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道德和法律的角度审视小悦悦事件
20xx年10月13日下午5点30分，这是一个令人悲愤的时刻，在广东佛山南海黄岐的广佛五金城里，2岁女童小悦悦在过马路上不慎被一辆面包车撞倒并两度碾压，随后肇事车辆逃逸，随后开来的另一辆车辆直接从已经被碾压过的女童身上再次开了过去，七分钟内在女童身边经过的十八个路人，他们都对此非常的淡定、冷眼漠视，没有伸出支援之手，最后一名拾荒阿姨上前施以援手，由此引发网友广泛热议。20xx年10月21日，小悦悦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于0时32分离世。
而关于小悦悦事件所引发的全国性各个社会阶层道德、法律、人性等讨论、反思也随着小悦悦的离世达到了一个高潮。
看到这样的一则新闻，这让我们想起了做人的底线——道德，越过这一底线便是缺德。缺德不会受到法律的惩戒，但会受到道德是谴责。但是，人们为了生活，为了人生的安全保证，冷淡地选择了缺德。
我们在叹惜小悦悦的悲惨遭遇之余都把矛头指向了十八个路人，谴责他们的冷漠，痛骂他们的无情，诽谤他们的道德沦陷。在谴责他人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如果这样的一件事发生在我们的身边，我们会怎样做，我们都会伸出支援之手，或是拿起手机报警，或是毫不犹豫地跑上前去救助身在水火之中的小悦悦吗？我们真的不会像那十八个路人一样吗？这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思考。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自从彭宇案之后，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行为的成本、风险值都提高了。人们为了小心翼翼地生活只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形成了想救又不敢救的冷漠无情的局面。这就是彭宇案的蝴蝶效应而不是人们的道德沦陷，就是有前车之鉴，人们才会那么的淡定和冷漠。
我们应该更深层地从法律这一角度去审视小悦悦事件。
邓小平曾经有过一段经典阐述：“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现今的我们所追求的法治，更应该是设法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使好人能充分做好事的法律制度。
舆论道德痛惜悲惨之余，有不少人呼吁，借鉴国外经验，以立法形式“保护见义勇为者不被诬陷”，规定“见死不救者应受惩罚”。难道我们的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的传统美德只能用立法来扶起吗？中国有句俗话，叫做法不责众。比起要建立“见死不救”惩罚条款来，更多有识之士更拥护“与其惩戒见死不救，不如奖励见义勇为”，如果对于见义勇为中出现的争执，法律和制度能及时介入、证明清白、公开奖励，确保每一个做好事者不受冤屈，让好人“流血不再流泪”，并且受到社会的尊敬，又岂会出现“不敢扶”的社会性心理？
如果我们的法律有“奖励见义勇为”这一条款的话也许就不会有彭宇案的蝴蝶效应，更不会有小悦悦的悲惨事件了。我希望助人为乐、见义勇为不会增加风险值，希望人们都没有逾越道德的底线更不要逾越法律的底线。从小悦悦的事件里，我们不仅要用道德的眼光来看待，还要用法律的角度来审视。在社会里有两个底线，一个是道德，另一个便是法律。做人做事越过道德的底线便是缺德，缺德不会受到惩戒，但会受到道德的谴责；做人处事一旦越过法律的底线便是违法，这必然会受到法律的惩罚。
法律无法超越于社会习俗而存在，但法律对于引导甚至重塑社会文明、道德规范，却能起到无足轻重的功效。法律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功能毋庸置疑。当越来越多的道德义举需要通过法律来“认定处置”时，我们只有衷心希望和坚信，作为法律的执行者都能挺身而出，解答公众疑虑，捍卫道德底线，匡扶社会正义。只有如此，才能实现法律与道德的良性互动，才能给社会以明确的道德导向。
第二篇：小悦悦事件感想
小悦悦事件引发的感想 20xx年10月13日下午5时30分许，一出惨剧发生在佛山南海黄岐广佛五金城： 年仅两岁的女童小悦悦（本名王悦）走在巷子里，被一辆面包车两次碾压，几分钟后又被一小型货柜车碾过。而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七分钟内在女童身边经过的十八个路人，对此不闻不问。最后，一位捡垃圾的阿姨把小悦悦抱到路边并找到她的妈妈。当时的悦悦已经像一个提线木偶般瘫作一团！日前，20xx年10月21日，小悦悦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于0时32分离世。
两岁的孩子、两辆汽车、两次碾压；十八个路人、十八次无动于衷。全国上下一片谴责声，谴责这十八个人不施救援之手，谴责现在社会道德沦丧。但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没有探讨造成这件事的原因。中国人道德沦丧真到最低了吗？那些人真的不想救人的真实原因是啥？这些都是百姓的责任吗？
谴责固然需要，究其原因、反思更加重要。南京彭宇案、天津许云鹤案、各地层出不穷的“做好事反成被告”案??，法律通过彭宇案、许云鹤等案子把混帐逻辑强加给了全社会，见死不救麻木不仁不犯法，见义勇为出手相救倒惹祸上身。再看这次佛山拾荒的陈大妈救人后的遭遇——被讥笑为“想出名”还不算，还被媒体轮番骚扰疲劳轰炸得呆不下去，不得不逃跑，不得不感叹“做好人怎么这难？”。现在救人付出的负面成本太大，没有让人做好事的社会基础、社会环境和舆论环境，好事干得越多越大的好人越受打击，坏事干得越多越大的坏人越受保护”的黑白颠倒大环境里，见死不救的鸡毛蒜皮算老几？因见义勇为而被陷害被打击又有什么可奇怪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形成了老百姓自顾自麻木不仁见死不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发生社会性的道德崩溃又有什么可奇怪的？ 法律为这些欺诈案件给与护航，带来非常大负面影响，舆论的导向作用又起了推波作用，彭宇案的蝴蝶效应的显现，导致社会很多人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小悦悦事件’折射出的是个体道德问题，更多的是反映出这个社会从法律、文化、教育到道德建设的缺失和失误。
高尚的理想与情操丧失，使普遍中国人唯一追求的东西就是“金钱”。人们虽然关心政治，但是人们知道，关心也没有用。百姓们不得不默许了自己被欺骗的现实，转而把注意力全部放在如何追求“金钱”上。这是唯一对自己有实际意义的事，并且人们不介意采用欺诈的手段，因为欺诈在中国社会中太普遍了，并且欺骗能够获得利益。
制度的不公使人们丧失对公正的追求。改革开放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造成了逐年的贫富差距拉大。“不患寡而患不均”，古今一理。均是利益，机会，制度的均。没有均，稳定是空中楼阁。当今中国不公正的制度主要表现在产权、财政资源、社会保障、金融服务、税收政策、教育医疗资源、就业、工资制度、土地制度、干部制度、法制、科技推广制度、市场主体制度、户籍制度、代表权等制度的不公正。普遍表现在富人与穷人，城市与农村，沿海与内地，大城市与小城市，当官的与老百姓在获得社会有限资源时所面临的巨大差异。一切，都是
制度的不公平造成的！有了巨大的差异，人性的阴暗面必然暴露。当弱势群体没有了幸福生活甚至是基本生活的保障的时候，他们必然有改变的本能要求。当优势群体看到违法犯罪都不能被惩治的时候，他们必然有变本加厉的贪欲。于是，掺杂使假，掺假使黑，坑蒙拐骗，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贪污腐化，勾心斗角，恃强凌弱，仗势欺人，唯利是图、形形色色的伤天害理的勾当浮现社会，屡见不鲜。从此恶性循环，日积月累，以至今日社会道德沦丧至此！爱因斯坦曾经说过，“虽然外界的强迫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一个人的责任感，但绝不可能完全摧毁它。”公民们请行动起来，坚守良知，竭尽责任，如果你还对社会向善抱有期待。 理论的偏差使人们对传统的信仰和价值观产生迷茫。多年以来，自动过滤一直张扬的理论大旗，就是“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不仅奉行“有奶就是娘”思想宗旨，还把这个宗旨强加给整个社会，把这个本来是老百姓的骂人话变成了唯一宗旨。按照这个宗旨，不管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只要能成名发财就是能人，就是让整个社会羡慕的有本事的人。人类数千年文明所形成的是非善恶、真假美丑的标准完全颠倒了：一个女学生走上社会，如果当工人这只猫，一个月也就几百元钱；如果当小姐这只猫，一晚上就能挣几百元钱；所以当小姐自然就成了好猫。笑贫不笑娼的社会风气由此形成。
人性沦丧，必然导致价值观的沦丧。价值观的沦丧直接导致社会行为失去道德准则，人们自动过滤便把法律作为了行为的准则，天天在灌输“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就是都可以做的”，从而使社会彻底抛弃了道德准则。在全世界任何国家，法律都只是法官评定有罪和无罪的准则，从来就不是人们的行为准则，人们的行为准则只能是道德准则。由于自动过滤的唯一道德准则就是“怎么合适怎么干”，此外没有任何其他道德准则，所以就只能以法律作为行为准则。这样一来，只要能躲过法律不进监狱，便成为整个社会的行为准则，道德体系也就没有了任何存在的社会余地。
人性的沦丧，制度的不公，自动过滤对人的道德的不教育，不建设，不作为，已到了置若罔闻、麻木不仁，甚至是姑息养奸、纵容丑恶的地步，这些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社会道德沦丧、崩溃的主要原因。
法律无法同时直接完成‘惩恶扬善’的双重使命，只能通过惩恶来间接扬善，同时尽量确保善行不带来恶果。法律不关心某人是否为善，因为法律没办法奖赏为善者，更不能惩罚不为善者；法律只关心某人不得为恶，在对立证据难分伯仲时，法官会做一个不得已的选择：若不能保证善最大，一定要确保恶最小。不出手、不触碰并非完全为了‘避嫌’，也有其他正当理由，免得“弄得大家都脱不了干系，好事变成坏事；更重要的，有利于确定现场责任，不给居心叵测者败坏社会风气的机会。这样的行为规范如果能够长期坚持，‘大善’虽不至，但‘大恶’可杜绝，从而重建社会诚信。
因此，佛山“小悦悦事件”那十八个人固然应该指责，但我们现在应当指责造成这些的法律、制度、文化、教育，探讨造成这些的深层次原因。而不是本末倒置的论事。社会应当积极促成见义勇为成为全民共识和理智行动。积极尝试从法律、制度、道德和社会层面入手，构建有利于见义勇为行为的法制环境、奖励机制和社会风气，并推动社会管理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