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1864-1920）是近代社会科学发展史上世界公认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在社会学领域中与卡尔·马克思、迪尔凯姆并驾齐驱。他涉及的领域特别多，哲学、社会学、历史、宗教。所以很多专业都不能饶过他，所以你们作为马原应该好好了解他，不仅仅听课，要找两本专著看一下。
与父亲终生隔阂的韦伯韦伯出生在德国的一个有广泛社会和政治联系的富裕家庭。韦伯生于德国图林根的埃尔福特，他是家中的长子，父亲是一名知名的政治家和公务员。父亲的职业使家里充满了政治的气氛，许多突出的学者和公众人物都经常造访家中。
受到家庭环境的耳濡目染，年轻的韦伯表现出他对研究社会科学的强烈兴趣。 在1882年韦伯进入了海德堡大学的法律系就读。如同他父亲一样，韦伯选择以法律作为主要学习领域，并且也加入了他父亲就读大学时的同样社团。除了法律的学习外，年轻的韦伯也学习了经济学、中世纪历史、神学。他也在斯特拉斯堡加入德国国防军服役了一小段时间。
在1884年的秋天，韦伯回到老家以就读柏林大学，在接下来8年里除了曾至哥廷根大学就读一个学期并且又服了短期的兵役外，韦伯都一直待在柏林研究深造。两年后，韦伯写下了一本名为“罗马的农业历史和其对公共法及私法的重要性”的书，完成了他的教授资格测验（Habilitation），韦伯也因此成为正式的大学教授。这造就了一种智识性刺激的氛围，对韦伯的成长起了重要作用。父亲老马科斯·韦伯出身西法利亚一个纺织业为主的工商业家族。到韦伯出生时，父亲已经是一名法官。韦伯的母亲出身于教育世家，关注并研究宗教和社会问题。老韦伯在政治上倾向于立宪派，由于关心政治，他逐渐成为一个典型的德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忙碌热衷于当代政治问题，“沉溺于美食、自我满足式的自由放任主义”(沃尔夫冈·莫姆森语)。老韦伯虽然是新教徒，但具有享乐主义倾向，这样一种精神境界使得夫妇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家庭失去和睦。母亲在小韦伯心目中的地位重过父亲，所以逐渐对父亲产生抵触情绪。同时，老韦伯对子女的教育方式专制，纯粹用家长制的方式管理孩子。小韦伯是一个很活跃的人，经常在同学之间闹饮、竞酒、决斗，这也使得与父亲愈来愈对立。后来，老韦伯对妻子的独裁专制态度使韦伯忍无可忍，甚至认为母亲的人身安全也受到父亲的威胁。这些最终导致父子之间的关系彻底破裂。1897年8月10日老韦伯在旅行途中去世，韦伯和父亲的和解成了永远无法成全的遗憾。
精神分裂的韦伯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最后写下了那经久传诵的段落：“没有人知道将来是谁在这铁笼里生活；没有人知道在这惊人的大发展的终点，会不会又有全新的先知出现；没人知道会不会有一个老观念和旧思想的伟大再生；如果不会，那么会不会在某种骤发的妄自尊大情绪掩饰下产生一种机械的麻木僵化呢，也没人知道。因为完全可以这样来评说这个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在后人的分析中，这段话充分显示了一种精神分裂的风格，消沉而痛切。早年时，韦
伯曾经患过脑膜炎，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脑衰竭。与父亲长期的争吵与价值观的冲突，像大山一样压迫着韦伯，让他长期难以释放。1897年父亲突然去世，韦伯失去与父亲和解的机会，让他抱憾并自责终生，以至于在秋天来临之时出现多种症状：身体虚弱、失眠、内心紧张、良心责备的痛苦、精疲力竭、间歇性焦虑，几乎不能作任何事情。另外，韦伯的家庭生活屡屡坎坷，与玛丽安娜的婚姻，与父亲外甥女的交往，以及与此同时与表妹埃玛·鲍姆加滕的分手,对韦伯同样也有长时间的影响。夫妻之间没有性生活，当然对韦伯的精神稳定没有好处。这些因素使韦伯在 1897年到19xx年经历了精神分裂病症的折磨。为病痛纠缠的韦伯只得辞离教授一职，去美国休养兼考察。而这次出行，促成了他的名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诞生。
选举中失意的韦伯
韦伯是一个新康德主义者，他一生都希望参与德国政治，希望成为一个政治家，试图在选举中一展报复。机会来了，在19xx年1月的国民议会选举中，法兰克福选区提名韦伯为民主党候选人。他自己申请成为国会候选人没有得到同意。他还为获得黑森-拿骚选区的候选人提名而努力，也没有结果。后来尽管有人考虑让韦伯做内政部国务秘书，康拉德·豪斯曼提议让他做驻维也纳大使或者民主党委员会委员,但是在新的政治体系中，韦伯最终没有获得任何职位。他只是作为十三位成员之一，参加了一个非官方机构，负责就制定宪法草案问题向内政部提供咨询建议。选举中的失意，并没有使韦伯在政治上灰心失望，他仍然积极参加到令他向往的政治生活中，为之奋斗。不过，终其一生，他未能在政治舞台上实现夙愿。
在音乐中寻找意义的韦伯
韦伯对音乐很感兴趣，常常沉浸在音乐中平息自己的情绪。也许，学者同音乐有某种冥冥中的联系，爱因斯坦对小提琴的演奏就要比对物理学更着迷。据说，爱因斯坦认为，他的音乐天赋要远远高于研究相对论的天赋。韦伯喜好音乐，但他在音乐上的造诣如何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不过，他从音乐里悟出了更为深刻的道理。他有一篇未完成的大作《音乐的理性基础和社会基础》，这篇文章竟然创立了一个学科—音乐社会学。他的这篇文章不是谈音乐欣赏，而是从理性主义出发。根据文化传承、技术发展、经济状况和社会关系等各种因素来探讨音乐，文章涉及到音阶、旋律、律制、乐器、复调、和声、调性等方面的内容。现在的学者一旦谈到音乐社会学，非要把韦伯请出来不可。更有甚者，后来的德国社会学家阿多诺干脆用12卷的巨著来谈音乐，这显然同韦伯的影响有关。在阿多诺笔下，黑格尔之后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一个奏鸣曲式的社会。当我们听取不同的音乐时，韦伯就有可能在耳边提醒我们。例如，中国的二胡琵琶，同西方的提琴黑管之类相比，似乎确实有社会性的差别。而中国的钟磬丝竹之声，则与西方的奏鸣曲交响曲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要真正理解韦伯所说的加尔文教和中国儒教的差别，最好是到维也纳金色大厅听《茉莉花》，再到紫禁城内听贝多芬，感受就会比读书深得多。
一、理性化
韦伯的理性化概念很难理解，他定义得很晦涩、很抽象。所以我先简要的讲一下他表达的意思，然后再分析他的定义。
一个人的行为一般有两种目的，一种是为获取利益、功利目的、商人；另一种是为了获得情感的满足、道德目的，比如让坐，有个人没有插卡，就拿了两千元钱。可以获得一种心灵的满足。这两种目的并不是完全独立的，而是有时是交融的。比如一个农民对土地（如父亲）那么韦伯实际上就是用这两种目的来区分传统与现代，现代社会主要是市场化，而市场则是靠利益驱动 来支撑的，商品交换（买者和卖者，为了赚钱甚至造假），商人之间的竞争。总之市场下的人都是功利的目的，斤斤计较得失，是靠利益驱动支撑，而不是靠感情。正是这样，市场才导致道德的滑坡，出现了价值难题。1、交易化，只要对我有利，就交易，不顾人格。2、利益标准挑战伦理标准，父子亲请被利益淡化。3、对传统性伦理的挑战。4、空巢化带来的亲子伦理问题。5、幸福感的问题，虽然有钱但不幸福。 为了买车，杀掉自己的父亲。
传统社会是靠情感来维系，非理性的东西，他更关注的是家庭的和睦和安居乐业，传统社会里，不太关心政治，只要能安居乐业就可以了。所以我们现在都愿意跟农民打交道，觉得淳朴，不功利，但市民往往世俗，总是为利益驱动。也
当然也不是绝对 的分开，而只是哪个占主导地位。因为在传统社会里也有利益的驱动，韩非子的描述。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描述为利害算计的关系。
韩非说地主雇长工给自己干活，那长工一下地，到了中午，到了晚上，地主就去送饭，给他们吃好的，喝好的，是地主爱长工吗，不是。他吃饱了有劲儿多
干活，那长工在地里干活，精耕细作把庄稼都伺弄得好好的，是因为他爱地主吗？不是。他活干好了他多拿工钱。
韩非说，魏国有一对夫妻，每天晚上祷告，祷告的时候妻子就祷告说，上天啊，保佑我老公平安无事，得一百束布，什么叫一百束布呢？这个布可能就是布币，我们姑且把它翻译为每天挣一百块钱，每天祷告老公挣一百块钱，每天祷告。老公就奇怪了，说反正是拜神嘛，你就不能多要点啊，老婆说够了啊，够用的了，多挣了钱你包二奶。没有信任，只有利害关系。
说你看我们这些民间生一个男孩，欢天喜地。生一个女孩，垂头丧气。为什么男孩劳动力，女孩赔钱货。这是亲生父母啊。亲生父母对自己的子女都是算计啊，都是算利害关系啊。何况没有血缘关系的这些人呢，何况我们的君啊，臣啊，官啊，民啊，他们之间根本就没有原本就没有恩爱嘛。你怎么可以靠仁义呢。你怎么能靠爱呢。这些官员为什么要到你手下做官，是想从你哪儿得到官位嘛，你当君主的为什么能把人家弄来做事，是因为你能给他好处嘛，所以你一定要记住你那好处是不能随便给的，无功固然不能受赏，你也不能赏得过头，你赏无可赏的时候，你怎么办呢？功高盖主你就坐不住了。
所以人与人之间就是利害关系，就是算计的关系，因此必须小心防范，千万不要相信别人。韩非说“人主之患，在于信人。”就是做领导的，最大的问题，就是相信别人，这是你最大的错误，信人则制于人。你一旦相信别人，你就会被别人控制。韩非说，那些诸侯，那些国君，他的老婆孩子，有很多是想谋杀他们的，为什么想谋杀呢，因为当时的制度是世袭制，世袭制的本来的规矩是立嫡以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正妻生的第一个儿子，是当然的接班人，按规矩是这样的。
但是到了战国这个时候，这个规矩礼坏乐崩了。还有什么规矩啊，也就是这些君主想挑哪个儿子接班，就挑哪个儿子接班，挑来挑去的结果是什么呢，是这个大儿子很没有希望，为什么大儿子没有希望呢，因为大儿子是君主的第一个妻子，就是正妻生的。
韩非说，人之常情是什么呢，是男子过了五十岁还很好色，而女子过了三十岁色衰，一个女人过了三十岁，那就看不得了，那当然是说她那个时代，注意，不是说现在。现在人都越活越年轻，越活越漂亮。因为古代的时候，条件也不好，负担也重，结婚也早，生育也早，一个女人三十岁，就没有魅力了，而一个国君呢，他是要多少岁的都能找到多少岁的，不断有更年轻更漂亮的女人，然后还要不断地生孩子。最后他因为喜欢年轻漂亮的，就附带着会喜欢那个年轻漂亮的女人生的孩子，很可能就会把他原来的太子废掉。
这个时候这个长子和长子的母亲，就会有危机感，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提前接班，而要怎样才能提前接班呢，在世袭制度的情况下，只有国君死了才能接班，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干了。干掉而很方便，因为妻子老婆孩子，要谋杀一个家人是太方便不过了。
韩非说了两个办法，一个是下毒，再一个找个绳子把他勒死。他说这些手段都可以用上，很方便，讲完这一点以后，他说“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
则其余无可新者矣”老婆孩子是你最亲的人啊，这样的人都不能相信，还有谁可以相信？
在现代社会，也有道德的驱动，如孟祥兵、李剑英
在韦伯那里，前者指工具理性（目的合乎理性）后者指价值理性（价值合乎理性）
三、资本主义精神
资本主义精神和宗教伦理是韦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也是争论最多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与马克思是完全对立的，他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工具理性）对资本主义产生起了重大作用，而马认为生产力是决定作用，有一句名言……。
资本主义之所以首先在西方世界出现，是同新教伦理特别是同加尔文教的伦理精神直接相关的。一方面，加尔文教宣扬，对上帝是否信仰，主要在于事业的是否成功，钱挣得越多，越是诚信的体现。另一方面，加尔文教奉行严格的禁欲主义。二者结合，导致西方人的财富愈积愈多，于是就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见书
有道理，但值得推敲。一、在西方历史上，宗教改革并非资本主义发展之起因。第二、资本主义是一种文化形态或社会形态，，资本积累只是一个前提，并不是说凭金钱就能创造出一个资本主义世界。 ? 1
? 韋伯對傳統中國文化精神（esp.儒家）的解釋不充分，
只講有不利資本主義興起的因素而不及於有利因素。
2
? 說儒家思想是非理性主義並不公允。Esp.說其講巫術。
? 說儒家沒有努力從事世俗經濟活動的動機亦與事實不
符。
儒家的民本思想有其努力從事世俗經濟活動的一面，如保民與養民的思想。∴以往重農抑商只是對資本主義的經濟模式認識得不夠，而並非思想上有邏輯的矛盾。
3
? 個人方面，有許多儒商的存在可反證儒家思想與資本主
義的經濟模式可以並存而沒有根本的矛盾。
? 社會方面，日本及亞洲四小龍的經濟成就亦可反證儒家
思想與資本主義的經濟模式可以並存。
首先我们要弄清楚马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是什么
实质典型体现了他欧洲中心论的立场
他的这种思想是要证明经济行为的合理化形态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合理化的法律、合理化的艺术、合理化的统治方式以及现代化的社会结构等要素的。是从多方面对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度做综合分析的。对基督教伦理的推崇，实际不是这样的，资本主义精神是社会结构变前的结果。
四、官僚制
公共行政学者最为熟悉的莫过于韦伯对理想型官僚制的分析了。韦伯把官僚制看作是理性化的重要方面，对官僚制给以高度的肯定，认为他是国家现代化的标志。
官僚制的管理是现代政体的标志。韦伯具体提出了合法性权威和三种“纯粹的类型”：
传统型权威：这种权威基于对持续性传统的重要意义的信仰，基于对按此传统进行统治的人的信任。以家产制或世袭君主制为特征。
超凡魅力（克里斯玛）型权威：它源于对特定个人的情感依附和精神奉献。依赖先知、军阀、煽动家或政党领袖的感召力。
法理型权威：它建立在对特定的法律形式和规范的认同基础之上，并承认处于法定权威地位上的人的统治权力。依赖现代的官僚制统治。
法理型权威有赖于在一个群体内建立法律规范 , 有赖于群体内的成员同意受法律体系的约束，它是通过官僚行政人员来执行的。
这三种统治形式并不是简单地一个接一个，而是有相互交错，比如克里斯玛在现代的美国也能找到，而官僚制的的管理，在传统也有，但是，只有充分实现了官僚制化的统治，才是现代的统治形式。韦伯指出 , 官僚制组织形式可以运用于各种不同的状况。尽管 " 官僚制 " 一词经常用于政府机构 , 但也可以在商业组织、志愿协会 , 甚至宗教机构中发现这种组织形式。官僚组织如此具有吸引力 , 是因为它能够用最有效率的方式来控制众人为追求特定的目标而共同进行的工作。在韦伯看来，现代化也是官僚体制化。
在对纯粹的法理型权威的探讨中 , 韦伯通过官僚行政人员的任用揭示了官僚组织的主要特征。在这种权威模型中 , 行政人员根据以下标准进行活动 (Weber, 1974, p.328):
? 1. 个人是自由的 , 对权威的服从仅限于非人格化的法定义务。 ? 2. 职务等级界限明确。
? 3. 每个职务都有明确的职能范围。
? 4. 职务由自由契约关系确立 , 人员选择原则上自由。
? 5. 人员的选择以技术资格为基础 , 在大多数情况下 , 通过考试来测定这些技术资格 , 或者通过技术培训证书来证明 , 或者两者兼用。职务候 选人由任命而非由选举产生。
? 6. 报酬以货币化的固定工资付给 , 大多数人享有退休金。只有在特定情况下聘用机构 ( 特别是在私人组织中 ) 才有权终止其任用。除此外 , 还要考虑职位的责任和现任官员的社会地位。
? 7. 职务是在职者惟一或至少是主要的职业。
? 8. 职务晋升是根据资历业绩 , 或者两者结合并加上领导的评价。
? 9. 行政人员的工作与行政资源的所有权无关 , 行政人员不得滥用职权。 ? 10. 执行公务必须遵守纪律。
韦伯指出 , 官僚制组织形式可以运用于各种不同的状况。尽管 " 官僚制 " 一词经常用于政府机构 , 但也可以在商业组织、志愿协会 , 甚至宗教机构中发现这种组织形式。官僚组织如此具有吸引力 , 是因为它能够用最有效率的方式来控制众人为追求特定的目标而共同进行的工作。
? 韦伯这样说道 “ 从纯技术的观点来看 , 经验无一例外地倾向于显示 , 纯粹的行政 官僚模型能够实现最高的效率 , 因而也是形式上已知的对人进行控制的最理性的方式(1974, pp.333-334)o"
? 正因为官僚组织规定了严格的权威 结构 ( 命令在这一结构中传递 ) , 它使那些掌权者对行动的后果可以有一 定程度的把握 (p.377) 。
? 由于现代社会的复杂性 , 韦伯看到了官僚制 ( 作为现代世界惟一最重要的发展 ) 向人类所有活动领域的扩张。企业、政府和教会似乎都以同样的原则组织起来 , 都强调通过层级制结构来行使权威。在韦伯看来 , 这一 发展尽管是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兴起而推动的 , 但并不局限于这一制度。
? 实际上 , 韦伯注意到 , 社会主义制度可能比资本主义制度需要更高程度的官僚化 , 以保持一种稳定的经济生活。 " 官僚行政组织 , 从正规的技术观点来看 , 一直是最理性的组织模型。就今天大规模行政管理的需要而言 , 官僚制行政组织是不可或缺的。在行政领域 , 选择只能在严谨的官僚制和松散的管理体制之间做出 " (Weber, 1974, p.337) 。
? 从对官僚行政模型的这些分析中 , 我们很难判断韦伯是否赞同这种组织模型 , 或是否在警醒人们注意日益官僚化的不可避免的后果。
? 赫伯特·马尔库寨 (Herbert Marcuse, 1968, pp . 223- 224 ) 认为 , 韦伯对官僚制的批判 ' 性分析最终会转变成为对这一制度的 " 辩护 ", 这些辩护对于通过官僚体制来扩张资本主义的统治是非常有利的。
马尔库塞在韦伯那里看到了形式合性和实质合理性的融合 , 这种融合是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的一一资本主义持续扩张的技术要求开始取代对更广泛的理性概念 , 如自由、公正和公平的关注
? 最重要的是 , 马尔库塞的这一观点 ( 即韦伯将现代生活的不断理性化看
作是现代人的 " 命运 ") 里暗含了官僚制的一种必然性。这一观点使人感到马尔库塞是一个极端的决定论者 , 他没有认识到 , 已经建构起来的社会、历史状况可以通过理性和富有进取精神的人类行动来加以重构。
在韦伯看来 , 人类不可避免的命运在于我们对死板和教条的官僚秩序的服从一一这一说法无助于推动人们在个人与组织之间创造一种令人满意的关系。
? 然而 , 韦伯并非没有注意到官僚制组织的负面影响 , 不管是对官僚制的繁文缛节和无效率的抱怨 , 还是官僚形式主义的非人格化扩张所带来的长期社会问题。
科层制又称理性官僚制或官僚制。他是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科层制的主要特征是：
① 内部分工，且每一成员的权力和责任都有明确规定。
② 职位分等，下级接受上级指挥。
③ 组织成员都具备各专业技术资格而被选中。
④ 管理人员是专职的公职人员，而不是该企业的所有者．
⑤ 组织内部有严格的规定、纪律、并毫无例外地普遍适用。
⑥组织内部排除私人感情，成员间关系只 是工作关系．
一、以合理性作为科层论的学理预设“合理性”（rationality）或“合法性”
（legitimacy ）是韦伯政治社会学的中心概念。可以说，他的政治理论实际上是围绕着这两个概念展开的，是对它们的进一步引申与发挥。合理性是韦伯科层理论的重要学理预设。
韦伯认为任何一种合乎需要的统治都有着合理性基础。既然科层制能够稳定地运作，并且呈现出等级制的权力矩阵关系，它必然也是以某种合理性作为其实现前提的。他认为，科层制是特定权力的施用和服从关系的体现。具有特殊内容的命令或全部命令得到特定人群服从的可能性可称为“统治”，此处的统治不包括纯粹暴力的控制，因而统治看来更多地限于自愿的服从。自愿的服从又是以形成个人价值氛围的“信仰体系”为基础的，作为个人，他必得深刻认同信仰体系，才能取得行动的一致性、连续性而不致导致内心的紧张，并最终获得自愿的服从。韦伯把个人自愿服从的体系视为合理性或合法性体系，从而他对一个体系的认识排除了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合理性并不表现在事实的好坏之分，而是存在于看它是否被人们在信仰上认可，或者说，个人对一种秩序保持了它是一种合法秩序的信念，这就是这个秩序的“正当性”（validity）或它之所以存在的合理性。在正当性信念的支持之下，任何来自权威的命令都会得到个人的遵从，而不论这些命令是否来自统治者个人，或通过契约、协议产生的抽象法律条文、规章等命令形式。 这样一个合法性来源或正当性信念可以分为两大类别。一类是主观的正当性，包括情感的正当性（多表现为情绪的接近、亲和）、价值合理性的正当性（相信一个秩序体现了个人的美学、伦理或其他价值）、宗教的正当性（来自于对救赎需要秩序这一看法的认可）；第二类是所谓客观的正当性，包括习惯的正当性（对已经成为过程或重复出现的事实的默认，以及心理学意义上可表述为主要来自于外部压力的从众心理）、法律的正当性（对法律体系无论是出于内心的抑或外在的服从）。在这五种正当性信念的统领、号召或驱使之下，由内心向行动的发展方向又可判明为四种不同的行动类型：（1）情感类型行动（情感的正当性）；
（2）价值合理性类型行动（包括价值合理性和宗教合理性正当性）；（3）传统类型行动（习惯的正当性）；（4）目的合理性类型行动（法律的正当性）。 对行动者行动类型的分析，成为韦伯社会秩序的基础，他对社会体系的看法，包括对科层制的理解，大抵由此生发开来。通过下文的分析我们将可以看到，韦伯根据不同的行动类型，把科层制作了进一步的甄别，他尽管常常在对政治问题的评价中表现出实证主义的倾向，但还是对不同的科层制作了价值判断，似乎这是有违他价值中立的分析态度的初衷的。在韦伯看来，科层制或许仅仅是指现代社会的科层制，对于其它社会而言，典型的科层制是不存在的，或者至少是残缺不全的。
二、以命令—服从类型作为科层论的解析机理在韦伯那里，命令—服从类型往往意味着就是统治类型，它又是与行动类型紧紧相扣的。他认为，不同的行动类型构成了不同统治类型的基础，并发展出三种相互独立的统治形式，它们是基于传统背景之上的合法化统治、依靠个人魅力而建立的合法化统治和借助法律的正当性建立的合法化统治，它们分别被韦伯概括为传统型统治、“卡里斯马”型统治和法理型统治。这三种统治形式又可被指称为三种命令—服从类型。
在第一种命令—服从类型中，个人出于由来已久的忠诚而服从一个领袖。人们认为领袖拥有权力，是因为领袖本人及其祖辈从来就处于统治者的地位，统治者因据有传统所承认的统治地位而具有他人服从的权威。在这一类型中，家长制和世袭制是其突出的代表。依靠超凡魅力的命令—服从类型是三种形式中最不稳定和最易发生变化的。它的服从者对统治者怀有敬畏和完全忠诚的情感，相信领袖具有超凡的禀性、非常的气质或者是魔幻般的才能，认为他因为拥有启迪和喻示的天赋而能够给服从者指明行动的方向，甚至能够创造奇迹。在法理型命令—服从类型中，由成文法律规定了统治者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对统治者的服从不是基于血统论、世袭制或情感依恋，而是根据人们所认可的法律对现实等级制表示承认。服从不是对个人的个性化服从，而是主要体现于对由法律规定的某个职位的服从。从而，在此处命令—服从类型业已被物化，在所有的政治关系中，拒绝传统抑或“祛除巫魅”成为既定的社会法则，政治结构体系已被完全地非人格化了。
韦伯显然比较倾心于后一种命令—服从类型。他认为，在三种不同类型的命令—服从类型中可能都曾产生过行政生活中的官僚主义化或者说是科层化的行为，在传统型和个人魅力型这些前现代的统治形式中，科层化曾经在一些个案中明显地表现出来。例如，中世纪哥特式建筑当然是有着结构应力的考虑的（它需要成立科层化的机构具体处理这些问题）；古代地中海和近东地区以及中国和印度的簿记的合理化形式也是类似的事实。即使从国家政治看，许多前现代的社会形态已经通过发达而庞大的官僚主义机构组织自身，如新帝国时期的埃及、秦代以来的中国等等。但是，所有前现代的官僚主义都可以看成是非理性的统治形式，因而它们不是真正程序化的典型的科层制行政管理。比如古代的中国，通过科举取士的办法实现了知识分子向官僚体制的流动，官员升降擢免也反映出官僚体制的内部流动，然而对官员的评价却主要基于伦理相对主义的标准，以及对皇帝的忠诚程度。在这里，谙熟儒家典籍并具有人文教养是最为重要的，官员几乎完全避免了对自身职位与职权的技术化与科学支持，并极端缺乏行政管理专业知识。由于用伦理主义的相对标准衡量官员的行为，依据一般是模糊的，官员在体制中的
地位取决于上司个人的态度，从而大大发展了人身依附关系。“这是中国这种行政机构特有的反官僚制和倾向世袭制的原因，反之又说明了这一行政机构的粗泛和技术上的落后。”
〔1〕
比较而言，韦伯赞赏的是各种现代官僚主义制度，这种官僚主义制度由于其明确的技术化、理性化和非人格化而表现出它的合理性。所以，他认为，现代官僚主义体制是当代世界的特征。他还进一步分析了现代科层制度所共有的而且是相互关联的几个要素。第一，现代科层制表现为一整套持续一致的程序化的命令—服从关系。各级官员由于受到非政治化的管理（对他们最主要的肯定评价是技术性要求），下级必须依靠其上级的首创精神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科层体制是法律化的等级制度，任何官员的行动方向是由处在更高一级的官员决定的。
第二，上述从属关系一般是由严格的职务或任务等级序列先在地安排的。在这里，权力矩阵并不反映在权力的个性特点方面，而是基于职务本身的组织构造。在科层体制内部，每一个个体单元被分割成各自独立的部分，并且要求完全排除个人的情感纠葛。
对权力义务体系的规定细致而明晰，使得每个个人都能够照章办事而不致越出权力义务体系范围。在此种情况下，不允许科层个人随意扩大其行动的阈值并表现出所谓的“能动性”。这就是说，个人在科层体制中已经被物化与原子化了，官僚制度就象一部运转良好的行政机器，它要求其成员只是做好自己份内的事，即使在一些情况下过分的程序化可能导致效率的低下也在所不惜。
第三，现代科层的非人格倾向。由于权力来源不是出自血统的或世袭的因素，而是源于建立在实践理性基础上的形式法学理论和形式法律规定的制度，科层运作的主要指标是可操作性与效率，实证主义有时甚至是功利主义就大大占了上风，个人的性格和意志在这里难以有所作为，人身依附关系因为科层内部流动的物化标准与程序化而弱化乃至消失了。个人和国家财产的实际分离以及个人权力资源与管理手段的分离导致个性化权威的虚化。所有这些都表明，现代官僚制比之前现代官僚制度要有效得多，并且不那么容易遭受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冲击。官员的体制内流动，现在不是由他的上司的个人好恶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制度所规定的行动的程序化、客观化、他的年资、工作经验、责任心和敬业精神等等更加可以在形式上加以量化。用纯粹理性主义的观点看，个人的服从对象不再是拥有特定职务的个人，而是个人拥有的特定职务，换句话说，他为客观的非个人的组织和组织目标服务。
第四，现代科层的技术化倾向。现代科层拥有极为完美的技术化程序和手段，这也正是它之所以优越于前现代科层体制的突出优势。在技术化取向的支配下，现代科层不仅愈益倚重各类专家，而且在管理的方法和途径上也越来越科学化、合理化，组织行为的科学化业已成为各类科层的共识。这是因为，非此不足以回应现代社会的无论是来自程序或是系统外部的种种挑战。于是，个人的或者说是“卡里斯马”式的行动效应在此无能为力，现在受到专家指导的科层的行动方式更加一丝不苟，科层的日常工作大部分与信息、各种知识、对信息的收集整理归纳、多个可行的决策方案的提出以及对这些方案的进一步的彻底的论证等等相关。不仅组织行为技术化了，而且组织目标及这些目标的确立过程也技术化合理化了。
三、以工具—目的论作为科层论的实证指归为了进一步深入论述官僚主义体制的合理性，同时又注意避免对不同合理性的价值判断，韦伯试图从事物因果关系上判明合理性的类别，从而表明他完全是在实证主义的层面上贯彻他对体现不同合理性的科层体制的个人倾向。据此，他在逻辑上划分出两种合理性，即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
所谓形式合理性，是指在统治关系中，行动方式倾向于在其手段和程序等方面尽可能地被加以量化，从而使得行动本身以及对行动结束后目的实现程序的预测成为可以被计算的任务。这是一种纯粹客观的合理性。实质合理性则完全基于价值判断的基础，它对行动的目的和后果作出价值评价，这些评价如是否合乎宗教信仰或宗教教义，是否符合习惯，是否表现出某种社会美德或善行等。实质合理性只是关乎伦理主义或道德理想的一种合理性，它仅仅对行动实现价值判断，极力强调行动的社会关注，忽视行动效率，这是一种主观合理性。而形式合理性则与之相反，它不仅把行动过程看成是可计算的，而且把目的本身也看成是可计算的。韦伯认为，目的其实就是意味着社会秩序的理性化，或者说就是使它表现出最大程序的可计算性。因此，形式合理性可以表述为工具—目的主义，实质合理性则体现出伦理道德理想主义。
韦伯指出，实质合理性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本质特征，在现代社会，这种合理性已经基本失去了它存在的社会氛围。现代社会日趋繁复的生产与生活，必然要求把行动的效率提到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社会管理必然愈益科层化。在经济生活中，受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法则的支配，公司不得不连续地、精确地并尽可能以更大的成本效益和更快的速度处理它的业务；在现代民族国家问题上，现代国家统治越来越依靠科层化的管理方式，使它的军事、司法和行政管理人员日益脱离行政管理组织的物质手段，领取工资和薪金的国家行政人员彻底摆脱了过去曾经被先赋的任职条件，他们已经被广泛地普遍地雇员化了；在公共生活领域中，报刊等社会舆论不仅在内部形成了分工明确运作有序的机制，而且在外部也愈加和科层化的国家相互信赖，并受着受过专业训练的各类活动家或党派官员的指导，同时，社会公共空间也日益官僚主义化；在政党政治中，科层化的政党想方设法从技术上强化其操纵人民大众的漠不关心和“同意”能力，并精细地事先计算自己行动的过程与所能达到的结果。
在韦伯看来，现代生活的彻底科层化意味着工具—目的论已完全控制了一般社会心理。资本主义合理化过程在消灭和取代其他形式生活的同时，本身也倾向于变成一种目的。这种工具—目的论与现代社会的效率相呼应，它或许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是社会发展进程中压倒性的世界潮流。日常生活的一切领域都倾向于变得取决于纪律严明的等级制度、合理的专业化、个人本身及其活动的条理化工具化。科层主义的统治是当今世界的共同命运，这一过程基本上是不可逆转的。
四、以人文回护作为科层论的社会关怀尽管官僚主义在现代社会是不可避免的，但在韦伯看来，现代官僚主义仍然存在着指向人类本身的许多限制。他指出，现代社会包括现代科层制度是新教改革运动的结果。从16世纪开始，新教就用其自身的纪律逐渐切入信徒的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在这里，为世俗生产和生活而辛苦劳作不是为了世俗的享受，或是刻意追求某种行动的条理化，而是教徒们普遍感到自己有义务履行为了上帝的荣誉而尽的责任。这种天职驱使他们深深投入日常生活，个人必须通过那些平常的有时近乎琐细的行动方能检验自身，并获
取自我救赎。新教运动通过求助于作为一种得到认可的天职的劳动来具体验证这些天职的内容。按照新教徒的理解，“无休止的、不间断的和有组织的劳动本身变成了世俗生活的首要目的、来世得到超度的禁欲主义手段、复活和虔信最可靠的标志。”〔2〕这种以伦理和宗教信仰为世俗生活的精神取向的合理化运动，无疑体现了一种实质合理性。
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教通过成功宣扬这些主张，对现代官僚主义的出现作出了意义深远的贡献。新教运动对当代社会的影响恰恰在这一运动的实质合理性消解之后才表现出它的实证价值。在现代社会，通过禁欲寻找天国的强烈愿望逐渐迷失了，代之以反映了形式合理性的功利主义、技术主义和实证主义。对于伦理价值的热情，让位于缺乏人性的冷冰冰的整理、归纳、演绎、推理、计算和论证之中。为了追求效率，人们日益把价值、信仰、理想弃之不顾，而几乎在社会领域的各个层面都努力用被认为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的机制——现代科层制组织起来。也就是说，全部现代生活被官僚制化了。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出现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并且前者仍在不断蚕食着实质合理性的地盘。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人，在庞大而且全能的科层机器面前完全无能为力，他们已被彻底地物化了。韦伯认为，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的历史的和现实的悖论，反映了官僚主义化过程中的不平衡既是现代文明的独特成就的主要根源，又是现代文明的局限性的主要根源。
如何才能走出现代文明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二律背反的峡口？韦伯大抵希望通过对科层主义的人文回护摆脱这一社会困境。在他看来，科层制的发展路向无疑是应该向其中加入社会关注的因素，经过民族国家和有作为的政治与社会活动家等现实因子打通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的关隘。他既不想否定现代官僚制的成就，也企望能够克服其业已被当代社会人们所普遍意识到的积弊。 第一，由于官僚主义是最难破坏的社会结构之一，同时由于作为一种技术主义的必要性，对官僚主义决不能采取决裂的态度。试图用扩大公共领域的办法解决现代科层制，表面上似乎在倡导一种民族要求，但其结果必定是大大降低效率、法律秩序和物质发展水平这些现代文明成果。鉴于科层统治“铁的必要性”，韦伯建议通过发展民族国家的权力来克服现代科层制度中存在的非理性。既然科层制的主要弊端恰恰在于它的形式合理性与非人性，从而提高民族国家的权力可以强化社会对作为人格化政治表征的民族国家的心理体认。对技术主义挑战的回应首先是提高国家在世界上的实力地位，通过经济发展、军事强化、政治建设等等历史的和现实的人类化的活动抒发人们深层意识和感情上的共同体情结。经过国家政治领导人用行政手段塑造共同体新的话语体系、风俗习惯以及政治记忆，借助于民族荣誉以恢复已经失落的价值合理性传统，或许可以重新建立对伦理相对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的信心，用国家价值目标整合社会公众。在国际关系上，民族国家的固化必然带来政治共同体的独立性和个性化。
第二，走出现代科层制困境的第二个出口是铸造政治与社会领导人的独立的政治人格。韦伯认为，官僚主义使得几乎每一个行政领袖都淹没在技术绝对主义的情景之中，这种工具主义的正当性甚至已经成为集体无意识而得到人们的遵崇，它是一种社会不自觉的潜在魔力。在当代，培育具有个性的、意志坚定目标明确、对自身行动充满信心并且具有高度责任感的领导人已成为十分迫切的任务。这样的领导人将是打破普遍主义的重要因素。这种领导人至少应具备下述条件：1.
他必须对从事的事业保持充沛的热情，因为只有热情才是坚定信仰的主要心理前提。唯有如此，信仰及由信仰感召的行动才可获取它执着的始终如一的力量源泉。
2.他还应该对从事的事业怀有持续的信仰。没有信仰的热情自然是十分浅薄的、缺乏独创性的。在信仰的召唤下，他的行动必然目标明确、意志坚决和负有深重的责任感及献身精神。3.他的行动必须体现出在信仰与客观现实之间的某种均衡感。他不会因为现实限制而修正信仰，也不会由于信仰而无视现实；他不是鄙薄客观的超人，也不是随波逐流的庸人。当然，在个人意图的实现历程中，信仰应该始终处于统领与涵带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