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你的“心”去过年，年会过得更有味道。

　　一、小年的清静

　　今年过小年真好！两天的时间里，没有再听到鞭炮声，耳根清净，空气清新，感觉真好！

　　祭灶，又被称之为“小年”。民间有“官祭三民祭四”的说法，按照各自的传统，有些家庭选择的是腊月二十三，有些家庭则选择腊月二十四。

　　过小年最常见的形式是打扫房舍和庭院，晚上吃一顿汤圆或饺子，吃饭前一定要放一挂鞭炮。随着时光之水的涤荡，到今天，过小年的形式就剩下放鞭炮了——房舍庭院不再需要打扫，汤圆或饺子也没有人稀罕了。为什么要放鞭炮？放鞭炮干什么？谁也不去深究，反正人家放我就跟着放。祭灶放鞭炮是为了祭灶神，没有几个人知道，知道的也不相信有“灶神”在，但是就是要放鞭炮。这就是陋习！——做一件事情毫无目的，毫无意义，毫无理性，唯一的理由支撑就是“上辈传下来”。上辈传下来的就一定对吗？

　　陋习如果没有副作用，继续传下去也无大碍。问题是放鞭炮的副作用太大了，声音污染，空气污染，这是尽人皆知的，更不用说常常炸伤人了。

　　有如此大副作用的陋习就要改。北京率先下达了“禁放令”，一开始的几年里，羞羞答答的——规定哪些区域可以放，哪些区域不可以放。“禁放”就是“一律禁止”，哪还能留下那么多的“空子”让人钻？这让执法者如何执法？这又如何禁得住？效果自然不会太好。“制度的笼子要扎紧”，道理就在这里。

　　后来二三线城市也都跟着效仿，效果自然也不好，原因都在“禁”而不“严”上。

　　我所居住的城市属于四线城市，几年前政府就颁布了“禁放令”。最早禁放的是老城区、核心区，后来延展到全市区。其实每年的“禁放令”都是“说了等于白说”，老百姓该怎么放还是怎么放，没人理会“禁放令”。第二天清晨，环卫工人的大卡车，照样一卡车一卡车地往外运鞭炮垃圾，直到去年仍然如此。

　　今年为什么变了样了呢？国家把“空气污染”纳入了对官员考察政绩的项目指标，不达标者一律不得提升或调动，把老百姓最切身的利益与官员最切身的利益捆绑在了一起：你不让老百姓好过，我就让你不好过。于是，官员重视了，官员一重视，鞭炮声就被禁住了。

　　看来，这世间没有什么难做的事，只要你想做就能做成。过去，有人提出“禁放令不禁”的问题，官员一律以“风俗难改，法不责众”答之，现在看，这完全是一种搪塞，实质就是“不作为”，真正去做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

　　常言讲“积重难返”，“难返”不是“无返”，只要不怕“难”，就可以“返”。“八项规定”一开始执行时，也有人提出质疑：“吃喝”是中国多少年来的旧风俗，想改掉，恐怕难？现在怎么样？用公款吃喝的风气不是基本上给禁住了吗？

　　反对“禁放令”的人说，放鞭炮是中国过年的一个旧民俗，旧传统，没有必要改，改了就没有年味了。我想说，要知道，“年味”不该是呛人喉咙的“火药味”，“年味”不该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假如“年味”必须要用“火药味”“爆炸声”来维持，那么，这样的“年味”恐怕还是不要的好，没有了就没有了，没有什么值得可惜的。

　　“民俗”“传统”里也是精糟混杂的，不要一提“民俗”“传统”就以为它一定是宝贝。《红高粱》里描写的“抢婚”，是当地的一种“民俗”，余占鳌占了这个“民俗”的便宜；假如现在的你也想占这样的便宜，你再去“抢”试试？那叫“侵犯人身权力”，便宜没占着，直接就进了班房。“裹小脚”是“传统”，但是你现在还让女孩子裹小脚试试？你照样得近拘留所。

　　“过年放鞭炮”是“民俗”，但它是“陋俗”；“过年放鞭炮”是“传统”，但它是“传统”里的糟粕。必须得改！

　　为今年小年里没有听到鞭炮声点赞，过大年时听不到鞭炮声也是值得期待的，政府加油！

　　二、年味没在了“不稀罕”上

　　如今过年，40岁朝上的人，与40年前相比，都会有一个感叹：年味越来越淡了——不洗了，不切了，不蒸了，不炸了，不烧了，不煮了，不打灯笼了，不放鞭炮了，不去购物了……虽然过年了，但无论是家里，还是大街上，与平时相比都没有太大变化。那么，“年味”咋就没了呢？

　　人过日子需要一个盼头，盼头就是一种“更加美好”。这种“更加美好”一旦变为现实，心里就会产生一种幸福感。40年前的岁月里，一年到头，吃不上一个馒头，吃不上一把馓子，吃不上一顿肉，穿不上一件新衣服，孩子手里上不了一块钱……人们日常生活中缺少的这些东西，就成为了人们心中的一种“盼头”。这些“盼头”在过年的时候都能够得到实现，心里就特别地想过年。年一过，一出正月，人们，特别是孩子，就开始盼着下一个“年”的到来。

　　把“盼头”变成现实的手段就是洗、切、蒸、炸、煮、烧……在整个过程中，人的心里始终洋溢着一种浓浓的兴奋感、幸福感，如同新婚之日的新郎的心情。过程及其过程中人们的心情就是让人久久不能忘怀的“年味”。

　　“热闹”也是年味的表现之一。那时候，平日的生活是寡淡的，年里年外的生活总是热闹的。在那些年月里，杀猪宰羊都是稀罕事，年关是一定要杀猪宰羊的，稀罕事就值得瞧热闹。到了年跟前，唱大戏，逛庙会，玩灯笼，放鞭炮，上街购物……这些都是“热闹”。而这些东西，平常的日子是少见的，到了“年”就多了起来，所以“年味”就足。

　　现在不行了，不蒸了，不炸了，不烧了，不煮了，不洗了，不切了……为什么呢？因为人们不稀罕了。蒸的、炸的、煮的，与平日里没有区别，还稀罕个啥呢？不稀罕，没了“盼头”，也就没有心劲，也就不愿去行动。没有行动，“年味”也就淡了。

　　新衣服，人们也不稀罕了，平常穿的衣服比那时过年穿的还好呢，还有啥稀罕头？压岁钱，孩子们也不稀罕了，平常的日子，孩子们兜里不缺钱，过年了你给他三百二百的，他也没有啥感觉。不像那时候，过年，父母给一块钱，孩子攥到手里都像个宝贝似的。

　　热闹，也不稀罕了。一年到头的天南地北地跑，啥样的场面没见过，啥样的“热闹”没瞅过？几乎每天都赶城上街的，庙会还有啥逛头？唱大戏？有电视里的《春晚》好吗？灯笼也不稀罕了，平常到处都是，过年也就没有看头了。

　　老百姓心里的“不稀罕”导致“年味”的寡淡，而支撑“不稀罕”是老百姓的腰包鼓了。

　　其实，人们心中怀念的“年味”带有浓重的“苦味”，社会快速进步，“苦味”没了，“年味”也就淡了。淡了就淡了吧，没有什么值得可惜的。

　　三、二哥过寿

　　二哥今年66岁，按照老家的规矩，晚辈要在过年期间，为他举行庆寿大典。

　　在老辈时代，人能活到60岁以上，不容易。人一旦活到这个年岁，儿孙就要为他庆祝一番。于是，在我老家，人活到66岁、73岁、80岁、90岁几个节点时，儿孙要为他置办酒席，宴请亲朋好友，一起为他举行庆寿活动。

　　有意思的是，庆寿活动不在他生日那天举行，而都是在过年期间举行。具体在哪一天，这要看情况而定。如今，生活好了，人活的时间越来越长了，大部分人都可以活到66岁以上，活到80岁以上的也不在少数。这样，过年时，几乎家家都有老人要“祝寿”。谁家先祝，谁家后祝，事先要互相商定好，不能冲突了，免得到场的人数少，场面冷清。

　　今年，我的至亲本家就有三个过寿的，加上旁系亲戚，有五六家有庆寿活动。从年前的腊月二十七就开始了，年初一都排上了，二哥的“祝寿”，一家人决定得晚，就排到了年初三。

　　二哥本来是不愿意让人给他祝寿的：“‘寿’有啥‘祝’的？那么麻烦人，费钱又费工夫，让多少人不得安生。”态度很坚决。大儿子苦劝了几天，劝不下来。他找到了老二、老三一起劝，也没见效果。于是他们哥仨找到我，让我劝劝他父亲，我答应了他们。

　　正巧有事我要回老家一趟。晚上，二哥像往常一样安排我和他在一个房间里休息，便于哥俩唠嗑。一开始是东扯西唠地说了一些闲散话，说话间，话题被我慢慢地引到老家的老人“祝寿”上。我问了二哥一个问题：“咱农村，老人到该‘祝寿’的年龄，而他家不给老他‘祝寿’，一般情况下，原因有哪几种？”

　　二哥丝毫没有察觉到我问这句话的目的。他说：“各家有各家的情况。有的是儿孙不孝，不愿意为老人过寿；有的是家里出了天灾人祸，没有心情过寿；有的是家里人丁不旺，没有人给老人过寿，可能还有……”

　　我没让二哥说完，就抢了他的话头说：“如果家里有老人该过寿了而没有过，是不是意味着他家里出了情况了？”

　　二哥是个明白人，立即领会了我问他这个问题的真实目的。他说：“我不过寿，就是怕麻烦人。就比如你吧，我不过寿，过年你就可以不回来。我过寿了，估计你要跑回来，不麻烦吗？”

　　我接着说：“这是你考虑问题的角度，但是你要不要从几个儿子的角度考虑一下呢？不给你祝寿，知道的是你不让祝的；不知道的呢？他们会有种种猜测。而每一种猜测都是对他们不利的，他们长一百个嘴，也难在人前说清楚。”

　　二哥默默地听我说，不再强调他不过寿的理由。

　　我继续说：“过寿是费钱，但是现在人都不在乎了，万儿八千的，不在他们的眼里，年轻人不怕花这个钱，他们敢花，他们能挣来。过寿是麻烦人，但他们不怕麻烦。长年累月的都不在家，过年的时候都回来了，都想凑在一块热闹热闹，叙叙话，拉拉呱，增加增加感情。感情是靠互相走动、接触建立的。不走动，不接触，时间长了，就淡了。这些孩子常年在外打工，一年到头谁也见不着谁，就过年这一个机会可以见见面，叙叙话。给老人过寿，只是一个形式而已，实际上，大家是借机聚在一起来增强彼此的亲情的。”

　　二哥说：“你说的道理很深，但是，我听懂了。给我过寿，我不拒绝了。明天你给几个孩子打电话，让他们准备吧，老早跟那几家商量好。今年咱家亲戚过寿的人多，别冲了。”

　　我内心里，也是反对老家这种“过寿”形式的——花金钱，麻烦人，费功夫。但我深深地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二哥过寿，我自然要回去。与弟弟一家、侄女（大哥家闺女）一家，十来口子人，浩浩荡荡，一起回去的。老家过寿，人越多越好，情势越热闹，场面越排场，祝寿人家越荣耀。二哥没有闺女，过寿，闺女是主力军，没有闺女，场面容易冷清，这可能是二哥不愿说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要给二哥助助场子。

　　二哥的“过寿”，人到的不少，场面蛮热闹的，比二哥预想得好。

　　过年，就是盯着电脑心动过速、面红耳赤、焦虑难耐地抢一张心仪的回家的火车票；就是叔叔忙着接站等侄子下车的那一刻；就是弟弟一过腊月二十三就张罗着选上好的黑豆，拿到村里磨坊去皮，在豆腐坊排队等候磨豆、滤浆、打卤、制压成型的那股忙活劲；弟媳们择菜，买水果，炖肉，妻子贴“喜”的那个喜气和谐劲；就是弟弟、侄儿高掛灯笼，贴春联的那个热闹气儿；过年就是我们兄弟众人旺火选址、支架、选炭快，垒旺火的帮衬劲；过年就是除夕下午一家老小穿着新衣，拿着供香，纸钱，由最小的咿呀学语的小侄儿提着灯笼神圣地走出村外上百米，朝着列祖列宗坟茔方向焚香、膜拜、邀约回家过年的虔诚劲；过年就是母亲陪着儿子媳妇们、孙辈们家长里短，絮叨全家过往的亲热劲儿。过年就是我知天命之年，年年离家向远方，年年挤着回家的急切劲。

　　余光中先生说，“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根在哪里，家就在哪里，年自然就在哪里，因为母亲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