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 :王阳明和他的“知行合一”思想

王阳明和他的“知行合一”思想

中国传统士人之三不朽者 —— 立德、立功、立言。据说,历史上能做到这“三不朽”的只有两个半人:一个是孔子,另一个是王阳明,曾国藩只做到了半个“三不朽”。

王阳明做到了立德、立功、立言,被誉为“真三不朽者”。他非但精通儒、释、道三家之学说,而且上马能战,下马能文,曾官至明代南京政府的兵部尚书,是一位中国历史上难得的全能大儒。他创立了著名的心学,提升了人的主体意识,强调主观(感受个体)在认识和实践中的决定作用,对生命存在的意义作了深刻的哲学反思。

“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尔的心外。” 换成现代语言表述:世上的事物固然客观存在,但就主观个体而言,客观事物是须经过主观的接触感受才能产生认识价值的——这是王阳明对“心学”大旨之形容。

“知行合一”,系王阳明学说的核心思想,影响深远,波及日本。知与行的关系,诠释颇多,过去多指道德意识和道德践行的关系。站在当下,一般而言,也可理解为认识和实行的关系。

“知行合一”就是将知与行合到一处,有良知之驱使的行为才是良行,能践行的认知才算是真知。这里的知,就是指知善知恶的良知。人与其他动物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人可以意识到并判断自己的行为,能够辨别善恶,并做出合理的选择,而不是单纯为自己的本能和物欲所驱使。

“知行合一”至少包括两层意思:其一,是要以所“行”体现所“知”。古人说,该为不为谓之陋,不该为而为谓之恶。一个人的“知”是正抑或谬,是丰抑或寡,“知”与“行”有否相悖,都要一一通过具行来验证,站在客观上说,就叫观其行而非光听其言。 其二,“知行合一”就是强调“知”与“行”两者要同步,就是强调“心里明白”与“见诸行动”,之间“不容毛发”。心念一动,立见行动,没有丝毫时间差。而不是一些人理解的“一念之起,行即相随”,更不是另些人理解的慢慢弄懂道理再从容去付诸实践。别小看这一念和一行的时间差,这“差”往往令功败于垂成甚至丢了卿卿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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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 :关于知行合一的学习体会

关于知行合一的学习体会

“知行合一”我认为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说人的行为要与人的认识相符,有什么样的思想就做什么样的人。第二层意思是说人的认识要与客观实际一致,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在学习方面的“知行合一”我要讲的是第一层意思。

在学习中坚持知行合一的原则有很重要的意义。首先,坚持知行合一有利于知识的掌握。学习了一个理论、知识便迫不及待地要把它付诸实践,这样有利于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其次,坚持知行合一是连接理论和实际的桥梁。在学习中如果做不到知行合一就不能将理论应用于实践。最后,坚持知行合一是认识发展的前提。如果不能让自己的认识和行为保持一致性,第一就相当与否定了认识的作用;第二就不能判断认识的真理性。这样认识就会止步不前。 常听人这样说“这些道理我都懂,可是??”,这便是没有做到知行合

一。“知行合一”不是人的本能,而是需要培养的。在学习中要自觉地将理论与实际相联系,努力使自己的思想同自己的行为相一致。长此以往,必定能够练就知行合一的好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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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三 :《知行合一篇》前言

前 言

实施新课程以来,校本教材在学校雨后春笋般涌现,它既是教材建设的自身发展需要,也是对校园文化的充实、丰富。贴近学生学习实际的校本教材是一份不可多得的丰厚精神食粮。《知行合一篇》作为我校正式供六年级学生使用的校本教材,是全体语文教师倾其心血精心打造的,意在立足国学经典文化,挖掘本土文化的养分,发挥优秀传统文化对学生的滋养、熏陶功能。

这本教材以“国学”为红线拾掇缀连、贯穿始终,内容分古诗文、名人名言、古今对偶句、《孟子》名言、家乡文化五个大块,充分考虑到六年级学生的认知特点,教材内容编撰力求浅显、易懂,不求细而全,但不失精当,为国学文化在校园传播提供了一个有效载体。本教材也是学生语文课程学习的一个补充,旨在开辟途径,培养学生热爱国学经典的情感,增进本土文化知识,同时为学生自小打下优秀文化的底色。

城关一小作为一所百年老校,全心竭力构建校园文化,书香校园已绽放异彩,焕发无限生机、活力。青青校园溢满书香,读书风气弥漫校园,让读书成为一种乐趣,成为一种习惯,成为师生校园生活的一种常态,早已成为共识。“腹有诗书气自华”已是广大师生读书的境界、追求。“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愿校本教材知行合一篇》早日进入我校学生的视野,能成为学生的阅读所爱,我们期待它深深植入一小这块沃土,生根、开花,争奇斗艳,结出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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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四 :浅析“知行合一”的现代价值

浅析“知行合一”的现代价值

【摘要】“知行合一”是王阳明关于道德认知和道德实践关系的重要论述,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远,也一直是其后仁人志士修身持家、为人处世的基本道德。从伦理学和科学实践层面看,探讨“知行合一”的现代价值对于促成人们的道德信念、激发人们的道德意识、培育人们的道德精神、指导人们的道德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知行合一 道德认知 道德实践 现代价值

“知行合一”是明朝哲学家王阳明先生最重要的思想之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关于认识论和实践论的重要论述,是关于道德修养和道德实践方面的思想认识和方法论。在把握传统文化“知行合一”思想基本内涵的基础上,重新认识传统思想的现代价值,才能更好地指导社会实践、促进社会文明进步与发展。 “知行合一”思想的基本内涵

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中的“知”主要是道德认知,“行”则是道德实践。“盖阳明之所谓知,专以德性之智言之,与寻常所谓知识不同;而其所谓行,则就动机言之,如大学之所谓意。然则即知即行,良非虚言也。”①因此,“知行合一”重点是把人的道德认知和道德实践结合起来,不仅是要认识事物(道德),而且要践行道德,才能真正意义上体现最高道德要求—“善”,这也是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最终价值归宿。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不是简单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而是指人的道德意识和道德实践的关系。“知行合一”强调“知行功夫本不可离”,把两者视为同一过程,即所谓的“知行并进”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知行合一”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以知为行,行由知定。“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传习录》上),王阳明认为,传统道德思想应该指导人们的行

为,按照传统道德的要求实践是“致良知”的根本,传统的道德观念是指导道德实践的关键,而道德实践又必须服从传统道德的要求。另一方面,知行互含,知行互动。王阳明认为,知行不能分开,不能“知而不行”。在道德问题上,道德意识应该付诸道德实践,道德行为不能离开道德意识而独立存在,所谓的真知就是要付诸实践,而且要自觉实践道德,即所谓的“良知”。换句话说,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是道德教育的两个互动环节,互为表里,互为一体。当然,“知行合一”把行为动机当作行为本身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同时,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合理性更多体现在道德层面,而不是本体论、知识论层面,这是必须厘清的内在涵义。“知行合一”本身所具有的积极方面,放到当今的视野下则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并具备深刻的道德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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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五 :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思想

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

经法10121140 郑海艳

王阳明是明代心学的集大成者,他在书院讲学时,首次提出知行合一说。所谓 “知行合一”,不是一般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主要指人的道德意识和思想意念。“行”,主要指人的道德践履和实际行动。知行关系在哲学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一直都备受争议,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一·知行合一思想的背景

王阳明所处的明朝中叶,社会处于动荡之中,王室、贵族和宦官利用政治权力大规模地侵占土地,大地主进行大范围的兼并土地,据《明史》记载:“郡多士大夫,士大夫又多田产,民有产者无几耳。”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农民的地租、赋税也日益加重。也就标志着社会矛盾的激化凸现。进而伴随着农民、矿工的接连起义明朝中叶的社会危机不仅来自外部起义军的冲击,而且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倾轧同样威胁其政权稳固。据史料记载,地方藩王相继叛乱,如燕王朱棣、汉王朱高煦、宁王朱宸濠以各种理由先后向中央权发难,这些彼此倾轧的统治阶层,大多数是程朱理学的信徒或者受程朱理学的教育。可见,满口仁义礼的臣子,也做了不仁不义的叛逆之事,冲破了程朱理学的天理约束和禁锢。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主要针对朱学而发,与朱熹的思想对立。反对程朱理学“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的

知先行后说以及由此而造成的重知轻行、“徒悬空口耳讲说”的学风。程朱理学包括陆九渊都主张“知先行后”,将知行分为两截,认为必先了解知然后才能实践行。王守仁提倡知行合一正是为了救朱学之偏。

二·知行合一思想的涵义

1·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王阳明认为,知并不是“可以说”是行,行也不是“可以说”是知,知与行就其本来真正的意义就是互相包含的。无论就范畴还是范畴指称的对象说,知中就有行的因素,行中也有知的因素。所以知行是合一的,这两个范畴的规定是互相包含的。但是,阳明的知行“合一”是否可以被理解为“同一”呢?至少从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这个命题来说,知与行不能是完全同一的。如果知行范畴是完全同一的,意味着其中任何一个可以是不必要的,也就无所谓知是行之“ 始”,或行是知之“ 成”,“ 始”和“ 成”正是表示这两个范畴和它们所对应的对象并不是完全同一的。“ 知”、“ 行”始终结合在一起,它们在发展过程中相互融合,相互包含。行是以知为开始的,知在行中完成的,这一过程,始伴随到终整个过程。知行永不脱离,是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立言宗旨,知行一体,知而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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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六 :王阳明的「致良知」与「知行合一」

研究計劃 王陽明的「致良知」與「知行合一」

一、前言:

「致良知」與「知行合一」是王陽明哲學体系中兩個重要的觀念。陽明在他的著作中論及「致良知」、「知行合一」之處甚多,有些地方甚且明說「知行合一」之「知」、即為「致良知」,之「良知」。可見「致良知」與「知行合一」的關係非常密切。有些學者認為「致良知」就是「知行合一」,兩者在實質上是相同的。有些學者卻認為「明明德」與「致良知」是一事。有的學者則認為「心即理」、「致良知」都是「知行合一」。說法不一。究竟「致良知」與「知行合一」的關係為何?我特別將各家的說法比對來看,試圖整理出「致良知」與「知行合一」的關係。

二、各個學者的說法

首先來看看學者們對「致良知」與「知行合一」的說法。馮友蘭說:「王守仁講良知並不是一般地講認識論。「良知」是「知」,「致良知」是「行」,這個「行」也不是一般的行。他講「知行合一」,並不是一般地講認識和行為的關係,也不是一般地講理論與實踐的關係。「知行合一」是王守仁哲學思想中的一個重要部分,他所講的「知行合一」也就是「致良知」 。」(《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五冊,頁215)馮友蘭認為"良知"與"行"是認識論上的意義,是正確的。他在這裡只是簡單地說"良知"是知","致良知"是行。並沒有詳細論述「致良知」與「知行合一」為何是一樣的觀念。

蒙培元與馮友蘭有相同的看法,他也認為「知行合一」就是「致良知」,他說:「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說,也就是他的致良知說。」又說:「良知是意識本體,即主觀精神;致良知是意識的發現流行,即主觀精神的實現。二者是體用本末關係。知行關係同樣如此。良知之外無知,致良知之外無行。因此知行也是合一的。」(以上見《理學的演變》頁348)蒙培元以「良知」與「致良知」的關係比「知」,「行」的關係,進一步說,「良知之外無知,致良知之外無行」。接著他引原文,闡論「知」,「行」確是合一的,而且「知行」都是良知的功用。這樣看來,「良知」似乎是「知」、「行」可以「合一」的本體根據,「知行合一」也就是「致良知」的工夫。蒙培元似乎是承繼馮友蘭的說法,而加以發揮。其實許多大陸學者,都有類似的看法,在此只舉蒙培元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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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七 :浅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

浅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

张义

(西安交通大学能动学院 西安 710049)

[提要]“知行合一”是王阳明提出的重要命题, 它在王阳明的哲学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 对后来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 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本文从“知行合一”的提出、内涵、合理因素与理论缺陷以及现代意义等四个方面浅论了王明阳的“知行合一”理论。

[关键词] 知行合一;王明阳;良知;笃行

知行问题, 是中国哲学史上特有的一对范畴。古代的哲学家大多都十分关注知行问题, 比如, 孔子的“讷于言而敏于行”; 荀子的“知之不若行之”; 程朱的“知先行后”; 王夫之的“行可以兼知, 知可以兼行”; 孙中山的“知难行易”等等。而“知行合一”是王阳明提出来的, 这一思想在其整个的哲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对后来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 亦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知行合一”的提出

就为何提出“知行合一”的命题,王阳明说得十分明白:“此须识我立言宗旨。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需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我们可以看到,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和鲜明的针对人们道德修养实际问题的理论特性。

一方面,王阳明生活的明朝中叶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正是内忧外患极其严重的时候。不仅严重威胁着封建统治,而且猛烈冲击封建伦理纲常。王阳明痛感“今天下波颓风靡,为日已久,何异于病革临绝之时。然又人是己见,莫肯相下求正”。王阳明正是针对这种大厦将倾、言行乖异的社会现实和道德危机提出的“知行合一”,并自认为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王阳明在平定南赣山民起义的过程中,发出了“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的感叹。高度的匡事济世的社会责任感使他要完成他的“破山中贼”和“破心中贼”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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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八 :知行合一

知 行 合 一

引 言

知行合一,是指客体顺应主体,知是指科学知识,行是指人的实践,知与行的合一,既不是以知来吞并行,认为知便是行,也不是以行来吞并知,认为行便是知。知行合一,谓认识事物的道理与在现实中运用此道理,是密不可分的一回事。知行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中认识论和实践论的命题,主要是关于道德修养、道德实践方面的。

知行合一,是中国哲学的一对范畴。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不仅要认识(“知”),尤其应当实践(“行”),只有把“知”和“行”统一起来,才能称得上“善”。知指知识、知觉、认识;行指行为、行动。在中国古代,知行关系问题主要涉及道德认识与道德践履,但也有一般认识论的意义。关于知行关系的讨论涉及认识的来源,求知的途径、方法,验证知识的标准等问题。

孔子提倡身体力行,要求知行统一,言行相顾,言行一致,依靠道德实践来检验、证实道德认识的真假与深浅。而言行关系问题归根结底就是知行关系问题,孔子要求言行一致,也就是在寻求知行统一。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在孔子看来,如果背诵诗经三百篇,给他官做进行统治,行不通;派他出使到外国,不能独自应酬;书读的再多,又有什么用处呢?所以孔子主张学以致用,知行统一。

道德实践活动是建立在对客观事物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只有形成道德认识,对道德行为规范的内容和意义有了正确的认识,才可能产生坚定的道德信念,把道德认识转化为道德行为。故孔子首先强调“知德”,即培养学生的道德认识,认为必须要有丰富的道德知识,才能分辨善恶、是非、荣辱,决定取舍而不迷惑,才能把遵守道德规范视为自己内心精神上的需要而感到快乐。他经常教育学生:“君子学以致其道”,“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等等,强调“知德”的重要性。道德实践是道德认识的外部标志,只有道德行为才使道德品质具有社会价值和社会意义,因此,孔子认为道德理论知识还必须与道德实践结合起来,要以行为本。在实施道德教育过程中,他反对空洞的说教,当弟子向他请教怎样成为仁人、君子时,孔子从不作概念推理式的解释,而是指导弟子在社会实践中去体会“仁人”和“君子”的蕴涵。因此,孔子在强调“知德”的同时,也强调“行”的重要意义。他认为“行”比“言”更为重要,“行”是德的归结,德不能离开“行”,孔子把“行”纳入我国古代道德教育的特点和优良传统。他说:“始吾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他教导人们务必慎重,不要说大话,真正的君子从来都是“耻其言之过其行”(《论语·宪问》),因此他主张“君子纳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言之必可行”(《论语·子路》)。同时他还把言行一致看作是一种对“君子”的德性要求,把能否做到言行一致视为道德上划分“君子”与“小人”的一个重要标准,即衡量一个人的道德境界如何不能只凭他说得怎样,首先应看他做得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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