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汉语中“是”字的使用

摘要：“是”字从上古到中古的演变中，词性、词义发生了很大变化。本文试图对“是”字作为代词、系动词的使用作一探讨，以便深入了解古汉语的这一词汇现象。 关键词：是；代词；系动词

《说文解字》：“是，直也。从日、正。”段玉裁注：“以日为正则曰是。从日、正，会意。” “以日为正”当为据日影定方向、定季节，此字会的当是“确定”义。日影是直的，所以有直义，用作动词即纠正使正直或订正等义。例如：

正直为正，正曲为直。《左传》

昔雍子之父兄谮雍子于恭王，王弗是，雍子奔晋，晋人用之。（《国语·楚语上》）

“是”作动词也可以引申为表示肯定判断，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系词“是”。例如：

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孟子·告子上》）

韩是魏之县也。（《战国策·魏策》）

此是何种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我们由此也可以得出，“是”字作为系词用法是萌芽于先秦的。

“是”作动词也可以引申为“认为正确”。例如：

不法先王，不是礼仪。（《荀子·非十二子》

国君之所是，皆是之。（《墨子·尚同上》）

今成语还有“是古非今”。用作指示代词的“是”当由此发展而来。例如： 是，此也。（《博雅》）

由此引而申之，“是”也可以作形容词“正确”，略等于现代汉语里的“对”、“不错”等义。例如：

主非尧舜，何得事事皆是？（《世说新语·赏誉》）

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定是非也。（《礼记·曲礼》）

偃之言是也。（《论语·阳货》）

大节是也，小节是也，上君也。（《荀子·王制》）

辞多类非而是，多类是而非，是非之经，不可不分。（《吕氏春秋·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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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先秦文献里面，“是”字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被当作指示代词来使用的。这时，“是”字主要起复指作用，复指前面的内容，使意义更明确。在这种情况下，“是”字常作主语，谓语，宾语，甚至定语。

先看“是”字作主语的情况。例如：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

君曰：“可矣，是真画者也。”（《庄子·田子方》）

此处“是”和“此”的意义相近。就第一个例子来说，指示代词“是”复指主语“富与贵”、“贫与贱”；就第二个例子来说，前面没有主语，因为它本身就是主语。再例如：

是吾师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论语·季氏》）

在这两个例子里，“是”是指示代词作主语，“吾师”、“社稷之臣”是谓语。再例如：

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左传僖公三十年》）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证》）

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论语·季氏》）

我实不德，而以隶人之垣以赢诸侯，是吾罪也。（《子产坏晋馆垣》）

闻君行圣人之政，是亦圣人也。（《许行》）

在第一个例句里，“是”字复指“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这件事，其余由此类推。

下面几个例子是“是”字作为代词，在判断句中作谓语的情况。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古汉语的判断句，谓语是名词或是具有名词性质的词，和现代汉语有所不同。代词具有名词的性质，因此代词可以作古汉语中判断句的谓语。例如：

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战国策·魏

策四》）

臣闻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汤是也。（《孟子·梁惠王下》）

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孟子·梁

惠王下》）

汤之问棘也是已。（《庄子·逍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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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几个例子里，“今日”、“汤”、“武王”、“汤之问棘”是主语，“是”字作谓语。

再看“是”字作宾语的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以。代词“是”用作来自动词的介词“以”的宾语（表示“因此”的意思）的时候，在上古一般是放在介词的前面；而且“是以”这个结构作为凝固形式一直流传在后代的文言里。例如：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论语·公冶长》）

当今之君，其蓄私也，大国拘女类千，小国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

寡无妻，女多拘无夫。（《墨子·辞过》）

三施而无报，是以来也。（《左传僖公十五年》）

非我与吾子之罪，几天与之也。吾是以泣也。（《庄子·徐无鬼》）

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

（《荀子·宥坐》）

内见疑强大，外依蛮貊以为援，是以日疏。（《史记韩信王卢绾列

传》）

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汉书·司马迁传》）

故虚实之事业传世间，真伪不变也，世人惑焉，施易男论。（《论

衡·谈天篇》）

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区区不能废远。（李密《陈情表》）

是以有力者过之，熟识之若无睹也。（韩愈《应科目时与人书》）

于兹吾有望于子，是以终极大喜也。（柳宗元《贺进士王参元失火

书》）

“是”字作宾语的第二种情况：是谓。代词“是”作动词“谓”的宾语。译成现代汉语是“人们把它叫做”或“我们把它叫做”。其实“是谓”到后来也成为了一种凝固形式，被保留了下来。例如：

观其事上利乎天，中利乎鬼，下利乎人。三利无所不利，是谓天德。

（《墨子·天志中》）

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庄子·马蹄》）

独往独来，是谓独有；独有之人，是谓至贵。（《庄子·在宥》）

天下之非誉，无益损焉，是谓全得之人哉！（《庄子·天地》）

与天地为合，其合缗緡，若智若昏，是谓玄德。（《庄子·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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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三材者而无失其次，是谓人主之道也。（《荀子·君道》）

杀人者不死，而伤人者不刑，是谓惠暴而宽贼也。（《荀子·正论》）

“是”字作宾语的第三种情况：是之谓。“是”仍然作动词“谓”的宾语。“是之谓”到后来也成了一种凝固形式。例如：

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修乎天钧。是之谓两行。（《庄子·齐物论》）

若然者，虽直不病。是之谓与古为徒。（《庄子·人间世》）

失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荀子·劝学》）

再来分析“是”作指示代词作定语的情况。例如：

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与南冥。（《庄子·逍遥游》）

是月也，以立春。（《礼记·月令》）

“是”在这里作定语修饰“鸟”、“月”，在翻译的时候要加上相应的量词，所以应译成“这只鸟”，“这个月”。

“是”作为指示代词复指，还有另外的一种情况，那就是复指提前的宾语。这种情况，还可以分以下几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字放在宾语和谓语之间。例如：

日居月诸，下土是冒。（《诗经·北风·月明》）

秉国之钧，四方是维，天子是庳，俾民不迷。（《诗经·小雅·节南

山》）

恢谏违卜，固败是求，有何逃焉？（《左传僖公十五年》）

君王之不恤，而群臣是尤，惠之至也。（《左传僖公十五年》）

今吴是懼而城与郢。（《左传昭公二十三年》）

有时名词宾语前置而又有“是”字复指的时候，为了强调提前的名词宾语，往往还要在名词宾语前加上词头“唯”字。例：

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诗经·小雅·斯干》）

哀哉为犹，匪先民是程，匪大犹是经；唯迩言是听。唯迩言是争。

（《诗经·小旻》）

除君之恶，唯力是视。（《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帅师以来，唯敌是求。（《左传宣公十二年》）

余虽与晋出入，余唯力是视。（《左传成公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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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我们还说“唯利是图”、“唯你是问”、“惟命是从”、“唯才是举”等，这是上古语法的残迹。

第二种情形，这时提前的宾语不是名词而是代词。这时，“是”字要放在代词的前面。例如：

古者民有三疾，今者或是之亡也。（《论语·阳货》）

嫫母力父，是之喜也。（《荀子·成相》）

那么，“是”字为何后来又是系词了呢，是如何发展而来的呢？从汉语发展史来看，现代汉语中的判断词“是”，当是从上述指示代词“是”演变而来的。发展的过程应该是这样的：在先秦时代，主语后面往往用代词“是”字复指，然后加上判断语。主语可以是一个或几个名词，如“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也可以是一个或几个句子形式，或谓语形式，如“千里而见王，是予所欲也。（《孟子·公孙丑下》）”。

无论是这种或那种情况，“是”字经常处在主语和谓语的中间，这样就逐渐产生出系词的性质来。试拿“滕小国也。（《孟子·梁惠王下》）”为例，大约也经过这么一个阶段：“滕，是小国也”（“是”在这里仍旧是“这个”的意思），然后达到“滕是小国”。下面我们再举出一个更富于启发性的例子：

余，而所嫁妇人之父也。（《左传宣公十五年》）

余是所嫁妇人之父也。（《论衡·死伪篇》）

从上面这两个例子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左传》不用“是”而《论衡》用“是”。这就更可以显示出这种演变的过程来。

汉语真正系词的产生，大约在公元第一世纪前后，即西汉末年或东汉初年。在王充《论衡》里已经有不少“是”字是当系词用的。例如：

余是所嫁妇人之父也。（《死伪篇》）

如以鬼非人也，则其信杜伯非也；如以鬼是死人，则其薄葬非也。

（《薄葬篇》）

鬷夷氏是其后也。（《龙虚篇》）

海外西南有珠树焉，察之是珠，然非鱼中之珠也。（《说日篇》）

夫孔子虽云“不及地尺”，但言“如雨”，其谓陨之者皆是星也。（《说

日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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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以为“古今语殊，四方谈异”，他主张“文字与言同趋”（皆见自纪篇），所以他不避免当时的口语。

但是，系词在判断句中起经常作用，系词在口语里完全代替了上古的判断句，仍是中古时期的事。在这个时期，系词句有两大标志：第一，它摆脱了语气词“也”字，“是”字成为必要的，而不是可有可无的系词。例如：

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陶渊明《桃花源记》）

张玄中、顾敷是顾和中外孙。（《世说新语·言语》）

豫章太守顾邵是雍之子。（《世说新语·雅量》）

力士是东郭门外官奴。（《西京杂记》）

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计。（《南齐书·王敬则传》）

佛是破恶之方，道是兴善之术。（《南齐书·顾欢传》）

佛是外国之神。（《高僧传·佛图澄传》）

弟子是嶺南新州百姓。（《壇经·自序品》）

孔老释迦皆是至圣。（宗密《原人论序》）

第二，系词“是”字加否定副词“不”字，在口语里代替了上古的“非”。 例如：

劫劫生生，轮回不绝??都由此身本不是我。（《原人论》）

余亦不是仵茄之子，亦不是避难之人。（伍子胥《变文乙》）

渠本不是我，我本不是渠。（《抚州曹山元证禅师语录》）

沙门岂不是具大慈悲底人。（《抚州曹山元本寂禅师语录》）

“是”字用为系词以后，又产生出许多种活用法，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承认或否认某一件事实，有时候是追究原因。例如：

庾曰：“君复何尤惨而忽瘦？”伯仁曰：“吾无所尤，直是清虚日来，

滓秽日去耳。”（《世说新语·言语》）

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杜甫诗）

实不是爱微躯，又非关足无力。（杜甫诗）

人生气禀，理有善恶，然不是性中元有此二物相对而生也。（《近思

录·卷一》）

昨夜晚，是有这么一个人挑着个红羊皮匣子过去了。（《水浒传·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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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五回》）

我不是不会，就是未谙得。（《明高僧传·卷六》）

我方才不过是说话取笑儿。（《红楼梦·第四十四回》）

由承认的意思又产生了变相的容许式。例如：

奴才说是说了，还得太太告诉老太太，想个万全的主意才好。（《红

楼梦·第九十六回》）

雏是雏，却飞了好些了。（《红楼梦·第一百零八回》）

我给是给你，你若得他的谢礼，可不许瞒我的。（《红楼梦·第二十

八回》）

总而言之，“是”字再从上古到中古的历史演变中，其词性、词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大致情况是动词，形容词，代词，系动词，其发展规律与大多数词汇的发展规律相似，即由具体到抽象，其词义发展的结果是概念的外延扩大了，词的义项增多了。

参考文献：

［1］ 王力．汉语史稿．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2］ 王力主编.古代汉语.北京:中华书局,1999

［3］ 徐中书主编．汉语大字典．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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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论古代汉语中词类活用和兼类词的区别与联系

论古代汉语中词类活用和兼类词的区别与联系

邓天军

（贵州民族学院 民族文化学院，贵州、贵阳 550025）

内容摘要：古汉语中词的活用与兼类是两种不同本质的语言现象，但是它们在语言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中又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对词类活用与兼类词的本质特征进行比较，运用出现频率、破读和辞书收录情况等方法在相同的历史时期分析静态中两者的区别，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论证两者在动态中的联系。

关键词：词类活用 兼类词 比较方法

作者简介:邓天军（1985—），男，土家族，贵州省铜仁市德江县人，贵州民族学院，本科。

On the distinctions and links between the ancient Chinese use of parts of speech and the Multi-category

words

Content summary: The ancient Chinese words of ambiguous category and flexible usage of parts of speech are two different types of language phenomena, but they created inextricable links during the term of languag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In this paper, parts of speech and types of use and the essential character of the words are compared by the frequency of use, record-breaking time, the situation of dictionaries and other methods, analyzing the difference in static state in the same historical period and the links in dynamic state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Key word: words of ambiguous category flexible usage of parts of speech comparative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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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词有无定类

要分析古汉语中词的活用与兼类，必须确立一个前提：实词是有分类的。词有无定类，历来是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焦点。《马氏文通》说：“字无定义，词无定类；而欲知其类，常先知其上下之文意何如耳。”

1语法学家高名凯也认为汉语没有真正的词类分别。2笔者认为实词是有定类的。正如王力先生所说划分词类“从语言实践方面说，它能使学生们根据各类词的语法特点来正确的使用祖国的语言；从语法的阐述上说，它是叙述的出发点，使词法和句法叙述成为可能。”3但是也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对词的分类的标准。长期以来，“在汉语语法研究史上，真正对词类划分产生过并仍在产生着重大影响作用的大致可以归结为‘意义标准’派、‘功能标准’派和‘综合标准’派”。4

意义派在理论上的宣称是很明确的，就是把词的意义作为划分词类的唯一标准。《中国语法理论》中说：“中国语里，词的分类，差不多完全只能凭意义来划分。”功能派主张的“功能”既包括词在单句中的功能，也包括把词的使用范围扩展到单句之外所表现出来的功能。钟梫先生借鉴国外的范式，最先提出了词类划分的“综合标准”，他说：“我们建议汉语词类划分可以依照下面四个原则来划分：1、意义；2、词在句中的作用；3、词的组合（即有的同志叫做广义形态学）；4、形态变化（即狭义的形态学）。”5可以说，这个标准概括了汉语词类研究划分标准的范围。

王力先生的“词汇·语法范畴”理论强调在划分汉语词类时要依据功能和意义相结合的原则，要把功能和意义看成一个有机整体。这一理论强调“一方面，从各种形态所表示的语法意义来看”；“另一方面，从各类词的本身来看，则有名词范畴、动词范畴等。无论从哪方面看，语法范畴和词类的关系都非常的密切。就后一种说法来看。可说语法范畴实际上就是词类。”6也就是强调在划分词类时要遵循把功能和意义相结合的原则。

本文在划分词类时，以王力先生的“词汇·语法范畴”理论作为标准。我们所说的语法功能首先是指词在句中所充任的句法功能。这些句法成分包括：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其次，句法功能指的是词与词之间的结合能力，即某类词能跟哪类词组合，不能跟哪类词组合。7再次，我们在划分词类时还要参考词的意义。词类的划分除了句法基本意义外，还有语义的基础。“我们参考意义标准划分词类时，主要是参考每一类词的意义，而不是单纯的个别的词的意义。即看一个词是表示事物的意义类别，还是表示动作的意义类别，或者是表示性质的意义类别。”8我们就以《孟子》出现次数在47次以上的125个词为例，利用以上标准具体划分实词中的动词、名词和形容词。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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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孟子》中， “子”出现了934次，只有2次用作述语（万章上：“父不得而子??是为父不得而子也。”）；“人”出现了603次，没有用作述语的现象；“天”出现了292次，没有用作述语的现象；“君”出现了251次，只有一次用作述语（公孙丑上：“得百里之地而君之。”）；“民”出现了208次，没有用作述语的现象。其它的在句子中没有或偶尔做述语的词有：王（平声）、夫、道（上声）、行（去声）、心、国、故、事、言、食、士、父、足、礼、侯、臣、亲、日、地、命、政、志、身、里、时、水、母。这些词一般都表示人或事物，在句中主要充当主语和宾语，根据我们所遵循的词类划分标准，就把这类具有相同语法功能和词汇意义的词定义为名词。

在句子中经常做述语的词主要有：之、曰、为、有、王（去声）、无、兴、得、大、仁、如、道（去声）、谓、行（平声）、见、事、善、言、知、若、义、食、问、使、欲、乐、闻、将、恶、贤、小、受、足、居、养、至、在、亲、中（去声）、去、生、同、好、求、反、命、取、悦、杀、死、长、告、正、治、圣。我们把这类在句中主要充当述语的词叫做谓词。在谓词中，也存在两种不同用法的词。我们就以“善”和“杀”为例，具体分析一下两者的差别。

“善”做名语11的情形特别多：“为善”10次；“好善”7次；“责善”5次；“无善”1次；“之善”1次；“陈善”1次；“乐善”1次；“迁善”1次；“谓善”3次（以上为“宾语+述语”的组织）。“以善”4次；“乎善”1次；“善与人同”1次（以上做主语）。“善”做述语（后面不跟宾语或补语）10；“‘善’+宾语”4次:

1、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则何为不行？”《梁惠王上》

2、是故诸侯虽有善其辞命而至者，不受也。《公孙丑上》

3、苟善其礼际矣，斯君子受之。《万章下》

4、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尽心上》

“‘善’+于”表比较的有4次：

1、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滕文公上》

2、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尽心下》

3、养心莫不善于寡欲。《尽心下》

“善”用作副词20次，例如：

1、 冉牛、闵子、颜渊，善于德行。《公孙丑上》

2、 昔者王豹处于淇，而河西善讴；绵驹处于高唐，，而齐右善歌；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告子下》

3 10

“善”做形容语24次，“善士”9次,“善言”4次,“善政”4次，“善教”3次，“善人”1次，“善道”1次，“善国”1次，“善行”1次。

可见，“善”一方面可以做述语，，另一方面还时常做形容语，此外还可以做名语、副语。13

再看一下“杀”，《孟子》中“杀”出现了53次，其中“杀”后面跟宾语有40次，此外“可杀”5次，“能杀”1次，“见杀”2次，“杀者”1次，“杀而夺之”1次，“牲杀”1次，“杀伐用张”1次，“杀越货于人”1次。

通过比较，两者的区别就非常明显了：“善”可以在后面加“于”表比较，而“杀”则没有这种用法；而“杀”可以在前面加“见”表被动，这种用法也是“善”所没有的。另外，我们也可以在这两个词的后面加一个名词来进行比较，例如“人”，那么“杀人”是“述语+宾语”的结构；而“善人”却是“形容语+端语”的结构。

因此，在谓词中，我们就把以“善”作为代表的一类词叫形容词。这些词包括：大、仁、知（去声）、义、乐、恶、贤、小、好（上声）、死、长（平声）、长（上声）、正、圣。

与杀字用法相似的词叫作动词,包括:曰、为、有、王（去声）、无、与（给）、得、如、道、谓、行、见、事、言、知（平声）、食、问、使、欲、将、（去声，厌恶）、受、足、居、养、至、在、亲（亲爱）、中（去声）、去、生、同、好（去声；喜欢）求、反、命、取、悦、告、治。

这样我们就把名词、动词和形容词分析清楚了，至于另外一个现象，一些词分属两类或以上的词的情形，将在下面关于词的活用与兼类中谈到，这里不作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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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词类活用与兼类词的概念和特征

词类活用与兼类词是古汉语中既紧密联系又明显区别的语言现象。正确把握这两个现象的联系与区别，对于研究古汉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古汉语界对词类活用的概念是比较统一的，即“词类活用是原属某类的词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临时改变了原有功能而表现为他类词的功能”14。从活用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活用只是有“定类”和“定职”的词的一种临时变化，只是临时拥有一个新的意义，所以活用不是词所固有的，而是游离于词之外的，是随文异用的，是一个词在一定的语言环境的制约下由一种词性临时转变成另一种词性的灵活用法，具有灵活性和临时性特点，这时它的语法功能、语义内涵都发生了临时性的变异。15 根据王力先生的总结，词类活用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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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词用如动词，古汉语中名词用如动词的现象相当普遍。例如：

1、从左右，皆肘之《左传成公二年》 ．

2、晋灵公不君《左传宣公二年》 ．

3、孟尝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见之.《战国策.齐策四》 ．．

4、秦师遂东。《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

上面的例子中，前面三例为普通名词用如动词，后一例为方位名词用作动词。

（二）、动词、形容词、名词的使动用法。所谓使动用法，即“主语所代表的人物并

16不实行这个动词所表示的动作，而是使宾语所代表的人或物施行这个动作。”在古代汉语

里，不及物动词常常有使动用法.不及物动词本来不带宾语，当它们在句子中带了宾语，通常就是使动用法了。如：

1、焉用亡郑以陪邻？《左传僖公三十年》 ．

2、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左传僖公三十年》 ．．

3、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 ．

古代汉语中及物动词用如使动的情况比较少见，及物动词本来带有宾语，在形式上和使动并没有区别，有区别的只是意义。使动的宾语并不是动作的接受者，而是主语所代表的人物使它具有的这种动作。

形容词的使动用法，就是“使宾语所代表的人或事物具有这个形容词所表示的性质和状态。”17例如《战国策·齐策四》“今媪尊长安君之位”，“尊”用如使动，是使长安君．

的地位尊贵之意。形容词用如使动的情形还有很多，例如：

1、君子正其衣冠。《论语·尧曰》 ．

2、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兄弟。《礼记·礼运》 ．．．．

3、是以君子远庖厨。《孟子·梁惠王上》 ．

4、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孟子·公孙丑上》 ．

在古代汉语里，名词偶然也用如使动，例如《史记·晋世家》“齐桓公合诸侯而国异姓。”“国”是名词用如使动，是使异姓立国之意。由于古汉语里名词用如使动的情况非常少。这里就不多做赘述。

（三）、形容词、名词的意动用法。形容词的意动用法，就是主观上认为宾语具有某个形容词所表示的性质和状态。例如《孟子·尽心上》“孔子登东山而小鲁”，这里是说孔．

子登上东山觉得鲁国小了(以鲁为小)。我们再来看其他的形容词用如意动的例子：

1、以贤勇知（礼记·礼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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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老子八十章》 ．．．．

3、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晁错：论贵粟疏》 ．．

4、左右以君贱之，食以草具。《战国策·齐策四》 ．

名词用如动词，意思是“把宾语所代表的人或事物看成这个名词所代表的人或事物。”18 例如：

1、友风而子雨。《荀子·赋》 ．．

2、故人不都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礼记·礼运》 ．．

3、不如吾闻而乐之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

（四）、名词用作状语，我们知道：名词通常在句中充当的是主语或宾语，但在古代汉语里，名词通常也活用为状语，用来表示比喻、多带人的态度、处所或工具。例如：

1、豕人立而啼 ．《左传庄公八年》

2、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史记·陈涉世家》 ．

3、君为我呼入，我得兄视之。《史记·项羽本纪》 ．

4、齐将田忌善而客待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

5、舜勤于民事而野死。《国语·鲁语上》 ．

6、秦王车裂商君以徇。《史记·商君列传》 ．

名词用作状语跟名词用作主语的位置一样，都是在动词之前，因此，我们在辨别名词活用为状语的过程中，一般情况下，应当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凡动词（谓语）前面的名词在意思上不能认为是主语的，就应该认为是用作状语。”19

（五）、动词用作状语，这种情况比较少见，一般只限于不及物动词。例如《贾谊·过秦论》：“争割地而赂秦。” ．

理解了词类活用的概念和内容，再来看一下兼类的现象.所谓兼类词，是指某些在一般语言环境中经常分属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词类而意义密切相关的词20。兼类词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经常性和稳定性，即同一个词的每一类用法和意义在古汉语书面语中出现的颇率都很高，已被人们约定俗成而具有广泛的社会性 ,并且作为一个正式的固定义项被收进了一般的辞书中。二是同一词的不同词类之间在意义上必须有着紧密的联系。词的兼类现象，实际上反映了词类所标志的客观对象之间的相互联系。”21如“事”在《论语》中出现56次，用作名词27次，用作动词29次，在《墨子》中出现267次，用作名词211次，用作动词56次，在《孟子》中出现114次 ,用作名词50次，用作动词64次 ,在《荀子》中出现299次，用作名词216次，用作动词83次。这里就以“事”在《孟子》中的 6

使用情况为例，具体分析“事”的兼类现象：

1、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公孙丑上》

2、吾欲使子问于孟子，然后行事。《腾文公上》

3、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万章上》

4、今日之事，军事也。《离妻下》

5、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万章上》

6、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父母。《告子下》

7、君子之事君也。《告子下》

在上面的例子中，1到4的“事”应解释为“事情”，在句中主要充当主语、宾语，因此它只能属于名词；而在5至7中就应该解释为“侍奉”（做事），在句中充当句子的谓语，在这里是动词。再综合它在其它不同书籍中的使用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在先秦汉语中，“事”不仅仅只有名词的语法功能，它也具有动词的功能。在这里，名词和动词都是“事”自身所固有的，是词类的本用，可以脱离具体的语境而存在，有较长的生命力。很明显，它属于兼类词。弄清楚了词类活用与兼类词的概念和特征，下面就来具体分析词类活用与兼类词的联系与区别。

三 词类活用与兼类词的联系

如前所述，词类活用与兼类词是古汉语中既紧密联系又明显区别的语言现象。因此，很有必要具体分析一下两者的联系。我们知道，词类活用与兼类词都是某一词在一定历史阶段都有充当其它词类的特点，并且语言是以不断变化发展的动态形式存在的。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有些词类活用使用频率逐渐增高 ,并被人们接受和认可 ,最终固定下来了,具备了常用性的特点，便构成了兼类词。相反，有的兼类词若使用频率降低而出现范围变得狭窄，则变成了词类活用。可见词类活用与兼类词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是相互发生转换的。

22一般认为，兼类词产生的情况大致有两种，一是由于词义引申而产生的兼类，如“荫”

本为“树荫”，名词，《荀子·劝学》:“树成荫而众鸟息焉”。因为树荫有遮蔽、保护作用,所以引申为一般的庇护,从名词变成了动词。将:由“携带”(亦非本义)引申为“率领”,再引申为“将领”《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欲将孙膑”的“将”是引申义“率领”；利:刀刃锋利,引申为“顺利”,引申为“利益”,《墨子·非攻》“以亏人自利也”的“利”是引申义“得好处”。都:大邑 ,引申为“国都” ,扬雄《解嘲》“都于洛阳”的“都”是引申义“定都”；此外 ,“都”还有“聚集”义,由此义又引申为“总”, 再引申为“全”, 7

作为副词的“全”是相当后起的意义。二是由临时性活用变成经常性使用 , 从而形成兼类词。23如“目” 本是名词，《左传》中“目”出现16次，只有一次可以解为动词义“看”，《宣公十二年》：“目于眢井而拯之。”再参考《吕氏春秋》、《韩非子》等文献资料中“目”的动词用法也相对较少的情况，“目”的动词用法在先秦视为名词活用比较妥当。到了汉代，比如《史记》中“目”的动词用例多起来，并固定为“注视”和“使眼色”的义项，这时我们应把它处理为兼类。

在笔者看来，以上两种情形都可以归结为第二种情形，即由临时性活用变成经常性使用的兼类词。我们知道，词在产生之时，必然只有一个固定的词义和词性。引申出来的意义只是人们在交往过程中为了表达的需要而临时引用的，在应用的过程中为人们所广泛认同而固定下来形成兼类。就如“荫”从本意“树荫”最开始引申为“庇护”之时，它也只能是临时的借用，我们不能说“庇护”这一意义是从引申之时起就固定下来成为兼类词，这显然不符合语言发展的规律。以此推之，非本义引申出的意义所形成固定的兼类词也符合这一规律。可以这样说 ,某一个词在开始时是活用的 ,但活用后的使用频率逐渐增高 ,并被人们接受和认可,而且相对固定了,具备了常用性的特点,便构成了兼类词。

随着语言的发展，词汇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一些在早期必须用一个词来表达的几个意义都有了固定的字词表达，这样一些原属于兼类的词在语言的应用中出现的频率也就降低甚至消失。对于出现频率降低了的现象，就应该把它当作是词类的活用而不能再当作是兼类，也就是由兼类词转化成了词类活用。这里不妨用现代汉语来论证：“王”、“衣”、“雨”、“馆”、“友”等词在古代汉语中都属于兼类词，（具体划分到后面讨论两者的区别中还有论述，这里就不多做叙述）。由于现代汉语中出现了大量的双音节或多音节词，这些词往往都只保存名词的意义，动词的意义消失了，只是在一些固定的词语、成语和俗语或者引用古汉语中才会被临时的附加上去。因此，在现代汉语中，这些词的动词意义在今天就应该看成是词类的活用。

可见 ,“由于语言的历史演变 ,兼类和活用处在不断的变化中。那些临时的活用正是

24创造兼类的基础 ,没有活用 ,兼类就难以发展到非常丰富的地步”；而语言的发展和创新，

必然会有一些兼类词使用的频率降低和范围变窄，从而转化为词类活用。反之，词类活用也会因频率增加和范围变广而转化为兼类词。因此 ,“考察一个词是兼类还是活用 ,离不开特定的社会历史和特定的语言环境 ,只有把使用频率这个标准放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 ,对同一时期的语法现象进行综合比较、辨析 ,才能得出较为可信的结论 ,以免人们从现代人的角度去看古文中的词语应用 ,犯以今律古的毛病。”25

8

四 词类活用与兼类词的区别

了解了词类活用与兼类的联系，我们再来具体分析一下两者的区别。我们已经知道，词类活用是一个词在具体的句子中偶尔临时改变了自己本身的词性，“由于这种临时借用只是偶尔为之,活用义是临时加上的，跨类的语法特点和意义并不固定,所以它在古汉语书面语言中出现的颇率极低 ,辞书上一般也不收。”26词类活用后,词性临时改变了,所产生的新义与原来的本义有密切联系,非常灵活。而兼类词是一个词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为大家所认可的具有几个跨类的词性，因此其出现的频率极高，而在辞书中也必然有属于这一词类的义项的记录。通过分析，词类活用与兼类词的区别可以用下表显示出来。

图表很直观的显示了二者的区别，下面就具体分析一下两者在古汉语中出现频率和充当词类的数量的区别。

对于出现频率，必须要用统计的方法考察一个词在不同论著中出现的次数。这里必须指出：要考察某个词在某个时代的使用情况,不能只局限于一部作品的语言材料，而应该就那个时代的多部有代表性的文献来全面考察,这样才能得出更加科学、更加可靠的结论。我们知道，词类活用是一个词在句子中偶尔的临时变化，在句中所充任的词类也就没有为人们广泛认同，因此其出现的频率往往是非常低的。当然，活用的词从整体上来说，是常见的现象；但就某一具体的词来说，只是偶尔用作别类词。如“目”字在《左传》中出现16次，用作动词只有1次，在《春秋》中出现5次，用作动词的情况一次也没有，在《论语》中出现2次，在《礼记》中出现15次，没有用作动词的情况。很显然，“目”在《左传》中是属于词类活用，而不是兼类。而兼类词所包含的几个词类可以说是其本身所具有的，因此在文献中其所包含的词类出现的次数是很多的。有人统计：“贼”在《孟子》中出现了20次，用作名词7次，用作动词11次。“法”在《孟子》中出现8次，用作名词和动词各4次。“城”在《左传》中出现50次，作动词28次。“衣”在《孟子》中出现了18次，作动词10次；在《韩非子》中出现56次，用作动词的有31次；在《春秋》中出现29次（复合形式不计），用作动词14次。另外，人们在考察相、雨、馆、友、蚕、巢、左、冠、门等词在《尚书》、《诗经》、《左传》等13部先秦典籍中的用例，也发现他们用作动词的比例最低也超过了百分之二十，而比例最 9

高的“相”竟达到了百分之五十。可以看出：通过数字统计的方法，我们就能非常直观的分辨出一个词是属于兼类还是活用。可以说，数字统计在理论上是区分两者最为有效和客观的方法。

运用量化分析来辨别词类活用与兼类固然是一个有效的方法。对运用频率进行统计，无疑是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但是由于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文献著作特别多，同一个词在不同时期的各种古籍中的使用情况又不尽相同，加之古汉语的单音词成千上万,其词义系统又十分复杂。所以要对它们的用法作全面分析统计 ,非少数人在短期内能够胜任。因此很有必要利用一个词在句中固定充当词类的数量来进行区别。我们知道，活用的词应该而且只能属于一类词。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明确指出词类活用是“词在句中的临时职务” 或 “修辞上的一种手段”27，因此至始至终活用都只属于一种词类。兼类则不同，兼类词的每一词类都具有各自完备的系统的语法特征，所以兼类词必然属于几种词类。利用在句中充当词类的数量来区别活用与兼类，具体可以用以下两种方法来区别二者：

一是看辞书中是否记录，活用的词，它活用的这个义项，是临时赋予的，其意思主要根据语境来确定，因此辞典一般都不作为一个义项列出。而兼类词则相反，由于它们经常用作几类词，因此它们所兼类的几个词类的义项，大都被辞书列为义项。如“臣”字，许慎在 《说文解字》中解释道：“臣 ,牵也 ,事君也 ,象屈服之形。” 很显然，“象屈服之形”是名词一面的解释,“牵也，事君也”是动词一面的解释。实际使用中，也是两者兼备，不分主次。又如“兵”，《说文解字·部》:“兵,械也,从持斤,并力之貌。”《说文解字·木部》又“械 , ??一曰持也”。“兵”也兼有名词“兵器”与动词“持兵器”的词性，再如“言”，《王力古汉语字典》有这样两个义项：（一）、动词。说话，说。《论语乡党》“食不言，寝不语”。（二）、名词。话，言论。论语公冶长：“听其言而观其行。”由此可知，“臣”、“兵”、“言”在古代汉语中只能属于兼类词，把他们作为词类的活用显然是不正确的。当然，我们也必须注意一个情形，那就是一个词在辞书中的各个义项并不一定全都是兼类，如：“过”的常见义项有1、经过，动词；2、超过，动词；3犯过错，动词；4过错、错误，名词。其中 1义项是本义,其余的义项均为引申义。在这四个义项中只有动词“犯过错”与名词“过错”才构成兼类关系。第1、2动词义项与第 4名词义项意义相去太远 ,则不能构成兼类关系。

二是看一个词在不同句中是否有读破的现象。古代汉语里,有些词在其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用改变读音的方法来区别不同的词性、词义 , 这种情况一般称它为“破读”。 10

“破读”后虽然词形相同 , 但原音词与破读词应理解为不完全相同的词 ,其实质上是利用改变词的读音以区别不同词义或词性的一种方法，在运用中它就只能是兼类词，不能看成是词类活用。例如：

1、王好战，请以战喻。《孟子·梁惠王上》 ．

2、纵江东父老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史记·项羽本纪》 ．

在上两例中，例①中的“王”念作平声（wáng）在句中是“大王”之意，名词；而例②中“王”念作去声（wàng）意味“使为王或称王”，动词。古代汉语的基本组成单位是以单音词为主的,而单音词本身缺乏区别词义、词性的形态标志。因而，用破读的方法就能明确的表现出兼类词在用法和词性上的不同。而词类活用由于是“偶然”转类，就不存在破读的现象，字典词典都不会列为多音多义词。这里也容易产生一个误区，就是把所有的多音多义词词都当作是兼类词。如“说”字，作为名词时有“学说，主张，言论”之意，读音为（shuō）；用做动词时意为“劝说，说服”，读音为（shuì）。由于两者在词类和意义上都有很大的差别，很显然这不能看作兼类词，只能说是两个不同的词用同一个字形。综上所述，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区分词类活用与兼类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应该灵活使用这些方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把握两者的区别，从而避免以偏概全的错误。

五 结语

从总的来看，兼类词在语法上是独立的，语义既联系又区别；而词类活用在语法上是非独立的，且活用的意义离不开本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辨别两者是非常容易的，但是，任何语言都总是处于一种不断发展的状态之下，古代汉语也不例外。在这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总会有一些词由于使用频率上升而成为兼类，另外一些使用频率下降而转化为活用，这给我们在研究兼类词和词类活用时带了很多的困扰。因此，我们一定要把汉语的动态发展和在某一历史时期的相对静止结合起来，综合运用文中所提的方法来加以辨别、区分。这样才可以尽可能的避免犯以今律古的毛病，从而正确的划分出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属于兼类还是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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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吕叔湘、王海棻《<马氏文通>读本》第45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xx年4月第二版。 高名凯《汉语语法论》第15页，商务印书馆 19xx年

3 王力《划分词类的作用》，《王力文集》第三卷第316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xx年3月第一版。

4 催应贤、邵金远《关于词类划分的标准》，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19xx年第24卷第5期。

5 钟梫《汉语的词类问题》第103页，中华书局19xx年版。

6 王力《词汇·语法范畴》，《王力文集》第十六卷第327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xx年 7 崔丽斌《<孟子》词类研究》第11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xx年2月。

8 崔丽斌《<孟子》词类研究》第12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xx年2月。

9 申明： 本文中所采用《孟子》语料及所有数据均来自周发高先生所著《中国古代语法·造

句编》（上）一书。

10 述语：说明句中谓语部分的核心，和谓语的区别是：谓语范围较广，可以包含述语和宾语以及它们的修饰成分，也可以只包含一个述语。

11 名语，包括：主语、宾语、（包括介词宾语）、判断句的表语，以及形容语+端语。 12 形容语，在“修饰成分+被修饰成分”的组织中，修饰成分之非副语者就是形容语 13 副语，包括放在述语前面修饰述语成分等。

14 崔立斌《<孟子>词类研究》第21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xx年2月。

15 罗竹莲《词类活用与词的兼类论析》，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xx年4月第6卷第二期。

16 王力《古代汉语》第一册，中华书局，19xx年5月第三版，345页

17 王力《古代汉语》第一册，中华书局，19xx年5月第三版，347页。

18 王力《古代汉语》第一册，中华书局，19xx年5月第三版，348页。

19 王力《古代汉语》第一册，中华书局，19xx年5月第三版，350页。

20 段家旺《古汉语“兼类”、“活用”辨》长沙水电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xx年第1期。 21 段家旺《古汉语“兼类”、“活用”辨》长沙水电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xx年第1期。 22 罗竹莲《词类活用与词的兼类论析》，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xx年4月第6卷第二期。

23 罗竹莲《词类活用与词的兼类论析》，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xx年4月第6卷第二期。

24 罗竹莲《词类活用与词的兼类论析》，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xx年4月第6卷第二期。

25 罗竹莲《词类活用与词的兼类论析》，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xx年4月第6卷第二期

26 段家旺《古汉语“兼类”、“活用”辨》长沙水电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xx年第1期。 27 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xx年6月，375页。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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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王力. 王力文集·关于词类的划分[M].第十六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xx年。

[2]罗竹莲.词类活用与词的兼类论析[J].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xx年4月第6卷第二期。

[3]段家旺.古汉语“兼类”、“活用”辨[J].长沙水电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xx年第1期。

[4]王力.古代汉语（第一册）[M]，中华书局， 19xx年5月第三版。

[5]崔丽斌.<孟子>词类研究[M].河南大学出版社，20xx年。

[6]周发高.中国古代语法·造句编（上）[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xx年。

[7]黄宛梅.古代汉语中的词类活用[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xx年

[8]刘小英.古语古代汉语词类活用的思考[J].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xx年3月。

[9]夏松平.也谈古代汉语中词的活用和词的兼类的区别[M].《现代语文》20xx年2月。

[10]宁延德.对古代汉语中词类活用与兼类的再认识[J].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xx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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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民族学院本科毕业论文

原创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本人所呈交的毕业论文，是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所完成。毕业论文中凡引用他人已经发表或未发表的成果、数据、观点等，均已明确注明出处；其余均由调查所得。该成果属贵州民族学院所有。

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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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首先要感谢我的指导老师林松老师，她在我选题及选材过程中给予我很多宝贵的意见和帮助。在以后的写作过程中，随着写作的深入，遇到的一些难题也是在林老师的指导和帮助下才得以顺利解决。同时还要感谢林松老师在我大学期间的悉心栽培，正是老师在我们大学期间的倾力传授，才使我对古代汉语有了更深的认识和理解、进而对古代汉语产生浓厚兴趣，最终选择写作这篇论文。如果没有林老师在大学期间传授给我们的古代汉语的丰富知识，就不会有这篇论文的问世。特向林老师献上最诚挚的敬意。 感谢民族文化学院的老师，正是你们四年来的培养，才使我拥有了独立进行学术研究的能力，论文的定稿，离不开老师们的关怀及帮助。

感谢古汉语界深入研究词类活用与兼类词的各位老师，你们倾注心血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为我这个后学在研究时提供了许多丰富详实的材料，使我在写作这篇论文的过程中得到很多有用的资料和信息，最终顺利定稿。 总之，我的论文能够最终定稿，离不开老师、同学的帮助。请老师、同学接受我这份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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