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达斡尔族民俗文化研究报告
来源：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 2009-07-03 1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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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达斡尔族民俗文化研究报告》是19xx年由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批准立项的自治区社科“九五”规划课题。本课题通过对聚居地区现代达斡尔族民俗的调查研究，阐述达斡尔族民俗在现代的传承发展状况，探讨引起民俗变化的因素，以及达斡尔族民俗文化发展的特点、趋势，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达斡尔族继承发扬优秀传统民俗文化，构建具有时代特点的民俗文化，提供理性思考。
我们承担本课题后，于19xx年7月赴呼伦贝尔盟的达斡尔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取得了一定的第一手材料。该课题最终成果是研究报告，报告分三个部分，一、达斡尔族民俗文化传承变化状况；二、达斡尔族民俗文化变化的原因和特点；三、对达斡尔族民俗文化发展趋向的探讨。
一、达斡尔族民俗文化传承变化状况
达斡尔族是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的民族。据19xx年第4次人口普查统计资料，内蒙古自治区有达斡尔族人口71 396人，占全国达斡尔族总人口的59%。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内蒙古自治区的达斡尔族聚居地区，建立有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还有3个民族乡，达斡尔族人民不仅在政治上当家做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也得到了很大发展，与各兄弟民族之间的交往关系更加密切。随着社会经济环境、条件的发展变化，达斡尔族民俗也改变了原有自然渐变的轨迹，在传承中发生着较大的变化。在此，根据我们调查到的材料，对于达斡尔族民俗文化传承变化状况作以下论述。
(一)生产习俗及经济发展情况
1、历史上的经济
到20世纪40年代，达斡尔族经济仍然保持着历史上形成的多种经营的特色。其经济以农牧为主，兼营渔猎、放木排、烧炭、制造大轱辘车、运输业等产业。
达斡尔族的农业有着久远的历史，农业文化比较发达，是在我国最北方从事农业的民族。达斡尔族传统农作物有燕麦、荞麦、稷子、大麦、苏子、黑豆，园田里种植烟叶、蔬菜、麻。20世纪以来，小麦、谷子、玉米、高粱、大豆等农作物由少量耕种到比重不断增大。在耕种中使用牛马拉犁，虽然也用木、石制的生产加工粮食的工具，但已普遍使用铁制的铧、镰刀、锄头、锹等。据《达斡尔族社会历史调查》，20世纪40年代，莫旗的库如奇、前霍日里、奎力浅三个达斡尔族聚居村，共134户中，从事农业的47户，占总户数的34.3%；从事农业的劳力共119人，占总劳力223人的53%，兼营农业的38户，占总户数的28.3%。三村共有耕地430垧，户均3.2垧。(该书第69—71页)农业在整个经济中已具有重要地位。 畜牧业作为达斡尔族的传统产业，历史上有过较为发达的时期。在莫旗地区由于遭受自然灾害，在20世纪上半叶，牲畜头数减少。以库如奇、前霍日里、奎力浅三村为例，三村牲畜合计368头(匹)，户均仅为2.8头(匹)。达斡尔人养畜的主要目的是在生产生活中役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农、猎、运输业的发展程度。海拉尔地区达斡尔族以牧业为主，民国时期，达斡尔族聚居的西屯牲畜多的户有一百多头牛，一般户有五六十头牛，少的有七八头牛。在南屯，牲畜较多的户有七八十头牲畜，一般户有二三十头牲畜。(《达斡尔族社会历史调查》第170页)
猎业是达斡尔族的古老产业。狩猎分集体围猎、小组出猎和个人出猎形式，方法有弓箭射、扎枪刺、设陷阱、下夹子、设地箭、鹰猎、火枪射等。到20世纪以后，达斡尔族的猎业已处于衰落阶段，在偏远山区有10%左右的人家以猎业为主。猎产品除自家用于肉食、
制作皮衣帽靴以外，也出售皮张。
达斡尔族传统渔业很发达，捕鱼方法有明水下网、凿冰围网、明水叉鱼、穿冰叉鱼、设栅栏叉鱼、挡亮子、罩抓鱼、放“洞”捕鱼、摸鱼、钓鱼等。冬季大型捕鱼后运往城镇出售，其他捕鱼多为自家食用。
放排是达斡尔人创收的重要产业。达斡尔人组成生产小组到江河上游伐木放排，利用江河流水把木材运送到下游城镇出售。沿嫩江和诺敏河流域的达斡尔族村屯，约有三分之一的劳力从事放排。(《达斡尔族社会历史调查》第65页)
达斡尔族的烧炭业是20世纪初兴起的。达斡尔族村中组织生产组伐木烧炭，在不影响农业生产的前提下进行。烧炭业受市场需求因素的制约较大，到40年代未已趋于消失。 大轱辘车是达斡尔族的传统交通工具，也是达斡尔族同蒙、汉各族农牧民交换的产品。自呼伦贝尔草原上甘珠尔庙会兴起后，达斡尔族利用大兴安岭东麓生长黑桦、柞木的资源条件，制造大轱辘车，连年到甘珠尔庙会上用大轱辘车交换蒙古族牧民的马。据多次赴甘珠尔庙会交换大轱辘车的老人讲，达斡尔人每年约有二三十个“阿那格”(生产小组)前去甘珠尔庙，一个“阿那格”带去100辆车，每年运去的大轱辘车达2000多辆。达斡尔人把一部分换回的马，再在嫩江流域出售，有的人家因此成为富户。
达斡尔族传统手工业比较发达，用桦皮、兽皮、木料、麻、废铁、布料等制作各种生产、生活用品。
2、现代经济
据我们到莫旗、扎兰屯市的达斡尔族聚居地方调查，达斡尔族经济经过几十年来的发展变化，已经一改传统的多种经营的经济特点，转变为以农为主的经济。在此以几个村为例。 莫旗腾克乡特莫胡珠村在19xx年有103户，475人口，其中达斡尔族90户、鄂温克族4户、蒙古族3户、汉族6户。该村地处偏僻，是较典型的山区之村。在三四十年代，村里达斡尔族从事多种经营，种地、狩猎、放排、制作大轱辘车到海拉尔换马。而我们所调查到的，这里不放排有30年了，不制作大轱辘车近20年，不用大轱辘车有10多年了。近几年只有个别人打猎。
19xx年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这里已经以农业为主，发展农业成为最重要的生产方向。19xx年全村耕地面积是4000亩，生产队有2台拖拉机、150来头匹牲畜。到19xx年，村里地多的人家一户就有一百多垧(1000多亩)地，是过去一个生产队耕地的数量。全村有耕地面积4万亩、大牲畜300头匹、山羊一百多只，有95%的人家有奶牛，半数以上的人家养马，主要是为了骑乘。采访到的敖德荣老人，他家里养了5匹马，主要是秋天放牲畜时用。全村有大型拖拉机16台、小四轮拖拉机40多台，有播种机等配套机械。有吉普车4辆、东风汽车1辆、摩托车8辆。
耕种的农作物种类也发生了变化，目前村里的主要农作物是大豆，占耕种面积的80%多。近几年已经开始不种小麦，有一些人家种玉米、谷子，用于自家饮食。播种基本实现机械化，70%至80%的耕地用播种机，翻地也都用机械。只有耥地时使用牲畜。大多数人家不用牲畜种地有十来年了。
尽管使用机械多了，但由于耕地的增加，自家劳力顾不过来的，把耕地承租给邻近县市来的农民耕种。说是外来租地耕种的人员有300人，每个山口都能见到租地耕种者的窝棚。 在过去生产队时，粮食不够吃，好的年头每人能分上360斤粮食，多数年头是吃返销粮。现在家家卖粮，人均收入达到一千五六百元。
这里仍然保持着在园田种植蔬菜、玉米的传统。但种植烟叶的人家明显减少。原因是很少有人收购烟叶，中青年人吸烟卷的多。种植烟叶的人家，也是一次种植够用三四年的烟叶，隔年种植，有些人家则是买别人家的烟叶。
莫旗西瓦尔图镇双龙堡村是伪满时建的村子。从建村时就以农业为主，同时有牧业、放
排业。我们19xx年4月曾到村里调查，这次是第二次去。仅这8年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该村在建村初期有70多户，19xx年由于发生克山病，死亡28人，迁出很多人，只剩7户人家。19xx年该村有42户、212人口，其中达斡尔族33户、汉族9户。19xx年有58户，264人口，其中达斡尔族51户，汉族7户。
该村耕地面积变化情况是，60年代有1500亩，19xx年有1860亩，1 989年有2760亩，19xx年有9470亩。人均耕地面积由19xx年的13.5亩，增加到19xx年的近36亩。
从农作物品种来说，在六七十年代，仍然种植荞麦、稷子、谷子、玉米等农作物，到19xx年以种谷子、玉米、小麦为主，少量种植稷子、荞麦、燕麦。但从19xx年土地承包到户以后开始转向主要播种大豆。19xx年全村大豆种植面积占耕种总面积的90%，其他有玉米、小麦、土豆、芸豆、白菜、萝卜等。该村19xx年售粮20万斤，到19xx年粮食总产约120万斤，售粮3万斤的农户30户。在19xx年售粮近200万斤。过去家家种黄烟，每家出售几百斤黄烟。由于销路变窄，从80年代以来基本不出售黄烟了。近些年黄烟种植已逐渐减少。目前，种黄烟仅为自家使用。19xx年全村仅有五六家种黄烟。近两年，村里有两三户人家开始种姑娘(植物名称)，亩产可达1200多斤，效益比较可观。
在养畜方面，19xx年该村有120多头大牲畜，除几匹马以外，绝大多数都是牛。全村除几户没奶牛以外，家家有奶牛。19xx年全村有牲畜147头，其中7匹马，其余都是牛，其中奶牛80多头。基本上每户都养猪，平均每户两头猪。
该村农业生产基础较好。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以后，农民购进农业机械较多。由于农业机械的引进，从19xx年开始就很少使用牛马耕地了。19xx年，全村有小四轮拖拉机30台，大型拖拉机1台。到19xx年，农业机械有所增加，村里有了播种机、自动犁、运锄、收割机、脱谷机等。在农业生产中实现了半机械化。该村从19xx年开始使用除草剂，到19xx年已经普遍使用。
扎兰屯市达斡尔民族乡巴图村，是在40年代初由从齐齐哈尔地区迁移来的达斡尔人建立的。这里从建村时就是以农为主。农作物有稷子、荞麦、玉米、谷子、小麦、黄烟等，同时从事狩猎、制作大轱辘车。现全村有278户，1167人口，其中达斡尔族57户，210人口。全村耕地9866亩，其中播种大豆占总面积的70%，玉米占10 %，葵花占5%，其他还有白瓜、甜菜等。80年代，达斡尔民族乡曾以黄烟作为重要的经济作物，当时每家平均种植一亩黄烟，单产达六七百斤，全乡以出售坨烟远近闻名。自19xx年来，黄烟销路减少，目前只有少数人家种植，只为自家使用。
达斡尔民族乡很重视发展奶牛饲养业。全乡奶牛头数已由19xx年的75头，发展到19xx年的1540头，成为扎兰屯乳品厂的主要奶源基地。巴图村的奶牛头数也逐年增加。该村19xx年有奶牛69头，19xx年为75头，19xx年为134头，19xx年达到146头。除奶牛以外，19xx年，全村的其他牲畜还有164头牛、221匹马、770只羊。牲畜还较多地用于耕地、拉车。 巴图村有40户人家有小四轮拖拉机，一般都有配套的播种机、自动犁，占全村总户的14%。小四轮拖拉机用于耕地和运输。
以上介绍的莫旗腾克乡特莫胡珠村、西瓦尔图镇双龙堡村、扎兰屯市达斡尔民族乡巴图村的经济发展基本情况，在大兴安岭岭东地区达斡尔族乡村，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反映了这一地区达斡尔族生产习俗的变化状况。这一变化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达斡尔族经济已经由传统的农牧为主的多种经营经济，转向了以农业为主的经济。达斡尔族传统的放排业、猎业、渔业、大轱辘车制造业、烧炭业等，是直接取源于自然的经济。近几十年来，大量外来人口迁入达斡尔族地区，自然生态状况受到破坏，这是导致达斡尔族一些传统产业日趋萎缩的主要因素。加上大轱辘车等产品的社会需求减少，传统产业生产力没有得到相应提高，多种经营的达斡尔族传统经济优势，没有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得
到很好的延续。另一重要方面，在以粮为纲政策的引导下，特别是在“割资本主义尾巴”搞“大帮轰”的“左”的思想的指导下，达斡尔族经济逐渐成为单一的农业经济，并且在六七十年代的一段时期人民生活走向贫困。由上述可以说，达斡尔族经济转向以农为主的经济，是多年来经济政策指导的结果，它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多种经营经济的转变，使得达斡尔人不得不丧失多种经营的经济优势。然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政策的指引下，达斡尔族农牧民面对这一历史事实，在发展农业经济中开拓创造，同样取得了很大成就。
(2)达斡尔族农业经济本身也正在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历史性转变。首先是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转变。达斡尔族传统农业种植稷子、荞麦、燕麦、大麦等农作物，基本上是解决自己口粮，交换出售仅占少数部分。改革开放20年来，达斡尔人耕种传统农作物面积大为减少，产量高、效益高的小麦、玉米、大豆等成为主要农作物。这些农作物的种植，也由开始的提供口粮，解决温饱，发展到现在以出售为主的商品粮生产，有些地方基本上已经不种植口粮，农业生产全部面向市场。其次是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和机械化程度不断加大。农业生产早已不是漫撒籽、缺少农田管理、单产低的传统农业状况。在农业生产中牛马的使用逐渐减少，不少地方种地实现了半机械化，从播种、耥地，到收割、脱粒，都由机械生产，多户集中联合耕种收割、统种分管、双层经营等成为新的生产模式。在农业生产中使用良种、化肥、农药、除草剂等增多，接受科技培训、自觉学科学用科学的农民增多。耕种方式的转变促进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增加了经济效益。
(3)在以农为主条件下牧业和经济作物种植得到了相应发展。自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以来，在发展农业的同时，达斡尔族农民也在探索着发展牧业、经济作物。从牧业来说，各地的养畜头数都有了较大增加，在扎兰屯市达斡尔民族乡的奶牛业有了很大发展，在莫旗腾克乡特莫胡珠村出现了养十几头牛，甚至几十头匹牛马的养畜大户。达斡尔族村养畜业的发展，不仅具有充分利用自然条件的优势，而且也有发挥在农村养畜的优势，成为农民发展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我们调查中，有的村干部讲，农牧结合的人家，不容易在受到自然灾害时就陷于贫困。从经济作物来说，人们在发展大宗的大豆、小麦生产的同时，也正在注意调整种植结构，发展经济作物。在扎兰屯市达斡尔民族乡曾一度生产坨烟，在经济发展中产生积极影响。现在该乡巴图村种植葵花、白瓜籽、甜菜等作物，这有助于提高农业牧入。在莫旗西瓦尔图镇双龙堡村几户农民19xx年和19xx年种植姑娘，亩产达一千二三百斤，经济效益超过种植大豆的三倍。
(二)服饰习俗
达斡尔族的传统服饰，其用料和款式都有自己民族的风格。由于男女生产劳动分工的不同，服装用料有所不同。男人从事野外劳动多，所以服装以皮制为主。而妇女多在园田劳动和从事家务，服装主要为布制。达斡尔族男装多以狍子皮为料。使用的狍皮服装多种多样。其中有用不同季节猎获的狍子皮做的长皮袍、短皮袍和皮裤，可在不同气候条件下穿用；有用狍子腿皮做的皮靴，还有手套、棉帽、“绥毕”(套腿)等，也多为皮制。皮制衣服具有保暖、抗乱、耐磨的优点，很适合达斡尔族男人从事传统的狩猎、打柴、农耕、放牧、捕鱼生产。男性的夏季服装也以布制为主，用布料制作长袍、短衣、内衣等。穿长袍时讲究扎腰带。达斡尔族女性的服装不论是冬季的，还是夏季的，从很早以来都以布为料，其中有长袍、坎肩、裤子、棉袍、棉袄、布鞋等。比较讲究的在长袍的边、开襟处缝花边、绣图案，很是美观。
直到20世纪50年代达斡尔族还比较完整地保持着上述传统服饰。到70年代，老人们
仍然穿长袍，人们穿狍腿皮做的靴子“其卡米”。当时达斡尔族妇女们做的“其卡米”仍然很有销路，成为她们收入的一种来源。猎人冬天出猎时，穿狍皮袍和皮靴子。到90年代，在达斡尔族聚居地区平常时已经没有人穿传统的民族服装了。我们到特莫呼珠村乐杰老人家里调查时，老人从箱子中取出几件自己年轻时穿过的长袍，有单的、棉的，很是讲究，还有用过的绣花烟荷包。对这些服饰，在场的村里三十来岁的人也感到新鲜。据我们了解，在达斡尔人中，还保留着给已故老人穿民族服装作为寿衣的习俗。除此以外，传统的民族服装已经成为存放于箱柜中的“文物”。
随着这些年来民族文化活动受到重视，达斡尔族服装也在继承中得到了发展，现在主要用于四个方面。一是舞台服装。在各级文艺演出中，只要是表演达斡尔族歌舞，演员都穿达斡尔族式服装。作为舞台服装，它们经专业人员研究设计，在服装的式样、风格、色彩等方面，都更加突出民族特色和审美艺术性，增强时代气息，比传统服装有了改进、发展。二是体育服装。以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的达斡尔等民族青年组成的内蒙古自治区曲棍球男队，在参加比赛和表演时，穿颇具民族特色的运动服装。莫旗曲棍球女队组成后，队员们也穿民族运动服装参加比赛和表演。三是礼仪服装。参加各级人大、政协等会议的达斡尔族代表、委员等，在会议期间总要穿上民族服装，成为各民族人民当家做主、参政议政的象征。在莫旗等达斡尔族聚居地方，在一些礼仪活动中，经常有主持人员和服务人员穿民族服装。四是群众文娱活动服装。在群众集体舞蹈表演、娱乐活动中，参加者们穿民族服装。在莫旗成立40周年庆祝活动的开幕式表演、敖包会表演中，参加者们穿的达斡尔族服装式样、色彩之多，达到一个高峰。随着民族服装应用的增多，在莫旗达斡尔人中也出现了以制作服装为业者，他们把制作民族服装作为营业的一项内容。上述这些表明，达斡尔族服装已从应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劳动，转向应用于民族文化和民族风采的展示。这种展示蕴涵了人们对民族服装标识作用的理解和民族文化的回归。
(三)饮食习俗
达斡尔族传统饮食中的主食是稷子米、荞面和燕麦米。用稷子米、燕麦米做干饭、稀饭，用荞面做面条、刀削面、烙饼、饺子等。副食有肉、牛奶、蔬菜和采集的野菜。肉食中除了猪、羊、牛肉外，一些地方鱼肉也占一定的比例。鲜、酸牛奶是最常吃的副食，也做各种奶食品。蔬菜饮食很丰富，除了应时鲜吃外，还做干菜、腌菜、咸菜、菜未贮存，烹饪方法以炖菜为多。苏子(紫苏)是传统副食的一种，用于榨油和做苏子馅饼。20世纪以后，由于达斡尔族开始耕种小麦、谷子、玉米等农作物，白面、小米、玉米也进入达斡尔族的饮食生活。到20世纪50年代，达斡尔族已形成了以稷子米、燕麦米、荞面、白面、小米、玉米等为主食的饮食习俗。此后虽然耕种谷子、小麦等逐渐增多，但是这种饮食习俗基本保持到70年代未期。
实行农村生产责任制20年来，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饮食生活也在发生变化。白面、大米在达斡尔人的饮食生活中的比重不断增大，在主食比重中大于小米和玉米，已构成了主食内容的转变。80年代，在村里人们还自己加工白面，而到目前，已有多数人家出售自家生产的大豆、小麦，然后购买白面、大米。由以自己耕种、加工粮食，到购买粮食，成为主食来源的重大转变。在腾克乡，80年代人们还以开办粮食加工业为个人家生产发展的一种标志，而现在已经没有人把加工粮食作为一种生产活动。
在达斡尔族主食内容、来源发生转变的过程中，传统饮食习俗也有所传承，以其特有的风味受到人们的流连和喜爱。在农村里，仍有一些达斡尔人少量种植稷子、荞麦、苏子。我们访问的阿尔拉镇哈力村敖金明老人，他在园田里种有6分地的苏子。他说他喜欢苏子的味道。每年都种苏子，能生产两面袋。他还告诉我们：“今年(19xx年)村里有三家种稷子，去年有种荞麦的，今年没有了。村里不种燕麦有二十多年了。”在达斡尔族乡村仍然保持着吃“托古列”(牛奶煮面皮)、“瓦日勒·拉里”(初乳粥)的习俗。在小牛刚出生后，仍要吃“瓦
日勒·拉里”，请来近亲邻居共享。与过去有所不同的是，现在没有稷子米时，用大米或小米熬粥了。农村牧区仍然以牛奶为长年的副食，吃鲜、酸牛奶，做奶皮、奶油、奶茶。肉食、菜食、野菜饮食的习俗得到了延续。有所不同的是，现在吃炒菜的多了，烹饪方法多样化。 在烹饪设施方面有了改变。虽然很多人家还保留着大锅做饭的习惯，但新建住房都设多灶、小灶，用小锅、炒勺做饭、做菜。在夏季，个别富裕的人家也像城里人那样用液化气做饭，用冰箱贮存食物。在特莫胡珠村，19xx年已有十几家有冰箱、冰柜。
(四)居住习俗
达斡尔族有久远历史的定居文化，以“莫昆”(氏族分支)为单位建立一个或几个村落，同一“哈拉”(氏族)中各莫昆的村落相邻建立，形成一定的聚居区域，各“哈拉”也相邻而居。达斡尔人讲究在靠近江河、地势较高的地方建村。村中以家庭为单位建房。住房均为坐北朝南，传统住房多为三间房和二间房，也有少数五间房。住房为土木结构，立木柱搭木架，用草坯或土坯垒墙。房顶铺苫房草。在二间房的西屋室内有南、西、北三面火炕，东屋为厨房，设南、北灶，开有房门。在西墙外南侧，距墙两三米处垒起烟囱，很像是从房子里伸出的一个大烟袋锅。三间房在中屋开门，设厨房，西屋三面炕，东屋也有南、东、北三面炕。东墙外也建一座大烟囱。住房以西屋为贵，是长辈的起居室。传统住房出于炕干粮食的需要，在厨房北侧或东屋北炕设池式火炕，达斡尔语称为“额勒乌”，平时用木板盖着。窗子多、开西窗是达斡尔族住房的一个特色。窗子分上下两扇，上扇可支起敞开，下扇可以上抽取下。窗扇由相距约10厘米的细窗棂纵横交错组成许多小格子。在窗外面糊窗纸。达斡尔人住房周围用柳编篱笆圈院，也有的用木板或土坯圈院。院内设仓房、碾房、畜圈，住房、院的周围是园田。在住房的西窗下还有十多平方米的花池。
很早以前，达斡尔人为居住方便，已经对传统住房的内部结构进行改变。比如，有的在北墙外增加一道走廊。有的把西屋和厨房从中间隔一道墙，分出小屋。新中国成立以后，直到80年代初，大多数达斡尔族农牧民的住房基本保持了传统习俗。这期间建的住房沿承了土木结构、传统样子。有所改变的是房子的南墙用砖垒成，称为“一面青”，或用瓦盖房顶，称为“穿鞋带帽”，在窗子上安装玻璃。实行改革开放20年以来，达斡尔族的村落、院落在整体上改观还不大，仍然保持了原有格局和面貌。但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达斡尔人的居住习俗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住房的建筑上，一是改变传统住房的内部结构。一些人家拆掉原住房的北炕或南炕。拆了北炕后，摆上组合家具，仍然保持了以南炕为尊的习惯。这样的家庭一般是有老人的人家。拆了南炕的人家，则是摆上写字台、电视柜。由年轻人组成的家庭做这样改变的多。有些人家在室内搭建火墙，改变过去冬季单靠火炕、火盆取暖的办法。由于不采用炕干的方法加工稷子米、荞麦，原来基本上家家都有的“额勒乌”(池式炕)已很难见到了。二是新建的住房已不再是传统的外观和内部结构，由过去通行的基本一致的结构转变为多样化结构，居住条件更为方便、舒适。90年代以来新建住房大多数为砖瓦结构，房门开在住房的正面、侧面和后面的都有，在侧面、后面开门的，都在门口处建门厅。室内间壁结构多种多样，多在北屋设厨房、物品储藏室、浴室，南面为起居间、客厅。虽然室内仍为长者搭火炕，但年轻人们已在使用木床、铁床，采用火墙或土暖气取暖。在双龙堡村，19xx年时新建住房虽然外观同传统住房改变不大，但内部已有隔开的小屋。19xx年全村58户中有砖瓦结构住房的14家、一面砖的5家，均不是三面大炕的房子。据扎兰屯市达斡尔民族乡巴图村党支部书记金海林介绍，巴图村57户达斡尔族中住旧式三面炕住房的只有四五户，有砖瓦结构住房的3户，前面砖住房的20户。新建住房间壁多了，房子小的二室一厅，大的三室一厅，老少各住各的屋。
在村落成员构成方面也在发生变化。自20世纪三四十年开始，由于受土匪强盗侵扰，为生计投亲靠友等原因，传统的以“哈拉”、“莫昆”成员单一构成的村落中，已迁入其他“哈拉”、“莫昆”成员。到目前，虽然原建村落居民的后代仍较多地留在其村落居住，但是大多
数达斡尔族村落已经成为有多数“哈拉”、“莫昆”成员共居的村落。村落为“哈拉”、“莫昆”所属的观念正在淡化。同时，其他民族成员在达斡尔村落中落户，以及达斡尔族居民在其他民族村落中安家的情况也较多。如特莫胡珠村，原是鄂嫩哈拉建立的村落，现在已增加有莫日登(孟)、敖拉(敖)、苏都热(苏)、郭博勒(郭)等哈拉的成员，并有4户鄂温克族、3户蒙古族、6户汉族。在莫旗西瓦尔图镇小库莫尔村，共71户，其中达斡尔族65户、鄂温克族3户、汉族3户。双龙堡村是莫日登哈拉建立的村落，现51户达斡尔族中，约有一半是莫日登哈拉，其他均为其他哈拉的成员。
在达斡尔族居住习俗中，婴幼儿的起居是很特别的。他们自出生不足满月就要被放在摇篮中。直到会走路时，白天大部分时间是在摇篮中渡过的。达斡尔人的摇篮为木制，用稠李子木板做摇篮周帮。头部分周帮和肢体部分周帮分开，互相构成一定角度，摇篮底为杨木。在使用摇篮时，孩子的铺盖也很有讲究，最后是把孩子捆在摇篮里，用皮条把摇篮吊在室内房柁上，拉动它使之来回摆动，催促孩子入眠。我们在调查中看到，在农村牧区至今仍广泛使用摇篮，使用方式一如既往。19xx年5月，我们在阿尔拉镇喀牙都尔本村曾访问到民间工匠孟索山，他当时50岁，仍在制作摇篮。
(五)交通习俗
达斡尔族的交通习俗可分为水上与陆路两种。传统水上交通工具有木槽船、木板船等，在江河浅水、缓流处设渡口、架桥；在陆路使用爬犁、滑雪板、骑马、大轱辘车、单轮推车等。其中大轱辘车最为常用，用途也广。它曾经是山区、草原上最先进的交通运输工具。
新中国成立以后，达斡尔族地区的交通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传统交通工具逐渐被新的先进的交通运输工具取代。到20世纪70年代，尽管农村牧区生产队里有了汽包车、拖拉机，但大轱辘车仍是达斡尔人使用最多的车辆。到80年代中期，在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达斡尔族已经很少有人使用大轱辘车，个人家运输以小四轮拖拉机为主，基本上改变了依靠畜力运输的状况，开始以机动车为主要交通运输工具。19xx年，特莫胡珠村已有16台大型拖拉机、40多台小四轮拖拉机、4辆吉普车、8辆摩托车。腾克乡提古拉村在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前全村只有一台大型拖拉机、7头牛。到19xx年全村有140多头匹牛马、1台大型拖拉机、9台小四轮拖拉机。19xx年全村58户人家已有22台大型拖拉机、56台小四轮拖拉机、8辆吉普车、2辆东风汽车。村里正自筹资金修通到乡政府所在地的公路。双龙堡村58户人家有32台小四轮拖拉机、7辆摩托车。该村从19xx年到19xx年三年投资15万元修建了通往村外的5公里公路。村里一户达斡尔人家自买面包车搞客运，往返于双龙堡村至莫旗政府所在地尼尔基之间。19xx年该村村委会新买1辆吉普车。西瓦尔图镇小库莫村有32台小四轮拖拉机、9台大型拖拉机、2辆吉普车，有一户达斡尔人家搞客运，往返于卓洛尼村至尼尔基之间。村委会准备出资修建到双龙堡村的公路。
(六)文化生活习俗
达斡尔族民间有着举办歌舞晚会、讲故事会、古典文学著作译说会、开展体育、游艺等活动的传统，传统文化生活内容比较丰富。传统的文化生活习俗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得到了一定的继承。直到六七十年代，在一些达斡尔族村中仍有人讲民间故事、举办歌舞晚会，少年儿童进行传统的玩“哈尼卡”(纸偶)、剪纸车马、打曲棍球、山上放爬犁、下围鹿棋等活动。随着许多年龄大的民间艺人的过世，人们现代文化生活内容的不断丰富，目前达斡尔族文化生活的格局已经有了变化，其中既有传统文化生活习俗的延续，也有新的文化生活内容。
1、传统文化生活的延续
在农村牧区开展讲民间故事活动大致延续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据莫旗文化馆苏勇19xx年在本旗十几个村中调查，多数中年人仍都能讲几段民间故事。(见《内蒙古文化通讯》19xx年第11期)近年来达斡尔族村中已没有讲民间故事的活动，也没有人译讲满文的古典文学了。个别会满文的老人也读满文书籍，但只是个人的文化兴趣了。我们在西瓦尔图镇的双龙堡村、
小库莫村了解到，现在村里在春节、三八妇女节、五四青年节等节日时，达斡尔族妇女自发组织，相聚在住房宽绰的人家唱民歌、跳民间舞蹈。主人家还准备瓜子、糖块、饮料。有时，这两村的人们也互相邀请到自己村参加舞会。19xx年我们在调查中，正逢并观看了莫旗库如奇乡举办建党71周年文艺汇演，其中有几个节目是达斡尔族民间舞蹈“鲁日格勒”和民歌演唱。在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塔拉达斡尔民族乡文化站还开展了达斡尔族民间舞蹈培训活动。他们在节假日举办的歌舞晚会，不仅有本乡的牧民参加，旗政府所在地巴彦托海镇的达斡尔族群众也赶来参加。这个乡的巴彦温都尔嘎查每年都有两三次群众自发组织的民间歌舞晚会。
打曲棍球是达斡尔族颇具民族特色的体育活动。直到20世纪60年代，在乡村青少年中仍广泛开展。19xx年，莫旗在民间开展曲棍球运动的基础上成立了业余男子曲棍球队。1976转为正式队。从此，达斡尔族古老的曲棍球运动成为我国的一项正式体育运动项目，填补了我国曲棍球运动的空白。达斡尔族地区成为我国现代曲棍球运动的发源地。从19xx年起到19xx年，该队代表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队在参加30次全国比赛中，夺得22次冠军、8次亚军、6次被评为精神文明运动队，并多次代表国家队、包括队员参加国家队，参加国际曲棍球比赛和访问比赛。19xx年，由该队1O名运动员参加的国家队在第一届亚洲杯比赛中夺得第三名，第一次在国际曲坛上升起了五星红旗。该队的老运动员退役后，分别被几个省、市体委聘请为曲棍球教练员，为国内曲棍球运动的发展再立新功。19xx年，莫旗成立了以达斡尔族姑娘为主的我国第一支女子曲棍球队，为我国女子曲棍球事业的兴起，起到了开创作用。
从l982年起，莫旗在达斡尔族聚居的乡镇7所中小学中设立了曲棍球基点校，目的是加强培养曲棍球后备人才。基点校抽出教师组织中小学生进行训练，这些年内蒙古曲棍球队80%的队员是由基点校输送的。
目前，在各地达斡尔族举办的敖包会等节庆活动中，都有打曲棍球的项目，也举行摔跤、赛马、拉棍、比颈力、下围鹿棋等传统体育项目的比赛和表演。
2、文化站活动情况
在调查中，我们走访了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塔拉达斡尔民族乡文化站。他们在组织开展基层文化活动中，做了很多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达斡尔族农牧民文化生活的发展趋向，即从民间自发组织向专门机构组织转变，由几种活动内容向具有丰富内容转变，由传统方式向现代趣味转变。
巴彦塔拉达斡尔民族乡文化站成立于19xx年。19xx年建有土木结构的站室。19xx年建起了250平方米砖瓦结构的站室。该文化站由上级拨包干经费，19xx年为1万元，19xx年
1.5万元，19xx年2.5万元，设活动室、阅览室、播音室。活动器材有手风琴、电子琴、二胡、吉他、架子鼓、扩音器、高音喇叭、照像机、音箱、台球、乒乓球台、五百多册图书、报刊等。该文化站积极开展文化活动，其内容有：举办舞会，跳交际舞和达斡尔族民间舞，19xx年上半年就办了30多场。办小学生绘画班和绘画展。19xx年的小学生绘画展有58幅作品参展。举办业余歌手大赛，基本上是每年一届。19xx年的第三届业余歌手大赛有15人参赛。19xx年的歌手大赛有20人参加。参赛歌曲由开始很少达斡尔族歌曲到逐渐多了起来。举办展览。这些年举办了迎香港回归、纪念毛泽东、邓小平的图片展、少数民族风俗图片展、画展等。举办传统交通工具马拉爬犁比赛，赛程为10里地。19xx年的比赛有十几架爬犁参赛。#9@k、象棋、乒乓球、台球、足球等比赛。举办畜牧业科技培训班。19xx年培训的内容是草场改良、牛羊饲养与管理。由本乡草原站技术人员讲课，听课牧民五六十人。19xx年、19xx年举办了两届文化节。在19xx年的文化节期间举办了歌手比赛，各嘎查的达斡尔族民间舞蹈比赛(每队8人)、少儿歌手比赛(28人参加)、少儿绘画比赛(三十来人参加)、下围鹿棋比赛(四十多人参加)、曲棍球比赛(4个队参加)。文化节的入场式上有由70多人组成
的跳达斡尔族阿肯麦舞、鄂温克族彩虹舞和蒙古族安代舞的三个舞蹈方队，参加者没有报酬训练了一个月。她们没有怨言，一心为了展现民族文化，为民族乡增光彩。文化站还搜集民族歌曲，利用冬闲时间请乡里著名民间艺人那音太来唱达斡尔族歌曲，录下了几盘盒式磁带。该乡文化站的负责人告诉我们：“文化站活动的开展，不仅继承发扬了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丰富了牧民的文化生活，陶冶了人们的情操，而且对于维护社会治安、推动全乡两个文明建设，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该文化站多次受到自治区、盟和旗的表彰。19xx年呼盟还在这里召开了文化站工作现场会。目前，巴彦塔拉达斡尔民族乡各嘎查也建起了综合活动室，在开展牧民文化活动中发挥了作用。
3、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
在此以莫旗为例，可以大致看到新中国成立以后达斡尔族地区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脉络。在莫旗19xx年设立收音站。19xx年成立有线广播站。19xx年广播站的喇叭延伸到各乡镇。19xx年开始有达斡尔语、汉语播音的自办节目。19xx年设有无线广播。19xx年建立电视台。19xx年在达斡尔族聚居的西瓦尔图和阿尔拉两镇建电视差转台。19xx年建有线电视台。(见《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志》)19xx年，全旗已有电视差转台17座，有线电视台136座。
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给达斡尔族文化生活增添了新的内容。广播曾在六七十年代发挥了重要作用。19xx年全旗15个乡镇通广播，入户喇叭9500只，农村牧区许多地方家家安上喇叭，有些村中也设有高音喇叭，每天转播中央、省、自治区广播电台的汉语节目，在莫旗也有旗广播电台的达斡尔语播音。80年代以来，广播的作用削弱，声像俱备的电视更为人们所接受。通过电视在偏僻的达斡尔族乡村也同样可以迅捷地了解天下大事，获得生产、科技、文化多方面的信息，享受现代文化生活。据有的村干部讲，收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已成为春节期间人们节日生活必有的内容。电视机进入农牧民家庭，成为达斡尔族文化生活具有新内容的一个标志。据我们调查，在腾克乡19xx年开通有线电视，全乡电视普及率达到85%左右。特莫胡珠村103户人家中只有几户没有电视机，而且多数人家是彩色电视机。有一户有VCD机。差不多的人家都有录音机，有磁带十几盒、几十盒。双龙堡村19xx年通电，19xx年42户中有电视机28台、录音机三十多台。l997年，全村58户中已是家家有电视机、录音机，其中彩电占60%。该村19xx年开通了有线电视，并在村里有自办台，可转播莫旗电视台节目和自放录像。小库莫尔村71户中50户有电视机，其中大多数是彩电。19xx年开通有线电视。在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塔拉达斡尔民族乡巴彦温都尔嘎查，19xx年85户中有54户有电视机、26户有收录机。
(七)民间信仰习俗
历史上达斡尔族民间信仰萨满教。萨满教以其神职人员被称为“萨满”而得名。它是以万物有灵思想为基础，以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的多神信仰为内容，以一定的祭祀活动为表现形式的原始宗教。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萨满教在达斡尔族群众中影响很深，成为人们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它对于达斡尔族的习俗、民间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有深刻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50年来，达斡尔人的萨满教曾被当作封建迷信，采取了拆神房、烧萨满衣物等清除行动。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科学文化知识的提高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萨满教在达斡尔族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已经大为削弱。但是，在农村牧区达斡尔族群众中，供奉神、请雅得根(即萨满)或巴格其(雅得根助手)跳神、治病、求雨祭祀、祭敖包等不同形式的民间信仰活动仍然存在。
在特莫胡珠村，我们遇到一位从事民间萨满教活动的达斡尔人，他叫吉日克，六十多岁。他说，在他幼年时村里有五六个雅得根，有男的也有女的，现在没有了。他自己不是雅得根，
可以是位巴格其，时常被本村和外村的人请去进行祭祀活动。说是在村的西北山上建有神房，供奉“牛马王”，认为祭祀它对于村里的牲畜有益，并保风调雨顺。在该村，我们看到有的人家的园田里建有供神的小木房，有的为防雨还以铁皮为顶。在人们家里也能看到西墙上设置的神位。19xx年7月l9日，我们在特莫胡珠村调查时，正赶上当天村里祭敖包求雨。当时已有一个多月没雨，旱情严重。吉日克带领十来个人进行求雨祭祀。参加者中有年龄大的，但多是二三十岁的人。他们开着两台小四轮拖拉机，人坐在后车厢里，带着酒、活鸡等祭物，他们先到村南河边祭祀，而后到村西山顶，宰鸡献祭，由吉日克说祈祷词，众人跪下叩头求雨。之后，大家又到村西北山后坡的敖包处。他们在坡的下面用大锅炖鸡肉。鸡肉熟后端到敖包上。这时大家面向敖包跪下，吉日克致祈祷词，向敖包上献酒、献鸡肉。祭祀之后人们用盆、桶从附近泉水中取来水，互相泼水。有的人被泼得浑身湿透了。第二天上午11点，天开始下起了大雨。
据小库莫村的村干部介绍，19xx年由于天旱，村里进行了祭敖包求雨活动。村敖包在村东二里地处，由老人发起祭祀活动，带上一口活猪，参加者有百十来人。在敖包旁杀猪煮肉，然后用肉、酒献祭，由老人致祈祷词。大家吃肉后，纷纷到敖包旁的河中互相泼水，喊着下雨了。祭后的第三天下了雨。他还说19xx年祭祀求雨时，大家正在吃肉就下起了雨。在阿尔拉镇哈力村，敖金明老人告诉我们，1995、19xx年村里搞过求雨活动，由妇女们到河边求雨，杀鸡祭祀，到河里互相泼水，以示降雨。这是传统求雨祭祀“多得·嘎日贝”的复现。村里也祭敖包。敖金明老人说，他这几年每年都在种的地里祭“白那查”(山神)，而别人不这样。所以这两年遇有虫灾、雹灾时，他的庄稼摊不上。
在上述三个村了解到的求雨活动，有群众自发组织的因素，也有村委会支持的因素，祈望下雨解除天旱是民意，当地行政组织给予支持也顺乎民意。我们不能说求雨是天下雨解旱情的原因，但是求雨体现了人们以信仰的力量达到自然界风调雨顺的愿望。这种愿望是分散村民的愿望凝聚成的集体愿望，而求雨活动是历史文化的积淀、延续。我们不能单纯把这类活动理解为迷信，而体味不到其中的民俗文化内涵、其中的人们解除灾情的渴望、努力，以及祭祀活动对凝聚民心的作用。
二、达斡尔族民俗文化变化的原因和特点
达斡尔族民俗文化是达斡尔族民众生产生活的文化，是民众日常的处理具体事宜的实实在在的生活行为。它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模式化的特点。为人们世代传承并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发展而发展变化。在清代，达斡尔族已经形成了建立在农牧渔猎多种经营基础上的民俗文化，其中既保留有古老的民俗文化内容，又有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增进的内容，具有综合体现融汇农牧渔猎经济的民俗文化特色。这在众多民族中是少有的，是达斡尔族对人类民俗文化的独特贡献。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居住嫩江中上游流域的达斡尔族仍较全面地保持着原来的民俗文化，其他地区居住的达斡尔族，由于受居住地域及生产方式变化的影响，虽然也保持着原来的民俗文化，但已有了一些变化。
到90年代，如前述的生产、服饰、饮食、居住、交通、文化生活、民间信仰习俗现状，可以说达斡尔族民俗文化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认为，几十年来达斡尔族民俗文化的变化，具有以下一些原因和特点。
(一)生产方式的变革及经济发展，是构成达斡尔族民俗文化变化的根本因素。
民俗文化总是与一定的物质生产生活相适应的，共处于统一的体系当中。历史上，虽然生活地域条件、宗教信仰对于达斡尔族民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到过重要作用，但是生产方式及经济发展对于达斡尔族民俗文化形成与发展的根本作用，是其他因素所不能替代的。农牧渔猎多种经营的生产方式，是达斡尔族民俗文化的基本内容，也是其他传统民俗文化得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经济基础。多种经营的经济是达斡尔族社会生活的物质来源，为其民俗文化提供了物质依托，这是达斡尔族传统民俗文化具有多种经营基础上形成的特色的根本原
因。近几十年来达斡尔族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的多种经营经济已被以农为主的经济所取代，不仅传统的狩猎、捕鱼、放排、制作大轱辘车生产经济不复存在，而且农牧业生产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机械化、科技含量高、规模生产的农业经济正在成为嫩江流域达斡尔族的主导经济，其他牧业、副业成为农业的辅助经济。由于生产方式及经济的转变，传统民俗文化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改变了。像农业生产中荞麦、稷子、燕麦、苏子的耕种日渐减少，并在很多地方已不耕种，使得饮食文化中的传统主食必然地成为历史，而不是现实的习俗。像狩猎生产的日渐消失，传统的以狍皮为衣、帽、靴原料的服饰文化，以兽肉、禽肉为饮食来源的文化，也必然地无从存在。像传统婚姻中新娘家用马套大轱辘车送亲的习俗，由于大轱辘车的不再使用，目前改为用吉普车、小四轮拖拉机送亲，等等。同时，经济发展的结果，促进了达斡尔人不断改善居住条件、衣食条件、交通运输条件，使其民俗文化不断发生变化。经济变革引发的达斡尔族民俗文化的变化，可以说正在由多样性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多样性民俗文化向以农业经济基础上的民俗文化转变。
(二)传统聚居状况的改变，是达斡尔族民俗文化变化的重要社会因素。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封建军阀欺压、土匪侵扰抢掠，许多达斡尔族村落的居民不得不离开原居住地，流落到其他地方居住。像嫩江东岸及讷莫尔河流域的几十个村落的达斡尔族居民，就是在这个时期大量迁移到嫩江以西的西布特哈地区的。他们有的建立新的村落，也有的迁入原有村落。自那时起，以单一“哈拉”、“莫昆”为单位建立村落的传统居住习俗逐渐被多“哈拉”、“莫昆”成员共同居住，以及不同民族成员共同居住的村落所取代，社区结构发生了变化。以单一“哈拉”、“莫昆”建村居住是达斡尔族传统社会文化习俗的重要体现，许多生产、区域管理、社会交往等习俗，都是在“哈拉”、“莫昆”村落条件下形成的，聚居更是传统民俗得以传承的基本社会条件，是达斡尔族民俗存在的土壤。而不同“哈拉”、“莫昆”共同居住村落，则改变了达斡尔人原有村落居民构成，基本的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不同民族居民构成的村落中，渗入不同的民俗文化，这些促动了传统民俗文化的转变。从我们调查的情况看，保持传统村落居住状况较多、达斡尔族居民聚居的村落中，更为多地沿承着传统习俗文化。而多民族居住、达斡尔族居民相对少的村落，传统习俗保持传承得就不如前者。
(三)来自民族以外的社会文化，对达斡尔族民俗文化的变化具有重大作用。
一个民族的文化变迁，会是民族自身的社会经济发生变革的产物，也会是民族外部社会经济文化冲击的结果。达斡尔族的社会文化变迁更多地来自民族外部社会经济文化的冲击。可以构成冲击的因素恨多，但大致可以分为社会制度、社会政策和社会文化两个部分。几十年来达斡尔族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与整个中国的社会制度、社会政策的变革、发展变化是同步的。社会制度、社会政策确定了达斡尔族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目标、程度。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 产 党领导各族人民经过艰苦奋斗建立起来的，也是达斡尔族人民的历史性选择。它为达斡尔族人民成为中华民族平等的一个成员、当家做主和发展繁荣奠定了基础。几十年，达斡尔族经济发展，衣食住行等生活条件的改善，民族文化受到重视和发扬，都促进了民俗文化的健康发展。然而，一些“左”的政策、运动和决策的失误，不但造成了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灾难和损失，也给达斡尔族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灾难和损失。比如，强调“以粮为纲”的政策改变了达斡尔族多种经营经济发展的轨道。人口政策的失误造成外来人口盲目迁入达斡尔族生活地域，使得当地人口剧增、自然资源遭到严重破坏。“破四旧”以及视传统文化落后的观念，促使人们不分良莠丢弃传统民俗文化，许多有价值的文化遗产散失。国家主导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对达斡尔族民俗文化的变化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几十年来，达斡尔族文化发展的历程即是融入国家主导文化的过程。虽然达斡尔族的文化生活、文学艺术、文化事业的发展，在内容和形式上坚持了民族特色和风格，达斡尔族生活及各项事业的发展也成为
许多现代文化载体、媒体传播、表现的内容，但是，国家主导文化及国内通行的文化已经成为达斡尔族文化生活、文化事业的主导。达斡尔族民间的、内容形式民族化的传统文化活动，已在向具有行政组织、内容形式大为开放、丰富的文化事业转变。文化生活、文化事业的发展，对于达斡尔人的思想观念具有深刻的影响，由此也必然对其民俗文化变化产生内在的促动力。
(四)达斡尔族民俗文化的变化，已呈现出速变的态势。
民族自身的社会经济变革和外来社会经济文化冲击，是推动民俗文化变化发展的动力。由于这两个动力作用的程度不同，可以把民俗文化变化发展的程度分为自然的恒变、少量的渐变、大量的速变(也有人称之为剧变)三种情况。几十年来，达斡尔族民俗文化的变化是深刻的。它从生产经济开始，到衣食住行等生活习俗，到人们的思想观念，民俗文化的变化全面而迅速，为人始料不到、猝不及防。在几十年前还风行于达斡尔族的一些民俗文化，已经不存在于现实生活当中，成为民族的记忆和历史。
三、对达斡尔族民俗文化发展趋向的探讨
民俗文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变化发展，这是必然的，一成不变的民俗是不存在的。民俗文化的发展具有传承和变异的特性。达斡尔族民俗文化的发展，也只能在适应新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基础上，在传承与变异中不断成为新型民俗文化。在此对于达斡尔族民俗文化的发展趋向，作两点简要的探讨。
(一)传统民俗文化的传承会继续延伸，并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得到发扬。
几十年来，达斡尔族的民俗文化正在发生着速变，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但是，达斡尔族民俗文化还没有走到全面迷失，或被其他民俗文化完全取代的地步。几十年来，传统民俗文化正在被传承、延续，这也是一个基本事实。传承与变迁是一个辩证的统一。上述速变与传承的交错发展变化将会持续相当长的时期。在此提出达斡尔族传统民俗文化将继续传承并得到发扬的理由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达斡尔族民俗文化发展变化的起点是传统民俗文化。我们所了解到的达斡尔族民俗文化的现状，并不是割断历史而突然出现的，不是突变的结果。它是传统民俗文化在现代生活中的自然延续和适应性变异。现代民俗的源泉是传统民俗，在实际生活中，人们依从的风俗习惯总要以传统民俗为参照和模本，传统民俗在很大程度上规定着此后民俗发展变化的走向。
二是达斡尔族民俗文化的发展变化受到民俗自身特点的制约。民俗具有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民俗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社会经济发展对于民俗的发展变化起着根本的作用，但是民俗一经形成，就具有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为民众代代相传。虽然民俗文化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增添或减少某些内容.但其基本的表现形式或模式却会长期地保留下去。许多民俗事项是穿越了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经济形态而留存至今的。我们也不能简单地以现实功利目标要求一切民俗事宜，有些民俗并不直接与现实功利有关。对此，应当更大程度地承认和尊重民俗文化的连续性。
三是达斡尔族民俗文化当中凝结着民众的深切情感。民俗文化是千百年来人们勤劳智慧创造的积蓄，蕴涵着民族的理性探索，也积淀着民族的认同心理，是民族凝聚力的纽带。在达斡尔族的现实生活中，不仅一些民俗文化在传承之中，而且有的被中断了的民俗文化也在有所恢复、重现。传统民俗文化的保持和发扬有助于激发民族自信心、自豪感，调动民族自我发展的积极性、创造性，这是有助于现实经济文化发展的。如果任一个民族的传统民俗文化流逝，必然造成民族心理的失落。因此，我们说的继承、发扬传统民俗文化，这既是生活的现实，更是达斡尔族民众的内心愿望和情系所在。
四是国家的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政策、法规的贯彻执行。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是中国共 产 党历来强调的民族政策，我国宪法中也写明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这些不仅是建立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各民族继承、发扬自己的民俗文化提供了保证。我国56个民族都有各自的民俗文化，多样化的民俗文化是我们的基本国情，也是中华文化丰富性、优越性所在，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资源。达斡尔族民俗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是对我国多样性文化、多元文化的一份不可缺少的贡献。
(二)传统民俗文化在社会经济发展、民众心理等因素的作用下，由部分迷失、变异、传承、重构，走向新的整合。
达斡尔族传统民俗历经千百年的发展，其内部诸要素和特质是相互适应、和谐一致的，即是一个整合的体系。然而，几十年来达斡尔族民俗文化的发展变化，已经造成其内部要素和特质的残缺，民俗文化的不同成分之间的环链关系出现断裂。在这种情况下，达斡尔族民俗文化的发展是不可能完全恢复固有面目来实现自身存在的，也不可能完全由其他民族的民俗文化来取代，而只能是在继承、变异、吸收、创新中实现民俗文化新的整合。经济社会的发展是达斡尔族民俗文化整合的必要前提。几十年来，达斡尔族经济已经逐渐形成了以农为主的结构、以家庭经营为主的经营方式，在这种经济条件下，达斡尔族农牧民还存在不适应、部分人贫困及发展农业经济中问题，经济转型期尚未结束。达斡尔族民俗文化的整合，新型民俗文化的升成仍需有一个时间过程，有赖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达斡尔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全面提高，形成新的民俗文化的物质基础。同时，达斡尔族民俗文化的整合应当是在民众的自觉选择与创造中自然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其前提就是在达斡尔族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基础上，民众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并与建立和发展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相协调。此外，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移风易俗，吸收有益的外来文化，都是民俗文化整合所必需的。总之，民俗文化的整合就是要确立民众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有序性、模式性，这也是创造美好生活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以上是我们对现代达斡尔族民俗文化状况的调查研究报告。我们调查到的民俗文化现状不够全面充分，论述中也会有欠缺之处，在此，欢迎批评指正。
发表在《达斡尔族研究》第7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xx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