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报告研讨会
碧鸡漫志读后感和总结
南宋王灼的《碧鸡漫志》，是宋代第一部有明确的理论主完整的结构系统的论词专著，在词学史上有很高的理论价值。
读了《碧鸡漫志》后从其卷目发现，王灼是从音乐与词的相关性切入，将词界界定在“歌曲”文学的概念上，所以更贴近词的原色。次之，经过网络的了解后才知道王灼这样是将词的起源论和词的艺术本体论密切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既有助于追溯词的形成源头，也有助于对艺术的根本性问题即艺术本体论的问题作出理论说明，使历史与逻辑达到较完善的统一。
其一就是从音乐性切入，从《碧鸡漫志》卷一中的《歌曲所起》云:或问歌曲所起，曰:天地始分，而人生焉，人莫不有其心，此歌曲所以起也。《舜典》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诗序》曰:“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乐记》曰:“诗言其志，歌咏其声，舞动其容，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故有心则有诗，有诗则有歌，有歌则有声律，有声律则有乐歌，永言即诗也，非于诗外求歌也。今先定音节，乃制词从之，倒置甚矣。而士大夫又分诗与乐府作两科。古诗或名曰乐府，谓诗之可歌也。故乐府中有歌有谣，有吟有引，有行有曲。今人于古乐府特指为诗之流，而以词就音，始名乐府，非古也。
从哲学的宇宙生成论和主客体相分的二元论来看文艺的问题，所以站在一个较高的思维起点上:“天地始分，而人生焉，人莫不有其心，此歌曲所以起矣。”世界由主客二分的存在构成，而精神为其统摄性的存在，作为文化艺术产生的源泉。其次以富有历史感的眼界考察词的起源、发展、演变，将词的历史发展过程
以动态逻辑的方式勾勒出来:“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至唐稍盛。今则繁声淫奏，殆不可数。古歌变为古乐府，古乐府变为今曲子，其本一也。”其二是正本清源，澄清原先有关词的概念的混乱，首先将词定位于主体的心灵，然后再清理出其艺术形式的演变:“故有心则有诗，有诗则有歌，有歌则有声律，有声律则有乐歌，永言即诗也，非于诗外求歌也。今先定音节，乃制词从之，倒置甚矣。”其三是承袭儒家的文艺观，肯定词的社会功用和道德教化的效果，并对音乐具有对精神主体的审美提升作用予以积极评价:“诗至于动天地，感鬼神，移风俗，何也?正为播诸乐歌，有此效也。”其五是肯定了词的认识功能和情感特征:“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王灼站在较高的理论视点上，采用系统综合的方法讨论了词的起源问题，并由此递进，提出有关词的艺术本体论的观点。从而使这两个问题产生密切的逻辑联结，构成具有理论意义的辩证关系。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在于:一是提出独树一帜的艺术本体论，从主体精神方面寻找艺术的本质存在，呈现了强烈的主体性原则，标志宋代文学对主体性的理论自觉，对其后严羽的文艺理论体系的诞生不无影响。同时，王灼的文艺观和西方古典文艺理论代表人物黑格尔、克罗齐等人的美学观也有微妙的相通之处。更重要的是，它代表了当时对词的理论认识的深化与完善。王灼将词作为在本质上与诗、乐府等文艺样式相一致的精神产品:“古歌变为古乐府，古乐府变为今曲子，其本一也。”所存在的差异在于，其艺术的表现形式与审美形式有所不同。由此可见，王灼对于词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理论境界，标志着南宋词话的初步成熟和理论体系的渐趋建构。
板桥杂记读后感
晚明小品文集《板桥杂记》，余怀著。余怀，字澹心，又字无怀，号曼翁。余怀生逢明清易代之际，明亡前的天启、崇祯年间，寓居南京的他游学南雍，文名鼎盛；曾入南京兵部尚书范大司马景文幕，掌平安书记，结交四方宾客，有声于时。加之家道富饶，为人风流潇洒，出入旧院，广识名妓。明末又参加了复社活动及反对阮大铖、马士英的斗争，明亡后，立志不仕清廷，往来于南京、扬州及苏州一带，赋诗度日，自称大明遗民。《板桥杂记》所记之事就是他经历过“南都北里旧院的风月逸事”，明季文人和名妓的风流往事，其人其事虽微末琐屑，然颇能使人由此及彼，追想当年旧院笙歌、裙屐风流及文人聚散、制度兴废。 记载狭邪之事，共分3卷，上卷雅游，中卷丽品，下卷轶事。
旧院名妓绝非普通的青楼女子，她们的身份是官妓。洪武初年，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之后，为了制造都城的繁荣，实施了诸如迁富户充实京师、调工匠入居京城等措施。这其中最重要的措施之一便是“官妓制”的复立。当时刘辰《国初事迹》中说到：“太祖立富乐院于乾道桥，复移武定桥。后以各处将官妓饮生事，尽起赴京入院。是洪武时制：以旧乐籍及掳获降附人为乐妇”。明太祖朝官妓有三种来源：第一种是旧乐籍人。第二种是元蒙政权降将的妻、女、亲属。王士的《池北偶谈》卷十二记中曾说：“金陵旧院，有顺、脱诸姓，皆元人后，没入教坊者。”第三种是明朝开国功臣系列大案中“罪臣”的妻女、亲属。清代学者章学诚于《文史通义》内篇中指出：“前朝虐政，凡缙绅籍没，波及妻孥，以至诗礼大家，多沦北里。”永乐帝“靖难之役”后，建文忠臣的妻、女、亲属亦被发入教坊，编为乐籍，或被贬入象房，配给象奴。余怀在《板桥杂记》中记道：“胡闰妻女发教坊为娼。”这样，明初南京旧院诸妓，有不少均出身名门，受过良好教育，除能歌善舞外，工诗画，善吟咏是
她们较为普遍的特色。紧要关头，明是非且识大义的女子亦不在少数，她们的作为往往能使缙绅屈尊、权贵侧目。
明代中期以来，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城市的繁荣，使得各地妓院都十分兴盛，南京旧院独领风骚。究其原因，则与正德皇帝南巡有关。正德十四年八月，朱厚凭借镇压宁王朱宸濠叛乱的幌子，宣布“御驾亲征”，出巡南京。南下两年有余，他遍游城郊山水，且召幸旧院名妓。徐《续本事诗》记云：“武宗南巡?遍选声妓。”正德南巡大大改变了南京的社会风气，亦促进了旧院的繁盛。《秦淮画舫录》以为“前明（南京声妓）之盛，在武宗南巡之后。”旧院日益兴盛，名妓辈出。南京的官员纷，勋贵、达官，纷纷上行下效，奢靡之风，日益兴盛。
旧院的繁荣，除了上行下效之功外，也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更与当时文人士子，富商巨贾们游宴社集、征歌选妓的风气有关。旧院长板桥一带，“旷远芊绵，水烟凝碧?洵可娱目赏心，漱涤尘俗”，清幽异常。旧院的近邻，多是勋贵甲第，名士家宅。而旧院与贡院，仅隔一河，“原为才子佳人而设”。
天启、崇祯的二十余年，社会矛盾激化，政局动荡。西北有农民起义，辽东有满洲崛起，明廷内部有激烈党争。然而，由于农民起义的“流贼”多在陕、豫，边患在辽左，权势之争在北京。南京城高壕深，防御坚固，且有大江为恃，因而东南无事，南都欲见繁华。余怀回忆当时情景时说：“当是时，东南无事。方州之彦，咸集陪京。雨花桃叶之间，舟车恒满”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民族矛盾，引发了江南乃至全国士子的结社活动。继东林党后，在太仓二张（张溥、张采）的支持下，成立复社。复社诸子“厉东汉之气节，六朝之才藻，操持清议，矫激抗俗”。复社名士发布檄文，严词声讨阉党余孽阮大铖，公开抨击朝政和当权者，一度造成很大的声势，撼动朝野。然而，复社社集却受到严重阻挠，书生清议并不见效，他们对社会前景愈加失望和绝望，遂产生幻灭感，逐步失去了对现实与政治的热情关切。斗士的狂放演化为名士的清赏，进而转化为逍遥、自适，隐于声色之间。
东林遗忠，复社名士，均是旧院的贵客；教坊名妓、曲中仙姬，亦是名士的知己。《板桥杂记》所记述的往事正是他们与旧院名妓的交往轶事。于是，末日来临，江南阽危之际，诸位名妓亦被卷入时代潮头，施衿结识、患难相扶的情缘，因势推挽、俯仰中流的人生悲喜剧一一呈现。明清易代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旧院这种特殊的繁荣，实已走向“官妓”制度初立时的反面。因此，“官妓制”已名存实亡。明亡之后，旧院更遭灭顶之灾，“一片欢场，鞠为茂草。楼馆劫灰，美人尘土。”《板桥杂记》以余怀亲历的见闻，生动描绘了明季南都的社会生活情状，尤详于旧院名妓与诸多名士相识、订盟、诗文之宴的记录。旧院与官妓制的出现和兴盛，与明初皇朝的既定政策有密切关系，而明末旧院的繁华及毁灭又恰好显现了当时最重要的时代特征。个人的悲剧命运和国家、民族的不幸紧紧结合，风情往事“即一代之兴衰，千秋之感慨所系”。
第二篇：研讨会 议题
“艺术团发展之我见”研讨会议题
（1、）如何更好加强艺术团内部的交流与团结（扬天负责，就艺术团内部怎样开展活动，加强交流与教育的角度分析）
（2）、如何打造艺术团的特色及特色活动（周勤文负责，及关于如何提高艺术团干部工作能力的思考）
（3）、关于艺术团的例会制度的讨论（代炳晓负责，关于例会开展的时间、频率、地点、与会人员等的分析）
（4）、关于艺术团团员的考核制度及奖惩制度（彭欢负责，就艺术团干部及成员的演出补贴，学期补助，节目考核，违规处罚，优秀评比等方面分析）
（5）、如何加强艺术团与其他学生组织的联系（陈刘杨负责）
（6）、关于艺术团部门机构设置及各干部职责的新思考（戴健负责，借鉴其他大学艺术团的先进管理经验，管理部门与演出部门分离，以及宣传部门的设置与否等方面分析）
大学生艺术团 20xx年12月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