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中国人本发展报告民工状态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与市场化进程，“农民工”，即进城务工人员，这个身份尴尬、规模庞大、生在夹缝、居无定所的特殊社会群体及其生存状态，越来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毋庸置疑，进城务工人员是中国工业化的主力军，为中国城市建设与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也是中国市场化改革和社会民主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政府职能转换不到位，企事业用人单位本身制度及管理层面长期累积的诸多矛盾和问题难以排解，劳动力市场二元多重制度性分割造成劳资矛盾调解机制失灵等原因，数以亿计、不断流动的外来务工者群体在城市社区生活方面长期处于既难以“市民化”又被“边缘化”的两难困境之中。显然，这个庞大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直接关系到转型期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与政治安定，是学界、政界乃至社会各界不可回避且必须直面回应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本书主要立足“人本发展”视角，将进城务工人员生态问题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通过问卷调查、专题研究和个案访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景描述当今中国进城务工人员流动、工作及生存状态，深层次发掘导致一系列矛盾、冲突和问题的管理错位及体制根源，以便为决策层提供一手数据和理论支持。本书共分四大部分、十八章内容。
第1部分：主题调查报告，以覆盖全国各区域、具有广泛代表性的问卷调查，全面呈现目前进城务工人员总体生存状态。《进城务工人员生存状态调查问卷》内容主要涉及四个方面，即城市间流动态势、目前就业工作状态、个人家庭生活情况及城市社区融入状况，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一线、二线、三线各类城市发放问卷10 000份，回收7258份，回收率72．58％；其中，有效问卷6649份，问卷有效率为91．61％。问卷调查数据显示：
1．1 随着中国城镇化、工业化和市场化的不断推进和发展，进城务工人员陷于“城乡双重边缘化”两难困境，随着时间推移和代际传承，以市民化为导向在区域、城际、行业、单位和工作间的务工流动配置逐渐呈现出新格局、新趋势。整体来看，进城务工人员流动的基本动机和方向，主要是为了更好地生存与发展，并通过地区、城际、行业、单位、工作之间的良性流动来改变城市务工生活状态，进而实现身份市民化。然而，由于受政策体制及城镇化发展速度与质量的制约，进城务工人员从“城市边缘化”到“务工市民化”将是一个长期、渐进的流动过程。随着“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主力群体，近年来进城务工人员的流动格局也正在发生着改变。基于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可以看出，中国进城务工人员流动呈现出六大趋势：(1)流动数量逐年增长，新生力量已成主流；(2)外出务工谋生为先，流动成因多元变化；(3)区域走向中西回流，省内流动比重渐升；(4)务工城市二线赶超，城际流动已为常态；(5)行业分散单位集中，职业流动渐显频繁；(6)举家流动趋势明显，城市教育备受关注。
1．2 当前进城务工人员从业工作主要面临两大困境：一是就业渠道和方式单一，主要从事一线底层体力性操作工作，职业发展上升空间有限；二是劳动合法权益普遍受侵害，工作及加班费被拖欠克扣现象时有发生，基本劳动权益难以维护。具体有九个方面的表现：第一，虽然就业途径日渐多样化，但进城务工人员依然主要依靠传统的熟人介绍方式实现就业；第二，进城务工人员依然主要从事简单的生产和服务工作，具有专业技术和管理能力的务工人员比重较低；第三，多数进城务工人员与企业签订了劳动合同，工作权益得到一定保障，但仍有部分务工人员未签订合同，违法用工现象依然存在；第四，进城务工人员存在劳动强度过大的问题，多数务工人员工作时间较长，工作强度大，得不到充分休息；第五，多数进城务工人员能享受到用人单位提供的一定福利待遇，但福利项目相对有限，主要是食宿和社会保险；第六，多数进城务工人员参加过企业组织的相关培训活动，但主要以入职培训和生
产安全培训为主；第七，大部分进城务工人员对当前所从事工作较为满意，精神状态良好；第八，拖欠工资是进城务工人员工作最担心的事；第九，进城务工人员的收入水平普遍较低。造成这种状况，归根结底还是根源于多年来城市劳动力市场一直存在的二元多重体制性分割。
1．3进城务工人员为挣钱和更好的生活来到城市，但因身份角色在城乡间撕扯，日常家庭婚姻生活面临一系列矛盾和冲突。本问卷调查获得一手数据，从收入水平及生活费用支出，到婚姻家庭及子女教育，乃至社会交往及个人情感，全方位呈现了当今进城务工人员生活情态。具体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进城务工人员之所以背井离乡，不管是只身还是举家迁移到城市来，都是为了寻求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生活，但往往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现实生活情景与梦想追求反差较大；第二，进城务工人员的生活状况有所改善，但生活水平普遍较低，基本住房保障依然是老大难问题；第三，生活动荡，城乡分居，留守老少赡养负担沉重，依然是进城务工人员的家庭婚姻生活最关心的焦点矛盾和问题；第四，由于进城务工人员被排除在城市的福利制度之外，透支着自己的体力去挣钱、存钱以备看病应急，或盖房、供子女上学、娶媳妇等大事之用，他们很少有时间休息或参加娱乐活动。第五，进城务工人员业余生活单调，社会交往圈子局限在同乡或亲戚、工友之间，一时难以全方位融入城市生活。
1．4外来活动人口社会融入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但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融入障碍主要来自户籍制度及其背后的公共品歧视性分配政策。本次问卷调查报告，以权益保障和身份认同为切入点，对进城务工人员群体的社会融入状况，以及老一代与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社会融入差异性，做了全方位描述和分析。其主要发现是：由于户籍制度改革滞后，进城务工人员难以在子女教育、医疗保障等方面享有平等权利和待遇，其作为普通公民的正当权益也经常受到侵犯，难以形成作为城市居民的身份认同感，由于社会融入受阻，不少进城务工人员有选择回家乡发展的打算；特别是，目前进城务工人员的主体已经从“60后”、“70后”的第一代打工者过渡为“80后”为主体的新生代打工者，以“90后”为代表的新生代打工者也已成为流动转移人群的重要组成部分；相较于其前辈，“80后”和“90后”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家境更好，面临的经济压力要小些，他们自身的权益保障意识更强，进城打工的目的除了挣钱养家而外，其显著的诉求就是要改变原有生活方式并且积极融入城市主流社会。
第Ⅱ部分：建筑民工生态，基于北京小小鸟打工热线组织的“千里万名建筑工生存状况调查”数据，特别描述展示了建筑工人典型群体生存状态及问题。建筑工人具有从业人数多、整体水平低、流动性大、工作强度大、职业风险较高等特点，显而易见，这一群体生存状况对于研究整个进城务工人员整体生态状况具有标本意义，如何帮扶、疏导这个群体在城市的生活、工作和社会融入，将成为一个越来越具有挑战性的重大现实问题。鉴于此，北京小小鸟打工互助热线，联合北京师范大学人本发展与管理中心，动员北京、郑州、武汉、长沙、广州和深圳等地高校及NGO志愿者，通过访谈、视频采访等多种方式展开万名建筑工人生存状况问卷调查活动。调查问卷主要内容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务工背景状况、权益状况、工作条件、工资情况、生活状况、个人梦想等几个方面，共收回有效问卷6451份，样本来自北京、深圳、沈阳、上海、武汉、郑州、广州、十堰等几个城市。研究发现：
2．5总体而言，建筑民工作为高危弱势职业群体，往往以合法或非法的劳动派遣方式被雇佣，不签订劳动合同、没有社会保险的情况非常普遍；他们不能获得必要的人身健康安全保障，70％以上没有接受过定期体检；劳动时闻长，劳动强度大，劳动条件差，75％没有休假日，大部分工人工作日超时劳动；近半数建筑民工按年度发放工钱，且欠薪情况极为普遍。基于调查数据分析，当前建筑民工从业工作主要面临两大困境。其一，建筑民工大部分都没有与用人单位签订合同，也没有社会保险，正当权益得不到基本保障；其二，建筑民工的工作强度普遍比较高，如双休日仍然在继续工作，以及每天的工作时间都是l0—12小时，
远远超过法定的8小时工作时间。
2．6建筑民工生活状态主要受年龄、文化程度、工种、工龄、收入水平、工作城市和性别等七种因素影响，各个因素分别对建筑民工的基本生活水平、知识信息获取、日常娱乐活动、回家频率及工作环境满意程度有不同的影响；近年来，建筑民工总体生存状态有所改善，但相对于其他民工群体落差巨大。不同年龄段建筑民工家人团聚状况存在差异性，分居两地对于建筑民工造成很大困扰，打工地离家乡较远，频繁地来回奔波耗费大量时间和金钱，不回家团聚探亲又会带来很多矛盾和问题，左右纠结，十分为难。不、同年龄段建筑民工书报阅读、收看电视情况存在显著差异，随着年龄增长读书看报、收看电视节目越来越少；建筑民工有维持个人卫生的需求，但缺乏相应设施条件；建筑民工饮食荤素程度可以反映其营养状况，相对来说壮年建筑民工饮食荤度较低；建筑民工对恶劣的工作环境很不满意。不同文化程度建筑民工与家人团聚频次分布有差异性，小学及初中文化程度者，特别是大学文化程度者，频次差异性明显；而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者，频次分布较均匀；阅读频度显然受文化程度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建筑民工阅读报刊书籍频度也越大；同样，文化教育程度与收看电视节目频率也呈正相关关系，文化教育程度越高的建筑民工收看电视节目频度也越大；建筑民工受教育程度与个人卫生状况也呈正相关分布；建筑民工的文化程度对于个人饮食状况没有显著影响；大部分建筑民工对工作环境不满意，文化教育程度与工作满意度有相关关系。对于建筑民工来说，家人团聚频次与不同工种的工作周期特性有很大关联；建筑民工所从事工种与阅读习惯无太大关联；工作量和劳累程度对看电视频率有一定影响；工作量和劳累程度对日常建筑民工洗澡频率也有一定影响；工种差异对于建筑民工的饮食水平影响不大；不同工种工作满意度有差异，工作技术水平较低、较为劳累的工种对工作的满意度较低。工龄越长的建筑民工回家团聚频率越高；进城务工工龄对于其阅读书籍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工龄长短与收看电视节频率有一定关系，与建筑民工个人卫生状况有一定关系，与建筑民工工作环境满意度有显著关系。建筑民工回家频率主要受工作时间、收入水平与家庭需求三个方面影响，收入较低的建筑民工通过阅读提升自身职业技能以期获得更高收入，收入水平与建筑民工看电视频度有关系，收入较高的建筑民工基础生活条件较好、更注意个人卫生，收入较高的建筑民2r_饮食条件更好，收入更高的建筑民工对工作环境更满意。一线城市给建筑民工提供更多的回家机会，同时对民工的吸引力也更大；一线城市建筑民工阅读机会和条件更少；建筑民工在收看电视节目的情形，一线城市与二线城市呈现同样反差；一线城市民工洗澡频率更高，但饮食状况较二线城市差；建筑工．人对工作环境的满意程度并没有因为其所处的城市不同而有显著的差异。不同性别的建筑民工在一年与家人团聚的次数没有太大差异，男性建筑民工书报阅读频率略高于女性民工，女性建筑民工收看电视节目更多，男性民工洗澡频率比女性更高，男女建筑民工饮食状况没有明显区别，而男性建筑民工对工作环境相对更加满意。
2．7建筑民工群体在家属孩子团聚状况、城市归属感强弱及未来留城意愿等方面，不同年龄、文化程度和性别存在明显差异性；而工种、工龄及所在城市规模对于社会融入状况没有显著性影响；收入水平对社会融入状况有不敏感性影响；平等融入城市是建筑民工群体的普遍梦想诉求。首先，不同年龄段建筑民工群体孩子是否留守家中的分布情况存在差异，对于建筑民工特别是年轻建筑民工来说，如何平衡外出打工与子女抚养和教育的关系，是他们更好地融入所在城市及社会的关键所在；各年龄段的建筑民工大多数都处于与爱人分居状态，如何解决好这个问题，是决定该群体在工作和生活方面能否稳定的重要因素；不同年龄段建筑民工绝大多数对城市没有“家”的感觉，相对来说，年龄越大这种“感觉”越淡化；不同年龄段建筑民工将来留城意愿分布有明显差异，年龄越小者选择将来留在城市生活和发展的比例就越大。不同文化程度建筑民工，其孩子留守家乡的情况存在差异性，文化程度高的建筑民工将孩子带在身边的比例也相对较高；夫妻一起外出打工的情况，也有相类似的分
布趋向，文化程度高者倾向于夫妇一起进城务工；不同文化程度建筑民工对城市的归属感普遍不强，但相对来说，大学文化程度者城市归属感稍强些；不同文化程度建筑民工未来留在城市的意愿分布也存在差异，仍然是大学文化程度者留城意愿为最高，其他文化程度者留城意愿普遍不高。从事建筑、装修、木工、电工和架子工等不同工种的建筑民工，在孩子是否留守家中、是否夫妇一起外出打工，对城市是否有“家的感觉”以及将来是否愿意留在城市发展等方面的分布情况，没有明显差异性；同样，工龄长短对其社会融入诸项指标的影响，也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规律性。本次调查也未发现，建筑民工是在一线城市还是在二线城市对于社会融入状况有什么,显著性的影响。不同收入水平的建筑民工，其社会融入状况有一定的差异性，但收入水平不是影响建筑民工社会融入的敏感因素。此外，不同性别建筑民工社会融入状况存在明显差异性。
第Ⅲ部分：专题研究探索，特别针对进城务工人员家庭婚姻亲密关系疏离问题、租住房问题、满意度影响因素问题以及民间公益组织情况等焦点问题进行了专题探索性研究。其主要结论是：
3．8基于“差序格局”理论，以及问卷和个案访谈调查结果，进城务工人员婚姻家庭亲密关系大致可分为四种形态，即“牛郎织女”型、“夫妻流动”型、“全家流动”型和“个体流动”型，无论哪种类型都存在亲密关系疏离、撕裂和变异，并对进城务工人员个人身心健康及婚姻家庭带来一系列困扰和问题，要特别引起有关方面重视。无论是夫妻天各一方的“牛郎织女”型的住宿现状和解决生理问题的选择，抑或是夫妻共同打工的“夫妻流动”型对留守儿童照顾的缺失，还是子女在身边的“全家流动”型承担的巨大生活压力，亦或是“个体流动”型对未来的期待和不确定，都反映出进城务工人员对于基本亲密关系得到满足的渴望和现实远远没有得到满足的强烈反差状态，这是现阶段进城务工人员工作以外的生活方面所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之一，也是用人单位、政府和其他组织需要投注目光的问题。对于进城 务工人员来说唯有平衡好工作和家庭的冲突，才能防止“后院起火”，让婚姻和家庭成为自己在外工作的动力而不是阻力。
3．9在土地、户籍等制度暂时不能实质性调整的情况，租住房就成为解决市民化的重中之重和关键抓手。基于经验及实证分析，城市政府应积极规划建设适合进城务工人员居住的社区，针对不同进城务工人员群体的诉求进行分类租住房供给及管理，加大公共投入重点改善外来人员居住社区的软环境和生活质量。住房是进城务工人员最基本生存需要，保障进城务工人员居住有其屋，维护其平等住宅权益，直接影响到进城务工人员是否能够安居乐业。住房产权有助于进城务工人员产生归属感和稳定感，有助于进城务工人员把财富留在本地有稳定住房，有助于进城务工人员融入社会。总结各城市实践经验可以看出：第一，政府在推动进城务工人员的住房问题上发挥着重要推动、规划和引导作用；第二，解决进城务工人员住房不应该仅仅是政府的问题，需要企业、当地社区、NG0等多个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为此，有针对性提出三点建议：首先，城市政府应该积极规划建设适合进城务工人员居住的社区；其次，针对不同进城务工人员群体的诉求，进行分类租住房供给及管理；其三，将进城务工人员租住房问题划分为“居住空间”(数量)和“居住环境”(质量)两部分分类解决，对于前者主要通过市场机制供给，对于后者要加大政府公共投入。
3．10对于进城务工人员来说，外出务工时间越长，其生活及工作满意度就越高；参加各种社交活动越多，对所在城市的归属感越强，其生活满意度就越高；外出务工城市个数越多、回乡及工作更换次数越多，其生活满意度就越低；房租费用越高，其生活满意度就越高，但工作满意度会降低；与用人单位签有正式劳动合同．其工作满意度就越高。关于进城务工人员对生活状态满意程度的影响因素研究，我们得出以下结论：(1)流动城市数量对进城务工人员生活状态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负相关，这主要是因为当进城务工人员工作过的城市比较多时，其对现在所在城市认可度比较低，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适应现在城市的生
活和工作，许多生活和工作上的问题不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进而影响自己的生活状态；(2)更换工作次数对进城务工人员对自己生活满意程度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呈显著负相关，这主要是因为进城务工人员对更换工作的次数越多，其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处理生活和工作上的问题，很多新问题是从来没有遇见过的，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有效的解决，因此会影响到自己的生活状态；(3)随着进城务工人员房租的花费越高，其居住条件越好，进城务工人员的生活状态也能得到相应的提高，当进城务工人员积极地参加老乡会及其他社团活动时，就会有更多的社会关系，有更多的朋友，归属感会相应的提高，生活状态也得到提高；(4)回乡次数对进城务工人员生活状态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呈显著的负相关，这可能是因为进城务工人员回乡次数越多，说明对工作地的认同感较小，生活状态不好；(5)自我身份的感知对生活状态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呈显著的正相关，当进城务工人员感觉被一个城市所接纳和认同，感觉自己很好地融合在一个城市当中，那么其生活状态也会相应提高。关于进城务工人员对工作状态满意程度的影响因素研究，我们得出以下结论：(1)工作年限对进城务工人员工作状态的影响呈显著负相关，可能是因为随着工作时间的加长，进城务工人员对所从事的工作要求就越高，比如说更好的待遇，要求工作内容的变化，而且随着工作年限的推移，进城务工人员当初的工作技能可能已经变得不如以前那么有价值，进城务工人员很有可能被新来的其他人所慢慢替代，因此影响了自己的工作状态；(2)用工形式对进城务工人员工作状态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呈显著负相关，说明用人单位完整的用人制度可以对进城务工人员产生良好的激励作用，提高他们的工作状态；(3)房租对工作状态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呈显著负相关，这是因为，当进城务工人员花费在房租上的费用增高时，其经济压力必然会相应提高，其工作压力也会相应增加，不利于其调整工作状态。基本结论是：其一，进城务工人员工作年限越长，对自己的生活状态越感觉到满意，但随着工作年限进一步延长，进城务工人员对工作满意度会下降；其二，打工流动城市数量对目前生活与工作满意度影响是负面的；其三，工作更换频度和回乡次数多少，对于进城务工人员满意度有负向影响；最后，租住房花费多少，对于进城务工人员生活满意度有正向影响，但对工作满意度有负面影响，而社交活动参与度大小，总的来说对于进城务工人员满意度有正向影响。
3．11 近年来，全国各地发展起来的进城务工人员民间公益组织，大多属于草根非政府组织，具有直接互助性、服务针对性强的特点；按照服务对象及重点不同，大致可以分为维权型、培训型、援助型与文娱型四种类型。其中，维权型、培训型和援助型为主要类型，文娱型进城务工人员民间公益组织占比相对较少。需要说明的是，随着进城务工人员民间公益组织的不断发展，其具体服务项目及内容往往也趋于多元化、综合化，现实中很多组织往往从事多项交叉服务，业务范围不断扩大，因而很难准确地将之归并为哪一种类型，这里四种类型划分情况仅作参考。目前，由于相关法律规范缺失、运营资金短缺、内部管理不善及志愿者人力资源稀缺四大焦点问题，很多组织往往陷入进退两难境地。为此，应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适当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充分利用各方面社会力量，多渠道解决资金来源问题；进城务工人员民间公益组织要积极借助外部人力资源管理咨询服务，不断提高自身志愿者人力资源管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