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利器，是把“双刃剑”
——读《韩非子》有感
诸子百家之中，韩非子所代表的法家是一个讳莫如深的所在。人们往往不愿意承认自己在研习《韩非子》，也不愿意说他的好话。在一般人的意识里，思想禁锢、苛虐暴政、勾心斗角更是与之脱离不了干系。易中天形容法家是“刀”，是操权弄术的利器。其实，我们也可以说法家思想是一把“双刃剑”，他构建了中国大一统封建帝国的政治理论基础和治理模式，同时也余毒流传、谤满天下。“阳儒阴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想对中国历史和现实有深彻了解，深入地读一下《韩非子》，十分必要。
韩非是大儒荀子的学生，照理说应该是儒家。韩非极其推崇老子的学说，以《解老》、《喻老》开训诂学先河，似乎更像是道家。但是韩非已经无暇顾及自己的学术地位，因为他面对的是战国末期的“大争之世”。《韩非子〃五蠹》云：“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面对在礼崩乐坏、天下大乱、弱肉强食的乱世，韩非知道，温柔敦厚的道德说教，虚无缥缈的超世离俗，以及墨家的仗剑行侠，都是徒劳的。要拯救乱世，最为有用的办法是把自己的国家做大做强，然后去征服，去统一，去致霸王之业。在融合了商鞅、申不害、慎到等前辈思想的基础上，韩非融会贯通，为帝王献上了富国强兵、称霸天下的“三字真言”。
法。即实施严刑峻法，以祛坏禁乱，整饬国家秩序。春秋和战国前期，各诸侯国内部管理相对比较松散，民强国弱、各自为政、私斗成风。面对频繁的战争，国家无法把人力、物力、财力凝聚在一起应对挑战。因此，只有用一套严苛有效的法律“布之于百姓”，以达到“去私行，行公法”，统一号令；厉行耕战，积累财富；信赏必罚，激励士气；不避亲贵，创造公平的目的，调动民众
生产和战争的最大积极性，把松散的国家凝聚成一个随时准备战争的铁拳。
术。术以禁奸。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除了战争，臣下作乱也成了亡国的一大原因。三家分晋、田氏篡齐等故事屡见不鲜，“无术以知奸，其富强也资人臣而已”。如何驾驭权臣，防止内乱，也成为韩氏研究的重点。循名责实、众端参观、挟知而问、倒言反事等权谋被赤裸裸地描述与于中，洋洋大观。
势。权威只能有一个来源，那就是地位和权力。具有统一权威的君主的存在是国家治理的前提。韩非子摒弃将能力和品德作为权威来源的传统，鼓励君主大大方方、光明正大地掌握权利，凝聚权利、使用权利，而不要交出权力、分散权利，只有这样，才能对不断开辟的广袤国土实现最有力的控制。
《韩子》如药。乱世之中，无数英雄豪杰操申韩之术，平暴安民，攘奸除凶，驱逐鞑虏，为华夏立奇功不可胜数。然《韩子》乃药石中烈者，沉疴痼疾，非此不救，用之失当，立可杀人。遍览《韩非子》，遵君抑民之意可谓登峰造极。所有人都只有为君主效劳的唯一使命，一切人格和个性都必须熔铸到君欲之中，一切人都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韩非说：上下一日百战。这种斗争哲学一经提倡，阴险残酷的政治斗争就会愈演愈烈，极大增加了社会成本，给中国社会造成了莫大伤害。
因其固有缺陷，两千年来，《韩非子》饱受诟病。近代以来，国势羸弱，民族危亡，法家思想作为“药”的作用又日益受到重视。常燕生认为，法家思想的复兴是“中国起死回生之道”。韩非子的法治主义、国家主义、实力论等得到日益正面的肯定。新法家学派也应运而生。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今“新战国时代”，如何从《韩非子》中吸取营养，过滤毒素，为中国开出一副纵横五洲、争雄列强的新“处方”，还看我辈。
第二篇：《韩非子》读后感
《韩非子》读后感
阅读《韩非子》一书，给我最主观的感受是其中的“阴冷”。似乎朝野中的一切都是针锋相对，不争个你死我活决不罢休：先看君主，虽然手握大权，身居高位，可因为担心身边的人谋权篡位，只得把自己的一切好恶都深藏起来，终日戴着“面具”示人，惶惶不得安宁。这样的君主看似风光无限，可实则怎一个“累”字了得。再论人臣，似乎都是乱臣贼子，心怀鬼胎，对权力地位虎视眈眈，处心积虑想钻君主的空子以图私利。人臣之间自然更加“玄妙”，充斥着政治阴谋、离间术，人人自危，仿佛一不小心就会遭奸人陷害，蒙冤而死。
这些阅读文本后直接的感受，与韩非子把其政治学理论建立在“人性好利论”前提上关系甚密。韩非曾说：“人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而好恶者，上之所制也，民者好利禄而恶刑罚。上掌好以驭民力，事实不宜失矣。”(《韩非子.制分》)虽然师承荀子，但在“人性恶”上，韩非子的观点明显更进老师一筹。“荀子谓人之性恶而可以为善”，而韩非子“认定人之性恶而无为善之可能”在他看来，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不仅在君臣间是一种赤裸裸的利害交易关系，即使在父子、夫妻间也存在着算计之心，利益之虑。如他说：“父母之于子女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故父母之于子女也，犹用计算之心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
作为法家的集大成者，他将商鞍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三大法家学派融会贯通为一体，希望达到上能明主之法，下能铲除奸臣，从而致主尊国安的目的。当然，由于时代的原因，他的政治学说中还存在诸多弊端：如“君在法上”使他的法治主张注定只能成为人治的另一种表现形式；非道德主义及高度的君主专制思想，使其治国思想体系中君权与民权处于极端对立状态；急于想救国图强的抱负使他的政治学说看起来太过激进等等，但我们似乎不应该以现在的眼光去评判几千年前的政治思想。
作为一部关于帝王统治的教科书，《韩非子》无疑对秦的统一以及其后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韩非所说的“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既是一个封建大帝国维护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局面所必须的，又是中国历史上一切封建大帝国实施统治的真实写照，所以韩非被称为“中国倡导专制独裁政体第一人”，可谓当之无愧。而就先秦历史背景言，则为法家思想之最高发展。其地位之重要，诚不容否定也。”
虽然《韩非子》中赤裸裸地表现了人性恶的一面，里面充斥着争权夺利的“战争”，想要致人于死地的政治阴谋，让人读来感到“阴冷”，但我们并不能就此否定其在中国历史中的重要作用。韩非的一整套帝王政治学，毕竟顺应了由群雄割据向大一统君主专制集权发展的历史潮流，促进了历史划时代的转变。他的这种治国之术无声无息地化人了长达两千年的君主专制体系中，对整个封建社会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