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康有为的评价

康有为（1858-1927），又名祖诒，字广夏，号长素（更生），广东南海人。出身于官宦家庭。幼年受严格正统教育。1876年师从朱次琦“经世之学”。1879年（22岁）任职于北京，“乃哀物悼志，以经营天下为志”。1888年趁入京应试之际第一次上书光绪帝，请求改良政治，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为他人所阻而不得上达至帝。后返粤晤今文经学家廖平受启发，写成《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书，意图尊孔子为教主，用孔教名义提出变法主张，以扫除变法的障碍。1894年中日战争我国失败，康联合各省举人1300余人发动“公车上书”，呼请“据和、迁都、练兵、变法”。此后在北京上海分别组织强学会，创刊《万国公报》、《强学报》等刊物，进行变法的宣传。1896年光绪帝召见他，康上奏折提出一系列变法主张，进行“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后逃沪转港赴日，与梁启超一起拒绝了孙中山等的争取。后赴加拿大、英国，意图借助他力辅助光绪帝掌权未果。后又赴加拿大组织保皇会。19xx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入侵。19xx年同盟会成立。19xx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19xx年清政府公布宪法大纲，此后不到两个月光绪帝驾崩，康上书摄政王请杀袁世凯。19xx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清政府，康提出“共和体制不能行于中国”提出“虚君共和”。19xx年康回国为母奔丧，袁世凯请其去北京，康拒未去，康留上海主编《不忍》杂志，组织孔教会。19xx年康为张勋拥护溥仪发布《共和平议》，称“中国若仍行民主，始于小分裂，渐成大分裂，终至灭亡”。后张勋以失败告终。19xx年五四运动爆发。康参孔于曲阜，称上海反帝运动为“沪乱”、北伐为“粤乱”。19xx年临终前仍向溥仪“上折谢恩”，并称“以心肝奉至尊，愿效坠露轻尘之报”。 康有为是维新派，属于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当时中国内忧外患，之前有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后来又洋务派，早期唯新主义，康有为的主张与他们类似，也是向西方学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以自强，以求富，但是他呢，还提出了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政治制度的思想主张，主张由君主专制制度转化成君主立宪制度，它是将儒家经典与西方的先进思想融合一体，是资产阶级戊戌变法的领导者。 1895年4月，日本逼迫中国在日本马关签定《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

康有为发动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 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叙述严峻的形势，同时提出变法的主张，史称“公车上书”。这次上书，对清政府触动不大，却轰动了全国。“公车上书”称为维新变法的序幕。1895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出版《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宣扬变法；组织强学会。随后在上海创刊《时务报》，成为维新派宣传变法的舆论中心。到了1897年冬天，严复创建《国闻报》，在北方与《时务报》齐名的宣传变法的重要阵地。1896年2月，唐才常等人在湖南成立了强学会，创办了《湘报》。到1897年底，各地已有33个以变法自强为宗旨的学会建立，新式学堂17所，出版报刊19种。到1898年，学会、学堂和报馆达300多个。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法国强租广州湾，英国强租借后来被称为新界的地区和威海卫，全国人心激愤，维新运动从理论宣传转到政治实践。12月，康有为第五次上书，陈述列强瓜分中国，形势迫在眉睫。1898年1月康有再次上书光绪帝，4月，同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在维新人士和帝党官员的积极推动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诏书，宣布变法。新政从此日开始，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为止，历时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在此期间，光绪皇帝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颁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书和谕令。主要内容有：经济上，设立农工商局、路矿总局，提倡开办实业；修筑铁路，开采矿藏；组织商会；改革财政。政治上，广开言路，允许士民上书言事；裁汰绿营，编练新军。文化上，废八股，兴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派留学生；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这些革新政令，目的在于学习西方文化、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使国家富强。

新政措施虽未触及封建统治的基础，但是，这些措施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封建顽固势力所不容。清政府中的一些权贵显宦、守旧官僚对新政措施阳奉阴违，托词抗命。慈禧太后在光绪皇帝宣布变法的第五天，就迫使光绪连下三谕，控制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区的军政大权，准备发动政变。 “百日维新”开始后，清政府中的守旧派不能容忍维新运动的发展。有人上书慈禧太后，要求杀了康有为、梁启超；奕劻、李莲英跪请太后“垂帘听政”，史杨崇伊多次到天津与荣禄密谋；甚至宫廷内外传言将废除光绪 ，另立皇帝。9月中，光绪皇帝几次密诏维新派商议对策，但维新派既无实权，又束手无策，只得向光绪皇帝建议

重用袁世凯，以对付荣禄。16、17日，光绪皇帝两次召见袁世凯，授予侍郎；18日夜，谭嗣同密访袁世凯，劝袁杀荣禄，举兵救驾。事后，被袁世凯出卖。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皇帝寝宫，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然后发布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戊戌政变”成功。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下令捕杀在逃的康有为、梁启超；逮捕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徐致靖、张荫桓等人。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将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六人杀害；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被遣戍新疆。所有新政措施，除7月开办的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外，全部都被废止。从6月11日至9月21日，进行了103天的变法维新，以戊戌政变宣告失败。

虽然康有为提出来维新变法的思想，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还是有许多的原因导致了的变法的失败：

1.资产阶级势力太脆弱，封建势力过于强大。戊戌变法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的一次较量。资本主义尽管在中国已出现。但基础还非常薄弱，资产阶级也刚刚形成，很不成熟。相形之下，封建统治阶级无论在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还具有强大的势力。

2.寄希于光绪皇帝。“幻想是弱者的命运”，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维新派认为“变之自上者顺而易，变之自下者顺而难”。因此他们把变法的希望寄希于光杆皇帝光绪身上，以获取廉价的胜利。

3.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维新派尽管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但对帝国主义本质缺乏认识，一度曾向英、日、美寻求援助，希望他们干涉后党政变，支持中国变法，结果落空。

4.缺乏军队支持。光绪皇帝是一个光杆，手中无一兵一卒。而维新派也忽略了事先取军队的支持。大难临头，他们才想起了兵权，轻率地把赌注押到袁世凯身上，结果被袁世凯出卖。 5.敌视革命，脱离群众。维新派之所以要倡导变法，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为了抵制“揭竿斩木”之“忧危”。他们害怕群众，害怕革命，始终眼睛朝上，是变法运动缺乏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结果顽固势力略一反攻，使自己立刻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 。

最终康有为等人领导的维新变法最终只能宣告失败！ 戊戌变法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它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扩大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符合近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趋势，因此也是一次进步的政治改良运动。它传播了资产阶级新文化、新思想，批判封建主义旧文化、旧思想，又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

历史不能重演，但不同的历史时代却可能有相似的问题。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与今天一样，都处在社会政治与法制的转型时期。因此，研究过去100年宪法思想的发展，对今天的宪法学和当代中国的宪政建设有深刻的借鉴意义。康有为是清末民初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他领导了中国知识界的启蒙运动。先是1895年的“公车上书”，其后，他以上书和进谏的方式掀起了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在康有为之前，从来没有一个思想家敢于像康有为那样把他们改革中国政治体制的建议和设想反复向皇帝提出。在中国历史上，他首次倡导了政治体制上的中西结合，最早在中国提出了立宪政体，并提出了具体的宪政方案：兴民权、设议会、进行选举和地方自治，在坚持儒家传统和帝制的前提下，逐步学习西方的立宪经验。康有为的立宪思想有很多保守的成份，但作为我们民族思想文化成果的组成部分，仍然应当重视。

维新变法虽然失败了，但是康有为为近代思想起了思想启蒙运功的蓬勃兴起开辟了道路，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

第二篇：康有为的人物评价

康有为的人物评价

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领袖人物，是中国共 产 党出世之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中国人。有关他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哲学思想等方不住面争论的问题很多，下面选取五个争论较大的问题作一回顾。

第一个问题,康有为是哪个阶级的政治代表?有的论者认为康有为领导的改良主义运动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中刚由官僚、地主、富商中转化而来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而有的论者则认为康有为“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还有的论者认为康有为领导的戊戌变法反映了“正在上升的、向资产阶级转化的人们要求革除旧制,发展生产力”的要求。

第二个问题,康有为早期思想的特质是什么?有的论者认为今文经学是康有为变法思想的主要理论。而有的论者则认为康有为运用的是今文经学的躯壳,而进化论才是使其改革思想大放异彩的灵魂。还有学者认为康有为早期思想体系的构成是多层次的:将西学融入中学,将今文经学对抗古文经学,将明末遗民思想充实儒学,将陆王心学排斥程朱理学,将佛学扩充儒学。 第三个问题,康有为变法纲领的中心内容是什么?一种观点认为康有为的变法纲领是开国会,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康有为提出的变法纲领是开制度局。第三种观点认为康有为的变法纲领是变官制。第四种观点则把康有为变法的纲领概括为“变科举,兴学校,更旧法,变官制,削君权,伸民权,开国会,定宪法”。

第四个问题,康有为从主张开国会、立宪法转变为开制度局,是不是一种“倒退”或“背叛”?一种观点认为康有为的这种行为,表明了他政治上的严重倒退。有的论者指出,“改良派一争取到接近皇帝的机会,马上就把自己的政治纲领抛到一边去了”。究其原因,“屈服于顽固派的压力,害怕‘愚民’起来造成大乱,这是康有为政治上发生倒退的根本原因”,此外与康有为的“个人的遭遇也有密切关系”。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康有为从主张开国会改变为建议设制度局，并不意味着对自己政治信念的“背弃”或“倒退”，而是一种“策略思想”。开制度局既不是康有为政治上的倒退，更谈不上动摇变节，称之为施政纲领的具体化倒是比较贴切的。有的学者认为康有为政策主张的转变是因为个人处境的变化,因为既受皇上青睐和重用,当然以开非民选的制度局为宜。也有的论者认为对康有为政治纲领演变起决定作用的是政治情势,而不是维新派的个人境遇。还有的论者认为康有为的转变是“减少了空想成分,增加了务实精神”。他的建立制度局的计划是比较可行的,是一种“过渡形式”。

第五个问题,如何评价康有为的《大同书》?争论的问题主要在写作年代及大同思想的两个方面。

在写作年代上,有的论者认为《大同书》手稿的发现,“使我们无可怀疑地认定它是1901~19xx年间所撰”。也有的论者认为《大同书》自1884年开始撰写,到19xx年正式成书,可基本上列为戊戌前的著作。还有的论者认为《大同书》的成书年代较后,在该书最初发表之前夕。

同样,对康有为这部著作的思想意义和历史评价,史学界也存在着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大同书》具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的两重性质,是康有为政治思想发展的最高峰。另一种观点认为《大同书》就其主要倾向来说是反动的。第三种观点则认为《大同书》“通过乌托邦的方

式没有掩盖地表述了康有为前期反封建的资产阶级进步思想”。它的积极意义在于“给戊戌变法运动提供了一个虽属虚幻、但却美丽动人的远景”。而当时从封建营垒里走出来的少数知识分子，“在读到《大同书》的某些内容时，更激起了反对封建主义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