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孔子学因材施教

杨家小学 沈芳琴

“因材施教”这个概念是宋代朱熹根据自己的理解从孔子的《论语》中概括出来的：孔子教人，各因其才。孔子一生的教学实践都贯穿着这个教学原则。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实践，我向孔子学到了一点因材施教的皮毛，在这里和大家分享。

第一、全面深入了解孩子，注重个体差异，是孔子因材施教教学实践的前提。

孔子近乎完美地实行“因材施教”，其前提就是对学生的充分了解。孔子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论语·学而》）他认识到“知人”的重要，因此他十分重视“知”学生，认真分析学生个性，甚至只用一个字即可准确地概括。孔子曾评价他的学生：“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客言也”。这些无不反映孔子对学生之间才能差异的明察。这样，充分了解学生之“材”，才能因其“材”而施教。如果缺乏了这个必备的前提，谈何“因材施教”呢？ 第二、“听其言”“观其行”才能全面了解学生。

“听其言”，即主动地与学生交谈。如一次，颜渊、子路两人侍立在孔子身边。孔子说：“你们何不各自说说自己的志向？”子路说：“愿意拿出自己的车马、衣服、皮袍，同我的朋友共同使用，用坏了也不抱怨。”颜渊说：“我愿意不夸耀自己的长处，不表白自己的功劳。”子路向孔子说：“愿意听听您的志向。”孔子说：“让年老的安心，让朋友们信任我，让年轻的子弟们得到关怀。”（《论语·公冶长》）。“观

其行”，也就是把学生的一举一动置于教师的视野之下，全面细致地观察其行动，如孔子所言：“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要了解一个人，应看他言行的动机，观察他所走的道路，考察他安心干什么。）（《论语·为政》）。既要“听其言”，又要“观其行”，二者结合起来考察，这就是孔子了解学生的方法。因此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我们可以尽可能给学生创造更多的环境和机会，让其充分展示自己的个性。比如说，可以组织一次小讨论，让孩子充分发表自己的观点、见解，或是和学生进行朋友式的交谈，让学生吐露自己的真实想法。这样你就能发现平时默不吭声的小女孩在家里原来是个爆脾气，经常打架闹事的男孩是个孝顺的孩子，学习极不认真的学生见识广阔思维灵敏。

第三、分层教学和个性教学是因材施教的好办法

具备了“因材施教”的基础，如何实施呢？《论语》中孔子所采用的分层教学法方法，就相当值得借鉴。

1、对不同智力水平的学生确定不同的成长目标进行分层教学。孔子从学生智力水平的客观实际出发，把学生大致分为“上智”、“中人”、“下愚”（《论语·阳货》）三类。孔子弟子中，既有“闻一知十”的颜回，又有“闻一知二”的子贡，智力水平参差不齐。智力较低甚至于“下愚”的学生，只能教给他们与智力水平相符的知识，否则，“欲速则不达。”像《论语》中的“问仁”、“问礼”、“问政”、“问君子”等孔子的回答都不尽相同。因此,教师在组织教学中可以采取分级管理的方式，对不同水平的学生提出不同的目标水平和评价。例如:优

秀学生在上课时能理解教师当堂所授内容,则可以完成作业,课后还可以拓展延伸。小测试或习作之后,可以让他们批阅自己的试卷给自己打分,再由教师检查,而对于学困生则要放松要求。比如:别人能按要求回答教师的问题,学困生只需重复别人的答案,把问题说明白即可;别人的作业要按时收发,学困生的作业可以延长时间上交,随时找老师当面批改等。这样,既可以让学优生得到更充分的发展,还可以使学困生在不断的成功中逐渐进步。

2、针对学生的个性特点进行个性教学。孔子认为，学生的个性特点千差万别，因此教学的方法应有所不同，教学的内容应各有侧重，不能千篇一律。如在《论语·先进》篇，由于子路“好勇过我”，遇事鲁莽，故孔子就给他泼点冷水，告诫他凡事要谨慎考虑，多听他人的意见再行动；而冉有胆小怕事，遇事退缩无主见，故孔子就给他加油打气，鼓励他更加果敢大胆地行动。因此在平时的教学中要根据学生的不同性格特点对学生进行不同的引导和评价。对学习优秀的学生应通过评价，引导他们学会谦虚、谨慎、尊重同学、勇于探索的精神；那些思维活跃发言积极的学生应引导他们学会尊重他人，善于倾听他人的观点。

以上就是我向孔老夫子学到的因材施教，还有不足之处，请各位老师加以指正。

第二篇：论孔子因材施教

论孔子因材施教

在《论语·子罕》篇，孔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孔子因材施教的秘密就蕴含在这一章中，孔子从十五岁开始立志为学，一生好学不倦，却说自己“无知”。“无知”之“无”和“空空如也”之“空”，其实即是“吾道一以贯之”之“一”。阳明先生说：“圣人之学，心学也”。孔子之“学”是“尽其心者，知其性也”，学而无所学，知来本无知，故曰“空空如也”。孔子因材施教、随机点化，这是“尽人之性”，所谓“叩其两端而竭焉”。

一

《传习录》295条记录了阳明先生对《论语》此章的解释：

“孔子有鄙夫来问，未尝先有知识以应之，其心只空空而已，但叩他自知的是非两端，与之一剖决，鄙夫之心便已了然。鄙夫自知的是非，便是他本来天则，虽圣人聪明，如何可与增减得一毫？”

朱子对此章有不同的解读。朱子说：

“孔子谦言己无知识，但其告人，虽于至愚，不敢不尽耳。叩，发动也；两端，犹言两头。言终始、本末、上下、精粗，无所不尽。程子曰：‘圣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犹恐众人以为高远而不亲也’。”

对于孔子说自己“无知”，朱子认为这是孔子自谦，“圣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犹恐众人以为高远而不亲也”。而阳明先生认为“未尝先有知识以应之，其心只空空而已”。朱子解释“叩其两端而竭焉”是“但其告人，虽于至愚，不敢不尽耳”，“竭”是指孔子尽其所知教人。而阳明认为“竭”是“鄙夫之心便已了然”，如颜子所谓“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之“竭”。

朱子注解这一章还引用程子之言：“圣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则人不亲，贤人之言，则引而自高，不如此则道不尊。观于孔子、孟子，则可见矣”。

孔子温良恭俭让，决不以“圣”与“仁”自居，“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程子认为孔子是圣人，圣人“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则人不亲”。孟 1 / 6

子称自己“知言”，所谓“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孟子能言善辩，给时人的印象是“外人皆称夫子好辩”，程子据此认为“孟子有些英气，才有英气，便有圭角”。孟子也不像孔子那样谦虚，孟子说：“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故程子认为孟子只能算是贤人，“贤人之言，则引而自高，不如此则道不尊”。

阳明先生对此也有不同看法。《传习录》74条记载了阳明先生与学生的一段对话：

问：“先儒曰：‘圣人之道，必降而自卑；贤人之言，则引而自高’，如何？” 先生曰，“不然，如此却乃伪也。圣人如天，无往而非天，三光之上，天也，九地之下，亦天也。天何尝有降而自卑？此所谓‘大而化之’也。贤人如山岳，守其高而已。然百仞者不能引而为千仞，千仞者不能引而为万仞，是贤人未尝引而自高也。引而自高，则伪矣”。

“圣人如天，无往而非天”，正如孔子曰“天德不可为首也”，“天”不为万物之“首”，而是在万事万物之中。“谓日月风雷即天，不可；谓人物草木不是天，亦不可”，故对于“天”来说，根本不存在“降而自卑”。圣人教化众生无人相，无我相，有仁德自然可亲，《中庸》所谓“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何待“降而自卑”，然后众人尊亲之？

此外，程子对孟子的评价也失之偏颇。“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引而自高，则伪矣”，如何能使道尊？故孟子“未尝引而自高”。生于战争频仍、思想混乱的战国时代，孟子之言行只是相对于那个时代显现出来的“迹”，而其心则“纯乎天理之极”。“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孟子辟异端邪说所表现出的好辩和英气，与孔子之温文尔雅以及“攻乎异端，斯害也已”的主张，“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

据《传习录》313条记载，钱德洪与黄正之、张叔谦、王汝中丙戌会试归，“为先生道途中讲学，有信有不信”。先生曰：

“你们拿一个圣人去与人讲学，人见圣人来，都怕走了，如何讲得行？须做得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

钱德洪等王门弟子“为先生道途中讲学”，这是“以善服人”而不是“以善养人”，这才是“引而自高”。阳明先生因病用药，以“降而自卑”对治，故曰： 2 / 6

“须做得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真正的讲学即是“己欲立而立人”、“修己以安人”，不是“教人以善”，而是直接“以善养人”，逐渐打通人、我之间的界限。“须做得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包含着泯灭人相、我相这层意思。《中庸》13章曰：“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孟子所谓“教人以善谓之忠”，还只属于“忠恕违道不远”这个层次。钱德洪等在返乡途中为阳明先生讲学，这是“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

二

《论语》中记载许多孔子因材施教的话语和案例，只是因材施教本身正如孔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中庸》所谓“时措之宜也”，主要体现的是内在的德行，而不仅仅是一种教学方法，所以常人也难以学习和模仿。孔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但研究孔子对于同一问题从不同侧面作出的不同回答，可以从义理上去融会贯通，进而领悟孔子所谓“一致”和“同归”。

《论语·阳货》篇记录了孔子与子路的一段对话：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

孔子对子路等弟子说“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但这句话对孔子自身并不适用，因为孔子能够做到“磨而不磷、涅而不缁”。正如孔子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但生于礼坏乐崩的春秋乱世，面对“滔滔者天下皆是也”的局面，孔子并没有选择做一个独善其身的隐士，而是周游列国，以道援天下，“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如果言行能做到忠信、笃敬，即使去蛮貊之邦也可畅行无阻，这与“危邦不入，乱邦不居”的忠告显然也不在同一层次。

《论语·先进》篇：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 3 / 6

“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

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子路、冉有同属于“孔门十哲”之政事科，所谓“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但子路“过”，冉有“不及”，所以对于子路、冉有问“闻斯行诸”，孔子因材施教，给出了不同的回答。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

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

子张之“过”与子夏之“不及”均偏离了中道。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子夏说，“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孔子曾告诫子夏，“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孔子说“无欲速，无见小利”，均可见子夏之“不及”。从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便可知子张属于狂者进取的那一类型。孔子告诫子张慎言、慎行，是针对子张之“过”而对症下药。

对于不同弟子问“仁”、问“孝”，孔子均是随机应答，不拘一格。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樊迟前后两次问“知”与“仁”，孔子的回答也不相同：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

一般来说，随着樊迟德行与学问的增长，孔子对于“知”与“仁”的回答也会走向深入。但根据孔子这两次回答的内容，还真不好判断哪次对话在先。

宰我善言辞，属于“孔门十哲”之言语科。宰我反对三年之丧，说起反对的理由可谓滔滔不绝、一气呵成。宰我说：“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对于宰我提出的理由孔子根本不予理会，而说：“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女安则为之”。伦理道德的准则不是圣人从外面强加给人们的僵死的教条，其存在的根据在于心安与否，是否符合良知本心。孟子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 4 / 6

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孔子说“女安则为之”，目的是使宰我反求诸己，叩问自己的良知。

三

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孔子常把颜子与子贡这两位大弟子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孔子问子贡：“女与回也孰愈”？子贡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朱子注解：“一，数之始；十，数之终；二者，一之对也。颜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见终；子贡推测而知，因此而识彼。‘无所不悦，告往知来’，是其验矣”。

朱子对本章的注解不一定符合子贡的本意，但对颜子和子贡二人的评价非常到位。“明睿所照”是德性之知，“即始而见终”，孟子所谓“金声而玉振之也”。“无所不悦”，是指孔子说：“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告往知来”，是指孔子曾表扬子贡：“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子贡之所以说自己“闻一知二”，正是因为孔子说他“告诸往而知来者”。

在《传习录》113条，阳明先生也对此章进行了阐释：

黄诚甫问“汝与回也孰愈”章。先生曰：“子贡多学而识，在闻见上用力，颜子在心地上用功，故圣人问以启之。而子贡所对，又只在知见上，故圣人叹惜之，非许之也”。

子夏说“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说明子夏知道“终”“始”的涵义，但子贡对于“原始反终”的内涵不一定能明白。子贡说颜子“闻一知十”，朱子以“即始而见终”来解“闻一知十”，阳明先生却认为“十”与“二”只是量上的差别，子贡以“闻一知二”与“闻一知十”来区别自己与颜子之为学，还局限在博学多识上。孔子让子贡把自己的学问与修行与颜子进行比较，其用意是启发子贡向颜子学习，多在心地上用功夫，子贡却没有明白孔子一番苦心。

《论语·卫灵公》篇有孔子与子贡的一段经典对话：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子贡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予一以贯之”，即孔子对曾子所说“吾道一以贯之”。这也是开示子贡，“学”要鞭辟入里，正如孟子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孔子对于子贡可谓诲人不倦，子贡从此知道圣人不是通过博学积累而至，孔子之所以为圣 5 / 6

人在于德行，而不在于闻见之知。太宰问子贡：“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太宰把“圣”与“多能”混为一谈，子贡回答：“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又”字说明子贡已自觉把“圣”与“多能”区分开。

颜子说夫子循循善诱人在于“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孔子说自己：“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而子贡把“圣”与“多能”区分开，同时也把“下学”与“上达”割裂开，走向了另一极端，仍然没有明白孔子所说“一以贯之”的内涵。“夫去有以超无，无将奚超焉；外器以融道，道器为偶矣”。“圣”不是“多能”，但“圣”又不离“多能”，程子曰：“盖凡下学人事，便是上达天理”。既然说“一以贯之”，“一”即在“多”中，没有“多”，也就无所谓“贯”。阳明先生说：“上达只在下学里”。

对于颜子，孔子说：“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朱子注解：“颜子于圣人之言，默识心通，无所疑问，故夫子云然，其辞若有憾焉，其实乃深喜之”。阳明先生说：“此道本无穷尽，问难愈多，则精微愈显。圣人之言本自周遍，但有问难的人，胸中窒碍，圣人被他一难，发挥得愈加精神。若颜子闻一知十，胸中了然，如何得问难？故圣人亦寂然不动，无所发挥，故曰‘非助’。”

孔子希望颜子问难，从而帮助自己把义理发挥得更加精粹。对于子贡，孔子则说：“莫我知也夫”；“予欲无言”。由此可见颜子与子贡在德行上的差距。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与子贡的这段对话，应发生在颜子逝世之后。孔子忧道不得其传，品读孔子之言，其中既有教诲，也包含着对颜子之外的其他孔门弟子的失望。天不言而四时行、百物生，对于教化众生来说，“化”和“养”是本，言教为“末”，故孔子曰：“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然而子贡等弟子循“迹”而忘“本”，“多以言语观圣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实”。孔子两次说：“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其实孔子主要不是说给鲁哀公和季康子听的。“知耻近乎勇”，孔子之言众弟子听了后会“恻然而悲，戚然而痛，愤然而起”。孔门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为何只有颜子好学？后人读了对于“学”字也不敢再等闲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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