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助人为乐遭遇信任危机

助人为乐从古至今都是中华民族的一种美德。古代的《诗经》中

就有“投之以木瓜，抱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李白的《乐府·君马黄》中也有“相知在急难，独好亦何益”，还有我们的好榜样雷锋同志，“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所有这些，都是助人为乐的光辉写照。

但近几年，助人为乐却遭遇了信任危机，一些助人为乐的人反倒被诬陷为肇事者，惹来了不少麻烦，甚至招来了官司。有好多人都在心里纠结：我们到底还该不该助人为乐？

一、两个热点案件回放

南京“彭宇案”： 20xx年11月20日，一位姓徐

的老人在南京市水西门广场公交车站等车时，突然倒

地摔成了骨折。她指认是刚下车的彭宇撞了她，并告

到法院索赔13万多元。彭宇则表示无辜，说“一下车，

我就看到一位老人跌倒在地，赶忙去扶她”。

天津“许云鹤案”： 20xx年10月21日，许

云鹤驾车经过红星美凯龙家具装饰广场附近时，

恰巧看见一位老人跨越路中心的护栏，后老人倒

地受伤。这位姓王的老人说是许云鹤的车撞了自

己。许云鹤则说是自己好心助人反被讹，当时他

看到老人被护栏绊倒，便立即停车过去搀扶。

二、两个案件的负面影响 许云鹤接受记者采访 彭宇在法院门口 无论是 “彭宇案”还是 “许云鹤案”，都在真相并不十分明朗的情况下就激起了集体愤慨，人们几乎一边倒地朝两位老太“唾起了唾沫”。尤其是“许云鹤案”，这起被称为“彭宇第二”的事件，将信任危机的讨论又一次引向了高潮。某网站曾就“老人跌倒在地，扶还是不扶” 做了网络调查，在参与投票的近13万名网友中，62.54%的人选择了“绝对不会，怕惹麻烦”，33.45%

的人认为“应

先理性判断，再做决定”，仅有4.01%的人觉得应该扶老人。有网友跟帖说，正是由于一再看到助人为乐者成为“彭宇”，见义勇为者流血又流泪，人们才在该出手时不敢出手，渐渐变得见“义不敢为”。

现在，两个案件谁是谁非已不重要，但是各地频频出现的翻版“彭宇案”，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使人们在帮助他人时蒙上了厚厚的心理阴影。此类事件的持续发生，已导致社会上出现了多起老人跌倒无人敢扶的情况。前一阵在北京西站，一位60多岁的老人走路不小心摔倒了，当时无法站立起来，不断地呼救，但自始至终没有一个人伸出援手。我想这位老人当时的心情一定很难过，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凭心而论，几乎没有人对帮助伤病者持否定态度，大家的“纠结”在于：救助行为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这种负面情绪逐步放大，助人为乐变成了“助人有忧”。

三、信任危机的原因分析

我没有亲历这两个案件的现场，也就不好评论他们谁是谁非。但我们却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由此造成的信任危机。所以，分析信任危机造成的原因尤为重要。

（一）类似案件的不断发生影响了人们对真、善、美的判断。抛开这两个案件的当事人不说，当前社会诬赖、碰瓷、欺诈、以怨报德的事例出现了不少，最常见的是大街上经常遇到一些编造各种不幸伸手要钱的乞讨者，谁也很难判断是真是假，如果一个乐善好施的人最后发现自己帮助的是个骗子，心里不像吃了苍蝇才怪呢！诸如此类的不信任见得多了，整个社会就发酵了信任危机。

（二）“一切向钱看”的思想在某些人头脑中被过度放大。近年来，随着经济高速的发展，有些人一心想着多挣钱，而忽视了道德和精神的培养，更有甚者为了钱去做伤天害理的事情，从而使得社会风气受到影响。还有些人素质不高，出了事老想着转移风险和压力，一味想着让别人掏钱买单，道德的天平一时失去平衡，就选择诬陷他人，哪怕这个人是救助自己的人。

（三）司法审理有失公正。两个案件的审判直接影响了人们对助人后果的判断。在没有证据、事实不清的情况下，法院“和稀泥”式的审理和“疑罪从有” 1

式的推断判决，也许在个别案件中有利于“弱势”一方，但从社会普遍意义上看，必然伤及公平正义。不管被告人最终承不承担经济赔偿责任，也会让更多的人担心惹上麻烦，从而对救助他人心生恐惧。

（四）社会舆论的叠加效应。两个案件发生后，由于多重因素造成误读和放大。尤其一些媒体和舆论推波助澜，在传播此类事件时不是就事论事，根据事实说话，而是不分青红皂白，一边倒地强化“好心没好报”的负面心理预期，放大并加剧了信任危机。

四、助人为乐应发扬光大

也许在某些案件中，助人为乐的人遭遇了不公，但是这难道就能够成为整个社会放弃善行的借口吗?谁家没有老人？谁能一辈子不遇到个难事？将心比心，换位思考，也不能让“做好事有风险”动摇了我们的善心。社会越发展，助人为乐更应发扬光大。

（一）助人为乐是人类生存的需要。在社会这个大家庭中，每个人都不可能孤立地生活，谁都会遇到困难，谁都会需要帮助，互帮互助从古到今都是人类最起码的生存规则。无论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助人为乐都是每个人应该具备的优秀品质。就算是野外生存能力超强的鲁滨逊大叔，不也需要“星期五”的帮助吗？

（二）助人为乐收获的是全方位的快乐。有个故事，说一位盲人晚上外出时，手里总是拎着一个灯笼。大家感到很不解，于是就有人问他：“你自己看不见，为什么还要打灯笼呢?”盲人答道：“我虽然看不见，但别人能看见，我晚上出门打个灯笼，给别人照个亮，别人也不会往我身上撞了”。这个故事让我们明白：照亮别人，多为别人着想，其实，也是帮了自己。这不正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道理吗？

（三）助人为乐需要法律的保护。公交车司机殷红彬扶起摔倒的老人，却被其污告撞人，最后监控还了殷红彬一个清白。老人的家人马上转而道歉，还送锦旗给殷红彬。诬告者仅仅付出了不痛不痒的代价，成本确实太低，恐怕以后效仿者越来越多。专家呼吁：保护助人为乐者的法律法规应抓紧完善，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基础上，让个别诬告者受到切切实实的惩罚，长点记性，以后有所顾 2

忌，肯定会大大减少此类事件的发生。新加坡法律规定被援助者反咬一口将被重

罚，惩罚机制实施以来，再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四）助人为乐是我们整个社会的主流价值。个别不和谐的“音符”不会影

响整个社会向善的“交响曲”，君不见，最美妈妈吴菊萍、最美老师张丽莉、最

美司机吴斌，再到最美孕妇彭伟平，无数普通人的义举让我们明白：“只要人人

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我们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者，助人为乐我们义

不容辞。当前，正值青岛文明城市创建的大好时机，让我们从自身做起，从现在

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真诚奉献，互帮互助，重塑信任，营造和谐。助人为

乐，有你，也有我！

2012.6

【参考文献】

1、百度百科 彭宇、许云鹤

2、百度空间 助人为乐名言

3、见义“不敢为”，不止是道德焦虑 解放日报 吕林荫 20xx年9月5日

4、别让“做好事有风险”动摇我们的善心 检察日报 李曙明 20xx年9 月

5日

5、“最美孕妇”跳河勇救落水儿童 青岛晚报 20xx年6月9日

3

第二篇：中国面临信任危机

中国面临信任危机

本栏多次论述，就各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来说，现在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主要危机就是各群体之间的信任危机，尤其表现为权（政治）、钱（经济）和民（社会大多数）之间的不信任。不信任意味着一方视另一方为欺骗，因此不仅不相信另一方所发布的咨询，而且经常把另一方所发布的咨询作相反的理解。

任何个人或者社会群体是根据其所接受到的信息而行动的，这种不信任当然会对他们之间的关系产生巨大的影响。如果双方的关系不密切，没有任何从属关系，他们之间的不信任尚可容忍。但如果这种不信任发生在上下级关系、发生在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那么问题就不能再容忍下去了。

民众不相信政府

最近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在中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已经进入这样一种不能再容忍的情况。如果再继续下去，不信任危机很有可能深化和转变成为深刻的政治危机。

随便举几个例子来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中国的就业问题变得严峻起来。于是，中央政府就强调各级政府要做好就业工作，尤其是大学毕业生的就业。但是，当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大学生就业数据后，就被大学生网民嘲讽为“被就业”。同样，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为应付危机作了非常的努力，但当统计局宣布收入增长数据后，也被网民讽刺为自己的收入“被增长”了。无论官方发布怎样的“权威”数据，屡屡遭到社会怀疑。

再者，民众也经常不相信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对某一事件所作出的解释。例如湖北石首群体性事件后，没有社会群体相信政府所作出的解释。杭州富家子弟飙车撞死大学生，当地部门开始称车子速度只有七十码，没有超速，网民嘲讽说是“欺世码”。

更为严重的是，河南杞县一工厂发生放射性物质泄露事件，导致上万人逃离县城，对县政府发布的信息丝毫不相信，而事实上泄露事件并没有发生辐射，只是算一起小事故。在法庭审讯上述飙车撞死大学生的杭州富家子弟过程中，民众也怀疑上法庭受审的是“替身”。类似的事情实际上并不新鲜。在很多年前的“非典”期间就发生过多次。

信任危机的恶果

人民不相信政府的例子数不胜数。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人们常常会碰到这样一句话：“政府的事情和我们没有关系，只要他们不害老百姓就非常好了”。中国老百姓对政府的期望本来就普遍低下，现在则转向了非常的负面。

不是很多人对这种信任危机的恶果有深刻的认识的。尽管很多人知道有这种不信任的存在，但他们又会说，人民不信任政府又怎么样？可以肯定地说，只要这种不信任的存在，就没有建立和谐社会的点滴希望。多年来，执政党一直在提倡建设和谐社会，但是社会的不和谐处处可见，越演越烈。实际上，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任在一定的条件下非常容易转化成为深刻的政治危机。

不信任政府的主观与客观原因

从表面上看，现在所发生的不信任还都是围绕着某一特定的事件，并且具有区域性。但要意识到，这种事件到处都在发生，任何一件和政府的有关的事情都可以引出民众的不信任。可想而知，不仅这种不信任会导致政治危机，而且一旦政治危机发生，不信任必然推动和加深危机。

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既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原因。客观方面，民众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来作此判断的。例如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各级政府想方设法地想完成中央的“任务”或者“指标”，因此必须千方百计地搞些花样来欺骗中央。而在实际层面，很多大学生并没有真正“就业”。从主观方面来说，正是因为经验层面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时间一长，民众自然就形成了这种不信任的“思维定式”。应当说，民众对政府的这种“思维定式”对政府的公信力是致命的。政府就是公权力，如果公权力没有公信力，政府就缺乏合法性。

民众为什么对政府会产生和形成不信任？如果把民众和政府分成两个不同的社会和政治领域，那么民众这个社会领域对政治领域的不信任是政治领域内部不信任的结果。或者说，外部不信任是内部不信任的外部延伸。从制度来说，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的决策机制问题。

人们说，中国是典型的“处长治国”的国家。很多决策出自中央，但实际上缺乏科学性。处长们起草政策，一层一层往上“批”，最后就“批”成了国家政策。很多政策从一开始就缺乏研究，即使到了中央层面，经过领导人的批准，具有了“权威性”，但实际上是没有任何权威的。制定政策的人不认真，执行政策的人当然也心知肚明，根本认真不起来。

到了政策执行面，问题就更大。一些政策，中央政府的确经过深思熟虑，但就是执行不下去。主要是因为中国的体制具有很大的“唯上不唯下”的特点，而“唯上不唯下”的必然结果就是“欺上瞒下”。表面上，“唯上”表示政策执行只需要对上负责，但是因为没有“唯下”的机制，“唯上”就自然演变成为“欺上”。中央的政策，各级政府都变着法子来欺骗。

再者，因为政治和决策过程的封闭性，不对社会开放，社会对各级政府没有具有实质性的沟通管道。也就是说，在不存在任何能够促使中国各级官员的“唯下”机制的情况下，“瞒下”也具有必然性。进而，因为可以轻易地“瞒下”，对各级政府官员来说，“欺上”远比实实在在的政策执行要容易得多。

欺上瞒下与“寻租”工具

如果各级官员中间盛行“欺上瞒下”，但他们绝对不会欺骗自己的利益。中央政府的任何一种政策都可以最终演变成为中间层官员的“寻租”工具，也就是说，官员们都可以从不执行政策或者变相地执行政策中获得巨大的利益。他们对中央政府、对社会毫无责任感，但却掌握着大权，财富分配、人事任命、执法等等，他们都是根据自己的利益去理解中央政策，根据自己的利益去执行政策。更令人担忧的是，尽管这些官员掌握着如此庞大的权力和利益，但他们都不用对中央和人民负任何责任。

政府间的内部不信任就是这样产生、发展和强化的。在整个过程中，中国的社会永远是被动

的成员，既无决策参与权，也无对政策执行的监督权。也在同一个过程中，他们就是最大的牺牲品，因为他们的利益被一次又一次地欺骗和剥夺。这是社会对政府不信任的最主要的根源。同时，政府内部盛行的如此“不信任”和欺骗情况，必然反映到社会对政府的认同。

没有任何理由对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任可以掉以轻心。那么，出路在何处？除了建立一个向人民负责的政府之外，没有其他任何的选择。实际上，对任何一个执政党来说，无论是民主的还是非民主的，没有像社会不信任最为可怕的事情了。在民主国家，政府越来越倚重民意治国，没有了民意的支持和相信，政府必然垮台。

在中国，尽管没有类似于民主那样的机制，但对人民不信任的后果应当具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在没有民主政治下的民意表达机制情况下，社会对政府的不信任甚至会演变成比西方民主制度下的信任危机更为深刻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说，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政权迅速解体，就是人民对执政党不信任的一种集体表达。

从制度入手

要跳出信任危机，避免重大的政治危机，就要从制度入手。

必须建立中央政府和人民、社会的直接关系，也就是中央政府和一线政权和干部的关系。现在的实际情形是中间层过于庞大，他们是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最大的阻力，也是政策变形的主要角色。所以，中央必须把权力从中间层收回来，再下放给一线政府和干部。但同时，光把权力下放给一线政府远远不够，因为一线政府和官员也同样会腐败。

因此，在向一线政府分权的同时，也必须把权力下放给社会。只有到了社会成为政治、决策和政策执行的内在因素的时候，官员的“瞒下”和“不唯下”行为才会得到根本的纠正；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欺上”和假“唯上”也才能得到纠正。一句话，只有当社会是权力的产生和使用过程的内在部分的时候，政府才能建立起社会的信任，社会也才能找到去信任政府的理由。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