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母亲身体羸弱，隔三差五就要去医院看病，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熟悉了医生和医院。

　　最早跟上母亲看病是在马峡，那时候叫公社，医院叫卫生院。母亲有严重的胃病和肾病，山里人清汤寡水的生活更使得她的胃病雪上加霜，严重的时候，不吃不喝，彻夜难眠。为了给母亲看病，父亲在每天生产队收工之后，利用天黑前的一个多小时进林割毛竹，摸黑拖回家，匆匆扒拉几口饭之后，又忙着扎扫帚，攒够四十个扫帚了，就向生产队长申请一头毛驴，驮上扫帚，母亲随后跟着，步行十几里山路，再走二十多里沙土路才到马峡，父亲先要把扫帚卖给供销社拿到钱，再领母亲到卫生院看病。夜幕降临的时候，母亲骑着驴，父亲跟着，疲惫不堪地回到家。我们早已经生着了火盆里的疙瘩火，因为每次母亲看病回来，总要带回好几付中药煎熬，何况奔波了一整天的父亲还要熬罐罐茶喝呢！父亲从那个布口袋里掏出几包草药之后，总会给我们一个惊喜，或是几粒洋糖，或是几个干果，不会让我们等待一天的心失望。父亲边熬茶喝边和母亲说着一天的经历，感叹着医生的认真负责，日子久了，我就记住了给母亲看病的是一个姓王的医生。

　　我见到王医生是一年级暑假的一天。暑假快要结束了，我要到马峡卖我拔的柴胡和前胡，正好母亲又要去看病，父亲便许可我跟着他们去马峡。我到收购站买完药材，兜里揣着五块六毛钱，整个人兴奋得好像要飞起来了似的——这是打我认得钱到七岁，自己挣到的最多的钱啊！我东瞅西瞅，好一阵时间找到了公社卫生院，又是一番寻找，我终于找到了母亲看病的地方。医生是个穿着白大褂，头发灰白的老汉，面容清癯，和蔼可亲。虽然母亲不止一次地到王医生跟前看病了，但他仍然认真把脉，看舌苔，问饮食情况，轻声细语，拉家常一般，最后给母亲开了处方单子，嘱咐了注意事项才准备给另一个病人看病。王医生转身看到了满头大汗的我，目光疑惑，当母亲告知我是她的小儿时，王医生怜爱地摸了摸我的头，从裤兜里掏出一放手帕，为我拭去了满脸的汗水。

　　以后陪着母亲还去过县医院看过好多次病，给母亲看病的是一个身材瘦小的刘姓老中医，好像是湖南人，支援大西北的时候到小县城医院的，寡言少语，慈祥和蔼，说话细声慢语，像一个慈祥的老太太。那时候到县城看病，第一天到县城住下，第二天一大早到医院挂号找医生，顺利的话，按第二天傍晚就可以回到家里。看的次数多了，刘医生知道我们来自关山深处，看一次病不容易，以后再去，就不要我们挂号了，直接到他那里开处方就行了。有两三次母亲胃疼的不能到医院去看病，就由我到刘医生那里口述病情，之后买药回去。

　　那时候的医生和病人之间，亲切随和，医生急病人之所急，病人视医生为恩人。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医院在病人的眼里成了一个惧怕的地方。

　　虽然自幼吃糠咽菜，过的是苦日子，但是我的身体素质还算不错，在五十岁之前几乎没有几次和医生打交道的机会。尽管不止一次地道听途说医院的医护人员对待病人如何苛刻、冷漠，依然是半信半疑，救死扶伤的地方，总不至于瞅着病人痛苦而视若无睹吧！

　　三年前，年近八旬的老父亲肺源性心脏病复发，住进了县医院诊治，我亲眼目睹了部分医护人员的冷漠。主治医生是小妹的同学，自然是尽职尽责尽心，但是护士就不是这样了，第一瓶药眼看着光了，摁呼叫铃过了一分钟没人理睬，无奈之下我到护办室去喊人，三四个护士手里不紧不慢地往瓶子里加药水，嘴上更忙，正在议论一款时装的价钱。我说了两遍换药，其中的一个护士抬起头瞥了我一眼，其余的根本不理睬。我提高嗓门又说了一遍，她们中的一个不耐烦了：“听见了，听见了，嚷什么嚷！”我强压着心头的愤怒先回病房关了吊瓶，又等了两分钟才有人来换药，我准备找医院领导投诉，同病房的知情者劝我息事宁人，投诉也是白搭，还会惹来更多的麻烦，毕竟老人要在这里看病啊！可是第二天早上扎针的时候，又让人装了一肚子的气。一个护士扎上针不到五分钟就滚针了，我到护办室去喊人，来了另一个，很不耐烦的样子，她拔掉左手上的针头，准备在右手上扎，可是扎了两次都没有成功，老父亲紧皱眉头硬忍着。“血管这么模糊怎么扎啊？”看着这个和我儿子年纪的一般女子，我真想抽她一个耳光，作为一个医护人员，业务不精，没有半点自责之意，却嫌弃病人的血管不清晰，这哪里有半点职业道德可言呢！

　　各种媒体连篇累牍报道的医患关系紧张的事例，其中的缘由不能一概而论，我看到的医护人员职业道德沦丧也算是个例，但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公立医院的大锅饭和主管部门的监管粗放是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的根本原因。混天度日拿工资，诊断检查靠仪器，误诊误病现象屡见不鲜，导致病人纷纷到市上或者省城一级医院看病，只有农村困难家庭，靠合作医疗支撑的病人才到县乡医院看病，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党的惠农政策确实好，好到了史无前例，但是农民看病依然是一件难肠事愁肠事，因为进了医院，不管大病小病，一律先做检查，各种仪器轮番检查一遍之后，医生才下结论，而不少多检查的费用是不在报销范畴的。虽然过了知天命之年多年了，我依然困惑得很，在三十多年前，如果医生说要做个X光检查，就已经是很严重的病情了，看病主要靠医生的“望闻问切”来诊断，一般的病住院三五日就可以出院了。为什么科技越发达医生却越不会看病，只能靠仪器检查呢？而且，早先医护人员和患者之间那种正常、自然的关系为啥就恶化到老拳相向，甚至利器加身呢？

　　今年秋季，儿子因为偏头痛到兰州去看病，我又一次切身体会到了百姓人家看病的不容易。在兰州的弟弟之前已经联系好了甘肃最为知名医院之一——兰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并且和有关的专家进行了预约，还派了他单位的一个小姑娘帮我们挂号，预约检查。尽管如此，挂号用了一上午时间，预约又用了一下午，等候三种检查整整用了三天时间，三项检查完毕，已经花费了三千多块，没有见到一粒药。我们因为弟弟的因素，已经是很幸运的了。一个景泰来的汉子，也带着孩子看病，可是他在医院已经守候了整整一个星期了，连个专家号都没有挂上，更不要说检查、开药了。看着挂号大厅里熙熙攘攘的人流，我又陷入了深深的困惑：这些来自甘肃各地，甚至邻省各地的患者，为啥非得舍近求远到省城来看病呢，难道这些患者的病，都是非到省城医院治疗不可？事实并不是这样的，我遇到的一个天水患者，就是因为治疗痔疮到省城医院来的。虽然我对医学一窍不通，但是也知道治疗痔疮这种常见病，在县城医院是完全可以的，他为啥要忍着疼痛，千里迢迢奔波呢？

　　虽然政府部门把解决群众看病难一直当做首要大事来抓，每年都要拨出专款用来改善基层医疗设施，增加乡村医生报酬，其目的就是要达到“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县”，可是实际效果为什么就不如人意呢？群众盲目追随是一个方面，但是门口的医院果真能够解除患者的痛苦，药到病除，谁又愿意多花钱多跑路呢！窃以为，解决群众看病难，不仅仅需要配套硬件设施，还需要提高医生的专业水平，更重要的是改革公立医院现状，打破大锅饭，提升医护人员的职业道德，构建医患之间正常的关系。

　　令人愁肠的是，在当下，普通人看病依然是一件苦恼的事，却不仅仅是钱的事。

　　高考回来，不小心女儿扁桃体发炎了，因为不相信乡村游医的诊断技术，女儿要求我陪她到县城医院看医生。

　　来到县城医院，我带领女儿径直向耳鼻喉科走去，来到耳鼻喉科，医生简单问了几句，要求我们作胸透检查，我回答说：“不就是扁桃体发炎吗，你给我们开些药好了。”医生很是负责任地回答：“不行，我恐怕小孩还有其它并发症，还是等X光检查以后再开药吧。”

　　听着医生很负责任的话，我就答应了，一看检查费用62元，我好奇地问：“拍片不是30元吗？今天咋就成了62元了?”医生有些不耐烦了：“就是这个价！”

　　经过刷卡消费，我们来到了医院放射科，因为放射科值班门卫不在，我们直接向放射科里面走去，谁知走来走去、返回几趟，我们一直没有找到拍片的地方。我环顾左右，原来是放射科比过去新增了许多功能，医生多了，一个门口挨一个门口，各有各的功能；放射科检查项目多了，手续也麻烦了，在各个门口都有或站或蹲的病号，在几位病友的指引下，我终于找到了需要拍片的门口。

　　推门进去，我问医生：“是在这拍片吗？”“嗯”医生回答,“在门口等着。”

　　又是几分钟过去了，拍片的医生出来了，他接过我手中的检查单一看：“去，登记去！”我很是不情愿地返回放射科入口处，找到保安我交检查单，保安又让我到登记处登记，登记完毕，我折回拍片室门口。这样一折腾，白白地浪费了我几十分钟的时间，我不耐烦地与几位等待拍片的人发起牢骚：“乡下人进城真不容易，乡下人进城看病更不容易，就这拍个片，来回让我折腾的不轻。”

　　“是啊。”一位老人也深有感触，“是在这拍片吗？”我肯定地点头。“这医院的导医少，指示标志少，让人来看病真麻烦，尤其是对我们乡下来的农村人来说，更是摸不着东西。”

　　“要不是看病，我才不来这呢。”老人感慨颇多。

　　我心平气和地劝老人：“常言说，人最不愿意去的地方有火葬场、医院，但有病了，我们不得不来看医生。为什么我们来到这医院找不着东西南北呢，这是因为我们来这的机会少，为什么来这的机会少呢?这说明我们是健康的人，不常有病的人；假如你是一个公费来疗养的老干部，假如你是一个没病装病借机收入部下贿赂的局长、乡长，假如你是一个这医院的老病号，每天都要为这医院的创收花上几百，你会不知道这医院的机关科室吗？”

　　“那是，那是。”老人越听越高兴，一下子心胸开阔了许多，当初的怨气、烦恼也没有了。

　　一个小时后，女儿拍片完毕，医生告诉我：“明天来拿片子。”回到家后，我把一天的经历告诉了爱人，爱人一听，很是不满：“你给女儿拍什么片子啊？不就是扁桃体发炎吗？本来是三五毛钱消炎药就解决的问题，你硬是花去了一天的工作时间和不少的医疗费用！再说，即使小孩需要拍片检查，你也不应该去那破医院啊，谁不知道咱老舅是市医院的院长，有空咱带女儿去看病，不但拍片不掏钱，说不定药费也不用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