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读书笔记
前言 （一）
今天的《菊与刀》刚到，就从今天开始就写读书笔记了。我是对日本史没有太多的了解，刚开始接触日本史是在学习中世纪史时，学的并不是很好。所以，从课堂上能学习到一些日本史的知识以外，还希望能从这本书里学到许多我不知道的，能更加理性地冷静地站在历史的角度去思考日本，对于日本所犯下的罪行更加全面的客观的分析，能对日本少一份冲动的情绪，多一份理性的认识。嗯，希望她能给我带来这些吧。。
之前，提起日本对我们中华民族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我一想到就咬牙切齿，对日本是恨之入骨。对于日本，我们也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这也是作为21世纪新一代青年的必备素质。《菊花与刀》这本书便提供了这样的一种了解日本的渠道。
今天先看了这本书的序言（译者：吕万和）序言简单介绍了美国女作家本尼迪克特写这本书的背景，翻译这本书的译者的立场还有这本书的广泛影响。序言中提到“菊与刀”的解读，“菊”为日本皇室家徽（就像我们的“龙”一样吧），“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老师上课讲时说过，作者命名这本书时是以“菊”与“刀”来象征日本人的双重性格，而这
种性格是矛盾的（爱美而尚武，尚礼而好斗，喜新而顽固等等）。作者从这方面入手进而分析日本的一些社会现象，形成这种日本的民族性格的重要原因是日本幼儿教养和成人教养的不连续性。作者称之为“耻感文化”，而这耻感文化与欧洲的“罪恶文化”是不同的。日本的“耻感”是靠外力的强制约束的并非来自内心的。
这种矛盾我认为是极端的，他们的文化缺少民族性的内在的一种约束自我的道德规范的理念，我们有植根于五千年文化的深厚积淀，对自己的行为思想有自然而然的约束力，并且这种约束是合乎情理的，是符合道德要求的，如“中庸”，“仁”，“和”等等。而日本缺少的正是来自精神的内心深层的规范标准，以致对我们犯下滔天罪行。
为什么日本的教育会成为影响日本整个民族性格的重要因素呢？是怎么影响的呢？为什么称之为“耻感文化”呢？对他们思想约束的强制性的外力又是什么呢？日本的一些社会现象又是怎样反映的呢？这些是我从序言中得到的以及根据以往了解的知识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希望这本书能够带给我答案给我一些启发。
(二) 战争中的日本人 作者费了不少篇幅以战争的角度分析日本人的性格特点。日本对战争的原因与其他法西斯国家不同。其他国家是对压
迫弱小民族的罪恶方针，而日本呢，则是应该结束各国拥有的绝对主权的无政府状态，从而建立等级秩序。日本是真心建立自上而下的等级制的国家，他们认为，各国都应该在世界序列中确定其位臵，才能形成统一的世界，即“各得其所，各安其分”。体现了日本文化中对等级制的信仰与信赖。这一点与我们一直以来对崇尚和平热爱和谐的民族性格是大有不同的，直到现在我们也是走和平发展道路，强调和谐社会，是与我们几千年来深深植根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族精神是分不开的。当我们中华民族内在的精神成为我们自己的民族性格并成为衡量我们行为习惯的标准时，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最使我震惊的便是日本人认为精神将赢得对物质的胜利。日本人一直强调精神的重要性，对物质主义甚至到了鄙夷的地步。这也深深的体现在战争中。他们宣扬是战争是物质和精神的较量，物质一定会失败。一直起着进军号角，鼓舞士气的作用。他们将军舰和大炮只视作不灭的“日本精神”的外部表现。他们鼓励士兵说：“我们的身体越是沉重，我们的意志，我们的精神就越能凌驾于肉体之上。”他们的飞行员驾驶的小型飞机以自杀方式进攻撞击军舰，还有，不管是日本军人还是日本士兵被俘虏或者任务失败的时候总会切腹自尽来表达他们效忠天皇，也是对精神极大崇尚的表现。不仅如此，当医院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转移伤病员时，伤病员往往会自杀或者军医枪杀。在绝望的情况下，日本士兵应当
用尽最后一颗手榴弹进行自杀或者赤手空拳冲入敌营，进行集体式的进攻，但绝对不会投降。认为投降是可耻的，他们如果丧失了名誉也就丧失了作为日本的生命。他们平时被教导说，死亡便是精神的胜利。这种崇尚精神蔑视物质的理念对日本本身物质紧缺起到积极的作用。
日本打胜仗的时候，日本的政治家、大本营以及他们的军人也一再说，这场战争不是军备与军备的较量，而是美国人对物质的信仰同日本人对精神的信仰之间的决斗。日本人相信精神能战胜一切，这一点深入到他们对外的战争以及对内的国民管理中。而当日本在战争中失败时，总会说事情的发展早在预料之中，没有什么值得担心。全都策划好了，万无一失。只有从这一信念出发才会继续坚持自己的精神信仰——所有的发展都是主动预料到的，不是被动的，不是被别人强加于自己身上的。他们习惯于建立在万事俱有安排的生活方式。
此外，战争中日本人经常说安全感与士气不过是一个精神准备的问题。当遇到麻烦时，日本人对其国民的照例交待是说这是早已预知的，所以丝毫不必担心。这样似乎告诉国民，我们居住在一个可预知的世界下，任何事情都是我们预先知道的。这样的说法便给了日本国民一种安心感，使他们可以很淡定的面对一切。其实我感觉这一方面也是在说日本人强
调精神上战胜一切。他们通过培养精神以鼓励民众和士兵，让他们充满希望无所畏惧。
（三）各得其所，各安其分(四)明治维新 日本是一个等级制严格的国家，不仅对国内的制度是如此，而且对待国际关系的问题也是运用这个原理来看待。他们认为日本处于国际金字塔的顶端，不仅过去这样认为，现在他们的观念仍深受其影响。在19xx年日本同德国意大利签署三国同盟的协约是为了世界各国的“各得其所”。
日本信仰“各得其所，各守本分”，也是是根据其社会经验所培育的生活准则。日本是一个等级深严的社会，他们相信秩序和等级制度。这一点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是日本民族有组织的生活准则，也是最容易接受，接受面积最广的。人与人之间是一定要分清身份等级的。日常交往中的细节动作也都反映出一个人的地位如何。一个日本人与另一个日本人交流时会根据社会地位，与自己关系的亲疏远近，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词汇。比如，使用“敬语”，“你”的含义在不同场合使用的语法就好几个。比如鞠躬，同样是鞠躬同辈人不需要鞠躬，但是当对方有了较高的社会地位时就得鞠躬了，即使在家庭成员间鞠躬也是有讲究的，鞠躬的人承认对方有权干涉自己的决定，而收鞠躬的人则更有义务去承担相应的责任。这反映了家庭的等级情况。这与我们古
代的中国有极大的相似性，孔子强调社会等级的“礼”（当然是为了维护封建贵族，统治阶级的利益），之后董仲舒将其发展为“三纲五常”同样用来维系社会等级序列，这种理念延续了两千多年，直到孙中山推翻清王朝统治，开始使大家明白还有“平等”“自由”“人权”存在。
同时日本人同我们中国人一样也十分尊崇孝道。早在公元 6、7 世纪，日本就接受了中国人那套系统的孝道理论，同时也采纳了中国的佛教、儒家伦理以及世俗中国文化，如文字，宗教，建筑文化。但是孝道的表现特点难免有所修改，以适用于不同的日本家族结构。“孝行”在日本是一个只限于家族内部面对面的成员之间的问题同时也是日本等级制在日本家庭中的反映。它意味着在一个几乎只限于自己父亲、祖父、他们的兄弟及后裔的团体中，根据辈份、性别和年龄占据一个适合于自己身份的地位，应该遵循“长兄如父，长嫂入母”，长兄是这个家族中仅次于父亲的地位最高的决定者；一个人在等级制的地位还要取决于性别，同当时封建制度的中国女人一样也是“从父、从夫、从子”“夫为妻纲”，但是她们看起来比中国女人幸运的是不用缠足可以自由出入商店，不用隐藏于深闺里，掌管着家里的生计，“媳妇熬成婆”时，这种权利似乎更大了。每个日本人先在自己的家中适应这种等级制之后逐步适应到全社会范围内。这种等级关系是固定的，内在的，是不可侵犯的。
当德川家康击败所有敌手成为德川氏的第一代将军时，便开始了德川家族对日本长达260多年的统治。德川氏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极力加强封建体制。为了维护社会的等级性，每个人的身份都是由世袭固定的。（像我们中国古代西周时期实行的世卿世禄制，身份等级是时代延续的，后代无法改变，直到隋唐时期开始实施科举制来选拔人才时，才打破这种等级制。与此同时，许多寒门出身的士人通过科举考试取得优异成绩，获得了名利，改变了贫贱的社会地位，“学而优则仕”也为当时的社会不断注入新鲜血液，也扩大了社会基础更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秩序，有利于统治者巩固统治。但是最后，科举取士却成了人们思想自由发展创造的桎梏，也成为封建制度腐朽衰败的主要原因之一。）身份等级是世袭固定的，士、农、工、商、贱民严格的社会等级。武士是区别于其他“庶民”的，只有武士可以带佩刀，这是阶级以及特权的象征，并且他们有对其余阶级使用佩刀的权利。但他们不能兼做其他身份，因此他们只能是依靠俸禄生活，因此只能通过限制家庭规模解决生活问题，而俭朴也成为他们的美德。农民也和武士一样是维护社会发展的阶级，农民对农田的所有权受保护，耕作者的利益也受保护，因为农民通过以交税的形式养活整个寄生阶级。他们也同武士阶层一样，需要限制家族规模，尽管他们拥有土地，但他们一大部分甚至更多的收入进行纳税，所剩的只能够维持正常生活。在实行封建制的古代，日本同中国一样实行“重农
抑商”政策，认为商人从事的商业活动会对以农为本的社会基础造成不利影响，因此统治者们会采取措施限制商人的活动阻碍其发展，最直接的就是降低他们的政治地位，政策上会极力打压。贱民是社会最低级的劳动者，是以“不可接触者”，被排斥与正常的社会统治组织之外。幕府历代将军都力图巩固各藩的等级结构来实现其统治。
日本等级制的特点：
（1） 上至天皇，下至贱民。日本等级制极为明确，根深蒂固于社会的发展。在这种等级制之中，日本人并没有形成温良恭顺的性格而是在各个阶层领域内都是有秩序的安全的。
（2）具有灵活性。日本习惯于可以通过某些手段进行调节，而不破坏大家公认的常规。一种方式是富人可以通过典押和地租变为地主，从而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然后他们将自己的子女与武士阶层联姻，自己也成了“绅士”。这样，商人与武士结成联盟，从而在日本的贵族和市民阶级之间没有任何阶级斗争的迹象。另外一种方式是通过过继和收养的方式实现身份的转变
由此看来，日本人是一定要分清等级的，他们各守本分，做着自己该做的事
这样的守旧也使日本历史上一度落后，被西方国家欺凌压迫过。1853年的“黒船事件”后，许多日本人觉醒，力图
推翻幕府统治，建立一个新的政权。1868年明治维新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的。推翻了德川幕府的统治，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实行大改革，促进了日本的现代化和西方化。在执掌明治政权大刀阔斧改革的统治者们，拒绝废除一切等级制，因此在他们采取的每一项措施中无疑包含了“各安其分”等级制的思想。
明治政治家们在谨慎而细致地划定国家在政治中的权能范围和国家神道在宗教中的职能范围。
统治者们在法律上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给予人民在国家中的地位，并设立了议会。而这个宪法是限制人民和舆论干涉侵扰的，而负责起草宪法的局也因此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政治机构上选举产生的议员没有什么发言权，普选产生的众议院代表国民的意愿，仅仅有批评权、质询权，并没有真正的发言权和立法创议权。众议院还会受到贵族院的制约，并且对法律的控制权他们两院对等，体现了等级制。日本人而言在他们眼里国家是近乎完美的，当国家权限越过自己的范围而干涉地方事务时，其裁决也会受到尊重。而在地方事务上，日本人相信则是地方的事物地方上解决，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行使分配的职权。
在宗教领域中，日本有受国家管理的宗教即国家神道，被视为民族象征而赋予特殊尊敬。不仅如此，神官系统的全
国性等级制与政府系统并列，从最底层的神官到最高层被尊为“阁下”的神祗官。
在工业发展领域内，国家干预经济制定计划，并补助认为重要领域的产业，尤其是在重工业领域，兵工厂、造船厂、冶炼业、钢铁业等不仅有优先发展权，国家还予以补贴。对于重要领域内的领导者，小工商业者和非官僚者都是没有资格的，大企业实力雄厚的财阀才能涉足这个领域。
明治维新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工业化。期间，军事工业以及交通运输业都得到大发展。1872年建成第一条铁路，1882年成立新式银行。直到20世纪初，明治维新的目标基本上已经完成，日本成为了亚洲强国，东方唯一的帝国主义列强。
总之，日本在构筑这个世界时，经常考虑到等级制。这种等级制不仅涉及家庭内部及人际关系中，而且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宗教、军队、产业等各个领域时都会有周密而严格的规定。在日本人看来“各安其分，各得其所”的等级制是十分安全而有秩序的，而当这种“安全”的社会结构输向国外时，是十分不恰当的，事实证明也是失败的。他们认为，这种等级制同样可以运用世界范围内，其实，这种制度仅仅归日本所有，具有特殊性，不能按照他们的道德标准来要求其他国家，是不适用的。
(五)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六)报恩于万一
这两章内容主要讲的是日本的“负恩”与“报恩”，在日本的社会主流思想中，“恩”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日语里，“恩”的词有许多种用法，其中共通的，就是承受的负担、债务、负重。他们常说“受某人之恩”，其实也就自然而然的对施恩的人（恩人）负有了义务。从这层意思来讲，“恩”，也意味着对所欠恩情的回报，从而就有爱的意思，但其本义就是负债。
日本人对天皇、父母、老师、主人甚至帮助过自己的陌生人都有恩情，不忘恩情是日本人最大的习性，但具体“恩”的含义却又不同。
在用于地位和最大的恩情即“皇恩”时，是在无限忠诚的意义上来说的。他们认为，能够生活在安居乐业的这么美好的国家是天皇给予的，是“皇恩”。天皇是神圣的（皇室是天照大神的后裔），是日本国民统一的最高象征的国家元首，是远离一切尘世的圣父，“神圣不可侵犯”。在他们概念里，“忠”只能献给等级制的最高者——天皇。对天皇“尽忠”并且是绝对忠诚，被视为最高的道德，是对“至善之父”的虔诚信仰。发给前线的战士每一根香烟是受皇恩，以飞行自杀的方式攻击时报恩，切腹自尽是报恩。。。因此，日本民众对天皇是至高崇敬的，他们报答皇恩（即“忠”）在战争中能做到令行禁止，只要天皇一个命令就可以开始战争，士兵奋力征战，甚至以死报国，但同时一个停战的命令他们
照样也可以立即做到，他们用遵守和平的方式是陛下安心。“忠”在臣民与天皇之间构成了双重体系，一方面，臣民向上直接对天皇，用自己的行动使陛下安心，（按照日本人的观点就是遵守法律了）；另一方面，天皇的敕令是经过天皇与大臣之间的各种中介之手层层传达。只要是“天皇谕旨”就能唤起人心尽“忠”，其号召力与强制力是非常强大的。在日本的历史上，尤其是在战国时代武士逼迫将军退位、拥立自己的封建领主已是屡见不鲜，但是他们永远精忠于报效天皇。因为天皇身居九重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对主君的忠是比对将军的忠更具有强制性。“忠”是日本的最高法律，对日本人的支配力是无可怀疑的。
除了最大恩情是皇恩外，其次就是来自父母的恩情了。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父母养育子女，对子女施恩，而子女是对父母有欠恩的，必须努力偿还。所以，父母有权支配子女的一切，作为子女也应该竭力服从父母，即孝道，同时也是前面提到的等级制在家庭中的反映。孝道，在我们从古至今是一直提倡的，也是深深植根于我们优秀传统文化之中，成为衡量个人行为的道德标准。在古代就倡导“百事孝为先”，“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养儿方知父母恩”教育我们要及时孝敬父母，遵守孝道。在日本文化中，这种孝道负有了“恩”的意义，父母施恩于儿女，作为儿女是负恩的，要尽孝，报恩的途径是当自己为人父母之时同样施恩
与下一代，如此代代相延续恩情，并且对于义务的担负和偿还，年长者责任更大，就要监督年轻人要求他们必须服从长辈的决定必要时会做出牺牲，这样在家庭中自然而然的就形成了严格的等级制。而孝道常常会与其他道德发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会有宽宥父母的恶行或是无德。
对老师、主人同样有类似的报恩。当他们陷于困难时，或者对他们的亲属予以特殊照顾。
这是对报恩的伦理原则的运用。他们把自己当成巨大的负恩者，自觉履行义务，并且这种恩情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加的严重，形成一种利息。
在我们中国接受别人的帮助却是平平常常的事情，精神不需要背负沉重的压力甚至苦恼。最让我感到新奇的是，而在日本，对于陌生人主动帮助或者给予的一些东西，会让接受帮助的人有压力甚至是讨厌的。他们认为除了接受特定的职业（如警察）的帮助外，陌生人的插手只会让对方背上恩情甚至会怀疑是否有不良的利益动机。因此，他们的礼貌语就能反映出他们忐忑不安的心情了。“真过意不去”（包含有复杂为难的心情，谢谢，抱歉，实在过意不去），还有诚惶诚恐（更有强烈的心情，受辱与感激矛盾的心情）。我们视爱，关怀，慷慨仁慈等为无价之宝，难能可贵。而在日本却定义为一种条件，接受便成为负恩者了。
在日本文化里，“恩”与“负恩”是不同的，就好像金钱关系的“借”与“贷”一样。 “恩”一经接受就是永远存在的债务；而“报恩”则是刻不容缓的，是积极的义务。只有为报恩而积极行动的才会称之为美德。因此“难于报恩于万一”。
(七)“情义最难接受”（八）洗涮污名 日本人常说：“情义最难接受”。一个人报答“情义”就像必须报答“义务”一样。日本人在谈及行为的动机、名誉以及他在本国遇到的各种麻烦时，经常说到“情义”。
“情义”有两种类型。一类为“社会的情义”即“报答情义”，向同伙人报恩的义务；另一类“对名誉的情义”，即保持名誉不受任何玷污的责任。“情义”的范围很广，包括对姻亲家属应负的责任义务，并且姻亲的义务不能含糊，不以任何代价履行以免遭世人谴责；对伯父母和甥侄的义务也属于同一范畴，对远亲的帮助，虽然动机同属于报答共同祖先也列入其范畴；大多数日本人更重视的则是武士对主君及同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重视名誉之人对其上级及同辈所尽的忠诚。
“情义”的准则是必须报答，日本人吧不能报答情义的人视为人格破产，而生活中的每种接触都涉及某种“情义”。生活中，只要有可能人们都记录相互之间的来往，不论是劳
务还是物品，无论是出生或死亡，还是插秧、盖房、联欢会，“情义”的交换都要仔细记录下来，以备日后回报。对于“情义”日后时间越长，压力会越大，因此必须尽可能去报答“以免遭世人非议”。
“情义”是不使名声受玷污的义务。内容包括：“各得其所，各安其分”各种繁琐礼仪的要求，能忍受各种痛苦，在专业及技能上维护自己的名声。对于名分之“情义”，还要消除毁谤或侮辱，因为毁谤会玷污名誉，必须洗血，必要时也许要对毁谤者进行报复，或者自杀。因此在日本历史故事中也包含两个主题：一个是有错误者向正确者进行报复；另一个是反受辱必报复，即使对方是自己的主君，家臣必须终生终于主君，同时，如果加成受到侮辱，也会一边而为仇敌。日本人对失败、毁谤或者排斥的反应很敏感，因而极力恼恨自己而不去恼恨别人。而现代日本人施之于自身的最极端的攻击行为就是自杀。 用适当的方法进行自杀，可以洗刷污名并赢得身后好评，这样是一种光荣的，有意义的行为，是最体面的办法。而自我攻击又是表现为消沉、沮丧以及日本知识阶层中流行的典型的厌倦情绪。19xx年代中期，他们当中许多人用传统办法摆脱这种消极情绪。他们抱着国家主义目标，把攻击矛头自从内心转向对外，从对外发动极权主义目标侵略时，他们重新发现自己，就应该征服另一个民族。他们迫切要求在世界上赢得尊敬。目标是为了名誉。“情义”
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使用侵略手段，另一方面是遵守互敬关系。在战败之际，日本人从前者转向后者，是不觉得心理上有任何压力。因此，在战败后，日本人一非常善意的态度接受战败及一切后果。他们认为要维护战败的荣誉，就要采取友好态度达到这一目标。
（九）人情的世界（十）道德的困境（十一）自我修养
日本人认为肉体的享乐是件好事，是值得培养的。但追求享乐要恰如其分，不能耽误人生大事，不得沉迷其中。他们把享乐当艺术一样培养，却又牺牲享乐献身于义务。他们最喜欢的是洗热水澡，他们也重视历练“冷水浴”；睡眠也是日本人爱好的乐趣，也是最熟练的技能之一。他们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可以睡眠。他们认为睡眠不是为了精力和休息，而是喜欢，因此他们可以毫不吝惜地舍去睡眠时间做更重要的事；吃饭是享乐式的休息精于做各种美食料理也是严格训练，有时，强行绝食是测试意志坚强的良法。
在“人情”世界里，浪漫式的恋爱日本人已经习惯，只有把“性”的享受放在人生的低微位臵上就行，在我们看来他们不大讲伦理道德的。同性恋也是传统“人情”的一部分，只要把他们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即可。醺酒也是被允许的，他们享受喝酒是不会被社会所嫌恶的。在日本人的观念里，精
神与肉体不是对立的，世界也并非是善与恶的，人是有两种灵魂“善良”与“粗暴”，在不同场合下是善的。据此，日本人认为，中国文化强调仁，用仁来规范一切恶行，是具有劣根性的。
日本人十分强调精神修炼和自我修养，如他们喜欢寒冷苦行，在黎明前站在或坐在冰冷刺骨的瀑布下，或在冬夜三次用冰水浇身，其目的是训练有意识的自我，直至不再感到痛苦，当他意识不到冷水的冲击和身体的颤抖之时，他便达到了“无我”、“练达”之境界。精神训练也必须同样自悟。因为从自身以外的源泉学到的任何东西都没有重要意义，只有通过自身的悟会才能有所成。这也符合我们中国的说法，“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十二)儿童学习
作者用大量的篇幅写了日本儿童的教育理念，教育方式以及对日本的双重性格的影响。
日本父母对自己的孩子谨慎和自制。日本的人生曲线呈现U字型曲线，允许婴儿和老人有最大的自由和任性，但随着幼儿期的过去，约束逐渐增加，直到结婚前后个人自由降低至最低线。在小世界里就是神，可以纵情恣意，甚至可以攻击别人，似乎一切欲望都能得到满足。但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谨慎的教育往往使他们行动怯懦，但他们却又能勇敢
得近于鲁莽。在等级制下，他们可以表现出极为驯服，但却又是很不轻易接受上级的驾驭。日本儿童教养的不连贯性导致日本性格的双重性格。
一个人的性格除了先天性的因素外，家庭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父母的教育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在日本，孩子很小时，父母对孩子的无情的训练为长大成人后服从日本文化中最繁琐的强制性做足了准备。母亲常常使用“危险”和“不行”来规劝幼儿，这样，使孩子在威胁中能够听父母的话。还有用讥笑、嘲笑的方法，是孩子跟到羞耻从而让孩子听话，这对以后孩子的成长会产生阴影。还有，父母们会采用转移注意力的方法训育孩子等等。
（十三）投降后的日本人
这个章节主要写美国对投降后的日本采取的政策以及日本人投降后的心理
美国对战败的日本是“要求日本人自己整顿自己的国家”而美国方面提供指导。战后仍然保留天皇，在军队复原、官员任用等方面美国都在积极的协调发展。
当然，日本最终的失败让本国的民众汲取了教训，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是达不到荣誉之路的，是失败的，错误的，他们转向另一种方式就是实现世界和平，在和平国家发展中取得受尊重的地位。
这就是日本，这个民族重视“情义”，重视团结协作，重视个人的修养，在很早以前他们学习着中国的文化，可现在日本的国民素质整体都高，比我们做的好很多。在不久前的“世界杯”足球赛中，在日本队输的情况下日本民众看完足球赛后场上做到一尘不染，而我们呢，总是会被警告“中国人不得。。。”“中国人不该。。。”我们现在是不是该学习了呢？但是，日本的侵华罪行我们是不该忘记的，而我们也正在努力着，为了使我们的国家变得强大起来。我们可以学习日本，学习他们的现进科学技术，学习他们团结协作、谨慎认真的精神，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更加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