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与情人》是劳伦斯的自传体小说，里面复杂的人物关系和复杂的情感总是那么的吸引着小编。下面小编就为大家献上关于《儿子与情人》的叙事与创作结构的论文，欢迎各位人文社科毕业的同学借鉴哦!

　　摘要：20 世纪初期的世界文学五彩纷呈，其中英国文学作家劳伦斯所创作的代表作品《儿子与情人》对其他作家影响深远。在这部小说中，作家采用叙事的独特性让小说具有持久影响力与艺术魅力。本文从叙事时间与叙事视角两个方面对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所具有的叙事结构做出分析与探讨。

　　关键词：劳伦斯 《儿子与情人》 叙事结构

　　引言：《儿子与情人》是戴维・赫伯特・劳伦斯创作的一部类似于自传的小说，作者通过对一个家庭内部复杂关系的描写呈现出自己的生活情状，另外，文章内部人物之间的感情纠葛也正是作者戴维・赫伯特・劳伦斯生活中复杂情感的体现。在这部作品中，劳伦斯用他独特的方式通过把生活中的一件件小事串联在一起形成一个微型的社会，将当时社会中人性的普遍问题以及社会的弊端通过一种尖锐的批判性的角度体现了出来。自《儿子与情人》这部作品出现在市面上起，人们对这部作品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这部作品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并且它的中心思想的展现方式超过了以往的小说。本文则是通过对《儿子与情人》这部小说的内部结构以及叙事风格进行深刻的研讨，来研究劳伦斯时代的文化以及社会背景，这不仅仅是对这部小说的内涵的了解，也是对那个时代所有小说的一个总体性的分析。

　　一、《儿子与情人》的时间线顺序

　　我们阅读并分析一部作品，可以首先从叙事的顺序方面进行分析，而在外国的文学著作当中，时间顺序和空间顺序是顺序的主要形式，在《儿子与情人》这部作品当中，无论是怎样的顺序构架都是和时间顺序有关的，这也是劳伦斯在构建这部小说的时候主要采用的手法。而在作者叙述一部小说的顺序的时候，可以以叙事时间作为一条线，而以故事内容发展的时间线作为另一条线，这两条线交织在一起形成整个故事的时间。

　　在创作一部作品的时候，叙事时间是由作者决定的，不过叙事时间需要和故事发展的时间线相呼应，彼此不应该有太大的差别，这样才能将一项相对比较复杂的事情叙述得更加清楚明白。对于人们平时经常看到的文学作品来说，叙事时间一般都是和故事的发展时间相互统一的，这样便于作者写作，也有利于读者们对作品中心思想的解读。另外一种则是让这两种时间线混合在一起，并且将各自的时间线打乱，形成顺叙、倒叙和插叙共同存在的形式，这样对故事的发生有着更加特别的意义，这类小说的作者更具有探索的意愿，小说的可读性也因此提高，不过这也需要文章叙事的章法存在，否则一味地打断顺序会模糊了主题。在作者进行创作的时候，前一种叙事手法的构建相对来说比较简单，这种一致的手法能够降低写作难度，不过大多数作者还是喜欢用后一种写作手法，尽管第二种方式的手法不容易控制，但是通过这种方式作者可以表现出更丰富的文章内涵，但是在使用这种方式的时候，作者需要将每一条时间线列举出来，再寻找最恰当的结合方式。

　　在《儿子与情人》这部作品当中，叙事时间的发展和故事发展的时间线是相互统一并且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这个故事讲了一个对生命迷茫的青年逐渐发现自己的闪光点，最终成为了一名伟大的艺术家的故事，我们从文章的开始就能明确地找到故事发展的时间线，从主人公保罗的出生，到他的成长阶段，再到他母亲去世，以一种顺叙的方式展现给读者。而在保罗和三位女性主角发生感情纠葛的时候，作者着重描绘了保罗内心世界的波动，这种强烈的思想感情推动了情节的发展，让保罗幼年时期的感情线贯穿整部作品，这也是作者使用顺叙方式呈现的部分。

　　通过《儿子与情人》这部作品的时间线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这部作品运用的主要叙事手法就是时间线的顺向叙述，这种叙事方式对于作品整体来说是十分有意义的，但是我们在作品中仍然可以看到劳伦斯利用插叙的方式对故事的主线进行描写，这种方式有利于读者更加全面地看清主角的人生历程，便于读者解读主人公的心理，这是一种非常细致的刻画方式，同时也是满足读者好奇心的一种表现。如果作者没有对这些事情解释清楚的话，那么读者在阅读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疑问，为什么主人公会有这么大的心理变化，他到底经历了什么，作者不利用插叙的手法也就无从解释这些问题，这些线索的发生也让读者们在产生浓厚兴趣的同时给读者一种特殊的阅读经历。在《儿子与情人》中，作者劳伦斯就利用了莫雷尔一家的感情经历做出了插叙，从莫雷尔太太现在的经历回溯到莫雷尔太太在与她先生结婚之前的经历，利用婚前和婚后的情感对比让读者感受到小说中人物的幸福。劳伦斯运用了插叙的手法将二人的情感纠葛以一种“时间穿梭”的方式表现出来，增加了作品内部人物的鲜活程度，从而体现了文章内部的真实感。

　　二、《儿子与情人》断裂式叙述

　　另外，这部作品中也有一种“断裂”的特点，这在叙事中也是非常明显的，而正是因为这种剧情的“断裂”，这部作品在刚刚问世的时候就受到了很多争议。不过经过时间的洗礼之后，人们发现这种写法也有意外的好处，就是这种叙事方式并没有对文章整体的结构造成很大影响，而且文章的整体性依然存在。这仅仅是作品写作手法的改变，因此，这种写作手法仍然值得人们做出更多的研究。

　　当看到《儿子与情人》这部小说的题目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出这部小说是以一种情感线为主的作品，而这正是劳伦斯埋下“断裂”式叙事的伏笔。面对这个题目，读者会好奇，儿子和情人都是谁?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而当读者在阅读文章的前部分的时候，会自然而然地认为，保罗的母亲才是作品的主要任务，但是，事实上作品的主角只有保罗，当然，还有他的情人们。但是如果作者没有简单地把《儿子与情人》作为作品的名字，而是取了《莫雷尔的儿子与保罗的情人》这样一个名字的话，那么就会让读者的视角固定在保罗身上，而没有一种时间线和情感线的变动，而《儿子与情人》这个标题则会让读者的视角在莫雷尔太太和保罗之间不断地变换，这样既能符合文章的主旨也能够让文章的内涵更加丰富，同时也是作品内容的整合过程，作者通过这种省略的手法，增加了文章整体的张力，以一种多元化的视角让这部作品的内部出现了“断裂”和复合两种结构。 　　当我们再将视角转回到《儿子与情人》这部小说的内容，我们就可以看到，劳伦斯巧妙地将文章的叙事分成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莫雷尔太太的部分，那时候保罗还没有出生，这时候劳伦斯是以莫雷尔太太的视角为主线的;第二部分是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莫雷尔太太去世，作者就转而将视角放在保罗身上，也就有了保罗和他的三位情人之间的故事。虽然这部作品中的视角并不是统一的，而且也会让作者在作品的主角问题上产生矛盾，但是作者却利用了这一点将作品的走向变成了一种读者无法想象的角度。保罗没有出生的时候就不存在保罗的视角，而当保罗的母亲莫雷尔太太去世之后，作品的主要视角自然不能以保罗的母亲为主了，因此“断裂”现象是不可避免的，但正是因为断裂的存在，作者才没有选择以第一人称作为作品的主要叙事视角。因此，作品中虽然存在了视角的转换，但是第三人称的叙事方式却是一直没有改变的，所以，在作品的视角转换的时候，读者虽然看到了断裂的情况，却不会觉得过于唐突。

　　作为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普希金对鲁迅文学创作的影响无疑是全方位的，包括创作的主题思想、表现手法、语言风格，等等。本文以同是描写“小人物”命运的经典作品??鲁迅的《祝福》和普希金的《驿站长》为例，来探讨鲁迅对现实主义创作叙事结构艺术的继承与重大发展。

　　叙事结构是小说布局谋篇的重要脉络和纲领，选择什么样的叙事结构，直接影响到小说情节的展开方式、思想主题的表达效果。普希金崇尚自然平易的叙事，《驿站长》以叙事主人公亲身经历的叙事方式结构全篇。小说开篇议论，讨论驿站长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处境，将驿站长在当时社会卑微而可敬的整体形象展现给读者，然后进入小说主体事件的叙述。作品通过叙事主人公三次来到驿站的所见所闻叙述了驿站长和女儿冬尼娅的遭遇，呈现一种双层的叙事结构。叙事主人公的亲身经历采取顺叙的方式，而小说主体事件即驿站长和女儿的遭遇采取倒叙的方式。为了引出主体事件，作者设计了“我”第一次来到驿站，结识驿站长，其女儿冬尼娅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并令我十分牵挂，由此促使“我”在几年后第二次来到驿站，驿站长向我道出冬尼娅如何受骠骑兵引诱离开父亲，父亲如何去彼得堡寻她回家未果的悲伤往事。为了展现主体事件的结局，作者又安排了若干年后“我”第三次来到驿站发现驿站易主，并被告知驿站长已死以及冬尼娅前来哀悼的过程。三次经过驿站串联起驿站长父女的悲惨经历。如果冬尼娅被拐的事件由驿站长一人叙述出来，整个小说就是一个完整单一的顺叙结构。而驿站长在“冬尼娅被拐”事件中却是一个拟叙述者，真正的叙述者仍然是叙事主人公。在父亲对冬尼娅一段简短的感叹后，作者以“接着，他把他的痛苦详详细细告诉了我”做为过渡直接转入倒叙模式，以叙事主人公的视角和口吻“转述”了驿站长的故事，并以第三人称详细再现了冬尼娅被诱拐、驿站长寻女儿的全过程，而且在结束倒叙的部分仍以驿站长的感叹话语和“以上便是我的老朋友老站长所说的故事。”为过渡回到顺叙的模式中。

　　对比鲁迅的《祝福》，两者在整体叙事结构上是非常相似的。《祝福》以叙事主人公回到故乡鲁镇，因经历祥林嫂的死引发对她生命片断的回忆，从而将小说的主体事件一一展现出来。小说开篇写“我”回到鲁镇，对祥林嫂的巨大变化感到诧异，不久又获悉她的死，且在“祝福”这样特殊的时间背景下。“先前所见所闻的她的半生事迹的断片，至此也连成一片了。”由此开始对祥林嫂一生的回溯。这也是一个双层的叙事结构：“我”回到鲁镇的所见所闻都是以顺叙的方式展现，虽然在叙述“决计要走”的原因时有一段对“昨天遇到祥林嫂”的回顾，但这并不影响整体的顺叙模式；而祥林嫂从第一次到鲁家做女工，被婆婆掠走再嫁，丧夫丧子后第二次到鲁家做女工，直至沦为乞丐的过程都是以倒叙的模式呈现的。与《驿站长》有所不同的是，叙事主人公在倒叙部分中不是事件的转述者，却是事件的主体叙述者：“我”亲身经历主体事件的片断，祥林嫂两次做女工，“我”都在场。而《驿站长》主体事件发生的时候，叙事主人公是不在场的；“我”虽然属于主体事件的一部分，却没有亲自参与主体事件，是主体事件的旁观者，而做为拟事件叙述者的驿站长亲身经历女儿被诱拐又亲自参与追寻女儿的过程，是事件的当事人。所以《祝福》叙事主人公与主体事件的距离比驿站长与主体事件的距离远，又比《驿站长》中的“我”与主体事件的距离近。还应该提到的是：《驿站长》中的叙事主人公虽然没有经历主体事件，但是却在主体事件的叙述中加入了自己的评论，对主体事件的发生发展有所交代和反馈；而《祝福》中叙事主人公自始至终都没有对事件做出任何判断或评价。如果《驿站长》中的叙事主人公是事件的广义旁观者（实际上没有旁观，只是聆听），那么《祝福》中的“我”就是事件隐形的旁观者，是更为客观和不带丝毫感情色彩的真实存在。叙事主人公虽然从属于主体事件，但“我”的存在与否并不影响主体事件的原始形态，与主体事件是相互独立的。这一方面固然是出于情节内容的需要，另一方面却是对现实主义叙事手法的新拓展。

　　《驿站长》和《祝福》都采用叙事主人公和相关人物多语叙事的方式。《驿站长》叙事主人公通过驿站长的叙述了解父女二人的遭遇。在“我”第三次来到驿站，发现驿站已经易主，对驿站长的下落进行追问时，驿站长死去和冬尼娅前来哀悼的事件是由“酿酒师傅娘子”和“红头发独眼龙小孩”叙述出来的。作者没有安排他们成为拟叙述者，而是以与叙事主人公对话的方式直接完成叙述。这就构成一个多语叙事的模式。叙事主人公不是全知全能的存在，而是连缀每一段叙事的线索，对整个事件起到组织和引导的作用。这是普希金叙事自然风格的重要体现。事件的片断不是刻意拼凑在一起，而是通过叙事主人公的所见所闻自然结构而成，叙事主人公牵挂冬尼娅的情感同时也是读者想要了解冬尼娅归宿的情感，叙事主人公询问驿站长的下落也自然问出了读者心中的疑虑，从而使读者与文本之间达成一种共鸣和认同。 与《驿站长》“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单线多语叙事模式相比，《祝福》的多语叙事模式呈现出更强的立体感和多面性。祥林嫂第一次到鲁家做工，某日看到“夫家的堂伯”，作者安排鲁四老爷一句“这不好。恐怕她是逃出来的。”和叙事主人公“她诚然是逃出来的，不多久，这推想就证实了。”间接展现了她来到鲁家之前的经历。叙事主人公是鲁家人，祥林嫂做女工之前发生过什么，“我”是不可能知道的。由鲁四老爷推测比由叙事主人公直接说“她是逃出来的”更自然更可信。同理，作者又精心设置了卫家山卫老婆子这一重要人物，使之成为联系鲁家和祥林嫂的纽带，这样祥林嫂在鲁家以外的经历便得以合理展现。同时通过卫老婆子叙述（或转述）祥林嫂再嫁的过程，以及在祥林嫂第二次做女工时叙述祥林嫂丈夫的死。这样林嫂第一次做工被抢走和第二次又回来做工的原因都得以呈现，从而使得祥林嫂在鲁家的几度出现具有逻辑上的关联。而祥林嫂儿子死去的经过是祥林嫂自己叙述的，几乎完全相同的内容在文中重复了两次，这不但展现了她受到连续打击后精神状态、性格变化之大，也进一步揭示并强调了她的悲惨经历，为她后来的死做了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另外，柳妈、四婶、鲁镇的人都间接地参与过主体事件的叙述。作者没有像《驿站长》中那样安排拟叙事者的存在，所有“他者”的叙事都是以语言描写的方式由“他者”本身独立完成的，使作品呈现多声部、多角度的叙事形态，叙事主人公的声音逐渐隐没在多语叙事的声音中，其在主体事件中的位置也不断降低。在文中，叙事主人公似乎只是连缀全篇的线索，在主体事件叙述中几乎感觉不到“我”的存在，这是对普希金叙事方式的积极借鉴和重大发展。可以说《祝福》通过多语叙事模式将主体事件的碎片缝合得天衣无缝，与《驿站长》相比，更加生动和完美地展现出了事件的原初形态。

　　叙事主人公的存在和多语叙事模式的运用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即叙事主人公需要通过不同角度、不同声音叙述的补充，展现主体事件发生发展的每一侧面，从而使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主体事件更加完整真实；而多语叙述、事件的多角度展现则需要一个统领全篇的叙事主人公存在，对事件碎片、不同声音的话语进行有机整合，呈现给读者浑然一体、存在内部逻辑关联的主体事件。叙事主人公在普希金的《驿站长》和鲁迅的《祝福》中不是高高在上、全知全能的存在，需要通过不同侧面不同角度了解整个事件，充分体现了现实主义真实自然的叙事特色。另一方面，两个叙事主人公又都对不可能详细了解细节的场景或事件进行了具体描写，如《驿站长》中对明斯基衣着外貌的详细描摹，驿站长在彼得堡见到女儿和明斯基时的场景描写；又如《祝福》中对柳妈劝诱祥林嫂去捐门槛过程的详细叙述，都是叙事主人公无从了解的细节。在这里两者都采取虚拟视角叙述的方式，丰富和完善了主体事件的叙述，不但没有影响到现实主义叙事风格，反而使叙事更加真实生动。

　　为了完成双层叙事结构和叙事主人公和相关人物多语叙事模式，《驿站长》和《祝福》皆采用“回归”叙事框架。《驿站长》中叙事主人公三次来到驿站，后两次就属于一种“回归”。通过“回归”完成“过去”和“现在”的强烈对比，再以叙事主人公对“物是人非”巨大变化的追问引出主体事件的回溯，为作者表达对下层人民的悲悯与同情、控诉上层社会对社会底层的欺压起到了重要辅助作用。

　　《祝福》中虽然只有一次“我”到鲁镇的经历，“回归”框架却更加明显。首先鲁镇是“我”的故乡，已经为这一次“回归”做了铺垫；其次，“我这回在鲁镇所见的人们中，改变之大，可以说无过于她的了。”继而对祥林嫂所做的生动形象的肖像描写足以产生震撼人心的力量，通过作者的语气和措辞，几乎不需要描写祥林嫂以前的样子，就可以想见其变化之大。值得注意的是，《祝福》中“我”的“回归”中还套着另一层“回归”，即祥林嫂第二次来鲁家做工，是对第一次做工的“回归”。对比两次的人物肖像描写，第一次“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脸色青黄，但两颊却还是红的。”第二次“仍然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脸色青黄，只是脸颊上已经消失了血色……眼光也没有先前那样精神了。”已经可以看出悲惨命运对主人公的打击，为叙事主人公“回归”时见到的“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的彻底变化做了准备。

　　从表面变化到沧桑巨变通过两次“回归”展现出来，《驿站长》中叙事主人公一人完成两次“回归”过程（其中第二次“回归”中还包含了冬尼娅的“回归”），而《祝福》的两次“回归”则由叙事主人公和主体事件的主人公分别承担。《驿站长》的“回归”框架是线性的，《祝福》则是复合的，进一步地推进了叙事的纵深度、增强了时空感，是对普希金“回归”框架的重大深化和发展。

　　普希金《驿站长》对鲁迅《祝福》叙事结构的影响是巨大的，包括顺叙与倒叙双层叙事结构模式、叙事主人公和相关人物多语叙事形式、“回归”叙事框架的运用，等等。在顺叙与倒叙双层叙事结构模式中，《祝福》的倒叙过程进一步消解叙事主人公对主体事件的影响，使主体事件呈现更加真实独立的原初状态；在叙事主人公和相关人物多语叙事形式的采用中，《祝福》变《驿站长》单线多语叙述模式为立体多语叙述模式，刻意降低叙事主人公在叙事中所处的位置，解构叙事主人公的自我存在意识，从而成功地突出了主体事件本身，使主体事件的断片浑然而成一体；在“回归”叙事框架的运用中，《祝福》通过借鉴和巧妙的变通，采取“回归”中套“回归”的复合框架模式，使叙述更加灵活自然。鲁迅的《祝福》在继承普希金《驿站长》叙事结构的基础上，最大程度的丰富和发展了普希金的叙事技巧，实现了现实主义创作叙事结构的新突破。这也是鲁迅对现实主义创作叙事结构艺术的重大贡献，尤其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