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书评
黄仁宇似乎注定了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他自十四、五岁起就开始向当地报纸投稿，写作热忱自此从未间断，当时的《湖南日报》副刊，连续登载他写的世界名人传记，每篇都有他自己手描的人物画像；18岁考上天津南开大学；抗战开始，他投笔从戎；战后负笈美国，以34岁的“高龄”从大学三年级读起，先念新闻系，后转至历史系，19xx年大学毕业，其后又在该校继续上研究所，分别于19xx年和19xx年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因多年没有新著问世，在62岁时被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从正教授的职位上解聘。具有戏剧性效果的是，在他被解聘后的第二年，他的屡屡碰壁的《万历十五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印行，并由当时美国名作家厄卜代克在New Yorker杂志撰写书评推荐，翌年《万历十五年》中文版在北京出版??从此黄仁宇先生的著作一部接一部地出版，几乎每本都受到热烈追捧，作品普遍受到注目，以致一时"黄书走红"，有人开始筹办"黄学研究会"，并申请创办《黄学研究》学术丛刊。难怪有人感叹在二十世纪最后十余年间，一名华裔历史学家、美国的退休教授，竟成为史学界在中国大陆影响最大、名声最著的一人，也真算是一个"异数"。
但正是这样一位被许多学者许多读者成为是“异数”的历史学家，将明朝万历十五年的故事通过手中的笔描述在我们的面前，细细读来，仿佛置身其中。也因为他丰富的人生经历，让他的笔下的文字更加具有了生命力。即便是通俗易懂的文字，也能详尽地为我们展现一个朝代慢慢衰落的步伐。
全书分为七个章节，分别描述了万历皇帝、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督察御史史海瑞、蓟州总兵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冠而去的李贽。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作者在文末这样写道。这就是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
作者在文章中提出了一种看待历史的新方法，谓之为“大历史观”。那么，何为“大历史观”呢？
作者多次在书中用到这一研究历史的方法。“针对文官的双重性格，需要给予物质上的报酬使他们乐于效劳，也要动员他们的精神力量，使他们根据伦理道德的观念尽忠国事。”万历皇室的所作所为，正是与此背道而驰的。例如，他有意地与文官不合作、不补官的做法等于革除了最高各位。具体来说，由于不能实现废长立幼的愿望，他在张居正事件以后，明白了一身具有“阴”、“阳”的两重性，既有道德理论、又有私心贪欲，这不是人世间的力量所能够消灭的。于是，他既不强迫官僚接受他主张，也不反对臣僚的意见，而是对这一切漠然置之，以顽强的意志与臣僚作了持久的对抗，坚持达十年之久。最终，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万历不得不屈服，但也让他的臣僚再没有机会使他按照他们的意志执行他的任务。因此。便产生了如下情况：各种法定的礼仪在照常举行，但皇帝已经不再出席。高级的职位出缺，他宁可让它空着而不派人递补，使那些文官们除了极少数的人以外已不再有升迁到最上层的希望。在奏章未果的情况下，有良心的官员觉得无法执行他们的职务，只好提出了辞呈。到万历临朝的后期，一个文官的离职就意味着一个名位被废弃。这种“无为而治”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万历离开人间以后，文官表面上是虚幻的，实则缺乏应有的和衷共济，反而集中了无数厉害冲突，形成了一个带有的爆炸性的团体。中枢无复具有领导全局的能力，大臣们不得不以消极敷衍的态度来应对全局，忠于职守者缺乏信心，贪污腐败者更加有可乘之机，如此愈演愈烈不景气的趋势，使整个王朝走向了崩溃的边缘。
尽管十几个自诩为品德高尚的官员尽了很大的力量想要重新建立一种能为别人所承认的伦理道德，结果却事与愿违。想要依靠伦理道德的名义来与之对抗，是在为不可行之举。
文章从“立储”这件事情的详尽叙述，揭示出当时的文官集团与君主之间的对抗与联系，也更多的揭示出了当时的制度的缺失与脱节。文官集团需要用精神力量来补助组织上的不足，万历的全部言行都要符合道德的规范，但是道德的解释却分属于文官，如此一个循环往复，鲜明的印证了制度之不良甚于个人之过失，
明末道德不振，长期的道德沦亡，即已标志社会形态和其组织制度的脱节。如此紧密的联系和查到好处的分析正是“大历史观”的研究方法的良好体现。
在“自相冲突的哲学家”一篇中，作者多处引用书信、对话等样式的原话，例如“今年不死，明年不死，年年等死，等不出死，反等出祸、”接受讯问时，他回答“罪人著书甚多，具在，于圣教有益无损”形象生动地将李贽的形象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加上作者引入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等大事件进行类比，强调传统的政治已经无法孕育新的生命，因此李贽的不自信与悲观不仅属于个人，也属于他生活的时代。两千多年前的孔孟之道，在过去曾经是领导和改造社会的力量，至此已成为限制创造的牢笼。在一种社会形态之中，道德的标准可以历久不变，但把这些标准在生活中付诸实践，则需要与不同的时代、环境相适应而有所变通。李贽没有创造出一种自成体系的理论，他的片段式言论，也常有前后矛盾的地方，他在形而上学中寻找安慰——世间的矛盾，这正是为什么他被称之为“自相冲突的哲学家”。行文至此，已不难看出明朝的最终结果。如此因果联系、环境影响亦是大历史观的一种体现。
当然，本书的精彩之处远远不止是作者看待历史的方法,还体现在作者作者的行文。作者在前文中写道：“万历主持殿试，试题的内容是无为而治，他对生活的厌倦已经越出了内心世界而要开始见诸行动。”此处提到的殿试题目为万历所主持，此处的无为而治与“世间已无张居正”一章中把无为而治作为自己所奉行的宗旨相呼应，亦可以说是埋下了伏笔。万历即便被作为了“紫禁城的一名囚徒”、“权力大多带有被动性”，还是在用他自己的方式对封建的体制进行反抗。
“以张居正的精明干练，他没有能解决这个问题。他的十年首辅生涯，仅仅刚把问题看清楚。他的一套改革办法是文官们感到了极大的压力而不能成功，而且招致了死后被清算。”此处详细地写张居正在职时风光无限到死后被除去各种名誉利禄互相呼应，是对前文的总结概括。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即将忘却那个“凤毛丛劲节，直上尽头竿”、“摄夷蛮骚乱，锄当路芝兰”的张居正时又一次被唤醒记忆。同时，又与申时行形成了对比，指出精神与物质的统一、文官的双重性质的统一、阴与阳的统一越来越困难。
书中还出现了很多幽默的笔调。例如，“首辅申时行”中“文官还是人民的公仆”这一现代的笔调、“它既像皇帝与文官集团间的联络处，也像各部院以上的办公厅；有时又像是皇帝的顾问室，或是调解纠纷的超级机构”这种略点调侃的幽默之笔，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和趣味性。
《万历十五年》作者以渊博的知识结构，高屋建瓴的解读了那段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不同以往的看历史的方法，着眼虽小，意涵却大。在看待历史事件时，我们需要跳出当前视野的局限，把目光放到更加广阔和深刻的时代背景中去了解历史，了解前因与后果，以了解真正的历史。
11 政治学与行政学
祝菲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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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寻找张居正
高二（7）班 阮 磊
“他用他的人生告诉我们，良知和理想是不会消失的，不因富贵而逝去，不因权势而凋亡。 不是好人，不是坏人，他是一个有理想，有良心的人。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世间已无张居正。” ——《明朝那些事儿（伍）》
一年前，当我捧起《明朝那些事儿》时，这我看到的张居正：隐忍而富有谋略，无法逃避人性的弱点，然而他艰难地推行新政耗尽半生光阴，有无愧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当年明月极具煽动性和个人英雄主义的文字熏陶下，我一直对这个实干的理想家报以极高的崇敬。
“权倾朝野的张居正，他的作威作福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凡是他不满的人，已经用不着他亲自出面而自有其他的内外官员对此人落井下石??。” ——《万历十五年》
近些日子，同样是翻看这一段明史，《万》书中张居正的影子是可怖的，立在万历皇帝身后，洞察着一切，也掌控着一切。他在万历身上的特权超越了师之于生，更远非臣之于君，一人之旁，万人之上。十万两白银，不计其数的珠宝珍奇??在黄仁宇笔下，我无法对他产生丝毫的敬意。 我很困惑，张居正只有一个，但同样畅销的书中对他的描述却呈现给我两个印象，一个白璧有瑕，一个似乎称不上是璧了。究竟哪一个才更接近真实？这个疑惑促使我重新审视度过的段落，更进一步思考张居正其人。
张大学士匿于徐阶、假迎严嵩、计除高拱之事且不论，自朱翊钧即位之后，张居正在朝全权负责培养万历，对外极力推行新政，同时翦除异己、扩充势力。在培养万历皇帝之事上，《万》一书中可谓是不惜笔墨。从启蒙时作为严师文华殿授课，到后来干涉皇帝私生活。初读时我只是不满万历完全受他的控制，然而仔细推敲《万》书中作者的着墨，可以发现作者实际上给出的只是一个中肯的评价：一方面认可张居正许多时候坚持的观点是正确的，一方面不得不承认这些举动“在以后也并不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至于其中许多细节如万历朱批“简直和练习书法一样”，及第四章所言“张居正不让他习字，申时行不让他练兵”应当是他忖度万历皇帝之心发的抱怨，而并非真的强调了张居正这些举动的不妥。
《万》书又大篇幅地写到张居正的新政举措，并评价道：“和政府一贯所标榜的人后精神相背”、“他们之所以攻击张居正??放弃了古代先贤的宗旨，而是急功好利”、“在下层行政单位见许多实际问题尚未解决之前，行政效率的增进，必然是缓慢的”。给人的印象是张居正是没有遵守文官一贯的游戏规则，扯破了文官集团的“面子”才导致的最后的失败。不过读完整部书，我发现既然作者做此书核心的目的是要批判的是明朝以道德代替法制、以伦理维系邦治的文官集团主宰下的社会系统，那么动辄以四书五经相要、以道德纲常来掩饰利益争斗的文官集团，就应当是作者所要揭露的核心弊端。所以反过来看文中“一贯”“他们”之语其实是说文官，而非针对张居正本人。尽管后文写道申时行依势而为，显得更为聪明，但作者也毫无贬低张居正之意，因为由于体制的腐朽而不能依照正常方式行事，最终前功尽弃，这也很难定位为谋事者的过失。
对于张居正的功绩，持另一种看法的的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毫不掩饰他对张的赞美。当年明月认为张居正的新政是他从底层摸爬滚打多年看到社会的阴暗后的改革。“一条鞭”法可以减少官吏钻空子鱼肉百姓，考成制度是为了给官员施压，理想诚然美好，但“国库充盈”是否一定带来百姓的安居乐业？问题还在于他实行新政是否真的就是为了人民着想？
对于张居正的新政作者却并未提及他的动机，我个人认为他不过是出于个人的野心。有野心才会十余年推行新政前拉后推破除一切障碍，有野心才会不惜代价为做出政绩扩大势力翦除异己，有野心才会专权一时飞扬跋扈。估计囿于明朝士人受儒家思想影响较多，君臣之分视为重中之重，故即便他野心再重也不敢对君位有所觊觎。正如《万》书中所言，理想并不等于谎言，它有时也
可以作为出发点。同样地，野心也并不一定等于逆贼之心，为了野心张居正在万历初的十年里悉心教育万历皇帝，保障了边境安宁，的确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其实正如生活中总有些人追高一样，有野心的人只不过把完成作为生命的一种目的而已。对此，或许我们应多一份宽容。
想到这里，张居正其人的形象渐渐明晰。说到底，读史不等同于读文，不可主观地任凭自己的惯性思维把史中人物拉扯到任何一个极端，因为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比任何小说都具有真实性，而真实的人们总是在多个极端中平衡着的。张居正亦然。他有野心，得罪过全体文官，也曾飞扬跋扈；他有抱负，躬推新政，最终也只是竹篮打水。《明史》中对他的评价较为中肯：“张居正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谓非干济才。而威柄之操，几于震主，卒致祸发身后。”
如果说用一句话来形容张居正，我想不过是：卓有见识，富有野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