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氛围与“种族”“民族”话语

——辛亥革命与民族身份

周竞红

由于社会的发展和变迁，一些词汇所表达的内容日益丰富。“革命”在近百年的中国历史变革中曾经是一个流行词汇，与这一词汇的流行相伴随的是王朝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及中国社会生活的剧烈变革。在辛亥革命过程中，王朝中国漫长历史上首次形成的种族民族话语，在这一话语之中“五方之民”民族身份的分化则深刻地影响了近现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结构变迁过程，革命氛围也第一次与种族民族话语紧密地联系起来。

辛亥革命时期，在革命的氛围中形成火药味极浓的种族民族话语

在王朝中国数千年的改朝换代、王者易姓过程中，族类共同体的基本观念并未发生根本改变，王朝国家“大一统”观念、“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夷夏大防”和“华夷一体”等观念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交互作用，推动以中原政治为中心的族类群体分化、整合、繁荣发展。在不同的王朝，这一群体有着不同的称谓，但是并没有严格的统一称谓，或者说与其他族类共同体并非界线分明。这一群体规模本身的扩展并非仅仅依赖于人口的自然增长，也不是基于全面的开疆拓土，而是不断与就近的周边族体发生融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切关系，与其他群体的融合和人口自然增长共同成就了这一群体规模的不断扩大。

随着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王朝末年的中国日益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境况。西方人，从传教士至商人，以至于外交官等不同身份的人，来到王朝末年的中国后，开始用西方人的观念、方法来认识中国社会，其中关于民族身份的确认，事实上也始于此。一如马克思在《共 产 党宣言》中指出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迫使一切民族都在惟恐灭亡的忧惧下采用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资本主义锋芒东进以来，中国社会正是在这种依赖中变迁，社会观念的改变成为不可抗拒的洪流，其中一个变化便是传统的族类共同体资源成为民族身份确认的历史资源和依据。

辛亥革命前后民族身份的确认并非仅仅源于王朝中国社会内部，早在中西文化初相遇时，西方人便开始从西方社会自身的理念出发，来认知和分析王朝中国。他们并不深究王朝中国经历了什么样的分合、易姓过程，才建立了具有广阔地域的王朝中央政府，而只是将王朝中国视为帝国，径称为中华帝国，并用资本主义时代的“民族”观念和帝国观来看待王朝中国以及王朝中国域内的不同群体。当时，已具有全球知识的西方人最受不了中国自认为世界中心的观念。其实，从王朝中国自身而言，其自称中心并非是侵略性使然，而是传统观念和相应的知识结构使然。翻检人类历史，我们不得不说，自我为中心实际上是人类的本能使然，只有知识、规则等力量才能逐步使人类克服这一本能。

到清末，中华帝国之势在资本主义时代日益衰落，早在1854年，当太平天国运动发生时，马克思曾论述称：“俄国很可能将指望把中国的西藏和鞑靼皇帝作为同盟者，如果鞑靼皇帝被赶到满洲并且放弃中国本土的王位的话。你们都知道，汉族造反者开始了反对佛教的真正的十字军讨伐，烧毁寺庙，杀死和尚??”可见，在马克思的叙述中，汉族的民族身份是与满族的身份分离的，满洲也似乎与中国处在一种对等关系上。也就是说，西方人直接视王朝族类格局的“五方之

民”为“民族”。及至清末社会危机日益加深，革命派逐步确立“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政治目标后，革命氛围日益浓厚，此时，“革命”内涵已日益超越传统的意涵并推动王朝中国发生质的飞跃，中国社会“革命”目标不再于王朝易姓和改朝换代中循环，革命舆论的准备在一系列改革失败的基础上形成。受到西风东渐影响，王朝社会新精英阶层对政权分配、社会、国土、军队等管理方式均已有新的目标要求。显然，王朝政权就其基本利益需求而言，也不可能赞助新精英层的终极要求，于是，辛亥革命箭在弦上。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辛亥革命，不仅有反封建的特征，事实上也具有种族民族革命的特征，正是由于这一特征的存在，王朝国家内部，“五方之民”间传统关系的处置也进入革命范畴，在革命的氛围中形成火药味极浓的种族民族话语。

辛亥革命时期，在革命氛围中形成的种族民族话语，一方面，在一定范围内对革命行动和革命动员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也给革命者建构新国家秩序带来诸多挑战，甚至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在国家竞争失力的焦虑中，西来的种族民族知识很快在清末的中国找到试验场，满汉种界对立在革命者眼中成为中国一切问题产生和解决的症结。19xx年出版的一份革命者期刊曾宣称：“中国者，吾黄帝子孙之国，非白种之国也。土地者，吾国人之土地，非满洲之土地也。然而今日之中国，为白种之国矣；今日之土地，为满洲之土地矣。”从保种和复兴汉民族的目标出发，一系列关于汉族的源起、汉族的始祖、汉族被压迫的历史、汉族的民族英雄等，在种族民族话语中形成汉民族新叙事。通过汉民族被压迫历史和现实叙事，使“排满”合理化，进而使推翻清王朝合法化。由此，也确认了汉族的国族身份，并将满族从王朝中国社会生活中分化出来，置于敌对的地位，确立了其民族身份。在汉民族叙事形成过程中，不仅仅确认了满族身份，也确认了清王朝政权倚重的重要力量蒙古族

人的民族身份。从此，革命的种族民族话语开启了“五方之民”向民族身份转化的历史之门。随着革命宣传的深入，满族人、蒙古族人、苗族人等均被种族民族化，满族、蒙古族之称谓一旦形成，背后的理念便是民族国家理论，其与共和国家主权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未被革命者所意识到。至于“五方之民”间复杂的历史关系也被革命者解读为纯粹的冲突和敌我关系，是压迫与被压迫关系。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已不仅仅是对国家政治层面上旧王朝的破坏和新王朝的建构，而是彻底变革国家结构和国家权力分配模式。王朝国家转型为近代国家成为历史大趋势，国家政治权力为人民所有的理念得到革命者的传播，国家政权不再是一家一姓的政权。构建一个共和国家，而不是一个新王朝成为历史大方向，在这一进程中，“四夷”的居民与共和政权关系被置于一个复杂的历史选择过程。“四夷”社会本身有影响政治人物的行为、新知识分子的成长、不同外国势力对他们的操纵及共和中央政治的措置，等等，使当时人们的行为、思想和理念都处在理想和现实的冲突之间，在动荡的政治环境中，各种不同的思想和行为发生竞争。就中央政治而言，革命派试图建立一个民主的共和政府，可是，又不可能将那些带有浓厚封建传统的政治势力消灭，比如借资产阶级革命获得中央政权的北洋军阀势力，因此，革命并未很快将政治转型的中国推进到一个汉民族国家的地位。而革命后，退位的清王朝已将其所统治的区域尽数交给北洋政府，无论是军阀，还是资产阶级革命者，都不得不在清王朝的领土继承上寻求国家建构的策略转换，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五族共和”和民族平等原则得以提出，并为后来在国家政治层面处置相关问题提供了基本框架。在一定程度上，这也可以说是革命派与清王朝遗留政治力量在种族民族话语条件下处置“五方之民”现实关系的妥协。

任何一场伟大的革命，都会给非理性、不确定性和非秩序性提供空间，这也

意味着革命对一个复杂社会的影响亦有正负等多个面向。革命的正面影响可能是推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负面的影响则可能会牺牲一些重要的资源，成为社会进步的沉重代价。辛亥革命时期，在革命氛围中形成的种族民族话语，一方面，在一定范围内对革命行动和革命动员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也给革命者建构新国家秩序带来诸多挑战，甚至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辛亥革命期间形成的种族民族话语，为了革命的需要，仅仅强调周边民族对汉族的侵略，不分阶级和历史场景地宣扬“胡虏”的血腥历史，极力丑化和贬抑周边族类群体，并因此留下了丰富的文献。以至于当今天的民族关系出现问题时，依然被当做网络上用来说事儿的范本或史证。在革命者的历史叙事中，华夏汉族似乎开始就是一个完善的族类群体，他们并不考虑这一群体本身分布地域范畴是如何历史地形成的，以及“中国”指称本身在近代以来的变迁，而是一味地用民族国家理论回溯古代中国封建国家历史进程，将汉族与周边民族的关系类比为国家间的关系。这些思想不仅对周边民族在新国家建构历史选择上产生直接负面影响，还被一些对中国有领土野心的帝国主义国家所利用。如日本在不断谋求中国领土的进程中就应用并发明了有利于其侵略中国的一套理论，将王朝时期中国描述为一个没有严格边界的“朝贡体系”，否定其国家的地位，并明确地称满、蒙古、藏、新疆等原非中国领土等，将清王朝时期“五方之民”民族身份的分化作为武器，为其侵略中国领土提供合法的理论支持。

总之，在纪念辛亥革命百年之时，我们也不得不面对在革命激越氛围中形成的种族民族话语对“五方之民”历史关系的颠覆，及其所带来的对民族现代国家建构的负面影响。这些负面作用曾经被不同的帝国主义势力所利用，成为拆分转型中国广阔疆域的借口。今天的中国有了一定的国际地位，具有较强的发展实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发展便一帆风顺。中国的竞争对手，一直以来都在通过摆弄民族身份分化瓦解中国社会。因此，今人应汲取历史教训，在和平发展的

社会氛围中，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原则出发，相互尊重，相互合作，在合作中推进各民族共同发展和繁荣，谋求统一多民族中国的现代化。

来源：《中国民族报》20xx年9月9日

第二篇：话语与权力

话语与权力 *

戏剧《人民公敌》的情节概括起来说的就是：科学家兼医生斯多克芒发现本城镇的浴场矿泉里含有多种非常危险的传染病菌，因而他坚持全部工程必须进行改造；而他的哥哥彼得作为市长兼浴场委员会主席则坚决反对这一改造计划，其理由是改造浴场需要二三十万克罗纳，且要停止经营两年，这既损害了资本筹集者的利益，也不符合城镇市民的利益。我们完全可以把这看作两个不同的阶级围绕各自不同利益而展开的一场冲突与斗争。也可以在这基础上，把斯多克芒医生最后的失败原因，一方面归咎于他个人缺乏斗争经验和群众觉悟的有待提高两个因素，另一方面可以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官僚势力和资产阶级势力的勾结及其狡猾的本性。

但有趣的是，这场关涉不同阶级利益的冲突与斗争，完全没有以暴力或革命的形式出现，也避开了经济利益分配的焦点问题；而是转移到一系列诸如民主、真理、责任、义务、自由和正义等问题的论战。一场斗争冲突更像是一场话语的争夺与阐释，更像是一次从不同角度展开的修辞活动。最终斯多克芒以失败告终，被审判为“人民的公敌”。这样我们要问的是，“人民公敌”这一显然不合情理的宣判为什么能以合乎情理的方式展开？的确，易卜生笔下的彼得市长确实与被脸谱化的反面人物大有不同之处：他对斯多克芒医生可谓晓之以情，动之以理。一方面他并没有完全拒绝弟弟的发现，而是认为对存在的问题“可以用适应委员会的财力的办法来补救”，为了照顾地方利益，可以想出私下解决的办法；另一方面他教导其弟弟要懂得人情世故，并警告他如果执意坚持改造计划，他就会遭到解聘，最终一无所有。相反斯多克芒的缺点暴露无遗，显得极为“固

执”、“冲动”和“鲁莽”，他直接冲撞市长，甚至夺过他的官帽和手杖，多少显得有点“不合时宜”。但这显然还不是不合情理的宣判之所以能够以合情合理的形式演绎、发生的关键所在。那么，究竟谁是“人民公敌”？谁赋予这一宣判的权利？看来文本中所展开的这场冲突和斗争比我们想像的要来得复杂，其方式更为隐蔽。米歇尔?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将为我们揭示外在的对立与斗争背后，一场隐蔽的话语争夺和“微观权力”较量在这里是如何进行的，我们也能从中找出那个不合乎事理的宣判之所以能以合理的形式进行的支撑点。

话语原来是属于语言学范畴，用来指构成一个具有相对完整的单位。而在福柯的谱系学理论中，话语显然是一个赋有文化、社会和历史内涵的概念。“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这对源于语言学家索绪尔的概念，在福柯的话语理论中显得极为重要。能指就是一个音响形象或它的书写对应物；所指则是指实物和意义。而这二者的关系是一种任意的关系。比如，“猫”在英文中被书写为“cat”完全是任意的。那么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之所以能够捕获话语的意义，完全受益于能指与所指在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下的约定俗成。但是，能指和所指的约定关系在权力的作用下会出现断裂、错位或位移；能指在脱离俗定的所指后，有可能具有至高的权威性、压迫性和统治性。权力在福柯那里是一种微观权力，它不是一种外在的暴力干预或否定力量。因而他认为权力无处不在，同时它与话语有一种共谋的特性。在福柯看来话语是权力运作方式的最好藏身之处，话语的巨大作用就是转移权力和危险；而权力和欲望借助话语实现自身时，又在实现过程中掩盖了自身的实际存在。

以下我们来看看《人民公敌》中，漂移的能指是如何发挥其威能作用，话语又是如何转移了权力并与权力共谋的。

文本中有关“真理、自由、民主、责任”等能指以及由其构成的话语，是斗争双方都不断重复的，也是交锋的重点。这样，一个关于是否要改造浴场的问题就悄悄地转移到一个是否要坚持真理或者是否要自由、民主等等这样的问题。而“自由、民主、人民、公敌”等“能指”大多产生于西方启蒙运动或在启蒙运动过程中被重新赋予了新的意义，因此在人类近现代的文明视域中它们应该有其相对的客观标准。但是，这些能指以及由它们构成的话语的使用是受制于使用它们的主体的。福柯曾告诫我们，那些标榜着真理的话语形态需要分析警惕的。这样我们就不难看出，代表官僚势力、资产阶级利益的彼得市长、阿斯拉克森等与科学家兼医生斯多克芒在使用这些能指和话语时是完全不同的，他们各有“所指”：前者通过人为地操纵与隐蔽的权力运转，使得这些能指和话语

的内涵趋向他们的利益和价值取向；后者在使用“真理”、“自由”等能指和话语时，其出发点虽试图使之贴近当时历史语境下的约定意义，从而使之符合市民大众的利益，但是由于自身知识分子的“精英主义”立场，赋予这些话语诸多不切合实际的乌托邦色彩，因此他并没有得到大众的理解和支持。

福柯曾精妙地指出，话语控制的方式之一就是通过言语禁忌来完成的。也就是说，话语使用者可以以理性的名义将一些话语打成非理性话语和疯癫话语加以拒斥，或者以真理的名义将一些话语判为谬误。文本中彼得代表的官僚和资产阶级就是以“民主”、“自由”、“真理”的代言人自居，从而认定斯多克芒医生是“疯子”和“不受理性支配的”人，最终宣判斯多克芒为“人民公敌”。权力的运转和能指的威能、话语的暴力就是这样结合得天衣无缝。

通过以上分析，究竟谁是人民的公敌就昭然于众了。

（陈开晟）

*《人民公敌》，作者：〔挪威〕易卜生（1828—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