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是对本书的研究方法进行介绍
（大家都知道，作者采用的是一种实地研究方法，其实质上是一种参与观察法，那么，他为什么要选择这种研究方式，这种方式是否适合他的研究，方法本身有什么优越性呢？以及这种方法如何使用，其中又会遇到怎样的问题？这些是我今天主要想介绍的一些内容。） 《街角社会》内容简介
本书作者于1936至19xx年，对波士顿市的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即作者称之为“科纳维尔”的波士顿北区）进行了实地研究。他以被研究群体——“街角帮” 一员的身分，置身于观察对象的环境和活动中，对闲荡于街头巷尾的意裔青年的生活状况、非正式组织的内部结构及活动方式，以及他们与周围社会（主要是非法团伙成员和政治组织）的关系加以观察，并及时作出记录和分析，最后从中引出关于该社区社会结构及相互影响。
可以说，《街角社会》除了能让读者看到怀特对实证研究的卓越贡献，也有他在着整个科纳维尔三年多的时光。
需要强调的是，怀特对自己在研究过程中曾犯的错误直言不讳，还详细讲述了其后的反思，这不仅对怀特自己，更对之后投身于实证研究的学者们，提供了高贵的参考资源。
《街角社会》的研究方法
定性or定量？
（我们在做一项研究中，在确定研究主题后，就要选择相应的研究方法。那么是选择定性研究方法还是定量研究方法呢？参与观察，非参与观察，民族志，深度访谈。而定性研究方法这两种方法分别适合于怎样的研究？各有什么优越性呢？）
社会调查中，简单明晰的定量研究和内容丰富的定性研究总让人难以取舍，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数据化，但清晰明了数据化可能导致我们忽略很多调查内容。然而对定量还是定性的取舍并不难，只要我们在调查之前首先明晰我们想得出什么样的解释——通则式（homothetic）还是个案式(idiographic)。
（也叫“通则式研究”、“通则式解释”，是一种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解释类型。在这种解释方式中，寻求的是一般性地影响某些事情或者事件的原因，在结果的表述中常常用到“总的来说”、“通常”等等。。 而通则式解释则是一个概率性的，通常也是不完全的。 比如探寻一件事的原因，采用通则试的研究方法，可能这些原因并不是对于每一个个案都完全适用，而且总的来说，我们找到的原因也不一定是全部的原因。个案式解释的是相对完全的，也就是说得到的是就这个个案而言相对完整而详细的研究结果。）
社会学并没有统一、规范的方法可以适用于所有的课题。要想有效地研究，必须选择一种最适合这种研究的研究方法。怀特笑称自己“实地呆了18个月之后才搞清楚我的研究方向”，
就《街角社会》来看，怀特最初的意图是本着走近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的想法，来研究科纳维尔地区的历史、经济、政治、教育尤其是社会态度等一系列问题，在就这些研究方面没有任何背景、历史、现状了解的情况下，通过调查问卷或者设计实验等一系列定量研究方法来对待这一课题，（在不了解当地状况的情况下，很难设计问卷的问题和选项，研究是指标方法怎样确定也是问题）显然是不合
时宜的，所以怀特采用的实地研究无疑是最适合研究某一特定地区内的问题，尤其在他把研究缩小到“街角帮”这样一个特定群体及其活动范围后，成果就更加显著。 （从研究社会的方方面面的通则式的研究，缩小范围到街角帮这样一个特定的群体中去，寻求一种个案式的研究，选择定性研究就很合适且最为有效）
3、实地研究的特点（优越性）
首先要指出，不同于有着明确针对性、目的性的定量研究，实地研究是一种典型的定性研究。在实地研究中，研究者不仅难以预测可能得出的结论，甚至还可能在研究过程中不断修正研究计划，最后形成的结论也很可能与研究初衷大相径庭。
实地研究最大的特点就是其自然性。由于它运用的是默默观察、循序渐进地访谈等手法，相比“中断式”的调查问卷能得出更贴近事实的结论。
（例如：调查问卷往往需要打断被研究者正在进行的活动，比如正在家里看电视或者在街上匆匆赶去某个地方，加之出于对完全陌生的研究者的不信任，很可能给出偏离事实的数据。怀特一度采用了登门拜访的调查方式，结果他称这种做法是“再也没有比我最终采用的方法（指登门拜访）更不恰当了的”，而运用此方法进行的这项研究则“是一个彻底的失败”。） 除此之外， 实地研究的方法奠定了其全面、深入的基调，研究者深入实地的切身体会、大量实例和数据以及丰富的访谈资料均有助于形成翔实的研究内容。
实地研究（参与观察法）
（我们知道，由孔德创立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强调在对经验事实的观察中应当排斥主观评价，也就是纯价值中立，反对研究者在研究过程的价值判断立足于纯客观化的社会现象。
与这种方法截然不同的是，怀特把实地研究作得前所未有的彻底——他成为了研究对象的一份子。可以用“融入——观察——跳出”几个步骤概括参与观察法）
融入是参与观察的第一步，在融入的前提下，研究者才能获得详实、自然、真实的资料。 在融入的前提下进行观察
最终，研究者需要分清作为研究对象的一份子和作为研究者的身份，在彻底分清这两个角色的界限后，跳出他的研究，以一名研究者的身份，给出客观详实的分析报告，以及相应的研究过程的反思。
融入
作为参与者融入这个街角的过程
怀特坦言了自己在“成书过程”初那份“又面又紧张”的感觉。当年轻的作者第一次进入楼上酒吧时，他发现“那里确实有女人，但都不是独自一人”。这让怀特心理斗争起来，一番纠结后，他认定“不能未经争取就承认失败”。他小心翼翼地接近离自己不远的“一男二女”，询问后者是否“介意”让自己加入其中，“一男”在把怀特“上下打量了一番”后，表示要把他“扔下楼去”。怀特旋即表示，绝不用“一男”费事，最后在没有任何人帮忙的情况下径直走下了楼。 这是怀特打入当地贫民区的第一战，结果惨淡。
直到后来，怀特借助进入街坊文教处，认识了多克，渐渐得以融入当地的圈子。当怀特在波士顿北部建立足够的私人关系后，当他也像多克和奇克一样，成为科纳维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后，他终于像一个地道的“古惑仔”一样了。
观察
实地调查的方法主要有观察法、个案研究以及人物访谈。怀特在《街角社会》中充分运用了这三种方法，从而总结出了翔实、完整而全面的资料。
观察法贯穿了怀特研究街角帮活动的始末。实地调查最大的优点之一便是它的自然性，为保持自然性不被破坏，细心的观察往往能得到比生硬的访谈更出色的效果，因为在很多问题中，尤其是涉及到个人隐私、非法活动或者政治机密等一系列敏感话题中，任何问题似乎都是不应被提出的。
在怀特因“警察是否接受贿赂”的“多嘴”而造成尴尬后，多克的解释是“少提出无聊的问题……你就在这一带多串串，日子长了，不用问什么，你也能得出答案。”
最有趣的便是，诺顿帮等级划分完全是怀特通过观察自行得出的，因为诺顿帮的成员，包括多克都觉得他们是完全平等的。当然，观察法要求研究者有着敏锐的眼光和清醒的头脑——保证他们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并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及时发现状况的微妙变化。
个案研究是对某个社会现象的例子进行深度检验，比如一个村庄、一个家庭或一个青少年帮派。很显然，无论是诺顿帮、大学生俱乐部还是科纳维尔和体育俱乐部的研究，怀特运用的都是个案研究。 人物访谈
在对成书过程的阐述中，怀特并未对人物访谈进行介绍，但是在整个报告中，人物访谈随处可见，可以说，怀特对的人物访谈资料是其报告的主要支撑，对于很多实质性问题，比如由于街角青年的自卑感带来的和大学生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非法赌博活动以及政治选举中的投票等等，都是通过人物访谈一一展现的。
（并不是一种一问一答的访谈方式，而是怀特在融入环境的前提下，与研究对象进行交流的过程，完成了访谈。怀特自己也称“少提无聊的问题”我想这也是对于参与观察的自然性的一种很好的解释）
跳出
最后一个阶段，即离开研究地区和对象，回归研究者的身份，对收集来的庞杂信息进行整理。
而且，除了对于研究对象的介绍和理论分析外，如群体成员的行为，群体互动，非正式的社会结构。在观察的过程当中，作者尤其注意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群体领袖是如何保持其领袖地位的，维持其群体声望的；群体成员是如何相互共处的，如何与群体领袖互动。
怀特也对自己的研究过程进行了反思，特别是关于一些伦理问题。
三、《街角社会》中的伦理问题
《街角社会》中的伦理问题是后期阻碍这一著作被作为博士论文通过的主要因素，书中涉及到的伦理问题绝不仅仅怀特自己的问题，而是实地研究中研究者们共有的问题。而事实上，在本书中，涉及到的绝大部分伦理问题，怀特都处理的很好。
1、自愿参与
实地调查中，被调查者的总体情况往往被完整地展现出来，甚至很多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个人隐私也会暴露，这就需要调查者充分尊重被调查者的意愿，不得以欺骗、隐瞒甚至强迫的方式进行研究。
起初，怀特为实地研究做的一系列准备。资料的准备（选定科纳维尔的街角帮）、寻找线人（多克）以及表明自己的身份（称自己要写书）。需要指出的是，向被研究者表明自己的身份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这直接决定了研究的成败。怀特在解释清楚自己身份上下了很大功夫，告诉街角青年他要研究科纳维尔的社会史显然只会引起尴尬的沉默，于是怀特想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法——自己在写一本关于科纳维尔的书，人
们对这件事地看法完全取决于对怀特的看法，而且这个解释的确奏效了。
2、对被调查者无害
实地研究不应使被研究者感到尴尬，更不得伤害被研究对象。
怀特在此书出版后联系了奇克，令他感到的宽慰的是，奇克豁达地接受了这本书。但他还表示，“你写的是事实，可是人们觉得这也未免有点儿太涉及人家的私事了。”
此外，多克也对与街角青年身处底层的地位和内心的自卑心理感到难为情，并以他自己的方式悄悄阻止别人读这本书。
3、匿名与保密
实地研究中，匿名和保密绝不仅仅局限于被研究者的姓名，有关一切可能透漏个人信息的细节都应该被保护起来。这一点怀特做得很出色，所有主要人物的姓名，包括科纳维尔和街坊文教馆等，都是化名，直到40年后，怀特才公开了真实的信息。
4、分析与报告
研究者对被研究者负有伦理责任的同时，对自己的同行同样负有伦理责任，这意味着研究中一切有价值的信息——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应该被如实展示出来。
这正是怀特最为难得可贵的一点，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怀特犯过很多错误，甚至有违法行为，但是对于这些过错，怀特均毫无保留地收录在了附录中，以警示其他学者。 “我必须认识到，作为一名实地工作者，不能只想着去迎合这个地区的其他人，还必须保持自尊心。如果一名参与观察者发现自己在从事他以前曾经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那么他就有可能会自问，自己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伦理问题
从19xx年代到19xx年代，怀特曾数度重访科纳维尔。在这块波士顿茶党案的发生地，有的人离开了，有的人还在。还在的人，以不同程度接触了这本以当地生活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经典”。怀特自己也无法证明，《街角社会》到底给北区带来了什么（重要）影响。可能有，可能没有。那些以不同程度出现在书中的街角人物，对怀特表示了不同程度的“疏离”。文教馆的社会工作人员认为，怀特“转过来和他们作对，并使他们在上流社会支持者面前丢了面子”；克里斯托弗?扬奈拉（奇克）埋怨怀特将自己写得“太粗野了，就像个痞子”；内斯特?佩奇（多克）“似乎既感到自豪，又感到难为情”，他在经济阶梯上辗转一阵后，与怀特渐行渐远，最后书信全无。
这种来自民间的戏剧性反应，也使后来来自贝伦等人的学术界批评变得可以理解。在《街角社会》功成名就的背后，可能正是怀特的“清醒”，给他带来了“声誉”上的危险。一些学者撰文，对“作者使用的参与观察法提出质疑”，“有人甚至指责作者在与被研究者的关系方面违背了职业道德”。但怀特本人则表示，“他无须为他的品德或这本书的声誉辩护”。
“进入“与保证价值中立之间的矛盾？
不进入，无法了解研究对象，甚至无法选择正确的研究方式；进入了，可能会影响价值中立，把自身的判断融入其中是否会影响研究的客观性呢？
作为一名研究者和作为参与者之间的角色冲突？
如果条件有限，不使用参与观察法，有什么其他的研究方法（无论是定性和定量），可以获得接近于参与观察法的效果呢？
在做出回应的过程中，怀特引领读者就社会学认识论和方法论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思考。比如民族志和个
案研究在材料选取方面如何保证客观？个案之间能否发现一致性并互相验证呢？局内人和局外人谁能够理直气壮的宣称自己对一种文化是完全了解和正确理解的呢？怀特早在研究中也践行了自己的答案，他大方地承认自己放弃了全面研究Cornerville的雄心壮志，转而聚焦研究它的局部。是否因为该书放弃追问Cornerville其他部分（如家庭、女性、学校）就否定它的价值呢？
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不同，对就是对错就是错。那么社会科学的研究，我们如何说它具有科学性呢？
二、《街角社会》成书过程
在梳理了怀特成书的过程，实地研究的特点和过程就很自然的展现了出来。
1、1936—19xx年
怀特于19xx年大学毕业，然后获得了哈佛大学研究资金，得以选中波士顿北区进行对贫民窟的研究。在他最初的，组建10人团队的宏大计划（你在这个领域还什么都未做过，应该先进入这个领域，有一定的成果后，再建立工作队伍）被推翻之后，19xx年初，怀特将研究计划转向人们的友谊模式，通过登门拜访的方式询问不同人的朋友和潜在敌人，依此类托绘制人物结构图，但很快，怀特便放弃了，因为他发现可以通过观察人们的行动来研究社会结构。
19xx年2月，怀特进入街坊文教馆，从而结识了多克，多克对怀特给予了很大帮助，以致二人的关系很快发生的微妙的变化——怀特迅速成为诺顿帮的一员，言行举止受到了影响以致回到哈佛会觉得不自在；多克也有一个信息提供者逐渐转化为怀特的合作者，他与怀特讨论计划，为怀特解惑并交流想法，以致后来每做一件事都会想想对怀特有什么帮助。与此同时，怀特搬进了科纳维尔，向人们表明要写一本关于科纳维尔的书，并学习意大利语，这为他扫清了很多障碍。 （融入过程）
19xx年7月，怀特将大量的时间用在了观察街角帮和大学生俱乐部。他表示，“这些人日复一日的常规活动才是我的研究的基础资料。” 以上的部分体现不仅体现出了实地研究难以预测的特点，也展现了怀特为实地研究做的一系列准备。资料的准备（选定科纳维尔的街角帮）、寻找线人（多克）以及表明自己的身份（称自己要写书）。需要指出的是，向被研究者表明自己的身份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这直接决定了研究的成败。怀特在解释清楚自己身份上下了很大功夫，告诉街角青年他要研究科纳维尔的社会史显然只会引起尴尬的沉默，于是怀特想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法——自己在写一本关于科纳维尔的书，人们对这件事地看法完全取决于对怀特的看法，而且这个解释的确奏效了。
19xx年7、8月间，怀特暂时离开了诺顿街，之后打算扩大研究范围并暂时放下对诺顿街和大学生俱乐部的关注，但他很快意识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当时，我还没有清楚地认识到研究一个群体远远不只是去考察它在某个时刻的活动和人际关系。只是当我开始看到这些群体内的变化时，我才意识到较长时期的观察一个群体的极端重要性。”为此，怀特没有抛开它，并在秋季偶然地成为州议员乔治?拉韦洛的义务秘书——保罗?费兰特的义务秘书，从而进入了政界的研究。在经历了完整的政治选举流程，包括那次重复投票之后，怀特返回了诺顿街。
2、19xx年
19xx年4月，在一次保龄球比赛中，怀特获得了“令人兴奋的研究经验”，即发现个人表现与群体结构间的关系。
19xx年春季，怀特结婚之后继续在科纳维尔定居，他在思考了自己现有的研究成果后将基金续期一年。此后，怀特将研究范围扩大至米勒帮。由于此时他已将保龄球比赛作为消遣，从而忽视了一些问题，直至朗?约翰来找他谈话，怀特才将朗的问题与多克的头疼联系在一起，从而得出了继“令人兴奋的研究经验”后另一个重要的结论——群体中的地位、表现和精神健康间的三向关系。
随后，怀特通过与里科?德莱奥的关系结识了其老板——非法活动的头目托尼?卡塔尔多。为了研究非法活动，怀特还加入了科纳维尔和体育俱乐部，通过每天大量记录和画地位图进行分析，准确地发现了该俱乐部的两个群体——便餐馆帮和理发店帮。
19xx年的春夏，怀特一直在写诺顿帮和大学生俱乐部的个案报告，并拿出一部分与多克进行交流。1940
年仲夏，怀特离开了科纳维尔，他说“我在一生中，也曾多次从一地迁居到另一地，却从未像这一次那样，有一种强烈的离家的感觉”。
伦理
研究者还应注意两个问题，一是研究者的角色定位，二是处理好与被研究者的关系。
首先，实地研究中，研究者都存在对所研究活动的参与程度，完全参与和完全不参与是两个极端，一般来说，长期的相处会使研究者不知不觉地融入进去，但还要保持着研究的目光。（价值中立）在政治选举中，怀特曾经进行过重复投票，事后他非常后悔，因为这不仅可能断送他整个研究，更多的是违背了实地工作者的道德和形象。
其次，研究者也应处理好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怀特在这个问题上也犯过一次错误，就是在政治选举中，为接近托尼而惹怒了卡洛，他违背了观察者的原则，想要去积极地影响事态的发展。
最后，既是参与者，又是研究者，在实地调查中常常发生角色冲突的体验，这对研究者而言无疑是一种煎熬，这从怀特对研究过程的回忆中可以清楚的看到，他不得不面临两难的抉择。在这里，主位观察与客位观察是交织在一起的，如同怀特所说，“我的解释与多克的解释常常混杂在一起”，如果“我”是代表客位的话，那么“多克”就是代表主位的。这对进行实地观察的研究者来说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两难处境。
首先，作为参与者，怀特的关注点更多的在于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互惠关系是否平衡，但另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是怀特势必对被研究群体产生了影响。既然如此，那他所研究的群体已经变了样子。如同一个人类学家来到一个原始部落做调查，但是在他进入的同时，这个部落就已经不是它原本的样子了。怎样衡量研究者本身作为参与者所造成的影响，是摆在每一个实地研究者面前的问题。
贝伦在访问Cornerville后，代表多克的儿子发声，认为怀特剥削（exploit）了多克，怀特通过《街角社会》名利双收，而应被视为“共同研究者”、且经常失业的多克却从中一无所得。怀特认为，这样的指责明显是静态化了多克，而快放了自己，在《街角社会》成稿和出版的之后很多年内，怀特并没有从中收益，多克也没有穷困潦倒。而怀特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帮助和回报多克，当时多克并没有表现出不满足。怀特的观点中最值得认同的是，社会学研究在基于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双方自愿合作的基础上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然而试图对一项研究“赋予一个明确的交换价格”反而会破坏效果，也是不可操作的——毕竟谁也无法设立一个标准去说明某个研究值多少钱。
作为替代方案，怀特提及了参与式行动研究（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让被观察者从头到尾参与研究设计和研究过程，也是一种弥合双方鸿沟的途径。而且还顺带解决了批评认识论者提出的关于社会学质性研究缺乏局内人（insider）声音的问题。然而参与式行动研究能够应用的领域是非常有限的，诸如“街角青年”们能否进行参与呢？
一． 对非正式组织协作机制的探讨
（ 小人物：领导的非法组织内部的权利运行关系
非法组织-------警察---------政界（以及部分非法组织竞争者）
这些主体看似没有关系，看似非法 实则潜藏规则，实则有序）
《街角社会》让人读来兴趣盎然的原因之一，或许是作者以人物为线索，将复杂的内容连缀起来。多克领头的街角青年与奇克领导下的意大利俱乐部代表了当地社会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同时，他们又都是科纳维尔的“小人物”。为了了解他们，必须发现哪些是“大人物”，并知道他们如何起作用。在科纳维尔，这些大人物是非法团伙的成员和政治家。我们首先会问，是什么使一个人变成了大人物？他用什么方法得以统治这些小人物？托尼?卡塔尔多为控制科纳维尔社交和体育俱乐部而进行的一番努力十分具有代表性。托尼虽然在俱乐部里的时间很少，但他通过偶尔来看一看和经济上的恩惠而保持了他的地位，在俱乐部一次接近土崩瓦解的打击中，他留了下来。当他被叫去解决家具之争时，地位得到加强。我们可以看出，只有当
俱乐部里的情况发展得影响他的利益时，他才在那里频繁露面。他利用的是自己在科纳维尔高人一等的地位，使得他可以在街角青年的主要活动领域发起行动，在俱乐部以外，街角青年是无法对托尼产生任何大的影响的。领导地位的变更不是通过底层的叛变，而是通过结构中最上层人们之间关系的变化进行的。至于如何统治那些“小人物”，由于群体的成分稳定，其成员又缺少社会保障，所以形成了群体内部非常高的社会相互作用率。从这种相互作用中，产生了一种相互义务，这也是群体内凝聚力的基础。如果他要使自己在精神上感到幸福，就必须保持他的相互作用方式。“小人物们”需要使他的活动按照习惯的渠道进行，否则就会心烦意乱。只有当领袖出现时，成员们才感到这个帮真正聚在一起了。当然，当形势需要领袖行动时，他就会行动。领袖一般会更加敏锐，来维持整个帮派的平衡。
在竞选中所能见到的情形也与之类似。候选人要进行一场接一场的演说，以唤起民众的热情。并且谁都承认如果一位政治家为一名选民帮了忙，这个选民就会对他负有义务。政治义务不单取决于政治家提供的帮助，还取决于政治家与其选民之间的个人联系。如果没有这种联系，金钱也不能填补这道裂隙。
接着把视角转向大人物。我们大致知道，科纳维尔的政治组织和非法团伙的头目们是彼此合作的。但是，这种合作是什么性质的？它的基础是什么？又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街角社会》中第二编“非法团伙成员和政治家”提到过一次“历史性的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科纳维尔的彩票业都受一位非法团伙头目的控制，官员和商业伙伴可以从中获得一定的好处。如果这次会议达到了目的，即消灭竞争和暴力，那么，警察局的任务就简单多了。而彩票公司的首脑们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与政治家和警方的高级官员建立和保持密切的关系。对于他们来说，与律师事务所拉上“关系”尤其重要，警方的负责人对于他们的生意的经营好坏，显然也是个关键人物。与政界的联系也很重要，因为通过这种联系可以对各执法机构施加影响。即使不能直接“收买”，也可以对任命他的人施加压力。在非法彩票业中，专门有一个职位以为代理人提供警方的保护为责，即二老板。警长并不直接拿钱，也没有必要与警察局所有成员都拉上关系。遇到坚决想要取缔非法活动的官员时，非法团伙成员会对政界人士和警方的上级官员施加压力，把该人调到别的地方去。把警方请来，以挤走竞争者的情况也越来越多。在一般情况下，非法团伙的活动都尽可能平和地进行，这对于团伙成员和警察都有好处。当非法团伙成员在他与警方的关系不十分牢固的地区时，会遇到比较严重的麻烦，因为他的老板无法贿赂所有代理人有可能接触到的警察。这种时候，非法团伙成员就仍然必须对付那些不肯遵守“商业准则”的贪得无厌的警官造成的麻烦。虽然对警方行贿是必要的，但是他们对非法团伙活动的宽容并不完全取决于贿赂，还受私人关系，社会各方面看法等的影响。总体说来，警察部门在这里的首要功能不是执法，而是对非法活动加以管理。但这不意味着警察部门和非法活动组织之间串通一气并就一种共同的政策达成一致。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总体性的，而是建立在这两个群体中的个人之间。
街角青年之间、非法团伙与政治家们之间们的协作机制就这么脱离了无组织的外表，而趋于明朗化。事实证明，科纳维尔也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状态的、完整的社会结构的社区。
社会流动
“对于科纳威尔人来说，要爬上这个梯子——甚至只爬到最下面的一级——也是很困难的。”“要想成功，科纳威尔人必须或进入商业和共和党政治的世界，或进入民主党政治和非法活动团伙的世界。”事实上，如果为了成功参与非法团伙，你必须拥有充足的资金扩实人力资本，笼络警员做防护伞，收买街角青年为你做事，像托尼那样；而从事政治，你也需要安稳的工作和充足的资金来宣扬自己，笼络人心，否则会想多克那样失败。再假如你像奇客以及其他大学生一样，依靠攻读学位来构建向上攀爬的资本，可是在那个没有良好学术氛围的社会里，没有足够资金支撑学业的家庭里，读书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一个真正公平民主的社会，是一个社会流动便利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拥有一个鼓励人才流动的机制，人们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获得应得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