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汪曾祺的语言观
2010级汉教四班 舒伟重 20100511560
摘要：汪曾祺是新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他的语言风格别具特色，对当代文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的性情和文学涵养，以及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形成了他特有的语言观。本文将简单的探讨一下汪曾祺别具特色的语言观，为大家展示一位语言大师的无与伦比的语言魅力。
关键词：汪曾祺 语言 文学 本位 性情
认识汪曾祺，是被他的一篇小说《受戒》所折服。自然、清新、朴实的语言风格，没有多余的修饰，却蕴含着深深地文化含蕴，读来意味无穷。而这样的语言就是来自他自身的性情，乐观、童心未泯、有涵养，在我看来，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他看来，语言表现一个人的真性情，它不只是载体, 而是本体，它包含着深深的文化内涵，需要不断斟酌与创新。
一、语言是性情的体现
一个人的风格和他的气质是有关系的。任何真正的艺术，无不体现着艺术家的真性情，汪曾祺十分赞同这个观点。他曾不止一次地说：“我是一个乐观的人”，“我这个人在逆境中还能感受生活的快乐”。他喜欢写诗和作画，他迷恋着民间的自由自在，品味着民间的乡俗小曲和人生艺术。他写小说也不是谋求什么功利，表现着明显的自娱色
彩。有人说这是他的“士大夫气”。实际上，他是一个在多下玩耍的珐子，遇见只小狗他要逗一逗，碰上个石子他要蹋一脚，捡一根草棍也要玩弄半天，这便是他的小说的结构，这便是他的小说为什么像散文的原因。因此，他认为：“风俗不论是自然形成的，还是包含一定的人为的成分，都反映了一个民族对生活的热爱，对‘活着’所感到的欢悦。他们把生活中的诗情用一定的外部的形式固定下来，并且相交流，溶为一体风俗中保留着一个民族的常绿的童心，并对这童心加以圣化风俗使一民族永不衰老。”也就只有这样的性情，才能写出如此有特色的文章，这是人们喜欢它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如此深深地包含着自己的真性情。
“小说作者的语言是他的人格的一部分，语言体现小说作者对生活的基本态度。”汪曾祺的语言表现为少浮词、不渲染，质朴、自然的艺术特色，在他的小说中，几乎很少有夸张、对偶、隐喻等，这使得他的语言读起来，犹如清水出芙蓉般的清新、单纯、平淡，细细读来，韵味十足。《受戒》的开头这样写道：“荸荠庵的地势很好，在一片高地上。这一带就数这片地高，当初建庵的人很会选地方。门前是一条河。门外是一片很大的打谷场。三面都是高的柳树。山门里是一个打谷场。三面都是大的柳树，山门里是一个穿堂。迎门供着弥勒佛。??”这与现实在是平淡自然，高山就是高的山，大树就是大的柳树，完全没有多余的修饰，却犹如简单的几笔线条的勾勒，显得别有一番韵味。
二、语言的本体观
《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是汪曾祺谈文学语言问题中最重要的一篇。他说:“中国作家现在很重视语言。不少作家充分认识到语言的重要性。”这里，“重视语言”是指中国作家已开始从重视文学的思想转向对语言的关注；“语言的重要性”,根据他后面的解释,指语言不是文学的形式，只承担载体的功能，而是文学的本体。他在另一篇文章里也说,“语言不只是载体, 而是本体”(《思想·语言·结构》)，他多次提到语言的本体地位,认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汪曾祺选择了传统与创新的融合, 认为语言在文学中承担着“载体”与“本体”的双重功能，其中“本体”功能是文学语言的根本功能。这是他对文学语言的根本看法。
传统语言学认为, 语言是表现思想、传达感情的工具。在这种语言观的影响下,文学语言就自然成为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成为一种“装载”作家精神的载体。汪曾祺对文学语言的看法独特，新颖。他一直反对“语言”的“工具论”,认为“语言不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语言是小说的本体”,(《小说里的思想和语言》)这种语言本体的观念直接影响到他的创作风格。
三、语言的文化内涵
汪曾祺曾做了一篇《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的演讲，在演讲中他提到：“语言的粗糙就是内容的粗糙”，世上没有没有语言的思想，也没有没有思想的语言，因此语言不是外在的东西。语言和思想同时存在，不可分离。“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的后面是有文化的。”这
里所指的文化，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他说：“我们的语言是继承了前人，在前人的基础上演变、脱化出来的。很难找到一种语言，是别人完全没有讲过的??古人说‘无一字无来历’，是有道理的，语言是一种文化积淀。语言的文化积淀越是深厚，语言的含蕴就越丰富。”汪曾祺十分注重语言的文化内涵，所以它的每篇小说都有深厚的文化内涵，体现了他深厚的文化积淀。
如他的小说《受戒》的结尾处的写景“芦花才吐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只一只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仅从字面把每句拆开看，只是一句句普通的话，但把它们放在一起，顿时韵味十足，意味深远。不禁让人想到明子和小英子朦朦胧胧、青涩纯洁的初恋以及他们未来的美好未来。在这些简简单单的句子背后，都透露着汪曾祺身后的文化含蕴。
在汪曾祺看来，文化不是通过语言而表现的, 语言就是文化。因此表现什么文化就用什么语言，汪曾祺看到了语言与描写对象的关系, 如他在评价林斤澜的作品时说, “《矮凳桥》 则基本上用的是温州方言。这是很自然的事, 因为他写的是温州的事。??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的背景是文化。一个作家对传统文化和某一特定地区的文化了解得愈深切, 他的语言便愈有特点。”( 《林斤澜的矮凳桥》) 其实, 汪曾祺的语言风格之所以独特, 就在于他对特定文化的深切了解, 脱离文化, 语言就成了无源之水；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语言与作者的关系, 认为语言是作家的脸面,是作者文化修养的直接体现，“作
品的语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 “探索一个作家的气质、他的思想, 必须由语言入手, 并始终浸在作者的语言里。”(《自报家门》)作者的文化修养在语言中暴露无遗。
四、语言需斟酌与创新
汪曾祺在《“揉面”——谈语言》一文，将语言比喻成“揉面”，“面要揉到了，才软熟，劲道，有劲儿??写作也是这样，下笔之前，要把语言在手里反复抟弄。”《鸡鸭名家》中汪曾祺写炕房师傅余老五在抗机房里工作：“??不以形求，全以神遇，用他的感觉判断一切。炕房里暗暗的，暖洋洋的，湿濡濡的，笼罩着一种暧昧、缠绵的含情怀春似的异样感觉：余老五身上也有着一种‘母性’。他正验着一个一个生命正在完成。”
在仔细的斟酌中，汪曾祺还提倡着创新。他鼓励“自铸新词”，但又说“语言的独创，不是去杜撰一些‘谁都听不懂的形容词之类’。好的语言都是平平常常的，人人能懂，并且也可能说得出来的语言——只是他没有说出来。人人心中所有，笔下所无。”语言要斟酌，要创新，但不能太玄，人物对话要与人物贴近，应该“普普通通，家长里短，有一点人物性格，神态，不能有多少深文大义”叙述、描写的语言也同样要和所写的人物“靠”。汪曾祺说：“小说里所描写的景物，??得和所写的人物水乳交融，浑然一体。就是说，小说的每一个字，都是渗透了人物。写景，就是写人。”（《揉面——谈语言》）
参考文献：
1、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xx年版。
2、汪曾祺 文论卷，汪曾祺文集，江苏文艺出版社，19xx年版。
3、陆建华，汪曾祺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xx年版。
第二篇：论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征
分 类 号：I247.7
单位代码：10452
本科毕业论文 论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征 姓 名 高冠强 学 号 200601120520 年 级 2006 专 业 汉语言文学 系 （院） 文学院 指导教师 蒋心海
20xx年4月10日
临沂师范学院2008届本科毕业论文
摘 要
汪曾祺的小说着力表现人民大众的生活情趣、生活理想以及人情美和人性美的艺术主题。他不追求故事情节的曲折、完整性，而是以含蓄、空灵、淡远的风格和奇崛平淡、简洁明快、生动传神的语言，努力营造浓厚的文化意蕴，彰显独特的审美价值，其作品呈现出鲜明的散文化文体特点，对当代小说文体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汪曾祺；小说；散文化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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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ng Zengqi’s novellas are to reflect the taste and ideal of life belonging to the masses and the art theme of human relationship and human nature. He does not pursue the plot windingly, the integrity, but is by contains, elusive, the pale far style and unusual light, succinct is sprightly, the vivid expressive language, diligently builds the strong culture reveals the unique esthetic value, its work presents the bright prose literary style characteristic, has had the significant influence to the contemporary novel literary style.
Keywords: Wang Zengqi; novels; characteristics of essays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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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一、散文化意境的营造...................................................... 1
二、“自然无法”的散文化叙事结构........................................... 3
三、简洁准确、意蕴丰富的散文化语言........................................ 5
四、汪曾祺的小说对当代小说文体的意义...................................... 7
参考文献 .................................................................. 9
谢 辞 .................................................................... 9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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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xx年唐挚的《赞受戒》和张吾同的《写吧，为了心灵》相继发表，标志着文学界对汪曾祺研究的开始，至今已有近30年的时间。在这近30年的时间里，各种刊物上发表了数量众多的研究汪曾祺小说的论文，这些论文涉及了汪曾祺小说创作的艺术渊源、哲学文化意识、创作主旨等多个方面，为广大读者鉴赏汪曾祺的小说发挥了积极作用。笔者认为从文体角度去接近汪曾祺的小说，发掘其美学价值，分析其对当代小说文体产生的影响，对于更好地鉴赏汪曾祺的小说，同样具有积极意义。这不仅是因为汪曾祺本人对文体的看重，更重要的是，他的小说文体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单一的审美情趣和单一的小说形式技巧的一次冲击，开创了新时期小说散文化的先河，给当代文坛带来了巨大震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散文化意境的营造
意境，一般被认为是把社会生活中观察、激发出来的思想感情熔铸于所描写的生活图景之中而形成的一种艺术境界[1]。意境不是玄妙莫测的幻觉，而是一种弦外之音。意境，现在被认为是散文创作中不可缺少的美学追求，是一篇散文作品成功的关键性因素。一般小说家的小说作品，很少关注意境的营造，而汪曾祺和一般小说家不同，他不但在自己的小说中有意创设意境，而且把意境的营造视为小说创作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与灵魂。
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意境主要表现在气氛之中。所谓“气氛”，既包括作者的情感、情绪的自然流露，也包括自然风光、民情风俗的生动描绘。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风格特征首先就在于重气氛的营造而不刻意追求故事情节的曲折、完整。他认为，在小说中只要写出了气氛，即使不写故事，没有情节，不直接写人物性格、心理，也可以在字里行间都浸透了人物，因为气氛即人物。在气氛的营造中，汪曾祺更加钟情于自然风光、民情风俗的描绘。他以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抒情诗” [2]。风俗自然地流露出一个民族的天性，汪曾祺总是从这里去寻找人物性格的源头活水。但是汪曾祺描绘风俗，绝非停滞于风物志、风情志的叙述，而是与其小说中的人物密切相连，有其深刻的人文内涵。凡与人物有关的风俗，他从来不吝笔墨，大笔挥洒；凡与人物无关的风俗，不管多美，也依然决然地割舍，惜墨如金。“风俗即人，这是他同很多写风俗的作家最显著的区别。”[3]
“汪曾祺的小说强烈地传达出了一种清新隽永、淡泊高雅的风俗画效果。”[4]《受戒》、《大淖纪事》和《八千岁》等之所以吸引了众多读者，其中重要的因素是它们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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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师范学院2008届本科毕业论文 种富有别有风情的风俗描写。如《受戒》的结尾处:“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充满着生活情趣的水荡景色的描绘，犹如一幅美丽的画面恒久地定格在读者的视觉之中。
在汪曾祺的笔下，生活都是以其本来面目和盘托出，写人物活动的场景，写民情、风俗，少有刻意的雕琢。如在《鉴赏家》中，作者就为我们展现了一幅色、香、味俱全的物产风俗四季图。“立春前后，卖青萝卜。棒打萝卜，摔在地上就裂开了。杏子、桃子下来时卖鸡蛋大的香白杏，白得像一团雪，只嘴儿以下有一根红线的‘一线红’密桃。再下来是樱桃，红的像珊瑚，白的像玛瑙。端午前后，枇杷。夏天卖瓜。七八月卖河鲜、鲜菱、鸡头、莲蓬、花下藕”。
如果说40年代的汪曾祺还有点像青春少年那样意气风发，在其小说中还有个人灵魂的探索和漂泊的成分的话（例如《复仇》），那么到了80年代，复出的他已经迈入生命的黄昏，个人和时代的遭际使他不愿意跳到历史的漩涡里去，其小说中则摆脱了火气，而呈现出全然的宁静、乐观与和谐[5]。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间一派安详和谐，万事万物都处于平平淡淡安安静静之中。如在《受戒》中，作者没有对当时社会动荡的背景进行描述，而是着力用清新欢快的笔调，对小和尚明海和小英子的爱情进行描写，充分展示了一幅宁静、古朴、祥和的纯净画面。
和谐与乐观作为人生的主色调代替了沉重和忧虑，由此形成了作品意蕴的和谐与乐观。当然，如果说汪曾祺的小说只表现欢乐而没有悲伤，是不合实际的。只是他小说中的忧伤既直视人生的本来面目，又被乐观所涵盖。人世间的悲哀﹑苦难，人性的委琐，以及一切乏人兴趣甚至让人鄙薄的行为做派，一旦到了他的笔下，就顿生出脉脉的怜情。他习惯于把人世间的痛苦嚼碎了，咽到肚里，而后缓缓化解成一种微甜、微苦、经久永恒的味。例如《寂寞和温暖》里，被打成右派的农科所技术员沈沅，不论在田野上干活，还是伏在临窗的小桌前看书，每天好像过得很清静，很舒畅，内心的痛苦处理的很淡。痛恨，但不咬牙切齿；欢乐，但不得意忘形；微笑淡化了愁苦，温馨驱走了暴烈，平和取代了浮躁。他的作品，到处可以使人感到一种扑面而来的温暖，一种令人心平气静的柔和，一种旷达超脱的微笑，内蕴的乐观消融了丑恶，作者的性情已经转变成了作品别样的情感趋向和艺术风格。一切都显得那么淡然，那么通脱，那么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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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的绝大多数小说表达的是爱与美，温情与风俗。因此在艺术表现上，汪曾祺不追求激烈的矛盾冲突而是淡化情节、追求和谐。正如他自己所言：“我的作品不是悲剧，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壮的美，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6]（p4）因此他重视小说平淡和谐气氛的渲染，以平淡的笔调营造隽永和谐的艺术境界，突出故事情节以外的风俗的美。汪曾祺对平淡的追求是自觉的，他曾说在文风上,他是有意识地写得平淡。
作家个体的艺术风格既受民族历史文化的影响，也受到自身个性﹑气质﹑思想以及文化素质﹑艺术修养等的制约。汪曾祺是个很乐观的人，对生活充满热情：“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对于生活，我朴素的信念是：人类是会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我
[6]（p3）自觉的先要对读者产生一点影响的，也正是这点朴素的信念。”正是由于这个朴素
的信念，也为了将自己对生活的乐观传达给读者，他所撷取的不是人生的苦难，他小说描写的侧重点不是人性中的阴暗和丑恶，“他创作的旨意既非通过善恶美丑的尖锐对立和激烈冲突，来表现崇高和悲壮，也非以深沉的情感对灵魂进行严肃的拷问” [7]。
汪曾祺的小说往往在乡土风俗的描写之中渗透着汪曾祺传统的文化意识和审美情趣，人与人之间谦和互爱，人与物之间亲切共适，人与环境之间和谐相依，呈现出一派远离喧嚣和纷争，摒弃传统伦理中的狭隘和迂腐后的高远平淡、自然随和的生活氛围。这体现出作家对人生与社会的深刻认识，突出了对民族文化特别是民间文化中善良、美好、健康人性的歌颂。
二、“自然无法”的散文化叙事结构
汪曾祺对自己小说文体的散文化是有着充分自觉的。他觉得，故事性太强的小说不大真实。他说：“我的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散，这倒是有意为之的。我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8]（p166）汪曾祺在处理材料的艺术方式上，常常是“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8] （p166）他在对生活审美化的处理中，他性情的温和与随意营造了一种独特的散文化叙事结构。
阅读汪曾祺的小说，感觉不像读小说，而是好像阅读真实的生活。他小说中的人物身份众多，其中最多的是身处社会底层的三教九流和下层知识分子等小人物。这些小人物身上发生的多是小事情，没有感天动地的悲壮事情。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归，随意而为、坚韧执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姿态和生活方式。如《故里杂记?榆树》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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侉奶奶疼爱那头牵磨的驴，驴乏了，打滚时，侉奶奶“直替这驴在心里攒劲；驴翻过了，侉奶奶也替它觉得轻松”；《八千岁》中的八千岁卖米、俭省，八千岁被无端的敲诈后，决心从此不再节俭；《岁寒三友》中王瘦吾、陶虎臣的生意破产，家里的生活跌入低谷时，陶虎臣变卖了三块祖传的视若性命的田黄石章，脱朋友于困厄。
汪曾祺在组织小说的结构时，大多也是按照生活的多维流动来进行：一般是先描写地理环境和事件背景，接着交代人物，包括人的职业和生活情趣等，然后再描写具体人的具体细节，中间遇到什么就再插入几句[9]（p266）。在《老鲁》这篇小说中，就非常明显地体现了这种结构小说的方式。《老鲁》以饿为开头，把当时的社会状况和学校状况呈现给读者，接着描写挖野菜，生动细致，写了两页才将老鲁介绍给读者，老鲁抓“甲壳虫”的细节非常细腻丰满，然后又写到老吴，老鲁和老吴各有所好，各有所长，接着重点描写老鲁的经历和遭遇，使老鲁这个普通人的形象生动鲜活起来，西南联大的生活或者其它的东西随便插入进来，显得生动而自然。
汪曾祺那些描写市井风情的小说就更是结构松散，风俗人情、天文地理、故事传说等穿插自如，给人的感觉好像是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好像主次不分明。可是汪曾祺的高妙之处就在于他艺术化地处理了各种穿插成分，而这些穿插部分又圆满的完成了叙事功能，从而给这种表面上看起来不太像小说的、随其自然的散文化文体赋予了一种恬淡自然的境界，营造了一个洋溢着浓郁地域风情色彩的艺术境界，显得清雅温馨、自然质朴。例如《受戒》以写荸荠庵开头，从而引出当地和尚的风俗、荸荠庵的生活方式、和尚明海出家的过程和小英子一家的生活状态，最后才通过小英子的眼睛来写明海受戒的过程。同时，小说的穿插成分还像滚雪球一样不停向外滚动着别的穿插细节，例如描写庵中生活的一段，顺便交代了几个和尚的情态，在叙述三师傅时又写到了他的绝技、和尚和当地姑娘私通的风俗等，虽然表面上显得枝节纵横，但是作者的叙述却是那么的自然，如水的流动一般，不拘一格而又浑然天成。正如汪曾祺曾所说，《受戒》里写水的成分虽然不多，但是整篇文章却充满了水的感觉。水不但不自觉中成了他的一些小说中的背景，并且也影响了他的小说的风格。水有时是澎湃的，但汪曾祺笔下的水却总是柔软平和的。正是这种平和流水般的小说风格，营造了一种纯正天然的艺术世界。例如《受戒》里明海和小英子一块到田地里去，柔软的田埂上留下了小英子的脚印，“明海看着她的脚印，傻了。五个小小的趾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一块。明海身上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觉得心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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搅乱了。”汪曾祺的小说中有很多这些富有诗情画意的细节描写，这就使其小说虚实相间，营造一种美的极致的生活境界。
汪曾祺的这种“为文无法”的散文化的叙事结构，尽管可以营造出一种和谐、平淡而优美的意境，可是这样的意境对于小说这一文体来说，好像有些“乏味”。汪曾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提出了“溶奇崛于平淡之中”。只不过汪曾祺的“奇”，不在于过程的曲折离奇，而是主人公在关键时刻所做出的特别的有别于常人的行为举动。例如《岁寒三友》中的靳彝甫在朋友急需帮助时，依然决然地决定把自家珍藏的田黄石卖掉，帮助朋友顺利度过急难。作为故事，这样的情节发展过程也许算不上曲折，可是情节却在最关键的地方终止，在情节的急转过程中，为人物的形象塑造增添了最光彩亮丽的一笔，刻画出了人物性格的另一面，增加了其复杂性，人物的性格同时也在这里闪耀出绚丽的光彩，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思索和无穷的回味。这就使文章当中那些表面上看起来杂乱无章的叙述和穿插，具有了一种卒章显其志的作用，汪曾祺把这种写法称之为“苦心经营的随便”，从而更显其匠心独运，高人一筹。
三、简洁准确、意蕴丰富的散文化语言
汪曾祺说：“一个作家能不能算是一个作家，能不能在作家之林中立足，首先决定于他有没有自己的语言，能不能找到一种只属于他自己，和别人迥不相同的语言。”[10]许多著名作家都是讲究语言的，如鲁迅，沈从文，老舍，孙犁，赵树理等。鲁迅极精练，他的语言具有深厚旧学功底；沈从文刻意唯美，但过多的方言俚语有时让人难懂；老舍是活泼的市民语言；孙犁平淡简洁；赵树理是真正的农民语言，中间杂有民间戏剧的对白。汪曾祺以他那幽兰清菊般的语言，令读者难以释怀。
汪曾祺认为准确是语言的唯一标准。他在叙述中，多数使用白描手法，不堆砌词藻，不拖泥带水，不仅显得准确，而且还显得清爽干净。例如《受戒》中的几段话：
荸荠庵的地势很好，在一片高地上。这一带就数这片地势高，当初建庵的人很会选地方。门前是一条河。门外是一片很大的打谷场。三面都是高大的柳树。山门里是一个穿堂。迎门供着弥勒佛。不知是哪一位名士撰写了一副对联：
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
开颜一笑笑世间可笑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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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勒佛背后，是韦驮。过穿堂，是一个不小的天井，种着两棵白果树。天井两边各有三间厢房。走过天井，便是大殿，供着三世佛。佛像连龛才四尺来高。大殿东边是方丈，西边是库房。大殿东侧，有一个小小的六角门，白门绿字，刻着一副对联：
一花一世界
三藐三菩提
进门有一个狭长的天井，几块假山石，几盆花，有三间小房。
作者只是简单陈述，显得极其准确、简洁。高地、河、白果树等前面既没有修饰词，也没有运用比喻和夸张等非常强烈的修辞，他仅使用了大、小、高、狭长等带有判断性的限定词，他要实现的就是“准确”，同时带给我们一种清水出芙蓉的美。
汪曾祺认为，要使语言生动，要把句子尽量写的短，能切开就切开。因此，他喜欢使用短句，喜欢分行，这是他小说语言形式的一大特征，也是造成他小说散文化的原因之一。短，是口语句式的突出特点。同时句子短，就显得灵活，就容易上口，就显得平易亲切，就具有鲜活的生命力。而短句与长句的交相变化、交替使用，又显得姿态横生、错落有致。如《受戒》中明子受戒后，与小英子隔河的对话：她一眼就看见了明子。隔着一条护城河，就喊他：
“明子！”
“小英子！”
“你受了戒啦？”
“受了。”
“疼吗？”
“疼。”
“现在还疼吗？”
“现在疼过去了。”
“你哪天回去？”
“后天。”
“上午？下午？”
“下午。”
“我来接你！”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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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对话，疏疏落落，结构简单，形式短小，而且每句分行，表意简洁明快，蕴
含着鲜明的个性特色，呈现出丰盈的诗意特征。形式，在这里营造了一种突出的视觉效果，体现并增加了作品的内涵。
正如汪曾祺自己所说，“语言不是一句一句写出来，加在一起的。语言不能像盖房
子一样，一块砖一块砖，垒起来。那样就会成为堆砌。语言的美不在一句一句的话，而在话与话之间的关系。”[11]所以汪曾祺要在语言运用中，追求一种风格、一种氛围；在字与字的关系中，创造一种富有表现力的叙述语言，在字词之间的秩序中，创造出无限的意义和可能，使读者可以透过语言的表层，品尝出更加深刻的意蕴，从而使语言真正升华到以一当十、以少胜多的美学境界。如《大淖记事》中的三段文字：
十一子到了淖边。巧云踏在一只“鸭撇上”上（放鸭子用的小船，极小，仅容一人。
这是一只公船，平常就拴在淖边。大淖人谁都可以撑着它到沙洲上挑蒌蒿，割茅草，拣野鸭蛋），把蒿子一点，撑向淖中央的沙洲，对十一子说：“你来！”过了一会，十一子泅水到了沙洲上。
他们在沙洲的茅草丛里一直呆到月到中天。
月亮真好啊！
上面这三段文字叙述的是在巧云被刘长号破身后，与十一子在水边相会的情景。在
“月亮真好啊！”这一景色描写的背后，隐藏了非常丰富的意蕴，展示了一种地域文化
的精神，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巧云痛苦不是毁灭性的、巧云和十一子的爱情是纯洁美好的。
四、汪曾祺的小说对当代小说文体的意义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汪曾祺是一位具有承先启后意义的小说家[12]。因为他把被中
断的散文化小说传统延续了下来，同时他还更新了小说观念，开启了“寻根文学”思潮，启发了当代作家的文体意识。这对中国当代小说的文体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产生了深远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种种原因，废名、沈从文等人开创的中国传统文化小说，多年
不被人注意。而汪曾祺小说的出现，连续了被中断和遗忘的小说风格。汪曾祺还以他的小说创作实绩，对当代一批小说家和小说潮流产生了积极影响。
有人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最大的教训就是回绝了20世纪40年代除了延安文学以外
的新文学遗产，而汪曾祺小说就成为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特别是寻根文学与20世纪40年代新文学、现代文学的一个中介。诚然，寻根文学的产生有着深厚和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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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社会背景，而汪曾祺的小说也许只是从一个侧面给作家们对民族文化的根底的寻找和反思进行了启发。但是，汪曾祺的小说更深远的意义在于连接了被中断的抒情小说传统，表现特定地域的民情民俗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是20世纪80年代小说创作中最为流行的方式和观念。汪曾祺关于“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诗”的观点，对“寻根文学”的产生和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以及对后来的小说创作者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譬如阿城、贾平凹（商州系列小说）、何立伟、钟阿城等，在小说文体上均接近汪曾祺并取得了较高的成绩。
汪曾祺自己一直认为他的创作成为不了主流，这不是自谦，而是平实之言。他没有如现在一些不可一世的作家，认为自己的作品是所谓“谢公不出，如苍生何？”但他却是现代自由意志的生活方式和古典意趣的诗意化意境的和谐结合。他把小说这一文学样式赋予了自己独特的叙述方式、结构、语言，成为了一种成熟的散文化小说文体的典范：优美的意境、浓郁的感情，虚实相生的氛围，平淡的叙述方式，简洁准确、意蕴丰富的语言等。我们在他这些精致而令人回味无穷的散文化小说里看到生命的各种状态，人生的各个层面，体味到空灵和诗意，感悟到成熟和达观[9]（p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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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考 文 献
[1]丁晨.平淡处见真蕴风俗中见洁雅[J].河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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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文学》编写组.中国当代文学（第3册）[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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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5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109.
[11]汪曾祺.汪曾祺文集?文论卷[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5-6.
[12]张诵圣.开近年文学寻根之风——汪曾祺与当代欧美小说结构观相颉颃[J].当代作家评论，1989,（05）.
谢 辞
本论文得以完成，首先要感谢蒋心海副教授，因为从选题到完成，每一步都是在蒋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的，倾注了蒋老师大量的心血。另外，要感谢在大学期间所有传授我知识的老师，是他们的悉心教导使我有了良好的专业课知识，这也是论文得以完成的基础。
师恩永铭，友情难忘。
20xx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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