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与朱元璋,刘秀与赵匡胤
对于那些历代的开国皇帝来说如何对待开国元勋是个很头痛的问题,尤其是那些从
底层一步登天的皇帝对于这个问题更是觉得棘手.因为他们都是从底层上来的,因此皇室
的势力不大,甚至不及那些开国元勋.在历史上在皇室的势力不及开国元勋的情况下对待
功臣的方法有两个典型,一是杀,二是厚待他们,但却不给他们实权.这两个典型都各有代
表人物,前者是刘邦和朱元璋,后者是刘秀与赵匡胤.我下面主要像说明一下这几个代表人
物间的不同之处. 首先来讨论一下刘邦和朱元璋,他们两个都被认为是那种对待功臣是"鸟尽弓藏,兔死
狗烹"皇帝.是那种只能共患难,不能共享福之人.我以为这两者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第一,刘邦杀功臣是被动的,朱元璋杀功臣则是主动的.刘邦是个豁达之人,而朱元璋则是
猜忌多疑之人,文字狱就是最好的证明.因此刘邦对待功臣其实是很宽厚的,但是,作为一
个从平民打上来的皇帝,他也不能不有所堤防.而且当时有些功臣居功自傲,其中由以韩?
为首,当年韩信趁刘邦危急之时,要挟刘邦封他做假齐王,这足以表露出他的狼子野心.当
然他当时之所以没有反叛刘邦,是因为当时一来还有项羽这个劲敌在,而且他如果反叛刘
邦,也有可能失去人心.因此他当时只是要求做假齐王来试探一下刘邦.此举的确触怒了刘
邦,但好在他隐忍了下去,并还故作姿态的封了韩信一个齐王,才没有给韩信已反叛的理
由.但对于韩信刘邦心中已存介缔.在加上韩信的军事才能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虽然他现
在不反,但不能保证他在刘邦死后不反,因此刘邦不得不先下手为强,而且当时诛杀韩信是
得到其他功臣的支持的,因为他们也认识到韩信是汉王朝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当年月
下追韩信的萧何就扮演了引诱韩信上断头台的角色.而英布之流或是因为韩信被杀而感到
恐惧或是因为听信谋士之言反叛刘邦在先,才被刘邦杀掉的.因此除了韩信外,杀其他人都
是被动的,而杀韩信也非无中生有.但朱元璋杀功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他杀功臣纯粹是因
为猜忌,不管对方是否有反叛之实或反叛之心,一律杀无赦.可以说他是绝对主动
的在杀戮
功臣,并且是不杀光誓不罢休的变态心理.
第二,刘邦杀的只是几个拥兵自重且有反叛行径或有反叛意图的武将,而朱元璋则是
无论文武,只要是有功之臣,有资历的臣子,他都照杀不误.就连像宋濂这样的老实人都不
放过,虽然因为马皇后的求情而免去了他的死罪,但把这么一个老人发配到边疆,其实就等
于要了他的老命.刘邦除了杀了几个武将外,对其他功臣还是很厚待的,像萧何,曹参,陈
平,周勃都是汉王朝的重臣,不像明朝,开国元勋没几个活下来的.
第三,刘邦杀了功臣后,结果是加强了中央的实力,尽管他死后出现了权力真空,但由
于他为后世流下了不少经验丰富的老臣,因此无论是吕氏的篡权和之后的七王之乱,都没
有对中央产生很大的破坏.也使得汉王朝开辟了封建史上的第一个盛世.可是朱元璋死后
就没那么幸运,由于功臣被他杀戮一空,结果当靖难之役发生之时,中央政府已经没有像汉
时周勃,周亚夫父子那样力挽狂澜的人了,结果朱元璋钦定的皇位继承人,在不到3年内就
被推翻了.
比较了刘邦和朱元璋,再来比较一下刘秀与赵匡胤.这两个皇帝比起前两个来在历史
上的评价要更高些.他们的作法与前两者的杀气腾腾截然不同,他们主要用的是怀柔的手
段,但虽然手法一样,但也有高下之分. 第一,这两者登上皇位的方式不同,刘秀靠的是武力消灭各个割剧势力,而赵匡胤则是
军事政变.因此刘秀的功臣大多是跟他出身入死且自身有一定势力的地方豪强,而赵匡胤
的功臣大都是些手握重兵的高级将领或地方节度使.由于这两者的处理方法是不同的,前
者应该削弱和瓦解他们的势力,后者则应该分散和解除他们的武装部队.
第二,刘秀对待功臣并没有采取削弱他们的方法,反而使他们进一步做大.他对于那些
支持他的豪强,采取了给予他们经济上的特权和补偿来换取他们政治和军事上的权力,并
和他们联姻来稳固自己的统治.但是这么做只能保证在他活着的时候,那些地方豪强不参
与政治,但他死后,由于那些地方豪强有一部分和皇家联姻,于是就以外戚的身份把持朝
政,另一部分豪强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在朝堂之上大肆培养自己的亲信和势
力,于是乎,东汉一朝,四世三公,门生遍天下的豪门比比皆是.赵匡胤对待功臣的方法就比
较正确,他吸取了唐以来武将拥兵自重,中央政府软弱无力的经验教训,对于那些拥戴他即
位的高级将领和节度使采取了"杯酒释兵权"的作法,既让他们交出兵权,给他们在经济上
的补偿.他的做法虽然和刘秀颇为相似,但由于对象不同,所取的效果也大不一样,因为那
些高级将领,只是在军事实力上对中央产生了威胁,在其他方面则比较差,也就是说他们最
大的资本就是军队,离开了军队他们的影响力就几乎不存在了.因此赵匡胤虽然给予他们
经济上的补偿,但却没有给他们经济上的特权,也就是说他们在怎么样充其量只是一个富
翁,在政治上已经没有丝毫的影响力,他们是的的确确被削弱了.
第三 从效果上来看,刘秀的做法其实是在进一步的削弱中央和皇族的势力,而且让地
方豪强进一步的坐大,也没有解决自西汉以来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为东汉埋下了一
颗定时炸弹.而且由于皇族势力的单薄,使的东汉中后期,皇帝和朝政一直在外戚和宦官手
中把持.赵匡胤不仅解除了那些将领的兵权,也解决了自唐中期以来数百年的地方强于中
央的局面,也结束了得唐以后,政权多忘于武人之手的局面.当然,之后他所实行的重文轻
武的以及一系列限制武将的做法则不在我讨论范围之内,因为那些措施虽然和解决将领拥
兵自重有关,但不属于他对待开国元勋的方法. 比较以上四个皇帝对待功臣功臣的做法,我以为从效果上来看,刘邦和赵匡胤做的最
好,虽然他们的方法不一样,但都达到了巩固皇权,削弱地方的目的.都使的中央政府更加
稳固.而朱元璋虽然保证了他的王朝不会被外人夺走,却无法保证他的孙子能安稳的坐在
皇帝的宝座上.正因为他不顾一切的杀戮功臣,使得中央政府内人才凋零,根本无力来对抗
外部的强敌.刘邦和朱元璋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刘邦把棍子上几根最大的刺给拔掉了,并留
给了子孙可以握住这根带刺的棍子的地方,他的子孙可以很轻松的拿着这根棍子来对抗其
他势力.而朱元璋则将棍子上的刺全都拔光了,虽然他的孙子可以很轻松的拿起
这根棍子,
可这个光溜溜的棍子也没有任何威力了,面对对方的大刀长枪只能坐以待毙了.因此朱元
璋的做法,只取得了一半的效果.最差的就应该是刘秀了,他采取了逃避的方法,用布把那
些扎手的刺包裹起来,但是却只是治标不治本,时间一长,那些刺自然就刺破了薄薄一层
布,扎的他的子孙满手是血.
单就刘邦和赵匡胤来说,虽然都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但赵匡胤的手段更高明些,他不仅
解决了问题,也没有流血,可以说是在解决开国元勋的问题上处理的最得当
第二篇：刘秀
生平
汉光武帝刘秀（前6年-57年）是东汉的开国皇帝。西汉高祖九世孙，字文叔，南阳蔡阳人。父刘钦曾任济阳、南顿县令母樊娴都。
西汉灭亡后，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王莽末年，农民大起义爆发，刘秀与哥哥刘糸寅乘机起兵，加入绿林军。在昆阳大战中，他率骑突围求援，打败了王莽的主力军。这是推翻王莽政权关键性的一战．刘秀从此声威大震。他到河北一带活动，以恢复汉家制度为号召，取得了官僚、地主的支持，又镇压并收编了铜马等农民起义军，力量迅速壮大。公元25年．他在高阝称帝，国号仍为汉，定都洛阳，年号建武，史称后汉、东汉。
刘秀当上了皇帝，但国家仍处在动乱之中。他废除王莽的苛政，让人民休养生息。他又调集军队，镇压了赤眉起义军，削平了各地割据势力，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全国复归统一。刘秀在位期间，比较关心民间疾苦。他先后9次发布命令释放奴婢，禁止残害奴婢，并多次下诏书，兔罪徒为庶民。他减轻租税徭役，发放赈济，兴修水利。他裁并了400多个县，精简官吏。在统一天下后，他就基本上不再用兵，对于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也以安抚为主，化干戈为玉帛。这些措施都是深得人心的，保证了社会秩序的安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刘秀以文治国，重视教育，兴办学校，他还亲自到太学讲论经学，对于东汉一朝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刘秀在政治上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加强中央集权，特别是提高皇权。他继续削弱相权，把决策权进一步集中到皇帝为核心的"台阁"手中。他加强了对地方行政机构和官员监察，使中央更好地控制和监督地方行政系统。他精简官僚机构，减少了国家的财政支出，间接地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这在历史上是十分成功的一次，为后世提供了一个好的范例。
建武中元二年(57年)，刘秀病死于洛阳南宫，在位33年，葬于原陵。庙号为世祖，谥光武帝。
军事
汉世祖刘秀不仅仅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军事方面的天赋更高,用杰出的军事家来形容是一点都不为过的.在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当中，只比军事才能，也只有李世民和朱元璋强于他。刘秀和他的祖先刘邦比起来,同样都善于将将,而刘秀的将兵能力确是刘邦所不能企及的.刘秀也是身经百战,他一生中为将只败了一次,就是北击河北的农民武装尤来、大抢、五幡, 乘胜轻进，反为所败。除此以外全部获胜.下面我们试着总结和归纳下刘秀的军事方略.
1正确的战略思想
战争不能仅仅靠正确的战术,还需要有对头的战略,如果仅有前者,最终的下场和项羽一样.东汉建立后,面对众多的对手,刘秀不急于进兵长安,而是让赤眉军和更始政权在关中火并,随后东汉军队才攻进函谷关.后来又采纳来歙的建议,联陇制蜀,联合陇右的隗嚣,牵制拇ǖ墓锸?这样可以在西线采取守势,而集中兵力收拾关东的割据势力.在关东平定后,再进兵陇右和巴蜀,实践证明了刘秀这一战略的正确性.
2擒贼擒王,直捣腹心
著名的昆阳大战,王莽军队40余万,诈称百万.将昆阳层层包围.刘秀率领的援
军只有不到两万人,正常的战术已经很难奏效.于是刘秀采取了直取王莽中军的策略,亲率几千敢死队,放手一搏,杀了莽军主将王寻,昆阳之围解除.充分显示了刘秀的大智大勇.
3以逸待劳 出奇不意
刘秀扫平天下的对手里,赤眉军的战斗力无疑是比较强大的.而刘秀的军队和赤眉军的几次战斗也是互有胜败.但赤眉军属于流寇性质,专以掠夺,不事生产.刘秀做出了正确判断,认为他们没有粮食,必然不能久留关中,一定会东来的.于是乃遣破奸将军侯进等屯新安，建威大将军耿弇等屯宜阳，分为二道，以要其还路。敕诸将曰：“贼若东走，可引宜阳兵会新安；贼若南走，可引新安兵会宜阳。”(<后汉书.刘盆子传>)当赤眉军最后终于按照刘秀的思路南走时,刘秀亲率大军到宜阳,正好拦截住了赤眉军,看到“从天而降”的东汉军队, 赤眉军顿失战意,几十万赤眉军放下武器,刘秀兵不血仞取得了胜利.
4围魏救赵
刘秀手下的将领盖延，庞萌进攻割据势力董宪，董宪的部将贲休举兰陵城降。董宪于是从郯城去攻打兰陵，盖延等请示刘秀，刘秀让他们去攻郯，那样兰陵之围自解。但盖看到贲休那边比较危急，没有按照光武的部署，而是直接去援兰陵，结果失败。没奈何，盖延和庞萌又去打郯。刘秀知道后，说，当初让他们去打郯，是因为敌人没有准备，现在贼兵已经有了提防，就不可能达到目的了。后果然象刘秀预料的那样，郯没攻下，而兰陵又被董宪攻陷。
5坚壁挫锐
光武率兵剿灭铜马农民武装，在鄡坚营自守，有出卤掠者，魅≈淞傅馈Ｍ砭妇。黄忍优埽涣跣懵示飞希⒓呙稹Ｕ饫铮跣惚苁稻托椋匀峥烁盏牟呗苑⒒拥昧芾炀≈隆?br>6身先士卒，御驾亲征，鼓舞士气
刘秀手下的降将庞萌造反，投降董宪，并攻击盖延，此时已称帝的刘秀得报，亲率轻骑三千，增援盖延，急行军达到被围的桃城后，因为皇帝亲到，极大的鼓舞了守城军队的士气，增加了守城军队的信心。光武又亲率军和董宪军对峙，虽然没有对敌进攻，但始终对敌军保持压力，随即又调吴汉等人来会合，最后击败了董宪和庞萌。
7反间敌将，分化瓦解
光武亲征河北的农民武装，派大将冯异守孟津，和守洛阳的更始军队对峙，洛阳主将是硃鲔和李轶，冯异给李轶写信，劝他认清形势，早做打算。此时更始政权，摇摇欲坠，李颇为动心，于是数次和冯异通信，表示出了愿意不与刘秀军队为敌的意思。冯异将此事告诉给了光武。对持两端，害死光武兄长刘縯的凶手的李轶，光武一向无好感。于是故意将李的书信让硃鲔知道，硃鲔于是杀了李轶，李的部下纷纷向光武投降。冯异守孟津的压力顿时减轻不少。光武利用反间计，打击了对手。
8运筹帷幄，遥控指挥
遥控指挥的并非都是成功，相对来说，外行瞎指挥的吃败仗的比比皆是。而这方面对刘秀来说，是非常值得大书特书的。因为要做到这点，要知己知彼，冷静客观的分析情况。而且指挥者本身的军事素养也要非常高。
《后汉书。彭宠传》秋，帝使游击将军邓隆救蓟。隆军潞南，浮军雍奴，遣吏奏状。帝读檄，怒谓使吏曰：“营相去百里，其势岂可得相及？比若还，北军必败矣。”宠果盛兵临河以拒隆，又别发轻骑三千袭其后，大破隆军。浮远，遂不能救，引而去。这里，刘秀锐利的军事才能，一眼就看出了问题。
四海一统，只剩下了巴蜀的割据势力公孙述了，吴汉率军攻入了四川。远在数千里之外的洛阳，刘秀对他进行了遥控指挥，《后汉书。吴汉传》帝戒汉曰：“成都十余万众，不可轻也。但坚据广都，待其来攻，勿与争锋。若不敢来，公转营迫之，须其力废，乃可击也。”汉乘利，遂自将步骑二万余人进逼成都，去城十余里，阻江北为营，作浮桥，使副将武威将军刘尚将万余人屯于江南，相去二十余里。帝闻大惊，让汉曰：“比敕公千条万端，何意临事勃乱！既轻敌深入，又与尚别营，事有缓急，不复相及。贼若出兵缀公，以大众攻尚，尚破，公即败矣。幸无它者，急引兵还广都。”诏书未到，述果使其将谢丰、吉将众卉许万，分为二十余营，彶出攻汉。使别将将亇余人劫刘尚，?不得相救。汉与大战一日，兵败，走入壁，丰因围之。汉乃召诸将厉之曰：“吾共诸君邾越险阻，转战千里，所在斩获，遂深入敌地，至其城下。舌?与券尚二处受围缌媿既不接，其祸难量。欲潜师就尚于江南，并兵御之。若能同心一力，亸自为战，大功可立；如其不然，?必无余。成败之机，在此一举〃”诸将皆曰“诺〝。于是飨士秣马，闭门三日不出，乃多树幡旗，使烟火不绝，夜衔枚引兵与刘尚合军。丰笉不觉，明日?分兵拒江北，自将攻江南。汉悉儵迎，自旦至晡，遂大破乫?斩谢丰、袁吉，获甲首五千余级。于是引还广都，留刘尚拒述，具以状上，而深自谴责。帝报曰：“公还广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击公也。若先攻尚，公从广都五十里悉步骑赴之，适当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汉与述战于广都、成都之间，八战八克，遂军于其郭中。
我们看到，远在千里之外的刘秀，对形势判断是多么的精确，而前线将领吴汉没有遵从刘秀的部署，结果遭到失败，而当吴矫正了错误，重新按照光武的指挥行事，最后终于取得了胜利。
政治
“以柔道治天下”是刘秀治理国家的基本策略，史有明文。建武十七年十月，刘秀在其家乡章陵设宴，其时宗室诸母因畅饮而情绪振奋，相与语曰：“文叔少时谨信，与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刘秀闻其言，大笑曰：“吾理天
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不过，如欲真正认识他治国的谋略，不仅要听其言，而且要观其行。?
从刘秀的政治实践看，他处理各项事务的方式，多数时间里是较为平和的。比如，建武十年前后，大司农江冯上言宜令司隶校尉督察三公，事下三府。司空掾陈元从经史中寻找理论根据，主张“宜修文武之圣典，袭祖宗之遗德，劳心下士，屈节侍贤，诚不宜使有司察公卿之名”（《后汉书》卷三六《陈元传》）。刘秀从之，宣下其议。建武十四年，太中大夫梁统认为“宪律轻薄，故奸轨不胜，宜增科禁，以防其源”。诏下公卿，光禄卿杜林奏称：“夫人情挫辱，则义节之风损；法防繁多，则苟免之行兴。”（《后汉书》卷二七《杜林传》）主张法简网疏。刘秀权衡利弊，听从了杜林的建议。又比如建武二十七年，臧宫、马武欲出击匈奴，他引《黄石公记》中“柔能制刚，弱能制强”之语，说明“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归也”（《后汉书》卷一八《臧宫传》）。然后否定了他们的建议。这也反映出他是善于以柔道治国的。?
然而，刘秀治国安邦并非仅用柔道，有时也采用严猛的手段。实行“度田”时，他考实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一下就杀了河南尹张伋等守、相十余人，并对功大罪轻的南郡太守刘隆等人予以严厉处罚。执行阿附蕃王法时，王侯宾客坐死者竟达数千人。这就不仅不能说是柔道，而简直可说是过于严苛了。严苛的行为，并非仅此几例。当地方上发生反抗朝廷的暴动时，他马上采用的总是武力手段。事实说明，刘秀治理天下之道，是有柔有刚，有宽有猛的，上升到政治哲学的高度，他奉行的是文武交用、刚柔相济之道。推究刘秀不能独行柔道的原因，首先应注意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这是毋庸置疑的。此外，也与他的学术素养有关。他本是儒生出身，骨子里渗透的是儒家学说，而高度强调以柔克刚，是典型的道家之论。对于君主来说，要以柔克刚，必须雍容垂拱，无为而治，这是刘秀所不愿为的。史称他“听朝至于日昃，讲经至于夜分或与君臣论政事，或说古今言行，乡党旧故，及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侍对之臣，莫不凄怆激扬，欣然自得。虽非大政，进止之宜，必遣问焉，所以劝群能也”。皇太子对他说：“陛下有禹汤之明，而失黄老养性之道，今天下自安，愿省思虑，养精神，优游以自宽。”他却回答：“吾自以为乐矣。”（《后汉纪》卷八）对于勤于政事的君主来说，具有进取精神的儒家学说才是最适合他的。孔子说过：“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十二年）意思是刚而能柔，柔而能刚，宽猛相济，才能成治立功。这才真正是刘秀治国之道的思想渊源。他本人所说“亦欲以柔道行之”，不过是顺着宗室诸母口气而言，表达一时愿望而已。能否实行，何时实行，还得具体条件而定。?
从维持社会长期稳定的需要来看，刚柔相济似乎比单用柔道更有效。东汉后期思想家王充说：“治国之道，所养有二：一曰养德；二曰养力；养德者，养名高之人，以示能敬贤；养力者，养气力之士，以明能用兵。此所谓文武张设、德力具足者也。事或可以德怀，或可以力摧。外以德自立，内以力自备，慕德者不战而服，犯德者畏兵而却??夫德不可独任以治国，力不可直任以御敌也。”（《论衡·韩非篇》）这是王充对历史上治国之道的经验总结，其中也当包括东汉开创
者刘秀的致治之术在内。刚柔是与德力相近的一对范畴，德力皆不可独任，刚柔亦然。刘秀以刚柔相济为致治之术，显示出他具有战略家的眼光。当然，刚柔相济的策略，不同的人实行起来总会有不同的特色和效果。刘秀自幼“不款曲，唯直柔”，形成了外圆内方的性格。加之他气度恢宏，温文儒雅，虽然奉行刚柔相济的策略，却不到关键时刻不轻易采用威猛的手段，而较多地使用怀柔之术，以平和的方式解决棘手的问题。这大概就是后世史家认为刘秀“以柔道治天下”的缘故吧！?
刘秀处理统治阶级内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的政策和策略是行之有效的。刘秀称帝后，面对着满目疮痍的社会环境，百事待举，千头万绪，任何一个环节处置失当，就会出现问题。他从减少民众疾苦入手，以德和民，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社会生产力，不久便出现了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的景象。随后，他集中精力解决统治阶级内部事务，调整、理顺诸种关系，消除隐患，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奠立根基。所有这一切，做得丝丝入扣，有条不紊，显示出政治家的非凡气魄、战略家的犀利目光和对历史进程的控驭能力。一个有抱负的政治家，不会满足于眼前的安逸宁静，而是着眼于国家的长远利益。刘秀正是这样。在统一全国之后，他从保持政权长期稳固的角度确立大政方针，力图以制度、法令的形式消除各种不利于社会稳定的潜在因素，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他为国家长治久安采取的重要措施，主要是在政治领域。?
一般来说，安抚民众是比较容易的。只要给予民众基本的生存条件，使他们能够维持简单再生产，就不至于引起社会基层的动乱。而处理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就麻烦多了。虽然统治阶级内部的根本利益一致，但中央与地方、皇权与相权、君主与王室外戚、文官与武将、旧臣与新贵关系错综复杂，加之他们手中各自握有一定权力，任何一方面处置不当，就会造成全国性影响。为了防止内部争斗削弱统治基础，刘秀从调整各种关系着手，采取得力措施，防患于未然。
西汉两百年间，多次受到外戚专权的威胁，威胁最大的有两次，一次在开国之初，吕后违背刘邦“非刘氏不王”之约，封兄子吕产、吕禄为王，企图建立吕氏王朝，由于周勃、陈平等人的抵制，才未能得逞。另一次是在西汉末年，外戚王氏由公而王，继而居摄、称帝。刘秀少通经史，对此非常熟悉，尤其是后一次，是他亲眼目睹过的。他好不容易君临天下，号称“中兴”，理所当然地不愿让“中兴大业”毁于一旦。对于外戚，他就像对待功臣一样，可以给予优厚的经济待遇，决不轻易交给他们大权。郭皇后之弟郭况，刘秀对他“赏赐金钱缣帛，丰盛莫比，京师号况家为金穴”（《后汉书》卷一??《郭皇后纪》），至于官职，最高时也只是大鸿胪。对于刘秀这一措施，外戚渐渐习以为常。阴皇后之兄阴识，数从刘秀征战，有军功当封，阴识却叩头辞让，说：“天下初定，将帅有功者众，臣托属掖廷，仍加爵邑，不可示天下。”刘秀很敬重他，“常指识以敕戒贵戚，激励左右焉”（《后汉书》卷三二《阴识传》）。?
在临终前四个月，刘秀还做了一件格外引人注目的事情，即降吕太后尊号，
宣布她不宜配食高庙。他派司空礼高庙说：“高帝与群臣约，非刘氏不得王。吕太后王诸吕，灭亡三赵，赖神灵诸吕伏诛，国家永宁，吕后不宜与食地祗高庙。薄太后慈仁，孝文皇帝贤明，子孙赖之，福延于今，宜配良地祗高庙。今上薄太后尊号为高皇后，迁吕后尊号为高后。”（《后汉纪》卷八）对几百年前的祖先的尊号加以改动，决不仅仅是礼仪问题，而是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的。?
在夺取政权的艰难历程中，“云台二十八将”是刘秀的骨干力量，没有他们，刘秀根本不可能称帝，更不可能统治全国。但是，他并不因此都赐以公卿之位。二十八将之中，邓禹列于首位，“光刑之在河北，未知身首安寄也。邓生杖策，深陈天人之会，举才任使，开拓帝王之略。当此之时，臣主欢然，以千载俄顷也。洎关中一败，终身不得列于三公，俯首顿足，与夫列侯齐伍”（《后汉纪》卷七）。寇恂经明行修，名重朝廷，“时人归其长者，以为有宰相器”（《后汉书》卷十六《寇恂传》），却“晚节从容，不得预于治体”（《后汉纪》卷十六）。贾复是刘秀又一员爱将，刘秀曾说：“贾君之功，我瞬息万变知之。”但当“朱佑等荐复宜为宰相”时，刘秀却不采纳，“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拥众京师”，“方以吏事责三公，故功臣并不用，是时列侯唯高密（邓禹）、固始（李通）、胶通（贾复）三侯与公卿参议国家大事，恩遇甚厚”（《后汉书》卷十七《贾复传》）。?
刘秀不让功臣干预朝政，一个直接的后果是没有让他们卷进权力斗争的漩涡中，而得以善终。后世把这称为“全功臣策”〖HT5K〗（《隋书》卷三八《卢贲传》），赞赏“光武诸将以抑损克终”（《晋书》卷三六《张华传》）〖HT〗。刘秀不以功臣任职，实际上是防止功臣（尤其是他们没有战功的子孙）势力膨胀，以免“执疑则隙生，力侔则乱起”。因此，刘秀“退功臣而进文吏”其意义不仅仅是“全功臣策”，也是“安国之策”。
对宗室采取何种政策，自西汉初以来一直令统治者绞尽脑汁。刘邦惩戒亡秦孤立之败，大封宗室为王，欲以他们来藩屏王室。然而不到几十年光景，诸侯王势力坐大，导致“七国之乱”。朝廷马上采取削藩对策，至武帝王将相下推恩令，封国不断缩小，诸侯惟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而至哀、平二帝时，宗室衰弱，外无强藩，又为王莽所乘，得以代汉自立。因此，刘秀中兴汉室后，对宗室的态度很为谨慎。开始，主要是重用他们，但在政权大体稳定后，他将其与各方面政策综合考虑，决定采取既重视又限制的政策。所谓重视，就是给予他们优厚的经济、政治待遇，无所事事而可“依食租税”，五属之内的宗室“若有犯法当髡以上，先上诸宗正，宗正以闻，乃报决”（《后汉书·百官志》）。五属以外的宗室，也享有一定的复除特权，如此等等。从朝廷一方来说，这是以经济利益来换取政治稳定。所谓限制，就是不给宗室以操纵朝政之权。出土文献中，保存有“建武七年十月雾??宗室不得理司”、“居国界”等记载（张学正《甘谷汉简考释》），意思是说宗室不得参与政事，应规规矩矩地居于封国。因此，终刘秀之世，“宗室子弟无得在公卿位者”（《后汉书》卷四二《东平宪王苍传》）建武二十四年，刘秀又“诏有司申明旧制阿附蕃王法”（《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按西汉武帝时，因有淮南王、衡山王之乱，遂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凡阿曲附益王侯者，以重法论处。刘秀申明这一旧制，规定宗室不仅应呆在封国中，还不可
交结豪杰，豢养宾客。建武二十八年，刘秀据此“诏郡县捕王侯宾客，坐死者数千人”（《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不仅服属较远的亲属如此，亲生儿子也不可破例。当初，“禁网尚疏，诸王皆在京师，竞修名誉，争礼四方宾客。寿光侯刘鲤，更始子也，得幸于辅（刘秀子），鲤怨刘盆子害其父，因辅结客，报杀盆子兄式侯恭，辅坐系诏狱，三日乃得出。自是后，诸王宾客多坐刑罚，各循侯法度”（《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正因为如此，著名学者郑众在接到皇太子及山阳王刘荆邀他为师的聘请后，便对他人讲：“太子储君，无外交之义，没有旧防，蕃王不宜私通宾客。”（《后汉书》卷三六《郑兴传附子众传》）?
刘秀对宗室既重视又限制的政策，后为继承者所遵循，使朝廷没有遭到来自宗室的威胁，宗室也得以保身全家。故东吴太傅诸葛恪评论说：“昔汉初兴，多王子弟，至于太强，辄为不轨，上则几危社稷，下则骨肉相残，其后惩戒，以为大讳。光武以来，诸王有制，惟得自娱于宫内，不得临民，干与政事，其与交通，皆有重禁，遂以全安，各保福祚。此则前世得失之验也。”（《三国志》卷五九《孙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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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体上讲，刘秀是“退功臣而进文吏”的。但在“进文吏”的过程中，他又得考虑君权与相权、中央与地方、各级官吏之间错综复杂的诸种关系。处理这些关系时，他采取了不少措施，其中重要的有三项。?
西汉时的常制，三公是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刘秀借鉴西汉后期官制，将其分别改为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建武二十七年，大司马仍称太尉，大司徒、大司空并去“大”字，且名位略低于太尉。官名的改动，“大”字的删除，绝不只是表面形式，而意味着三公权力的削弱。《续汉书·百官志》中论述太尉与另二公的共同职责时说：“凡国有大造大疑，则与司徒、司空通而论之；国有过事，则与二公通谏争之。”这与从前三公无所不统，是有很大差别的。三公权力削弱了，权利被转到少府属下的尚书台，故后世有刘秀“虽置三公，事归台阁”的说法（《后汉书》卷四九《仲长统传》）。尚书台官员品秩低，便于控制，无异于皇帝的机要秘书。这项措施，可暂时阻止朝廷大权旁落。?
刘秀在位之初，沿袭西汉后期制度，各州设州牧。至建武十八年，他下令罢州牧，置领刺史。州牧总领一州军政大权，品秩为二千石；而刺史是监察官，品秩仅为六百石，“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国，录囚徒，考殿最，初岁尽诣京都奏事，中兴但因计吏”。（《续汉书·百官志》）二者的权力，差得是太多了，推其旨意，当是防止州牧在一个比较大的范围内形成割据形势，而对郡一级主要官员，刘秀采取的却是扩大太守权限的做法。每郡原本有太守、都尉各一人，太守掌民政，品秩两千石，都尉管军事，品秩比两千石。建武六年八月，“省诸郡都尉，并职太守，无都试之役”（《续汉书·百官志》）。刘秀合并守、尉之权，当是因为守、尉地位相近，容易发生矛盾。军政之权归于一人，可以统一事权，消除相互掣肘的弊端。州、郡长官职权一降一升，其目的与削三公之权、增尚书之责如出一辙，上者下之，下者上之，维持某种关系的平衡而已。?
建武二十六年，刘秀“诏有司增百官俸，其千石已上，减于西京旧制；六百石以下，增于旧秩”（《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这一变动，旨在缩小中下级官吏同上层官僚俸禄差距。在任何时候，地方中下级官吏都占绝大多数，不从经济利益方面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任何政治经济政策都是难以推行的。因此，缩小二者的俸禄差距，是颁俸指导思想上的一个大变化，这一变化，与官制方面的“上者下之，下者上之”的做法当是有关系的。?
由上可知，是刘秀为了保持汉王朝的长治久安，在政治领域采取的主要措施。此外，在军事、经济、思想文化领域，他也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社会稳定的政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重视教化，崇尚名节，为敦厉世风所做的努力。史称：“昔王莽、更始之际，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及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遗逸。先是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后汉书》卷七九《儒林列传序》）建武五年二月，刘秀封孔子之后孔安为殷绍嘉公。十月，又使大司空祠孔子，并下诏营建太学，稽式古典，他还“深愍经艺谬杂，真伪错乱，每临朝日，辄延群臣讲论圣道”（《后汉书》卷二六《陈元传》）。有时“车驾幸太学，会诸博士论难于前”（《后汉书》卷三七《桓荣传》）。由于对儒学的提倡，各地兴办学校，蔚然成风。对于士人的德行操守，刘秀格外看重，这从东汉选拔人才的名目——贤良方正、孝廉、茂才、四行（敦厚、质朴、逊让、节俭），一眼就可看出。新莽时期，不少士大夫讲名节，对当局蕴藉义愤，裂冠毁冕，相携而去，刘秀对这些人非常赏识，大加褒扬。内中有南阳人卓茂，西汉末官至密令，王莽时归田，至刘秀称帝时，他已有七十余，刘秀为激励名节，特地委任他为太傅，封褒德侯，借以“光昭王道，弘济生民”（《后汉纪》卷三）。至建武三年，他再次下诏求天下义士，凡应征前来者，他都亲自接见，量才授职，凡不愿为官者，也不强求，而以礼相待，虚心咨访。这样做，目的在于奖掖“忠君之道”。对孝道，刘秀也很重视。建武二十九年四月，他曾下诏：“天下系囚自殊死以下减本罪各一等，不孝不道，不在此书。”（《后汉纪》卷三）可见孝道在刘秀心中的地位。刘秀办教育，崇名节，使“人识君臣父子之纲，家知迷邪归正之路”（《后汉纪》卷
八），对维持统治秩序大有助益，并长久影响后世。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指出：“汉自孝武表章六经之后，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故新莽居摄，颂德献符者遍于天下。光武有鉴于此，故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至其末造，朝政昏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故范晔之论，以为桓灵之间，君道秕僻，朝纲日陵，国隙屡启，自中智以下磨不审其崩离，而权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谋，豪杰之夫屈于鄙生之议，所以倾而未颓、决而未溃，皆仁人君子心力之为。可谓知言者矣。”（《日知录》卷13《西汉风俗》）顾氏之论，将修文德、笃世风作为刘秀制定的基本国策对待，阐明了道德规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极端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