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与正史不一样的康有为

康有为（1858年3月19日－19xx年3月31日），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明夷、更生、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广东省南海县丹灶苏村人，人称康南海。

谈起康有为我们自然而然的把他和戊戌变法联系起来，在我们的印象里康有为着实是以为大思想家,变革家,文学家。在这些光鲜的背后康有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在查阅了大量资料后，我对康有为有了不同的看法，我对康有为的评价也只有四个字：欺世盗名。

一、”公车上书”其实和他没什么关系

根据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张建伟《温故戊戌年》等著述提供的史料，1895年5月，康有为所谓的由他个人“发动十八省一千二百多举人联名公车上书”实际上是假的，人数是虚拟的，（这个人数根据他的自编年谱；此外，他在1895年写诗，题为“东事战败，联十八省举人三千人上书，次日美使田贝索稿，为人传抄，刻遍天下，题曰《公车上书记》”牛皮越吹越大了！）。

实际上康有为当时并没有真正实行“上书”！他只是在松筠庵门前联络了一些各地赴京的举人（不可能有三千人），商议准备上书。但终究没有实行。原因是康有为从一个内线太监那里得知他考中了进士，如果他带头上书，眼看就要到手的“进士”功名就会取消，于是他临阵退缩了！史料的铁证是康有为的忠实弟子徐勤《南海先生四上书记》所附《杂记》、当时参与松筠庵聚会的“哀时老人未还氏”的《公车上书记序》、张大千提供的曾农髯、李梅庵（他们都参加过当年的松筠庵聚会）的回忆记录。

康有为并未领衔所谓“公车上书”，而那一天各地举人和官员总共上书达15起，湖北、江西、浙江、河南、山东、四川等地的举人都曾在这一天上书。那才是真正的“公车上书”！

后来，康有为刻意编造自己的“光荣历史”，恬不知耻地招摇撞骗，到处宣扬自己，把这虚夸、伪饰的“功劳簿”作为个人的政治资本。他曾欺世盗名、得逞一时，但如今是揭开老底、真相大白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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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诚心，布大度。──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

2、人之心胸，多欲则窄，寡欲则宽。──［清］金缨《格言联壁》

3、量大好做事，树大好遮阴。──中国谚语

4、人之谤我也，与其能辩，不如能容。人之侮我也，与其能防，不如能化。──弘一大师《格言别录》

5、人非尧舜，谁能尽善。──［唐］李 白《与韩荆州书》

6、关公放了曹丞相，丈夫要有容人量。──中国谚语

7、与人为善就是善于宽谅。──［美］弗罗斯特《新罕布什尔》

8、忍耐记心间，烦恼不沾边。──中国谚语

9、能忍能让真君子，能屈能伸大丈夫。──中国谚语

10、毋以小嫌疏至戚，毋以新怨忘旧恩。──［清］金 缨《格言联壁》

11、圣人贵宽，而世人贱众。──［汉］陆 贾《新语·术事》

12、东海广且深，由卑下百川；五岳虽高大，不逆垢与尘。──［三国］曹 植《当欲游南山行》

13、忍一句，息一怒，忍一事，少一事。──中国谚语

14、事不三思终有悔，人能百忍自无忧。──［明］冯梦龙《醒世恒言》

15、人本该是有良心的，就连最残酷的心也会有宽恕他人的短暂、美好的记忆。──［捷］塞弗尔特《泪城》

16、多宽恕别人，少宽恕自己。──中国谚语

17、宽恕一个敌人要比宽恕一个朋友容易。──［英］布菜克《耶鲁撒冷》

18、有忍，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尚书·周书·君陈》

19、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古今楹联类篡》

20、自出洞来无敌手，得饶人处且饶人。──［宋］善棋道人《绝句》

21、仁者爱万物。──《史记·赵世家》

22、山锐则不高，水狭则不深。──［汉］刘 向《新序·节士》

23、气馁者自画，量狭者易盈。──［明］朱之瑜《朱舜水集·恭敏》

24、以大度兼容，则万物兼济。──《宋朝事实类苑·祖宗圣训》

25、恶人胆大，小人气大，君子量大。──中国谚语

26、不会宽容别人，是不配受到别人的宽容的。──［俄］屠格涅夫《罗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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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康有为的政治思想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维新思潮的著名代表人物，戊戌时期变法维新运动的领导者，是当时“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他的政治思想对当时和以后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的政治思想可以概括为：1.抨击专制，颂扬民主：他在其重要的著作《大同书》中，构筑未来了大同社会的图景，并对现存的制度进行了有力地批判，尤其对封建专制制度展开了猛烈地抨击。 2.坚持保皇立宪，反对革命共和 3.提出君主立宪的理论。他的君主立宪理论主要包括：（1）君主立宪是西方国家盛强的根本；（2）批判假立宪，要求真立宪；（3）以虚君共和抵制民主共和。

康有为的一系列政治思想和主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首先，立宪思想启迪和影响了后来的宪法理论，对中国近代宪政建设及现代化建设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其次，他的“大同”思想充分肯定了人的价值，体现了人本主义思想，具有进步意义；最后，他大力宣扬自由平、平等、民主，明确提出要用民主政治取代专制，从根本上否定了专制制度，论述了资产阶级取代封建地主阶级是历史必然，是社会发展的趋势，这完全冲击了封建正统思想及当时中体西用思想的束缚。

但是，康有为的思想中却也存在许多保守主义的成份，主要表现在对君权的妥协以及对传统的、占统治地位的以礼治国、儒法合流思想的吸收。虽然他提出的保守主义的立宪观曾经在西方取得了成功，但是在康有为时代，保守主义的立宪思想却不能解决中国的危机。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矛盾都十分突出，同时存在着生存问题、民族问题和民主问题三重危机，而康有为的立宪观最关注的则是生存危机，即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问题。无论是设制度局也好、满汉平等也好 ,都是富国强兵的手段。即使康有为的变法能够成功 ,也只能解决中国危机的一部分，即生存问题。因此，康有为的一系列政治思想固然具有其进步性，但是由于时代，阶级及其自身的局限性，他的政治主张在中国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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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康有为的功与过

【摘要】：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谁不知道中国有个“康圣人”？公车上书，百日维新，史有定评，虽败犹荣。位列保皇党之首，反对辛亥革命，拥护张勋复辟，其过昭彰。潮头潮尾，进步与落伍集于一身，功过是非，历史使然，时代使然，其人使然？

【关键字】：康有为、生平背景、功与过、原因

一、康有为的生平背景

康有为生于1858年，他出生于一个官宦簪缨世家，标准的书香门第。自有记忆起，即耳濡目染于封建文化的熏陶。小时候，经常在祖父身边读书诵经，得到了祖父的精心指点，接受了严格的封建正统教育，以“三纲五常”为核心内容的封建伦理道德，在年幼的康有为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基。

然而青年时期的康有为喜欢涉猎群书，尤其是对外国的知识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因此他阅读了《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而又在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会试，回归时经过上海，进一步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的事物，并收集了不少介绍资本主义各国政治制度和自然科学的书刊。经过学习，康有为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比中国的封建制度先进。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朝的腐败，使年轻的康有为胸中燃起了救国之火；他深刻的认识到：西方资产阶级的那些东西可以救中国，“要救中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西方的强盛，使他立志要向西方学习，借以挽救正在危亡中的祖国。

二、康有为的功

（一）、戊戌变法的始末

1895年4月，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听说清政府要与日本订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极为愤慨。康有为连夜起草了一份一万四千多字的上皇帝书。各省举人一千三百多人集会，通过了这个万言书。5月2日，这份万言书送交都察院。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在上书中，康有为从爱国的立场出发，强烈主张“拒和、迁都、变法”，建议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同时，他写了两本书--《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这两本书在一定程度上为维新变法提供了理论基础。1895年8月，康有为在北京组织了强学会，目的是为了组织和发展维新派力量。189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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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漫谈

康有为与谭嗣同的国学观

作者：魏义霞《光明日报》（ 20xx年01月11日 16版）

近代国学对应的是外来之学，基本含义是本国固有之学。而在不同的思想家那里，对于固有之学的称谓并不统一。梁启超在作于19xx年的《中国史叙论》中第一次使用国粹概念，并且多次用国学代表中国学术，国学由此成为流行语。在此之前，严复习惯于使用中学概念。而康有为、谭嗣同则同用孔教概念，并引发了两人国学理念的诸多相同之处：第一，康有为、谭嗣同将中国固有之学统称为孔教（又称孔学、孔子之教或孔子之学，四者异名而同实），出于以教治教的动机，在有意无意中彰显了中国本土文化的宗教意蕴。第二，与以孔教称谓中国固有之学一脉相承，康有为、谭嗣同将诸子百家归为孔学一家，意味着将孔子视为中国本土文化的代言人，也表明了孔子的至上权威。这一做法与严复对老庄的推崇差若云泥，与梁启超将孔子和老子、墨子一起奉为“三圣”相去甚远，与章炳麟断言老孔墨三人中墨子在道德上超越老孔、老子在学问上胜于孔墨迥异其趣。

这样的国学理念在某种程度上框定了对诸子的身份归属和对经典的选择认定。以庄子为例，康有为、谭嗣同异口同声地认定庄子是孔子后学，并在庄子传孔子高级之学（康有为）或庄子是孔子嫡传（谭嗣同）的前提下，借助孔子的名义诠释庄子的思想。康有为、谭嗣同的以孔释庄与严复、梁启超和章炳麟名义上的以老释庄泾渭分明，与章炳麟一面对庄子顶礼膜拜，一面对孔子表示不屑天悬地隔。就经典的选择和认定来说，两人均重视四书五经代表的儒家经典，尤其是对《春秋》《周易》奉若神明。与康有为、谭嗣同不同，在严复的视界中，作为中国哲学代表的是《周易》《老子》《庄子》；“三圣”鼎立流露出梁启超的开放心态和自由意趣，也使他眼中的国学经典最为丰富。章炳麟则在公开反驳康有为的“?六经?皆孔子作”的同时，对《庄子》尤其是《齐物论》情有独钟。

近代国学肩负着救亡图存与思想启蒙的双重历史使命，旨在面对西学这个“他者”而彰显中学这个“我者”。这表明，作为中国固有之学的近代国学从出现之日起就伴随着与外入之学即西学的关系问题：一方面，面对中国的积贫积弱和西方的坚船利炮，近代思想家认识到了中国的落后挨打，开始以西学为参照反思、审视中国本土文化，同时学习、借鉴西方文化。另一方面，抵御外侮离不开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凝聚民族精神的需要促使近代思想家寻找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于是，一面吸收西学创新中学，一面在价值上坚守中国固有之学的薪火相传成为近代国学家的共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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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康有为的评价

康有为（1858-1927），又名祖诒，字广夏，号长素（更生），广东南海人。出身于官宦家庭。幼年受严格正统教育。1876年师从朱次琦“经世之学”。1879年（22岁）任职于北京，“乃哀物悼志，以经营天下为志”。1888年趁入京应试之际第一次上书光绪帝，请求改良政治，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为他人所阻而不得上达至帝。后返粤晤今文经学家廖平受启发，写成《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书，意图尊孔子为教主，用孔教名义提出变法主张，以扫除变法的障碍。1894年中日战争我国失败，康联合各省举人1300余人发动“公车上书”，呼请“据和、迁都、练兵、变法”。此后在北京上海分别组织强学会，创刊《万国公报》、《强学报》等刊物，进行变法的宣传。1896年光绪帝召见他，康上奏折提出一系列变法主张，进行“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后逃沪转港赴日，与梁启超一起拒绝了孙中山等的争取。后赴加拿大、英国，意图借助他力辅助光绪帝掌权未果。后又赴加拿大组织保皇会。19xx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入侵。19xx年同盟会成立。19xx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19xx年清政府公布宪法大纲，此后不到两个月光绪帝驾崩，康上书摄政王请杀袁世凯。19xx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清政府，康提出“共和体制不能行于中国”提出“虚君共和”。19xx年康回国为母奔丧，袁世凯请其去北京，康拒未去，康留上海主编《不忍》杂志，组织孔教会。19xx年康为张勋拥护溥仪发布《共和平议》，称“中国若仍行民主，始于小分裂，渐成大分裂，终至灭亡”。后张勋以失败告终。19xx年五四运动爆发。康参孔于曲阜，称上海反帝运动为“沪乱”、北伐为“粤乱”。19xx年临终前仍向溥仪“上折谢恩”，并称“以心肝奉至尊，愿效坠露轻尘之报”。 康有为是维新派，属于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当时中国内忧外患，之前有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后来又洋务派，早期唯新主义，康有为的主张与他们类似，也是向西方学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以自强，以求富，但是他呢，还提出了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政治制度的思想主张，主张由君主专制制度转化成君主立宪制度，它是将儒家经典与西方的先进思想融合一体，是资产阶级戊戌变法的领导者。 1895年4月，日本逼迫中国在日本马关签定《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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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革命领袖”康有为

1888年度事件：康有为进京兜售“变法提案”遇挫

1888年，康有为首次在“历史舞台”上亮相——这一年，他北上参加科举，遍寻门路，试图将一份自撰的“变法提案”呈递给即将亲政的光绪皇帝。

梁启超后来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转述过康有为的一段自我评价：“我的学问在三十岁（1887）的时候已经大成，此后不再有进步，也不必再有进步。”在一封给好友沈曾植的书信里，康有为也曾说到：“到乙酉年（1885）的时候，我的学问已经大成，从此不再有进步。”

但现实是：学问已经大成的“康圣人”，不但科举榜上无名，辗转经年，被自己寄予厚望的《上清帝第一书》也未能兜售出去，最终只得仓皇南归。

许多年后，康有为被冠以“维新领袖”的光辉标签。在这一标签之下，“革命领袖”康有为长期蒙尘。

清流康有为：草率上书碰壁南返

对自认为学术已然大成，意气高昂的康有为而言，1888年的科举落第显然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康不能接受自己落榜的原因是学问没做到家，所以，多年之后，他在《自编年谱》里如此解释：

“顺天府乡试本已名列第三，因我的文章瑰丽雄伟，考官大多能够分辨。侍郎孙诒经说：‘这份卷子当是康某人的’，主考官大学士徐桐记恨我此前写给他的那封信，遂说：‘如此狂生，不能让他考中’，将我抑置副榜。考官王锡蕃替我争辩，徐桐更怒，再将我抑置誊录第一。”

【科举落第，迁怒于人】

徐桐确是晚清保守派的代表人物，但康有为对徐桐的这番栽赃，却存在明显的漏洞：1888年顺天府乡试的的主考官是户部的满汉两位尚书福锟和翁同龢，并不是徐桐，孙诒经、王锡蕃等人也都不在考官之列。当然，康有为这样明目张胆地作伪也是有原因的，次年，1889年，为了庆贺光绪皇帝大婚亲政，还举行了一次恩科考试，这次考试的主考官正是徐桐。

很显然，此次入京，康有为前后参加了两次科考，俱是名落孙山，对已经宣布学术大成的他而言未免大失颜面。第一次乡试的主考官翁同龢，乃是清流领袖，康有为一直宣传其颇为赏识自己，这暗中作梗阻碍自己中举的，自然只能是素以保守著称的徐桐。将两次科考落第不加区别混为一谈，一并归咎徐桐，就成了康有为必然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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