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的读书报告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是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所著，这是一本政治学专著，从宏观上论述了不同类型的第三世界新兴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所遇到的种种问题，凝聚了亨廷顿关于社会发展与冲突的重要学术见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欧美少数大国支配和争霸全球的形势下，其他的民族开始觉醒和独立，它们被称作为第三世界新兴国家。这些国家在政治、经济发展上的走向，不仅决定着他们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也将影响到主要发达国家的地位和政策。正因为如此，西方学者开始对第三世界新兴国家推行现代化趋势和进程关注和研究，并逐步形成了崭新而独立的所谓“现代化学”，并先后构造出了若干不同的理论模式或框架。面对这种前所未有而又带有挑战性的世界政治新格局，西方学者先后提出了两种理论，一是正统现代化论，学者们把世界各国分为现代化国家和传统国家两大类。早期实现了工业化的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是现代化国家，新独立的众多第三世界国家仍属传统国家，传统国家经过发展和阵痛，逐步引进和采纳现代性的全部价值标准，摒弃并排除传统社会的历史积累，从而过渡到现代化社会；二是现代化修正论，认为传统性和现代性并非此消彼长的两个对立物，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复杂而多面的，传统性不但具有顽固性，而且会吸收现代化的某些成分或层面，从而获得新的生命力，譬如，等级制度、种姓制度、家庭因袭、裙带关系和门阀政治等就是如此，这些传统的东西实际上构成了相当多数新兴国家的特定国情，问题不是去消灭它们，二是借助它们来实现社会动员和整合，从而最终导致现代化。这两种理论都把人类各民族政治文化的发展预设为只有一条道路，一样的过程和类似的结果，现在存在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社会是世界其余各国的可靠样板。

而亨廷顿立足于发生于第三世界国家政治舞台上的现状，针对上述的两种理论，提出了第三派学说，即强大政府论，或者说是政治秩序论。政府强大论的要义在于，欲根除国内政治的动荡和衰朽，这些国家必须树立起强大的政府，强大政府的构建和维持单赖强大政党的缔造和巩固，政党的强大不在于数量，而在于力量。

与此同时，他还强调政治秩序。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他对政治体制与社会稳定之间相关性的理论进行了明确的解释。首先，一个社会的政治成熟程度与其政治的制度化水平密切相关。适应性、复杂性、自治性和内部协调性等指标可以用来衡量政治制度化的水平。这些理论指标越高，政治制度化水平就越高，反之就越低。其次，政治体系或政体可以根据其政治制度化程度、政治参与程度及其二者比率的高低加以区别。最后，一般而论，政治制度化程度低， 1

而政治参与程度高的社会，政治不稳定；与此相反，若政治制度化水平高，而百姓的政治参与程度低，则政治比较稳定。并由此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概念：普力夺社会，这是政治制度的发展远远落后于政治参与而产生的一种不均衡的混乱社会，该社会很明显的特征是各种社会势力都干政，尤其是军人。因为政治现代化涉及两个方面：政治制度和政治参与，在当今现代化进程的国家，却由于各种原因导致了后者的快速进步，各种社会势力都愿意在政治进程中表达自己的利益和追求。政治制度却由于分权或者其自身力量等原因，无法将政治力量集中，并无力同化新兴政治团体的政治参与。这样的普力夺社会往往会出现暴力或者无序的情况，亨廷顿认为，最好在普力夺社会的早期（寡头、激进普力夺）进行，由占优势地位的政治势力进行改革，将政治制度化能力扩大，才能回归稳定的现代化进程。

作者在“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朽”这一章节中提到现代化与腐化的关系，看到他所提出的相关理论，联想到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的发展，不仅感叹，在40多年前提出的理论在现在看来依然是有参考价值的，依然闪烁着预言家般的真知灼见。

腐化是指国家官员为了谋取个人私利而违反公认准则的行为，他在文章中指出，“腐败的基本形式就是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的交换”。这种交换得以形成的纽带的实质就是权钱交易。有钱的一方为经济当事人，他们是这种交易的主要受益者;有权的一方为政府官员，他们也是受益者，可获得贿赂费用。由此，权钱交易活动在掌握政治权力的人和拥有财富的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一方用政治权力换取金钱，另一方则用金钱换取政治权力以谋求更大私利，这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行为的异化表现。我们由此可以总结，腐化程度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和经济迅速现代化有关。为什么现代化会滋生腐化呢？

首先，现代化涉及社会基本价值观的转变。判断腐化与否，首先需要基本承认公职与私利之间的区别。如果某一社会在文化上对国王作为个人和作为国王这两重身份不加以区别，那就无法指控国王动用公款即属腐化行为。腐化也就是现代化带来的对公共福利和私人利益加以区别的产物。其次，现代化开辟了新的财富和权力来源，从而进一步助长了腐化行为。因为这些新的财富和权力的来源与政治的关系，在该社会统治地位的传统规范中没有明确定义，处理这些新旧财富和权力的现代规范也没被该社会内部居统治地位的集团所接受。从这个含义上来说，腐化是握有新资源的新集团的崛起和这些集团为使自己在政治领域内产生影响所做努力的产物。第三，现代化通过它在政治体制输出方面所造成的变革来加剧腐化。现代化，特别是处于后期现代化之中国家里的现代化，涉及政府权威的 2

扩大和各种各样受制于政府活动的增加。

联想到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重大成就，当前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阶段。社会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同样面临着腐败这个不正之风的困扰，部分官员的腐化已成为制约我国政治经济继续良好运作的发展不可忽略的消极因素之一。那么，如何消除并根治腐化这颗“毒瘤”？在亨廷顿看来，度是一个社会正常运转的基本保障。结合亨廷顿的相关理论，似乎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探讨：

首先，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加速政府职能转变。

在现阶段，很多人把腐败恶化归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从某些表面现象上看，这似乎有点道理，但从市场经济本身固有的特征来看，却是大错特错。事实上，腐败行为之所以滋生蔓延，恰恰正是由于市场经济体制不够发展、不够完善造成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转变过程中，由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过度和失当，出现了许多经济体制上的漏洞，市场受到扭曲。所以，首要问题就是要尽快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以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堵塞经济体制中的漏洞，铲除滋生腐败现象的温床。

腐化自然会使政府官员手软，或使他们的手永远软下去。就此而言，腐化和政治发展是不相容的。但是某些形式的腐败有时能加强政党的力量，从而促进政治发展。某一政府机构的腐化有助于另一政府机构的制度化。只要政府官吏制度的腐化迎合政党利益，它便有助而不是阻碍政治发展。如果一个官员把加官晋爵作为别人为自己的政党组织效劳或捐款报答方式，那他只不过是将一种公共利益置于另一种更有必要的公共利益之下而已。

与此同时，要加速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使政府的经济职能从微观调控向宏观调控转变。要使资源尽快从权力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交由市场去配置。凡是市场能做的事，政府尽量不要干预，政府只在宏观领域间接调控经济，把不应由政府行使的微观职能逐步转给企业、市场和社会中介组织。只有这样，才能使“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紧密配合、共同调节，既促进了经济繁荣，又使腐化的可能性被限制到最低限度，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堵塞政府官员以权谋私的渠道，使腐败现象得到有效遏制。

其次，全面推行公务员制度，建立公职人员职务透明制度。

在书中亨廷顿这样说到，在处于过渡阶段的国家里，追随现代价值观念的集团在开创时期常常会走极端。因此，在一个国家里要消除腐化常常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要降低衡量公职官员行为的准则；另一方面则要使这些官员的行为大体向 3

此种准则看齐。对社会公共目标缺乏一致认识时，腐化就成了合法达到私人目标的替代物，而在处理个人或公共利益的冲突时，暴力就成了论战的替代物。

现代公务员制度适应现代化行政管理和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也符合民主政治发展和反腐倡廉的要求。在国家公务员制度中，以下几项具体措施在廉政建设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考试制是保障公务员从政廉洁的主要机制。严格考试、择优录用的制度使优秀人才不断补充进公务员队伍，大大提高了政府官员的整体素质和办事效率；回避制使因私人关系而导致有失公正、任人唯亲、拉帮结派、共同作弊、以权谋私的现象不再发生。功绩制则强调了公务员实实在在的是政绩而不是年资高低、亲疏关系、家庭背景或其他因素。保障制使公务员有稳定的工资收入，全面的福利保障，生活比较安定富足，使其能够珍惜自己的荣誉、名声和职务，没有必要去冒贪污受贿的风险，这对保持公务员的清正廉洁具有显著的作用，即“高薪养廉”。最后，强化监督机制。

在一个社会里，现代化造成的腐化程度当然是传统社会性质以及现代化进程性质的函数。相互竞争的价值体系和文化在传统社会中的存在，其本身就会助长这一社会中的腐化行为。但是，对于相对同质的文化来说，现代化期间有可能滋生起来的腐化与传统社会中社会层次人分明程度成反比。

“权力容易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会使人腐化。”没有约束的公共权力可能会毁灭一个政府。必须有一个强大、完善的监督机制来制约政府权力的执行，来提高获利的社会成本，加大政治谋利的风险。从而使企业宁愿通过扩大生产、提高生产率等方式来增加利润，而不愿靠牟利活动达到目的;使政府官员不敢冒险通过腐败活动谋取私利。目前，我国的监督机制还很不完善，这是现行政治体制的一个薄弱环节。就遏制腐化而言，强化监督机制可以在三方面努力：1.社会监督。可推行政务公开制度，让人民群众了解政府管理过程，对官员的腐败行为加以曝光；完善举报制度，鼓励和保护群众的举报行为；充分尊重新闻自由，发挥传媒的监督作用等。2.法律监督。在现阶段，主要是通过加快立法、提高破案率和加大受惩成本，依法从重从快给腐败分子以严厉制裁。这是当前形势下遏制和消除腐败现象的必然选择。3.行政监督。这是政府的内部监督机制。在这方面，香港的廉政公署制度很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还有，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在反腐倡廉活动中行之有效的公务人员财产申报制度，对我们同样很有借鉴意义。

2111008342 刘凤园

4

第二篇：《社会中的国家：与社会如何相互改变与相互构成》读书报告

《社会中的国家：与社会如何相互改变与相互构成》读书报告

一、作者简介：

乔尔.S.米格代尔（Joel S.Migdal）现盛顿大学亨利·杰克逊国际关系学院罗伯特.F.菲利普讲座教授。师从于哈佛大学，毕业后先后任职于特拉维夫大学、哈佛大学、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著有《农民、政治学与革命》（1977）、《强社会与弱国家》（1988）、《巴基斯坦社会与政治》（1991）等知名著作。

二、本书背景：

《社会中的国家》这本书是作者的论文集，收录了作者系统阐释其国家研究理论的文章和对政治发展文献的综述性文章。《社会中的国家：国家与社会如何相互改变与相互构成》一书是比较政治学的一本重要著作。

比较政治学：对不同国家、不同政治体系的政治现象进行对比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是政治科学的分支学科。美国政治学者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19xx年出版《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是该学科的奠基之作。

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即比较的内容有：宪法、政府、政治体制、政治组织、政党、利益集团、政治社会化、政治文化、政治行为、政治过程等。其研究方法主要有：政治制度比较法，对政治制度进行横、纵或纵横交错的多方位比较。政治制度分类法，阿尔蒙德将之分成英美型、欧洲大陆型等；南斯拉夫的帕希奇则分成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3种类型。最基本、最普遍的是结构功能分析法，即将政治活动看成一个系统，经过投入—产出—反馈的循环往复，接受外部信息，调整决策和行为，实现政治系统的功能。还有对某种政治体系进行描述性分析，或通过对某一政治制度的历史、现状进行分析，对比不同政治制度，提供某种参照性的框架。具有较强的应用性。

比较政治学的研究内容： 比较政治学的内容和范围同样极为广泛,它包括:①对各种政治体系的比较研究，即在宏观上对各种各样的政治制度进行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横向比较是比较当代不同的政治体系；纵向比较是比较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体系或同一政治体系的历史演变过程。②对各国政府机构的比较研究，即在微观上对各种各样的立法、行政、司法机构，以及能够影响政府机构行为的政党、利益集团等组织进行比较。③对其他与政府机构没有直接联系的组织形式的比较研究，如对部族、共同体、社团、工会等进行比较，以分析这些组织形式对于政治的影响。

当代比较政治学日益重视搜集、整理来自世界各个不同文化区域的有关政治体制的研究资料，以及不同层次的政治结构与世俗化方面的研究资料。研究者们致力于打破各种特定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理论的狭隘观念，把对特定政治体制的研究列入比较政府和比较政治学的范围。在研究中，人们越来越对政治体制的适应和转变发生兴趣，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整个政治体制与其国内国际环境的交互作用上。力图通过这些研究对各种政治变动作出解释，探求政治体制与周围环境的相互关系的确切特点。

比较研究学的研究方法：比较政治学的研究一般经过3个步骤：①单纯的描述，即观察一个个政治制度的整体或其各个部分，诸如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政府机构、政党制度以及其他的政治设施。②整理资料，即对各种现象进行分析综合和分类处理。③探求各种可变因素中的关系，以发现政治现象的一般性规律。

比较政治学的研究是一种多视角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一些政治学家运用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比较研究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国家的

政治。他们发现，在这些新兴的发展中国家里，议会制度、官僚政治、政党政治和利益集团等特征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他们致力于寻求一种功能等价物，以探究这些国家的有效的政策制定和政策实施过程。行为主义政治学从政治过程和非政治过程的视角，对不同政治体系下的政策制订、政治党派、利益集团、传播手段和舆论以及选举和民意进行了动态性的比较。

比较政治学的研究意义：比较政治学的研究对政治学学科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它大大丰富了政治学研究的内容，拓展了政治学研究的领域。

比较政治学研究中发现的一般原理和原则，充实了政治学的理论。比较政治学研究者确信，比较政治学研究对于国际政治大有裨益。对于政治社会的研究，不可能进行试验，只有通过对历史的和他国的政治实践、政治现象进行比较研究，才能对某些政治原理进行验证。通过比较，可以提高人们的政治认识和政治判断的能力,扩大人们政治抉择的幅度,并使人们了解各种政治抉择的根据和代价，在政治实践中借鉴并吸收有益的政治经验，避免不必要的政治挫折和失误。

比较政治学的研究方兴未艾，已成为世界各国政治学界研究的重点课题。

三、理论体系

目录：

第一部分 导论

第一章 “社会中的国家”研究路径：一个新的国家定义及超越狭义 建构的严谨 第二部分 重新思考社会和政治变革

第二章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型

第三章 强国家，弱国家——权力和妥协

第三部分 一种过程导向的研究路径：建构国家和社会

第四章 国家人类学——争夺支配地位的斗争

第五章 为何大多数国家没有分裂？

第六章 社会和政治变迁中的个体变迁

第七章 发展和变迁的政治研究：当前的发展状况

第八章 国家研究

关键词：

比较政治学、社会、国家、个体、政府、组织

第一章 “社会中的国家”研究路径：一个新的国家定义及超越狭义 建构的严谨

韦伯的国家定义：国家就是一种人支配人的关系，一种由合法（既被认定为合法的）暴力支撑的关系。国家是在给定疆域中(成功地）垄断暴力的合法使用权的人类共同体。 作者认为韦伯对“垄断”的强调掩盖了权威存在分离和争议的情形。韦伯所描绘的理想型国家——垄断合法暴力并通过理性法治国，并不符合现实中的国家，真正的国家是偏离于理想型或是受损的各种版本的理想型。

只有国家能够和应该创造规则且只有国家能够和应该保有暴力手段以使人们屈从并遵守规则——韦伯的这一假设简化了发生于每个人类社会多重规则体系中的大量谈判、沟通与抗争。然而，在真实的人类社会，没有国家能够像一个理想型国家那样全能，这点韦伯自己也已经非常明确的点明了。 作者认为韦伯的理想型国家，远远脱离了第三世界的实际，甚至在许多发达国家都没有完全实现。

新的国家定义：国家是一个权力的场域，其标志是使用暴力和威胁使用暴力，并为以下两个方面所形塑：（1）一个领土内具有凝聚力和控制力的、代表生活与领土之上的民众的组织的观念（2）国家各个组成部分的实际实践。真正的国家是由两种元素塑造的，既观念和

实践。这二者之间会交互重叠并加强，也可能会相互排斥甚至相互毁灭。

国家的观念：

国家的观念是包含两种意义上的边界：

（1）一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边界。（领土边界）

（2）国家——尤其是公共的人员与机构——与服从于其制定规则的私人的群体间的社会边界。

国家的疆域显示了一国国土内人们潜在的同一性。就观念而言，国家尽管与所统辖疆域中的人民相分离，但仍然是其所辖民众的具体代言者，从联合国投票、国家间外交以及其他日常活动，这种代表意味着领土边界同时充当国家控制界限和相邻民族的界限。

除领土边界外，国家观念还包含的第二观念是社会边界。社会边界将国家与其他非国家的或私人的成员、社会力量区分开来。国家不仅是分离于社会的，而且是居高临下的。它对于人民的代表性使其区别于其他所有在印象中只涉及特殊利益的实体。只有国家是人民公共利益的总代表者，这源于他们之间的潜在的关联性。

国家的实践： 国家定义的第二个核心层面是国家的实践：国家人员与机构的常规工作，即他们的实践，能够强化或者削弱国家的概念；他们可以支撑或削弱有关领土与公私界限的观念。

无数的国家实践强化了一个观念，即地图上的领土标记是真实且有效力的。一国领导人使用签证、护照、界标、电网、边防警察、军队、地图、教科书以及其他很多方式对国家所统辖的领土进行标记。这个清单表明国家诸多行为背后都存在暴力的使用和威慑。 此外，来自国家实体之外的行为也同样能够加强和证实地图上线条的真实性。例如，联合国会给与对某一领土拥有控制权的国家相应席位。

同样，这种实践也有助于认知、加强和证实许多东西，不仅是国家控制的领土元素，也包括在许多方面国家与其他社会组成的社会分界（公私分界）。各种仪式，如加冕礼、就职仪式等，就庄严地确认了这一分界的存在。同样，作为国家事务的代理机构的办公场所，法院、市政大厦或联邦大楼等也具有这样的功能。在上述这些例子以及其他数不尽的方式的推动下，国家作为一个特殊的甚至高高在上的社会体的具体形象更加突显出来了。

第二章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型

国家从国际环境中获得的实力将他们推上了重要的位置，并且这也为他们扮演此角色提供了资源以维护其地位，特别表现在外交、战争、转移支付等方面。但是同时，国家也常常受到国内环境要求社会重组的严重约束。国家的自主性、政策倾向、国家领导者的当务之急，以及国家的凝聚力都极大地受到其管理的社会的影响。

包括国家在内的社会组织混合体是共生共存的。在斗争环境中，一个隐藏在边远地区的小社会组织的社会控制都会极大地限制国家。 也就是说，国家被这些社会组织的内在力量改变着，就像被其他国际组织改变着一样。但是社会也同时被国家改变着。社会组织在整体上被国家带来的机遇和阻碍改变着，同时也被其他社会组织和世界经济的开放和限制所影响。 总之，国家和社会组织共同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改变各自的结构、目标、规则以及社会控制。它们是持续相互影响的。

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模型：机构混合体

这里提出的模型是这样一个机构混合体，其中各种规则的目的均是为了争夺主导权，而国家同时被认为是一种理念和多样化的实践，这个模型关注了为社会控制而进行的决定性的斗争。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国家的理念是处于这场斗争舞台的中心位置的。

但是这个万众瞩目的位置并不意味着胜利。很多社会维持着一种斗争环境，我们必须理解两股力量所带来的秩序和宏观层面的变革。第一股力量指社会对于国家的作用及反作用。 第二股力量指其他国家及世界经济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

第三章 强国家，弱国家——权力和妥协

国家的两种形象：

强国家：政治——特别是处于舞台中央的国家——可以根据工业化或者其他刺激所需将社会塑造成新的形式。

弱国家：国家在充斥着令人眩晕的社会变化涡流的社会中几乎无能为力，这些社会变化极大程度上独立于国家内部的力量。

但是当仔细审视那些描述甚至像墨西哥这样强势、自主的国家的时候，我们又会发现奇怪的双重现象。国家无能的观念始终若隐若现。哪种概念才能更好的描述国家的真实实力和特征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将国家放回到特定情境之中。国家是在两个相互交错的舞台中运转的：第一个是世界舞台，在这里，国家官员与其他国家、大型公司、国际机构以及其他类型的跨国角色的代表进行互动。第二个舞台则是国家试图统治的社会。

世界舞台与国家舞台

世界舞台，国家领导者在世界舞台上的活动如果超出一定范围就会受到明显的限制：战争常常是个潜在的威胁。基于该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处的特定地位，该国在国内的行为也会受到世界舞台的限制，这种限制相对于前者要轻微一些，但是同样明显。

他们所统治的社会是更大的世界社会系统中的一部分，这个更大的系统中以及建立起了贸易、投资、借贷、劳工移民和其他起源于前殖民时期的关系和模式。这个世界社会系统在世界范围和国家内部都已经建立起了分层结构。除非在最危险的环境下，否则国家在国内政策中不会忽视世界社会系统中产生的权力关系。

国家舞台，国家是社会的一部分，具有和其他社会机构差别不大的特征，国家官员也只是相对更大的社会中的成员。国家是社会中一个蔓（wan）生的机构，它与从家庭到大型工业企业等其他很多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机构共同存在。 国家的目标在于制定有约束力的规则来管理公众变得行为，或者至少是授权其他专业机构在特定领域制定那些规则。通过这些规则，即法律、法规、法令，国家官员就可以采取强制手段按其意愿强行处理。

在判断一个国家是强国家还是弱国家时，“谁制定规则”这个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这个问题引导我们去审视国家内部能力的核心元素——国家是否使其公众行为遵循既定的法律和其他规则，其政策是否能能在公众行为上达到预期的效果。

也有学者认为：国家间的最大差别并不在于政府类型，而是其真正管理的程度。

国家如何重塑社会？

国家在支持某些团体的同时压迫其他阶级，自始至终独立于任何一个团体和阶级，并维持其自主性。 国家的特征是拥有强势并且相对自主的政府结构，其根本是试图将一种基于强制且限制性的多元主义的利益代表系统强加给社会。

国家领导者的困境：

他们需要设置一些基本机构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又会惧怕并削弱这些机构。 政治生存是实现任何重要且长远的社会变革的先决条件，成为引起国家领导者注意的核心问题。（比如我国的维稳大于天）

国家领导者在进行社会变革之前，最先考虑的是自己在缺乏足够政治动员的情况下支持强大的国家机构发展所面临的风险。

于是，国家领导者会削弱社会中任何看上去将有可能建立强大动员实力的社会团体，即便是对国家机构本身也是如此。（包括自己设置的一些基本机构）

生存政治的策略：仅有有限的动员公众能力的国家领导者自己削弱了国家武器，削弱了那些恰恰最终可能带给他们动员能力的机构。

生存政治的行为特征：

大清理：是国家领导者一套先发制人的手段，即用他们自己的任命权阻止潜在强大机构中的

亲信跃升至首要的手段。领导者经常更换国家各部部长、武装部队指挥官、政党领导以及高层官员，以防止其集结威胁权力中心。

任人唯亲：任命那些对国家领导者最忠诚的高层机构官员。任命是一种可以有选择性地少量分配资助资源的权力，用以阻止国家内部势力中心的发展。

交叉性官僚部门：构建具有交叉职能的部门旨在限制国家任何一个单一分支的特权。并且这一部门能够非常好地满足生存政治的要求。

卑鄙手段：高层国家官员通过实施监禁、驱逐出境、离奇失踪、折磨以及暗杀小组等卑鄙手段，弱化或者消灭已经强大到足以威胁国家高层统治特权的群体。

建立联盟以及国内的权力平衡：建立联盟并通过利用国家资源强化社会中权力和财富的现有分布的方法来进行势力平衡。

第四章 国家人类学——争夺支配地位的斗

在社会上争夺统治地位的斗争发生在社会各个不同的竞技场中；在这些竞技场中，国家的各个部分不仅彼此关联，而且还作为互动乃至冲突着的各种社会力量中的一个（社会力量）而存在。

一些竞技场内的斗争可能会局限于贫困萧条的城市贫民或者遥远的村庄；其他斗争可能是全国性的，扩展到争夺国家权力本身。在各种各样的背景下产生了国家与社会循环往复的互动关系，即国家和社会的各个部分间的相互转化的互动。

冲突往往在具体问题上骤然爆发：国家试图增加税收，地方人士努力争取控制特定国家机关和资源；国家机构试图规范某些行为，地方强人企图延伸自己的控制范围，等等。这些斗争重新塑造了国家和社会力量。

在这些各种各样的社会力量试图向普通人的生活、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关系和人们理解周围世界的方式施加自己影响时，我们应该深入探究国家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他们预料之外的结果）之间的冲突和联合。

通过审视三种现象来突出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社会；国家本身；社会和国家间的结合点、联系和分离。

社会：在支配和反对支配的竞技场，在那里各种社会力量就物质与象征性问题彼此纷争不断，通过斗争和妥协、冲突和联合争夺主导权。在那里各种团体试图影响公共政策的形成。各种社会力量努力将自己置身与某种竞技场中，向别人宣传自己的目的、对面这些问题以及相关问题的答案。

国家：国家，除了其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在社会中的完全存在，可能会是一个寻求支配的残废的巨人。其巨大的体积当然说明在社会中支配的斗争里不可忽视它，但是更有意义的首创精神和更连贯一致的行为可能来自其他社会力量。

国家与社会的作用：国家与其他社会力量的结合点产生于国家与社会的各种竞技场内，而且大多数情况下，国家机构在竞技场内制造了强大的存在感，加速了地方力量的再联合。在一个又一个的竞技场中社会力量已经重新组织，以应对野心勃勃的国家带来的新现实。这里，国家和社会力量都不能建立起绝对性的霸权。

第五章 为何大多数国家没有分裂？

当今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都保持着完整性，这种现象其实足以引起人们的困惑：为什么这些国家就没有分崩离析呢？要知道，近些年来这样的事可不少发生：黎巴嫩、南斯拉夫、索马里，甚至于曾经不可一世的苏联，都是这样的例子。为什么其他的国家没有如此呢？ 潜在的分裂因素看起来无穷无尽：不同机构的勾心斗角、对稀缺资源的疯狂争夺、立场各异的利益集团、国际上各种力量在国内的竞争、不同利益诉求之间的冲突和碰撞。。。。。。所有这些可能导致巨大暴乱的因素都在国家这种组织内伺机而动。为何大多数国家没有分崩离析呢？

一、国际环境对国家的赋权

国际法和由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使得国家这种形式神圣化，并为各个国家共同组成的国际社会和每个国家提供保护。像联合国一样的国际机构不仅仅将国家神圣化为规范的统治组织形式，也通过塑造国家的职能、影响国家的构成方式来对其赋权。

二、组织理论对国家的解释

只有成为组织的成员或者依附者，人们才能获得组织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各种资源，更重要的是，组织成员还要依照组织的指定角色完成相应的职责，通过这些方式，不满和分裂就会消弭于无形。强调国家没有分裂是与其属民进行交易的结果，人民提供对国家的忠诚于拥护，而国家则提供公共产品的选择性准入。

三、交易理论的变形

国家为多种形式的委托庇护关系起到保护伞和摇钱树的作用，这种关系反过来又能够维持国家的稳定和统一

四、建构国家：使国家“自然化”的意义与实践

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某些领域会对社会中的人民产生意义，而这种意义则会使国家在人民眼中变得自然化，自然化的国家就如同环绕在身边的景观一样自然，不可或缺。如果这种信念得以广泛传播的话，就能强有力的化解分裂力量对国家统一的影响。

三个互相重叠的领域中产生了使国家“自然化”的意义和实践：法律、公共仪式、公共领域中的非正式行为。

法律：国家操持着立法、行政、司法的大权。国家创造并实施法律。法律是强大的生成合法性的力量。当国家法律成功地创造出广范认同的价值时——社会团结——这种价值的出现改善了国家的生存状况。广泛的社会团结加强了国家的凝聚力。

公共仪式：从封建王权时代一直到共和时代，国家的活动都充斥着精心设计的仪式。仪式和典礼将国家和政府体质变得神圣化。国家和社会都塑造者公共仪式和支撑这些仪式的理念，同时，也被其塑造着。国家用公共仪式模糊了官员和公民间的界限，从而获得了民众的支持。 公共领域中的非正式行为：在公共生活中，社会互动经常发生并且大部分都不受政府法律的管制。这些因素都要求规则不能使得裁判者受益，以保持社会的平静，同时能创造出社会的统一感和团结感，塑造社会共同价值，铸就社会统一性和使得国家自然化从而得以存续的关键因素。

四、理论价值’

简而言之，国家是一个与自身相矛盾的实体。 为理解这一概念，要从两个不同层面去分析：一个层面是关注全体的、统一维度的国家——强调其整体性——这点在国家观念中可以体现出来；另一个层面是对这种整体性的解构，它更偏好于检视互相强化的、矛盾的实践以及各个不同部分之间的联合。

“社会中的国家”模型关注的正是国家这一矛盾性，它要求学习的学生在观察国家时能够具有双重视角。视角一应把国家视为一种强大的观念，它界定清晰、高度统一，且能够被单一的措辞所言说（例如，以色列接受巴勒斯坦的要求），就如同国家是一个单独、积极的演员在以高度集中的方式展示其明确疆域上的统治术。视角二则是将国家视为一系列松散联系的实践碎片，在这里，国家与其他境内外的组织之间的边界往往未能清晰界定，且后者常常会创制出相互冲突或直接与国家法律相冲突的规范。

所有的理论，如果不能兼顾上述国家矛盾的两面性，则势必要么因将国家能力过度理想化而误将虚夸的言辞当做高效的政策，要么便是将国家视为一群以自我为中心的腐败官僚组成的混杂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