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智库建设思路

苏杨

智库 think tank 是典型的翻译词，但在我国科学发展、科学决策的今天，已经成为大家耳熟能详、决策无处不在的常用词。不过，这个词到底意味着什么，在参政议政中智库到底发挥着什么作用？智库与学术机构的区别是什么？这些问题，知道的人未必多。但只有厘清这些问题，才能使智库的发展获得较好的环境，才可能真正建设一流智库。

什么是智库？

智库应该是诸多智囊按照某种组织关系形成的咨询机构。

要说智库，先要说智囊。追根溯源，智囊本来只是一个人的外号：“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号曰"智囊"” 《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 。樗里子是战国中期秦国宗室名将，秦公子，名疾，秦孝公庶子。因为足智多谋，助秦国成就大业，所以留下“力则任鄙 秦国力士 ，智则樗里”的美名。后来，因为这样的角色在治国安邦中不可或缺，智囊就成了职业了。这个职业，古人释为“言其一身所有皆是智算，若囊橐之盛物也”。但这个解释仍然空洞。要真正理解智囊，需要从常用词官僚说起。官僚其实并非一体，官是官，僚是僚。这个僚全称叫幕僚 俗称师爷 ，僚的集合就是政府智囊。尽管很多独断专行的“官”号称雄才大略，其实真正“山河判断在俺笔尖头”的，是其背后的师爷。这样的角色，决定了智囊必须有两个特点：务实、综合。智囊也因此和一般的文人有很大区别：没有风花雪月、没有皓首穷经，但求用手边之物、解决身边问题。这样一来，智囊非得是百事通不可，至少应像传说中能施锦囊妙计的，都得像诸葛亮那样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然而，今天这个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复杂远胜于昔，通才没有了，“独断”也不可能了，“官府”的治理必须体系化：一个完善的行政治理体系，由决策机构、执行机构、咨询机构和监督机构组成，四类机构各司其职，方能保证这个体系良好运转。智囊也机构化了：智囊会聚于一库，自然就是智库。换言之，智库应该是诸多智囊按照某种组织关系形成的咨询机构。这样，咨询机构也与传统的“僚”在功用上产生了区别——主要研究大事、长远事，不以捉刀办事为主业。这种格局和咨询机构的这种功用，使得咨询机构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才能成为专业智库，且其工作风格与学术机构 研究型大学等 存在显著差别。

成为智库需要什么条件呢？至少需要三个必要条件。（1）不能是决策机构、执行机构和监督机构，不承担行政职能和直接发布行政命令，以智为本，参政议政而不执政（即只能且必须参与决策咨询），作为国家智库还必须常规性地参与最高层决策咨询，且在既往决定国家大势的决策中经常发挥作用；（2）智库所提供的意见和建议，只能是决策方案的一种或修补性意见而不是决策本身；（3）智库的研究着眼于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和前瞻性，在研究主题的选定、研究结果的呈现等方面有一定独立性，不听命于某个政府部门、不因循于某种习惯认识。

这三个条件，既是智库的特征，也是智库的价值所在。如果没有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专业智库完全可以让高校以及社会科学院等学术机构以“业余”智库的身份替代。同样，因为有这三个条件，可以看出纳入行政序列的国务院研究室不属于智库。

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为例来具体说明这三个必要条件。19xx年代，在中央的高度重视下，陆续成立了国务院的经济社会发展咨询研究机构 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 。随后，中央各有关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及一些区域中心城市也相继成立了政府直属的经济咨询研究机构。这是我国经济管理工作由经验决策向科学决策转轨的重要标志，也是咨询机构能成为行政治理体系必要组成部分的时代背景。所谓：“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没有这个背景，智库根本没有机会登台亮相。而今，由当年的这些中心合并而成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号称中国智库。这个智库没有行政职能，不牵头组织国家相关文件起草、领导讲话，更无权发布任何行政命令，但在国家的大政方针出台中，却总有这个智库中专家的身影。而且，其相关研究工作，并不完全按着上级的安排和保持既定说法。这方面的典型例子之一，就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完成的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研究，就给出了行政机构决不可能出台的结论“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不成功” 参见《中国医改：问题？根源？出路》 ，并借此在相当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二次医改，使前些年的政府不当决策得以纠正、民众的福祉有机会与经济发展同增长。20xx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公布研究成果后，20xx年国务院就成立了16个部委组成的医改协调小组成立，20xx年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2009

－20xx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新一轮医改方案正式出台。当然，尽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推动医改居功至伟，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并不组织医改方案文件的起草工作，发挥的只是参政议政的职能。

智库与学术机构的区别是什么？

智库与学术机构不同，智库是专门为有关机构提供战略性研究和策略性建议的咨询单位。而大学进行的学理研究是范式研究，即这种研究需要在某种范式下进行，讲究系统化、理论化。

很多人会认为，包括大学 主要指研究型大学 在内的很多学术机构往往也具备这些条件，可他们为什么只是“业余”智库呢？

从智库的功能来看，学术机构只能是“业余”智库，这主要是因为二者的工作风格有较大差别。那么，专业智库的工作风格与学术机构有多大的差别呢？我们可以从政策研究、政策研究者、政策研究报告三个方面来描述一下。

大学进行的学理研究是范式研究，即这种研究需要在某种范式下进行，讲究系统化、理论化，但是否对现实有用，则往往是第二考虑的。政策研究的内容则必须来自现实问题，研究结果必须要“有用”，要在现实资源条件和利益格局下解决问题。这时，假设是无用的，学术上的系统化、理论化是无用的。有用的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有用的是制度调整建议。做政策研究的有个习惯说法：反复出现的事情要总结规律，普遍出现的问题要寻找制度成因。对普遍出现的问题，只能通过制度调整来解决。但制度调整时必须要考虑现实约束，考虑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考虑时间、空间上的每一个技术环节，否则就可能出现好心的聪明人办傻事的情况。当然，政策研究与学术研究也有共性，也注重应用学术理论甚至创新理论。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进行的“主体功能区的人口管理”研究中 参见《民生为向——推进包容性增长的社会政策》 ，课题组应用缪尔达尔“累积循环因果关系”理论，解释了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存在的人口分布与经济集聚高度一致的规律，并对照发现了我国“抄近路”的发展方式导致的三个环节断裂以及由此产生的人口与经济分布严重背离的后果。另外，课题组还对人口承载力理论进行了创新，阐明了经济因素对人口承载力的决定性作用，指出了我国经济发达地区以自然资源超载及社会环境恶化为借口排斥外来人口的片面性，提出了以各地经济总量所占份额逐步调整人口空间分布的政策建议。这种

理论创新的结果，直接导引出了这样的创新判断：以城市病著称的北京，不是人满为患而是政策失当。政策得当的话，以组团式发展的大北京可以再和谐地包容2000万人口。就是说，在理论研究定向创新的基础上与现实问题密切结合，这就是政策研究的特色。

政策研究具有这样的特点，这使对政策研究者的要求也有别于大学里的学者，这就是所谓“合格加特长”。这个要求有两方面意思：学术而言，即要求研究者一专多能，对国家决策制度的方方面面都有所了解，然后在研究团队里发挥自己所长，从自己的专长方面提出政策建议；工作而言，是要求研究者与人交流合格，同时还能在协调、汇报或统筹某方面擅长。即研究者要具有与官员类似的协调能力与沟通能力，能够在和谐的氛围中发现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的问题，或能够将研究成果在“官场”用官话逻辑清楚、层次分明地表达出来，或能够使“官”从善如流地“纳谏”。

有了这两方面不同，政策研究的主要成果“调研报告”就与一般学者的学术论文存在三个方面的不同：首先是读者对象不同。调研报告是给领导看的，无论多么专业化的问题，必须要让领导一目了然，这就对报告写作的深入浅出水平要求很高。而且，不能有冗长的推理，最好能只读标题就从日理的万机中明了这一机所在。其次是研究路径和角度不同。曾有著名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说，我们做的研究也是问题导向型的。其实，他们的问题与我们的问题不同——我们的问题都是领导犯愁怎么办的现实问题，需要找到制度成因后拿出对策的问题，不是“我是谁”这样形而上的问题，也不是“相对比较优势的发展路径”这样学术化的问题。而且，政策研究的角度也是不同的，更强调综合性。例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的课题组在“主体功能区的人口管理研究”中考虑人口分布问题时，是从发展方式角度看人口问题，才系统找出了户籍制度、财税制度、干部政绩考核制度方面阻碍人口合理分布的障碍。其实，没有这种综合性，领导的决策就难免按下葫芦浮起瓢；读者对象和研究路径的不同，自然带来了第三方面的不同——体例不同。调研报告是标准的“三段论”：问题—成因—对策，而且，各部分的标题往往就是这部分概括性的结论。夸张一点说，只看大小标题，就能知道调研报告的主要观点。读者可以从中发现这一点，从而能在惊鸿一瞥间管中窥豹。

了解了这些，可以发现一个好智囊，一定是一个好学者，但反之未必；一篇好调研报告，一定是一篇好学术文章，反之也未必。这也就是一流大学替代不了一流智库最重要的原因。

怎么才能算一流智库？

一流智库简而言之就是：一流的参与度和影响力、一流的综合数据库或数据共享平台和一流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只说智库，显然还不能回答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因为人人都会建言，一流才是难点。所谓一流，如果只看这个机构相对外界需要的产出，就是个相对标准，即在某个参照物集合中其主要功能的相关指标位居前列。具体到一流智库，就是看该智库在国家宏观决策或部门决策中是否经常性地发挥了决策咨询作用、是否能成为决策者主要的决策方案提供者。但如果既看结果也看过程，这还需要看智库的硬件和软件，即智库的信息平台状况及其管理体制机制。首先看硬件。智库要具有前瞻性、战略性、长期性和综合性眼光，必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因此，一流的智库必须以一流的数据库为基础，尤其是能直接指导政府财税、产业、社会政策制定的综合信息平台。即便是智库自有的数据库有局限性，也要通过部门间信息共享机制构建这种全、准、新的数据交流和共享平台，以有效防止研究中的信息不对称。这方面的重要性可举一例：有专家评价，美国教育体系的成功是美国教育部少做了许多事但做好了两件大事：建立全国教育数据库、根据数据库提供的信息对薄弱地区和学校提供转移支付。这种评价虽不全面但的确反映了决策咨询的重要性和数据库在决策咨询中的重要性。其实，这方面也早已经为我国的智库建设实践中所体现：我国有很多部委的政策研究中心，就身兼该部委信息中心的职责，如中国人口和发展研究中心也即国家人口计生委信息中心，中国文物咨询信息中心也即国家文物局数据中心。其次看软件。智库的以智为本体现在以智囊为本上，即不拘一格用人才，管理体制和人力资源激励机制等应该是绩效导向型，整个机构要围绕智囊工作而绝不能行政化。如果智库也搞等级森严、论资排辈，思想的智库就可能沦落为思想的桎梏。

将结果和过程总而言之，这个“一流”至少有三方面所指：（1）一流的参与度和影响力；（2）一流的综合数据库或数据共享平台；（3）一流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如果放眼国际的话，按国际标准衡量，这个“一流”的标准应该更高。相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目前的状况来说，这个“更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的平台建设体现：（1）按国际一流水平信息化，即建设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综合决策所需要的跨部委并多方与国际接轨的信息平台；（2）更完善的整合国内外人力资源的平台，既能形成与政府机构官员之间的“旋转门”制度，也能形成“内脑”、“外脑”在重大课题研究中的网络化参与机制；（3）影响更大的国际交流和成果发布平台。尽管这方面已有对内研究成果上报体系和对外的报社、出版社及论坛等平台，但这些平台的国际化程度还不够，即便对外的平台也还没有整合起来形成联动的、以发展为主题的纵论国是、横跨四方的国际交流制高点。

按这样的标准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还有很多方面需要发展，还需要在关注国家发展的同时从硬件和软件上关注自身的发展。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

第二篇：英国智库的概况与特点及对我国智库建设的启示

英国智库的概况与特点及对我国智库建设的启示

2013-04-24

内容摘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先后两次赴英国进行专题培训。通过访问英国有关智库并与英国有关专家交流，总结概括出英国智库如下特点：政党倾向性明显；研究资金多源于政党提供，研究仍力求独立；研究的开放性与国际化程度高，具有前瞻性；注重研究的实效与独立性；注重通过媒体寻求公众关注与舆论支持；跨国交流与合作突出；研究人员专业技能强，相关工作经验丰富、富有创造力。基于此，启示如下：努力推动智库多层次、多领域发展；将智库建言献策的渠道建设作为支持智库业发展的根本；注重利用媒体进行成果宣传；适当增加对国际性、全球性问题的关注等。

关键词：英国智库，概况，特点，我国智库建设

英国是欧洲智库的发源地，其不少智库及研究成果在国际上具有很高的影响力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为进一步推进我国智库的建设与发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于20xx年和20xx年先后两次赴英国进行专题考察和培训。期间访问了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又称“查塔姆学会”Chatham House）、亚当·斯密研究所（ASI）、海外发展研究所（ODI）、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欧洲环境政策学会（IEEP）、伦敦财政研究所等多家英国智库；并与英国有关专家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访谈，形成了对英国智库的发展情况和相关特色的一些认识和思考。

一、英国智库的发展情况

（一）智库的含义

在英国，“智库”最初特指19xx年由首相爱德华·希思在内阁建立的中央政策评论部（CPRS），此后，“智库”一词逐渐包括了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散存于民间为政府决策提供思想支持的政策咨询研究机构。

英国学者Blackstone和Plowden认为，真正的“智库”应具有超前意识，能提出从长远看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与我们交流的原英国贸工部“6人顶尖智囊”成员、英国硅谷创

始人之一Steven Windmill博士认为，“智库”就是以从事多学科研究为依托、以对公共政策施加影响为目的，以提供思想为支持的非盈利组织和机构。

（二）英国智库的类型

英国智库按照不同的属性有不同的分类，且同一机构会具有多重属性。

从研究主题和功能发挥看，可分为政治类、经济类和外交类智库。如公共政策研究会是由英国工党组建的，目的是活跃左翼思想，具有明显的政治性，属政治类智库；而19xx年成立的经济事务研究会致力于宣传与凯恩斯主义相左的经济理论，属经济类智库；欧洲改革中心集中讨论欧洲问题、欧盟发展未来及欧洲安全和防御政策等，属外交类智库。

从隶属性上看，英国智库可分为政府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政党型和独立型（含个人类）智库。如，成立于19xx年的外交政策中心是由时任首相布莱尔组建，因此，既是一个属于政府型（中央政府）的，也是一个政党型（亲工党）智库。而Localis论坛是由地方政府政治家组建，为地方政府提供公共管理领域研究的一个跨党派论坛，属于政府型（地方政府）智库；独立型智库指政府和政党以外（包括个人建立）的智库，如欧洲改革中心、市民社会研究所等。

思想倾向性是英国智库最重要的一个分类依据。英国各政党也多选择相同思想倾向性的智库提供的政策建议。基于此，英国智库可以分为左翼倾向智库、右翼倾向智库和思想倾向中立智库。由于英国智库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远比英国政党的分类复杂，上述分类只是一种大致勾勒。同一智库，既有可能是经济类的，也有可能同时是由政府组建的、隶属于某个政党或带有强烈的党派倾向的，但政党与智库之间在组织架构上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智库的研究工作保持相对独立性。

（三）英国的主要智库

亚当·斯密研究所常任成员、英国著名经济学家TIM指出，成功智库应具有以下特征：与媒体关系好；能够取得决策者的极高信任度；资金充足；研究结果丰硕且能对政策制定产生重要影响；具有满足赞助人需要或者满足委托机构研究目标实现的能力等。

按照英国学者的上述标准，英国比较成功的智库主要有以下10个：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亚当·斯密研究所（ASI），欧洲改革中心（CER），政策研究中心（CPS），改革中心（CFR），市民社会研究所（Civitas），公民（Demos），费边社（The Fabian Society），外交政策中心（FPC），公共政策研究会（IPPR）等。

（四）英国智库发挥作用的方式

近年来，英国智库在英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英国智库发挥作用主要有7种方式：一是帮助制定政策问题的框架，提供相关问题的背景信息；二是在政策辩论中提供有见地的建议；三是帮助政府向公众解释政策，帮助理解政策；四是帮助政府建立公众对政策的信心，帮助政府满足公众对政策的期望；五是对中长期社会重点问题提出“预警”，提醒政府防止出现重大失误和偏差；六是为政府提供直接的政策建议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七是为英国摆脱经济危机、复苏经济提供国际经验借鉴。

二、英国智库的主要特色

英国智库主要有以下特色：

（一）研究领域广泛、注重研究质量、注重实效性

英国智库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以适应公共政策领域的广泛性。研究领域包括国际事务、军事安全、能源与环境、科学技术、国家司法、教育、人口与老龄化、医疗健康与保健、儿童与青年、交通与基础设施、国家安全与公共安全、国际贫困与援助、反恐等。通常，英国新生智库会选择现有智库没有涉及到的、或不擅长的某一领域的更细分领域开展深入研究，避免了不必要的竞争。这也使得英国智库的研究领域因此而得到不断的拓宽和深入。

注重研究质量，有一套严谨的研究成果评审机制。如海外发展研究所对其所有研究报告，包括开题项目书、会议纪要及文献都要进行严格的审查。这项工作由独立于研究所的同行专家们担任，其意见以匿名形式反馈给研究所。审查内容主要是：研究成果是否具有科学依据并进行了充分论证；报告的陈述、组织是否有效；结论是否公正、客观。此外，还要核查研究经费的使用情况。研究所必须就评价意见提交一份详尽的解释说明，并由一至两位专家复

核该报告是否达到要求。值得注意的是，研究所在提交报告给项目委托方并公之于众之后，还要一并公布评审专家团的具体信息。

研究注重实效性，“想政府所想”。英国智库一般不以学术问题研究、学科建设为己任，而以影响政府决策为科研目标，有的甚至提出科研工作要“紧紧跟上国家的决策进程”。决策者是否考虑或者采纳其政策建议，是判断智库影响力大小的主要标准。因而，英国智库的研究工作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虽然研究独立，却时刻“想政府所想”，关注和紧跟政府的需要。

研究具有预探性，“想政府所未想”。这主要体现在政府拟推新政之时。由于担心拟推新政会遭到媒体和公众反对，政府就授权智库通过问卷调查、访谈、讨论等方式试探公众对拟推新政的反应。反应好，就推行；反之则弃。

（二）研究人员来源广泛、专业结构合理、鼓励流动性

研究人员是智库获得竞争力的一个关键因素。在英国，研究人员是受人尊重、社会地位较高的社会群体。

英国智库研究人员配置和管理特点如下：

研究人员来源广泛。既有来自在野党的政党领袖和官员、大学的教授、企业家，还有刚毕业的博士生、退休的公务员甚至还有拾荒者。只要有想法，对问题有独到见解，不论是何种背景、何种身份和何种信仰的人，都有可能成为智库的研究人员。亚当·斯密研究所曾在几年前录用了一名拾荒者，原因是“在跟他偶然的交谈中发现此人很有研究头脑且具有神奇的创新力”。而在实践中，这名拾荒者也通过其亲身体会向政府提出了有价值和有创造力的政策建议。

研究人员专业背景多且强。英国智库的研究人员大多是通才，往往具有多门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因此他们可以对许多复杂多样的综合性课题进行富有成效的研究。

创新力是研究人员必备素质之一。英国智库对研究人员的创新力极为重视，在补充新成员时通常会重点考察其创新能力。他们认为，创新力是智库保持竞争力、捍卫声誉的根本，也是研究人员的基本素质，创新已经渗透到他们的理念和文化之中。

研究人员流动渠道多而广、鼓励人才流动。在英国，智库不仅是生产政策建议的企业，也是输送人才的便利通道。英国智库与政府、大学、企业有着良好的人才流动关系，藉此保持智库的新鲜活力。英国智库研究人才主要输往政府部门，其次是其他咨询机构或企业。如，海外发展研究所（ODI）人员流动率平均20%，平均每人工作5年，以此鼓励人才流动。 英国智库研究人员通常通过访谈或者邀请政府官员到智库作报告的方式与政府亲密接触。此外，也有很多研究人员被政府直接纳入政府内任职。尤其是具有某政党思想倾向的智库，在该政党执政期，会选择把相同思想倾向的智库的研究人员吸收到政府中。而这些人大多数就是从前和决策者们一起共事的智库成员。近年来，被政府纳入到英国政界的智库研究人员的比例越来越高。如，布莱尔政府上台之初就邀请了他最欣赏的公共政策研究所的高级研究人员到内阁任职。

（三）资金来源渠道多元，力求独立

为了捍卫研究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在英国，研究项目委托方通常不能直接付费要求智库按照自己的意图出研究报告。此外，英国智库对于资金的使用也有严格限制：一是委托方不能指定资金使用目的，资金由智库全权安排和使用；二是委托方无权修改研究成果及结论，智库发布研究成果和结论也无需报经委托方同意；三是有些智库设有资助最高限额，防止资助者影响智库独立性。如亚当·斯密研究所（ASI）明确规定，每个企业每年度捐赠额度不得超过5万英镑。

为避免因捐赠资金“一枝独大”而导致研究结果有失公正，英国智库虽然大多具有政党倾向性，但仍努力使资金来自更多渠道。

英国智库研究资金来源，主要有政府资助、欧盟资助、企业（含慈善机构）和个人捐赠、信贷支持、研究委托等五大渠道。此外，也会通过出版专著、收取会费、召开收费论坛或会议、提供有偿培训、咨询服务等方式获取资金。据观察，英国智库获取资金的额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机构对决策影响力的高低。很多具有较强倾向性和政府背景或主要为政府服务的智库，政府资助在其资金来源中占比很大。如伦敦财政研究所，20xx年研究资金总收入约600万英镑，政府资助约259.2英镑，占比达43.23%。其次多为企业捐赠。

尽管如此，政府资助在英国智库资金来源中占比过大，一直是美国学者质疑其研究独立性的话柄。一直以来，美国将资金来源非政府性作为评判智库独立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因此，英国智库在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智库评价结果中不占突出地位。

（四）注重国际交流、关注中国发展

英国智库一直注重与国际高端智库的交流与合作。近年来，随着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英国智库积极、广泛地建立与中国的合作关系，开展交流与研究项目。如海外发展研究所曾在20xx年与甘肃省共同合作了“引水灌溉”研究项目。

为更好地了解中国，英国智库经常组织学术活动或设立专项访问研究计划，邀请中国专家赴英开展中、短期访问和研究。被邀请的专家多为在某一领域工作多年的中国高级官员或该领域的知名学者。英国智库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的学者中，华裔学者是其研究团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如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教授曾被邀担任该所研究主任。

（五）注重成果推广，关注公众舆论

英国智库注重成果宣传，更善于宣传成果，以达到扩大影响力的目的。一些英方智库专家表示，英国智库的主要目标并不是直接影响政府决策，而是更加看重其研究成果对于公众舆论的影响，即社会效益，藉此提高智库的地位和影响力。这也许与英国智库制度的特点有关。至少在中央政府层面，英国没有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这样相对独立的政府智库，只是在内阁和各部委有为数不多的人员很少的政策分析班子。而大多数则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政党性和民间智库。

一是充分利用大众传播媒体（网络、广播、报纸、电视），就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背景介绍、根源分析、点评、给出对策，以此吸引公众关注和引导舆论动向，从而达到提升影响力，进而影响政府决策的目的。

二是组织各种各样的会议和讲座。邀请政府官员和著名学者到智库演讲或参加讨论，也是英国智库宣传自己、影响决策的一个常用的方式。举办会议和讲座不仅是英国智库研究进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同时也是发挥它们决策影响力的一个有效方式。例如由荷兰亲王

组建的比尔德伯格俱乐部，邀请包括撒切尔夫人在内的政治家、媒体巨擎和企业家等一大批国际精英讨论时事，英国学者认为“它在世界决策方面发挥的作用堪比G8或G20”。 英国智库还经常为报纸、政治性杂志撰写文章、发表新闻预测并及时通告当前问题的发展事态等。

英国智库注重宣传，自然重视维护与媒体的关系。智库内部专设外联部门进行媒体关系的维护，为此，不惜大额资金预算。例如，查塔姆学会就专设外联部门，建立“媒体每日报送”制度（dairy everyday），将政策见解第一时间发给媒体；同时为给媒体提供更多便利，凡是被授权的媒体都能在网页上看到该学会定期更新的研究动态和活动信息。

三、对我国智库建设与发展的启示

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智库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的作用必将越来越突出。英国智库的成功经验对于加快我国智库建设步伐，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善于利用智库影响力，使智库作用发挥更充分、更全面

如上所述，英国智库不仅为政府提供政策建议，还发挥着“想政府所未想”的政策预探作用，这将有利于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有效沟通，缓解可能出现的紧张关系。因此，应借鉴英国政府的做法，充分发挥我国智库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与参考之外的作用：（1）可以利用知名智库向我国公众传达政府的思想，主动缓解社会不满情绪，减少不和谐因素。（2）可以利用知名智库来引导国外对中国的看法，宣传我国坚定不移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愿望。

（二）努力推动我国智库向多层次、多领域发展

根据英国的经验，智库要为我国政策研究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就必须努力向多层次、多领域发展。因此，政府应着力推动民间智库向多样化、多领域发展，使其在市场化过程中成长和壮大。

为此，建议：（1）积极鼓励公民和企业投资建立民间智库。（2）借鉴英国政府做法对民间智库投资人实行减（免）税政策。（3）建立非营利法人制度，为民间智库的发展提供

坚实的法律保障。（4）完善国内捐赠制度，允许民间智库以NGO机构的身份接受外界捐赠，实现资金来源多样化。同时，鼓励关心国家发展的、有实力的机构和个人对某一领域问题进行持续捐赠和支持。

（三）重视智库建言献策的渠道建设，支持智库业的发展

智库的主要目的是为公共政策决策服务。目前，我国智库建言献策渠道存在单一、不十分通畅等问题。建议重视各类型、各层次智库建言献策的渠道建设，并将其视为促进我国智库发展的重要方式。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应该对现有的建言献策渠道进行全面审视，给新生智库发展开路。将智库建言献策渠道正规化、常规化、动态化，并在相关制度建设中注意保持智库思想之间的充分竞争并形成自然淘汰机制。

（四）重视国际交流、着力构建开放运行机制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智库之间的国际化交流与合作已成必然。与英国智库积极谋求与中国高端智库合作交流的主动性相比，我国智库在此方面稍显被动；但与我国研究人员对英国智库的熟悉程度相比，英国虽然表现出了对中国智库的兴趣，但现阶段仍对我们知之甚少；与中国开展的合作，也远远少于跟其他西方国家智库之间的合作。

基于此，建议国内智库积极探索多种模式加快与国际知名智库的合作、交流。（1）我国智库应拓宽聘请国外专家来华交流和研究的渠道、适度增加经费支持，使其更好地为我国对外决策提供参考。（2）中国的专家要勇于将自己的研究推介到国外，积极参加国际会议或论坛，发出自己的声音。（3）应增加公派研究人员赴国外智库访学的规模并加大资金支持力度。（4）共同举办学术交流活动，加强对外合作交流。

（五）为研究人员创造良好环境，保障智库活力

借鉴英国政府做法，建议打开智库研究人员输往政府的流动通道。政府部门应向智库研究人员开放相关专业性岗位或临时性岗位，通过公开选拔等方式选拔具有专业能力的人到领导岗位任职；鼓励科研机构专家学者、企业研究人员、政府部门资深工作人员相互兼职工作；鼓励青年研究人员到智库从事专门研究工作，要让智库工作经历成为研究人员从事其他工作的宝贵财富，从而带动更多青年研究人员参与智库研究工作中。

（六）注重媒体宣传，注重成果宣传

与媒体合作不够紧密，是国内智库目前存在的一个短板。建议借鉴英国智库做法，与国内重要媒体建立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定期发布政策研究成果或者定期采访研究人员以进行研究动态跟踪。智库应充分利用和发挥其新闻出版机构和网络的宣传和推介作用，将他们建设成集成果发布、思想交流、专家互动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平台，为国内智库获得社会认可和决策层高度重视打下良好的基础。

（七）适当增加对国际性、全球性问题的关注度

一个成功的智库、或正在不断扩大自身影响力的智库，必须要在全球视野内进行多领域、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和分析。国际著名智库选题和研究领域日趋国际化，大多特别关注国际性、全球性问题。智库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一是向本国政府提出政策建议，二是借此提高本国对国际问题的影响力和发言权。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我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我国参与全球性事务的机会必将越来越多。因此，建议国内智库更多的关注国际性、全球性问题，以提高我国政府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和影响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国外智库管理体系研究”课题组

课题负责人：王佩亨

课题组组长：李国强

课题协调人：田琳琳

课题组成员：李兰 陈国堂 王莉洁 陈波

田琳琳 宋佾珈 刘燕玲

执笔：田琳琳

（兰炜班、银纯泉、陈波同志对本报告提出修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