营改增”后，企业服务部门独立出来，再向原企业提供服务，虽然需要缴纳增值税，但可以在工商企业抵扣，从而使工商企业或服务企业内部服务部门是否独立建立法人机构，不影响企业税收负担。分离出来的服务部门为社会提供服务缴纳增值税，下游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企业也能抵扣。因此，服务业“营改增”不但有利于外包服务发展，也有利于服务部门从企业分离发展。“营改增”的积极影响不仅表现在税负上，
更体现在对业务和商业模式的促进上。即优化产业分工和相互协作，加快企业向现代服务业的转型和升级。
（五）生存能力增强
“营改增”前，不分规模大小同等纳税，服务业“营改增”后区分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年提供应税服务营业额在500万元以上的为一般纳税人，反之则为小规模纳税人。相对来讲，小规模企业由于利润率较低，增值税税负变化对其利润变化影响较大。服务业“营改增”，有利于减轻小规模企业税负，为中小服务企业走出困境提供了政策支持。从上海试点情况看，在15.9万户试点企业中，一般纳税人为5.6万户，占35.2%，小规模企业为10.3万户，占64.8%。对小规模企业实行3%的增值税征收率，低于原营业税5%的税率，税负明显下降，降幅约为40%，小规模企业成为本次“营改增”改革试点的最直接受益者。
（六）境外业务拓展
“营改增”前，向境外单位提供服务的企业，除设立在指定地区的先进技术外包服务企业可以享受免税待遇外，一般均不享受减免税政策。“营改增”后，向境外单位提供技术转让服务、技术咨询服务、合同能源管理服务、软件服务、电路设计及测试服务、信息系统服务、业务流程管理服务、商标著作权转让服务、知识产权服务、物流辅助服务（仓储服务除外）、认证服务、鉴证服务、咨询服务均可享受免税或零税率待遇，从而减轻了税负。这对于跨境服务贸易具有正向激励作用，有利于促进跨境服务贸易发展。随着“营改增”区域范围的扩大，对促进我国国际贸易转型升级将产生积极效应，并将表现为服务贸易规模的扩大和结构的调整。
三、“营改增”试点经济效应
“营改增”对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层次提升、重点企业发展、经营规模扩大、新兴业态成长、总部集聚效应、服务贸易增强、区域竞争优势等八个方面。
（一）经济结构调整
“营改增”由于避免了对服务业的重复征税，减轻了服务业税收负担，消除了服务业发展的税收制度性障碍，对于加快服务业发展，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体的产业结构，起到了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为服务业减税、减负来促进服务业发展；二是通过服务业对下游企业开具增值税专用#5@p，由下游企业抵扣，减轻下游工商企业税负来拉动服务业发展；三是通过生产企业内部服务部门独立分离，以及服务业务外包来扩大服务业规模。
（二）产业层次提升
从企业实践看，不同层次服务业从“营改增”中获益有所不同，总的特点是产业层次高的企业得益大于产业层次低的企业。世界经验证明，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是实现向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驱动的集约式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重要因素。实施“营改增”，是推进制造业升级、解决服务业发展滞后问题的重要措施。通过打通二、三产业增值税抵扣链条，能够促进工业领域专业化分工，做大做强研发和营销，使企业结构从“橄榄形”真正转变为“哑铃形”，产业层次从低端走向中高端；而且会促进研发、设计、营销等内部服务环节从主业剥离出来，成为效率更高的创新主体，实现主业更聚焦、辅业更专业。
（三）重点产业发展
在服务业“营改增”试点中，利用信息技术和网络平台先进技术的服务业获益较大。如百度在线网络技术上海分公司，主要业务是为企业提供搜索推广、网盟推广等技术服务。该公司20xx年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技术设备更新升级，获得较多进项抵扣，使税负率由税改前的营业税5%降低为税改后的增值税4.32%，减税幅度高达13.6%。同时又向下游企业提供服务，下游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企业因取得增值税#5@p增加进项抵扣，抵扣减税远高于试点企业减税，产生了试点企业和下游企业双向减税效果。不但提升了试点企业议价能力，也推进了自身业务增长。因此，实行“营改增”对于高成长、高研发投入、高自主知识产权的系统集
成类以及服务类公司最为有利。
（四）经营规模扩大
实行“营改增”后，是通过内部服务部门还是外部专业公司提供服务在税收上无差异，有利于企业内部服务部门从生产企业分离，并增加外部专业公司提供的外包服务。服务部门从企业内部分离以及外包服务发展有利于服务业经营规模扩大，发挥规模经济效益。华谊集团作为一家大型国企，原来旗下100多家企业都有自己的物流公司、设计院、信息公司，剥离困难。“营改增”后外包服务可作为进项税抵扣，加速了附属部门从主业的剥离，目前华谊集团的工程设计、信息、物流、运输等相关服务都已集中到4个平台上，有助于主业做强、辅业做大。
（五）新兴业态成长
由于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工艺渗透溶合进入服务领域，出现了服务业态新型化趋势，新兴服务产业、新兴服务产品和新兴服务企业出现，使服务业的领域和范畴有了新延伸和新拓展，如通过互联网为客户提供各种服务的网络服务、建立以现代技术和手段为支撑的技术服务平台为客户提供各种服务的平台服务、对非核心关键业务流程采用共享服务模式以对各核心业务模块提供高效支持和服务的共享服务等。服务业“营改增”后，提供服务所缴纳的增值税可以在下游企业增值税中抵扣。虽然，“营改增”对新兴业态和传统业态影响性质相同，但由于这些新兴业态服务经营规模庞大、所需设备规模相对较大，大都又处于设备投入更新阶段，“营改增”所形成的服务企业进项设备抵扣和下游增值税进项抵扣的双重抵扣效应，对于促进处于成长期的新兴业态发展，其支持作用尤为明显。
（六）总部集聚效应
“营改增”对于试点地区行业细分和服务外包的发展、尤其是总部经济的发展有重大的推动作用。跨国公司在设立区域总部时，往往把IT、财务、人事和研发等功能集中到地区总部，总部为下属子公司或分公司提供服务。在原来的税制下，由于总部跟分公司之间仍需独立核算，总部为下属公司提供服务取得的营业收入作为独立提供服务收入必须缴纳营业税，且不能抵扣，加重了公司总部税收负担。“营改增”之后，总部为下属企业提供服务开具增值税#5@p，可在下属企业作进项税抵扣。上海由于服务业“营改增”先行先试，大幅度减轻了公司总部为下属企业提供服务的税收负担，使国际性跨国公司总部或地区总部落户上海意愿增强。
（七）服务贸易增强
“营改增”政策规定，提供国际运输服务、向境外单位提供研发服务和设计服务适用增值税零税率；向境外单位提供技术转让、技术咨询等服务免征增值税（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适用零税率的除外）。这些政策实现了与国际通行税制的接轨，既有效地提高了服务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增强了企业参与全球资源配置的能力。
（八）区域竞争优势
“营改增”试点后，形成了试点期间一定的先行先试政策优势，产生了一定的政策集聚效应。其影响主要反映在：一是有利于试点地区服务企业向非试点地区拓展业务；二是吸引非试点地区服务企业到试点地区注册；三是促使形成服务业规模竞争优势。
第二篇：营改增
营改增”试点的政策效应分析
20xx年3月16日
彭俊
20xx年10月2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20xx年1月1日起，在部分地区和行业开展深化增值税制度改革试点，逐步将目前征收营业税的行业改为征收增值税。从20xx年1月1日起，上海市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开展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由此，上海先行进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工作正式展开。
一、进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政策影响
本文主要从对试点行业的税负、税务部门的征管权限以及对试点地区的财政收入等三个方面对该政策的效应进行分析。
（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对试点行业的税负影响。
1、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对交通运输业的税负影响。在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之前，交通运输业在营业税税目中属于“交通运输业”的征收范畴，税率为3%，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交通运输业的企业会涉及两个税率：如果是一般纳税人，按照11%的税率征收；如果是小规模纳税人，按照3%的征收率征收。对于前者来说，貌似税率提高，税负增加，其实不然。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上海市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的规定，一般情况下年不含税应税服务额达到500万才会被认定为一般纳税人，同时，根据现行增值税条例和实施细则的规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可以享受进行抵扣政策，也就是说交通运输业企业购进的作为经营用的汽车、固定资产、汽油以及其他材料的进项税额可以予以抵扣，由于抵扣的影响，试点交通运输企业的最终税负率会远远低于上述名义税率11%。
根据分析可以得出，此次营业税改征增值对于交通运输业的税负影响是结构调整，稳中有降。
2、营业税改征增值对现代服务业的税负的影响。此次营业税改征增值试点的另一个行业就是部分现代服务业，主要包括研发和技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文化创意服务、物流辅助服务、有形动产租赁服务、鉴证咨询服务。这些行业在营业税改征增值前，属于营业税的“服务业”税目征收范畴，按照5%的税率征收营业税；营业税改征增值后如果是一般纳税人，其中有形动产租赁服务按照17%的税率征收增值税，其他行业按照6%的税率征收增值税，如果是小规模纳税人，则统一按照3%的征收率征收增值税。对于小规模纳税人来说（即年应税劳务额低于500万的），其税率直接由原来的5%下降到3%，税负减轻明显。对于一般纳税人来说，有形动产租赁由于其动产的金额一般较大，扣除抵扣扣，税率远低于名义上的17%；其他服务业的一般纳税人，扣除抵扣的影响，税负相对于原来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因此，对于部分现代服务业中的小规模纳税人来说，税负的减少是比较明显的，对上海的现代服务业发展将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对税务部门征管权限的影响
我国于19xx年实行分税制,成立了国家税务局（简称国税）和地方税务局（简称地税），二者负责征收的税种不同。国税主要负责征收中央税、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地税主要负责征收地方税。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试点行业的原先由地税部门征收的营业税改为由国税部门征收的增值税，这就涉及到不同税务部门的征管权限的调整，而上海由于目前的国税和地税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不涉及的这一问题的调整，简化了相关手续，有利于试点的顺利推进。
（三）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对地方财政的影响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如果按照现有的税收预算级次，试点行业原来全部有地方享有的营业税，改为由中央地方共享的增值税后，试点地区的财政收入必将受到较大的影响。以上海20xx年的税收收入为例：20xx年上海的营业税税收收入总共为9,339,266 万元，根据有关数据，上海试点行业的营业税占营业税的总额大约在1/3左右，即300亿左右，占上海20xx年税收总收入（不含海关代征的增值税和消费税）的5%。
有鉴于此，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在《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中明确，试点期间保持现行财政体制基本稳定，原归属试点地区的营业税收入，改征增值税后收入仍归属试点地区，税款分别入库。因试点产生的财政减收，按现行财政体制由中央和地方分别负担。因此，此次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对试点地区的财政收入没有产生不利影响，促进了试点地区的积极性，保证了试点的顺利进行。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上海进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利于降低试点行业的税负，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利于服务业专业化发展，为上海加快建设“四个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做出积极贡献。
服务业
营业税：税率为5%，差额征收（属差额征收项目）
增值税:1.一般纳税人:有形动产租赁17%，其他6% 2.进项税额有限
在原有的定价体系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开票方收入降低，利润减少，受票方成本降低，利润增加。
□可抵扣进项税的支出占所取得收入的比重，纳税人若存在大量不可抵扣进项税的支出，则很有可能在改革之后税负增加;
□取得抵扣凭证的情况，即使是可以抵扣进项税的支出，仍要看是否能够从供应商处取得合法的抵扣凭证，若对方无法提供相应的凭证，可能导致税负的增加;
□供应商情况，由于营业税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无法开具增值税专用#5@p，若供应商大部分为营业税纳税人或小规模纳税人，可能会造成抵扣困难，从而使税负增加；
□客户情况，如果客户大部分为增值税纳税人，改革后对方购买的应税服务可以抵扣进项税额，在客户的增值税税负降低的情况下，将可以扩大纳税人的经营空间，提高服务供应量。反之，会间接导致服务需求量的减少
□可供抵扣的进项税额少。 （成本构成、经营周期）
□没有取得增值税专用#5@p。（试点范围小）
■交通运输业税负变化分析（以一般纳税人为例）
——不同企业由于资本有机构成及投入时间存在差异，进项税额与销项税额在一定时段上不匹配。
交通运输企业的主要资本投入是车辆，如果纳入改革试点的交通运输企业大部分车辆都是在20xx年1月之前购置，就会在改革初期出现可抵扣进项税额较小、销项税额相对较大的情况。
——同时，由于改革尚未全面推开，影响到交通运输企业进项税额抵扣不充分。
譬如，路桥费支出是交通运输企业经营成本的主体之一，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期发布的报告显示，过路过桥费平均占运输成本的34％。由于路桥收费还没有纳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范围，交通运输企业发生的路桥费支出得不到抵扣则会相应增加税收负担。
——再如，一些交通运输企业发生的车辆加油费支出，因取得增值税专用#5@p不方便或不及时，也带来了进项税额抵扣不足的矛盾。
■ 交通运输企业税负加重原因总结：（1）增值税率为11%； （2）汽油与维修费用部分
无法取得增值税专用#5@p；（3）新购置的车辆有限，原有的车辆无法获得抵扣；（4）差额扣除仅联运费用一项； （5）占公路运输成本比重较高的路桥费无法获得抵扣等。
“营改增”带给企业的利与弊
自20xx年1月1日营业税改增值税(以下称“营改增”)在上海进行试点推行以来，对于降低企业税务负担效果明显，得到了各企业的大力支持。近期召开的国务院常委会议决定将于今年8月开始从地区和行业两方面同时扩大“营改增”的试点范围。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改增”试点扩大到全国范围，同时将现代服务业范围扩大到广播影视制作、播映、发行等。另一方面，将“营改增”扩大到铁路运输和邮电通信等行业，开始由试点地区向试点行业扩张。
此次“营改增”对于降低企业税负效果显著，财政部部长谢旭人表示，目前全国纳入试点范围的纳税人已超过100万户，12个试点省市共为企业直接减税426.3亿元。从试点情况看，这是一项总体减税的改革，参与试点的小规模纳税人普遍实现减税，减税幅度达到40%。
然而，在实际推行过程中，一些中小型企业却出现税负增加的情况。由于“营改增”减低税负的前提是将销售税额与进项税额进行抵减，但是部分企业由于生产周期、成本结构等原因，进项税额较小，而且试点范围有限，在非试点地区就难以取得进项税票或增值税专用#5@p，另外还有一些中小企业的供应商规模较小，无法开具增值税#5@p，这些情况都会造成企业税负增加。
而这种情况主要反映在中小型企业身上，对于年销售额500万以下的小微型企业来说，他们不需要抵扣，因此就不存在无法取得增值税#5@p的情况，征税方式不变，税率由5%下调至3%。而大型企业体系较为规范，产业链涉及面广，每个环节抵扣，减税效果较为明显。因此，在试行阶段“营改增”主要帮助了小微型和大型企业降低税负。
然而，随着试点范围不断扩大，税负不减反增的情况也在不断减少。据权威统计数据，12个试点省市增税企业所占比例有所不同，但最高不到10%，一般在5%左右，并呈下降趋势。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白景明认为，部分企业税负增加这一现象并非税制设计的问题，随着试点行业的逐步扩大，抵扣链条完整，相信这一问题将逐步解决。
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决定，今年8月完成第二阶段将“营改增”以部分行业在全国范围推广之后，第三阶段预期在20xx年前完成全国范围内大部分行业实行“营改增”，彻底取消营业税。期待未来更全面地推行“营改增”，同时配合更完善的增值税制度，避免某些中小型企业税负不减反增的情况，实行全国企业税负减低的期望。
而对于企业来说，特别是此次税改重点的生产性服务企业，需要凭借此次税改，不断提升服务能级，提高技术含量，向产业链中的环节延伸。“营改增”给企业带来的最大利好绝不仅仅是减点税收，而是促使企业扩大了市场，提升了能级，这比减税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