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观后感

韩非子其人，战国著名思想家，法家学派集大成者。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提倡用严刑峻法来统治国家，用详实的法律来规范百姓的生活，但法律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韩非曾说过，严刑峻法是看上去很危险的东西，就像熊熊燃烧的大火，走近的人就会被烧伤，它是如此的危险，以至于没有人敢接近它，所以没有人会被它烧伤。由此可见，法家只是想通过法律来告诉人们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做了该做的事有利，做了不该做的事有害，从而使人民养成守法的习惯，人们在做事之前潜意识中会判断这件事是否合法，这样天下就没有几个人会去犯法，从而天下大治。

他生活的战国末年七雄争霸，韩国国力弱小，饱受强国欺凌，但韩王仍不思进取，任用奸邪小人，使国家更加衰败，身为王室宗亲的韩非子在自己的国家里郁郁不得志，满腹经纶却无可用之处，反观天下，唯有秦国朝气蓬勃，大有一统天下的趋势，秦王嬴政励精图治，秦国国力蒸蒸日上，丞相李斯也是法家成员，如果自己也去秦国应该可以一展抱负，于是，他来到了秦国。就自然山川而言，地理书上说：离河流之源的水系越远越清澈。因为水流千里，许多泥沙都沉积到河床里，留下的水便清澈起来，自然河流是这样，但人类文化现象却不然。一种文化现象的诞生，最初总是很单纯、明澈，但随着历史岁月的沧桑巨变，到后来，再单纯的现象也会复杂模糊起来闲读先秦史书《韩非子》，对“滥竽充数”一事，总有疑惑，思来想去觉得有点感触便信笔写下，权当一家之言吧。

齐宣王是一个音乐爱好者，尤其喜爱管弦乐，象笙、竽、角、筝、琴等。据史载，每逢听起这些器乐曲，他几达废寝忘食之境。宣王喜爱音乐与别人不同，他专爱听规模比较大的集体乐，觉得这样才有阵势、才美、才符合自己的

身份。属下们倘若安排了一人演奏、他常常“逐之户外而鞭之”。因之，臣子们常常为他组织庞大的乐队为之助兴。一次大臣们给他们安排了一个足足三百人的乐队。演奏时，那阵势、那声音、那旋律，“震五岳之灵，摇九州之气”，“王闻之，乐而忘归，进食于坛前”。由此可知，齐宣王之喜爱音乐达到何等痴迷程度。就在这个大乐队中，有这样一个人，其姿势，其情态，其仪容，引得宣王目不流彩，调息静坐。他吹竽，微微的嘴唇如两片柳叶随风抖动；长长的手指如五月的水葱，嫩白美丽；双眸似合非合，仿佛进入一种沉迷的仙境。仔细观赏，他象吹，又不象吹；不象吹，又却实实在在是在吹。他的一举一动，一音一调，一招一式，都招来宣王的连连喝彩。在十几年的宫廷音乐生涯中，宣王爱之甚深，常常招之门下，与其谈论竽之技巧，并授之以“乐师”之美称。然而，时隔不久，这位酷爱音乐的国王死了，这位“乐师”的艺术环境竟发生了难以想象的变故。有谁知，就是这样一种变故，给他的艺术人生蒙上了许多不白之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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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有感

我国历史悠久的文化长河中，先哲们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韩非子》即是其中一颗熠熠发光的宝石。韩非是战国末期韩国人(今河南省新郑)，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政论家、哲学家、思想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及代表人物。《韩非子》是后人根据韩非的作品辑成，书中重点宣扬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作为一部“帝王之书”，《韩非子》中涉及到很多管理思想，即便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些思想亦不过时。其中，针对领导者(君主)的素质问题也有较为全面的论述。

(一)谨慎

谨慎是一种德行，也是一种生存技巧。君主的地位极为特殊，是君臣矛盾的主要方面，因为他处在利害关系的中心位置，臣下都在打他的主意。“人主者，利害之轺毂也，射者众，故人主共矣。”要想不被蒙蔽、利用和操纵，必须时时事事谨慎。“战战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具体说来，不管是日常生活还是处理政务，都要小心：“是故明王不举不参之事，不食非常之食；远听而近视以审内外之失，省同异之言以知朋党之分。”在作出赏罚决定时更要审慎，因为“上失扶寸，下得寻常”，要根据法律来确定赏罚，并把各种迹象放到一起比较查看，做到“无幸赏，无逾行，杀必当，罪不赦”。

谨慎，还体现在口风严实，不轻易表现自己的喜恶或者欲望。君主如果不把对人臣的看法藏在心里却泄露给亲信宠臣，那些想进言的大臣必须先迎合亲信宠臣才能让君主听到自己的进言，这样忠臣离君主就越来越远了。“然则端言直道之人不得见，而忠直日疏。”所以，要“函掩其迹，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绝其能，下不能意。”为什么君主不要轻易表现出喜恶呢？“喜之，则多事；恶之，则生怨。故去喜去恶，虚心以为道舍。”也就是说，不管是表现出喜还是恶，要么节外生枝，要么下属心生怨恨。“故曰：去好恶，群臣见素。群臣见素，则大君不蔽矣。”君主不仅要把喜恶藏在心中，更不要表现出欲望。在做一件事情之前，如果还没有了解好情况就先表现出意愿，就会被下级利用，再做这件事情不仅不会得利，反而会受害。“人主欲为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有为之者，其为不得利，必以害反。知此者，任理去欲。”要想见到臣下的本色，君主就要“无见其所欲”，“无见其意”。“见”即为“表现”，使其无法“自雕琢”，“自表异”。“去好去恶，臣乃见素；去愚去智，臣乃自备。”这就是说，君主平时要保持一种虚静的态度，如果能达到“寂乎其无位而处，谬乎莫得其所”，“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的境界，就能做到以静制动，以无为促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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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韩非子>>有感

会计学院审计061班 20号 唐娟娟

《韩非子》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之杰作，也是我国古代政治学方面的优秀作品，在古代的哲学和文学史上也享有盛誉。它与先秦百家的著作共同交织联系，构筑了中国古代的灿烂传统与文化。

中国古代社会中“外儒内法”一直都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集中体现，这就说明了儒，法思想整体上的结合，构成了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基础，同时也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支柱。由此可见，法家思想在中国社会的重要性。而《韩非子》这部著作正是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阐述的淋漓尽致的代表作之一。

阅读《韩非子》一书，我对法家思想和韩非子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以下我就阐述一下我对法家思想以及《韩非子》的看法：

首先我先阐述一下我对法家思想的看法：我认为所谓法家思想，首先强调的就是以法治国，不一君主的个人意志为转移。君主要在言与行上做到“以法为本”、“矫上之失”、“一民之轨”“法不阿贵”“令行禁止”。其中尤可称道的是，韩非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法不阿贵”的思想，主张“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这是对中国法制思想的重大贡献，对于清除贵族特权 维护法律尊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它与“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贵族法权思想相比，现然是历史的重大进步。

与此同时，术，即君主管理臣民的方法，和法一样重要，可以说两者缺一不可。韩非按照自己的观点，论述了术，法的内容以及二者的关系，他认为，国家图治，就要求君主要善用权术，同时臣下必须遵法。即“君无术则蔽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而与此不同的是，法宜公开，术宜深藏。而从《韩非子》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韩非的“术” 同申不害相比，主要在“术以知奸”方面

有了发展。他认为，国君对臣下，不能太信任，还要“审合刑名”。而在法的方面，韩非子特别强调了“以刑止刑”思想，强调“严刑”、“重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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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读后感

阅读《韩非子》一书，给我最主观的感受是其中的“阴冷”。似乎朝野中的一切都是针锋相对，不争个你死我活决不罢休：先看君主，虽然手握大权，身居高位，可因为担心身边的人谋权篡位，只得把自己的一切好恶都深藏起来，终日戴着“面具”示人，惶惶不得安宁。这样的君主看似风光无限，可实则怎一个“累”字了得。再论人臣，似乎都是乱臣贼子，心怀鬼胎，对权力地位虎视眈眈，处心积虑想钻君主的空子以图私利。人臣之间自然更加“玄妙”，充斥着政治阴谋、离间术，人人自危，仿佛一不小心就会遭奸人陷害，蒙冤而死。

这些阅读文本后直接的感受，与韩非子把其政治学理论建立在“人性好利论”前提上关系甚密。韩非曾说：“人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而好恶者，上之所制也，民者好利禄而恶刑罚。上掌好以驭民力，事实不宜失矣。”(《韩非子.制分》)虽然师承荀子，但在“人性恶”上，韩非子的观点明显更进老师一筹。“荀子谓人之性恶而可以为善”，而韩非子“认定人之性恶而无为善之可能”在他看来，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不仅在君臣间是一种赤裸裸的利害交易关系，即使在父子、夫妻间也存在着算计之心，利益之虑。如他说：“父母之于子女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故父母之于子女也，犹用计算之心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

作为法家的集大成者，他将商鞍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三大法家学派融会贯通为一体，希望达到上能明主之法，下能铲除奸臣，从而致主尊国安的目的。当然，由于时代的原因，他的政治学说中还存在诸多弊端：如“君在法上”使他的法治主张注定只能成为人治的另一种表现形式；非道德主义及高度的君主专制思想，使其治国思想体系中君权与民权处于极端对立状态；急于想救国图强的抱负使他的政治学说看起来太过激进等等，但我们似乎不应该以现在的眼光去评判几千年前的政治思想。

作为一部关于帝王统治的教科书，《韩非子》无疑对秦的统一以及其后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韩非所说的“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既是一个封建大帝国维护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局面所必须的，又是中国历史上一切封建大帝国实施统治的真实写照，所以韩非被称为“中国倡导专制独裁政体第一人”，可谓当之无愧。而就先秦历史背景言，则为法家思想之最高发展。其地位之重要，诚不容否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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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利器，是把“双刃剑”

——读《韩非子》有感

诸子百家之中，韩非子所代表的法家是一个讳莫如深的所在。人们往往不愿意承认自己在研习《韩非子》，也不愿意说他的好话。在一般人的意识里，思想禁锢、苛虐暴政、勾心斗角更是与之脱离不了干系。易中天形容法家是“刀”，是操权弄术的利器。其实，我们也可以说法家思想是一把“双刃剑”，他构建了中国大一统封建帝国的政治理论基础和治理模式，同时也余毒流传、谤满天下。“阳儒阴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想对中国历史和现实有深彻了解，深入地读一下《韩非子》，十分必要。

韩非是大儒荀子的学生，照理说应该是儒家。韩非极其推崇老子的学说，以《解老》、《喻老》开训诂学先河，似乎更像是道家。但是韩非已经无暇顾及自己的学术地位，因为他面对的是战国末期的“大争之世”。《韩非子〃五蠹》云：“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面对在礼崩乐坏、天下大乱、弱肉强食的乱世，韩非知道，温柔敦厚的道德说教，虚无缥缈的超世离俗，以及墨家的仗剑行侠，都是徒劳的。要拯救乱世，最为有用的办法是把自己的国家做大做强，然后去征服，去统一，去致霸王之业。在融合了商鞅、申不害、慎到等前辈思想的基础上，韩非融会贯通，为帝王献上了富国强兵、称霸天下的“三字真言”。

法。即实施严刑峻法，以祛坏禁乱，整饬国家秩序。春秋和战国前期，各诸侯国内部管理相对比较松散，民强国弱、各自为政、私斗成风。面对频繁的战争，国家无法把人力、物力、财力凝聚在一起应对挑战。因此，只有用一套严苛有效的法律“布之于百姓”，以达到“去私行，行公法”，统一号令；厉行耕战，积累财富；信赏必罚，激励士气；不避亲贵，创造公平的目的，调动民众

生产和战争的最大积极性，把松散的国家凝聚成一个随时准备战争的铁拳。

术。术以禁奸。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除了战争，臣下作乱也成了亡国的一大原因。三家分晋、田氏篡齐等故事屡见不鲜，“无术以知奸，其富强也资人臣而已”。如何驾驭权臣，防止内乱，也成为韩氏研究的重点。循名责实、众端参观、挟知而问、倒言反事等权谋被赤裸裸地描述与于中，洋洋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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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心得----《韩非子》

韩非子著书立说，研究帝王之术，欲以平生所得辅弼君王，富国强兵进而一统天下。在我看来，韩非子的学说切实可行，但穷尽举国之力，仅仅得益于君王一人，虽然间接也能使民族兴盛繁荣，终归不是以惠及万民为愿景的学术。韩非子力主道、法、术，三者结合，互补使用，推行法治，秦王以此并吞了六国，成就了霸业。先贤的学说既然可以用来管治民众，统领国家，为什么不能用它来打理自身的言行举止，实现心中的志愿呢？

韩非子说：空好仁义，等候尧舜的出现，一个治世一千个乱世；推行法治，纵有桀纣的出现，一个乱世一千个治世。同理可见：单凭兴趣、愿望、欲求和理念，苦待机遇，必然导致种种失败；反之居势力导、趋利避害，就算遇到天灾不测，仍会屡有收获。

按我的感悟，韩非子所言唯独“势利”二字。势，何者为势？前腿受伤的马没有办法踢人；马踢人必用后腿，后腿抬起，就要用前腿支撑住身体，前腿不能受力，后腿就抬不起来。是因为没有作为的能力吗？是因为没有作为的意愿吗？不是，只是形势不容许罢了；这就是内在的势。龙腾云驾雾，倏忽万里，可要是没有了云雾，龙也和蛇一样只能爬行。龙丧失了自己的本性吗？龙和蛇真的没有了分别吗？不是，只是龙所依赖的环境改变了；这就是外在的势。

势是客观的，本身没有善恶美丑之分。我们是人，所以有人的立场；我们是国民，所以有国家的立场；我们是家庭的成员，所以有家族的立场；我们是自己，所以有个人的立场。时代在发展，世界在变化，身边的现象无时无刻不在改变，形形色色的事物，错综复杂的关系，糅合上我们的身体和立场，形成了与我们生命密不可分的势。

与势相对应的是利，利就是利益。利和势一样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利的情况又是由势来决定的：居势、顺势、不渝势就有利可图；若是看不清形势，脱离了处势，所作所为超越了局势，失败必然会到来，利益也就受到了损失。势如此重要，因此韩非子直接指出：君主统治国家的权力，不在于他的仁德智勇，而在于他占有了最宝贵的势，这种势才是君主的把持。推之开来，我们每个人不也拥有自己立身的势吗？认识势，利用势，发展势也是我们通往成功的把持。 对于势，韩非子提出了道、法、术相结合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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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韩非子》有感

税务073 周静 2020607132

韩非子其人，战国著名思想家，法家学派集大成者。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提倡用严刑峻法来统治国家，用详实的法律来规范百姓的生活，但法律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韩非曾说过，严刑峻法是看上去很危险的东西，就像熊熊燃烧的大火，走近的人就会被烧伤，它是如此的危险，以至于没有人敢接近它，所以没有人会被它烧伤。由此可见，法家只是想通过法律来告诉人们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做了该做的事有利，做了不该做的事有害，从而使人民养成守法的习惯，人们在做事之前潜意识中会判断这件事是否合法，这样天下就没有几个人会去犯法，从而天下大治。

他生活的战国末年七雄争霸，韩国国力弱小，饱受强国欺凌，但韩王仍不思进取，任用奸邪小人，使国家更加衰败，身为王室宗亲的韩非子在自己的国家里郁郁不得志，满腹经纶却无可用之处，反观天下，唯有秦国朝气蓬勃，大有一统天下的趋势，秦王嬴政励精图治，秦国国力蒸蒸日上，丞相李斯也是法家成员，如果自己也去秦国应该可以一展抱负，于是，他来到了秦国。就自然山川而言，地理书上说：离河流之源的水系越远越清澈。因为水流千里，许多泥沙都沉积到河床里，留下的水便清澈起来，自然河流是这样，但人类文化现象却不然。一种文化现象的诞生，最初总是很单纯、明澈，但随着历史岁月的沧桑巨变，到后来，再单纯的现象也会复杂模糊起来闲读先秦史书《韩非子》，对“滥竽充数”一事，总有疑惑，思来想去觉得有点感触便信笔写下，权当一家之言吧。

齐宣王是一个音乐爱好者，尤其喜爱管弦乐，象笙、竽、角、筝、琴等。据史载，每逢听起这些器乐曲，他几达废寝忘食之境。宣王喜爱音乐与别人不同，他专爱听规模比较大的集体乐，觉得这样才有阵势、才美、才符合自己的身份。属下们倘若安排了一人演奏、他常常“逐之户外而鞭之”。因之，臣子们常常为他组织庞大的乐队为之助兴。一次大臣们给他们安排了一个足足三百人的乐队。演奏时，那阵势、那声音、那旋律，“震五岳之灵，摇九州之气”，“王闻之，乐而忘归，进食于坛前”。由此可知，齐宣王之喜爱音乐达到何等痴迷程度。就在这个大乐队中，有这样一个人，其姿势，其情态，其仪容，引得宣王目不流彩，调息静坐。他吹竽，微微的嘴唇如两片柳叶随风抖动；长长的手指如五月的水葱，嫩白美丽；双眸似合非合，仿佛进入一种沉迷的仙境。仔细观赏，他象吹，又不象吹；不象吹，又却实实在在是在吹。他的一举一动，一音一调，一招一式，都招来宣王的连连喝彩。在十几年的宫廷音乐生涯中，宣王爱之甚深，常常招之门下，与其谈论竽之技巧，并授之以“乐师”之美称。然而，时隔不久，这位酷爱音乐的国王死了，这位“乐师”的艺术环境竟发生了难以想象的变故。有谁知，就是这样一种变故，给他的艺术人生蒙上了许多不白之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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