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擦身而过的美丽

柏林载誉归来的影片《孔雀》，以三段式的结构讲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北方一个普通家庭中几个成员的成长历程，描写的是一些平凡人生的琐碎生活。顾长卫执导的这部处女作像大多数第五代导演一样采用了擅长的“回望”姿态，所不同的是《孔雀》少了几分宏大的政治话语寓意，更多的是对作为个体的人的命运的一种关注。

一、姐姐—理想与现实的冲撞

与张艺谋电影中巩俐的神话形象及姜文电影中男性的欲望对象不同，《孔雀》中的女性形象是很真实很女性视角的，姐姐这个人物形象可以说是全片最大的一个亮点。有一种说法是说中华民族是最中庸的一个民族，这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电影银幕上一直缺少一种浪漫的、神经质的、力图超越庸常生活的女性形象。而《孔雀》做到了，姐姐这一人物形象不能说是丰满的，但是她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告诉我们在隐忍的、奉献的、坚持的、世俗的、甚至被当作一种图腾仰视着的银幕女性形象之外，还存在着真实的、自我的、带刺的、理想化的、是少女不是女人的女性形象。

相比哥哥、弟弟相对单薄的个人故事，姐姐这个人物的故事基本上是贯穿影片始终的，不同的阶段、情节讲述着姐姐这个人物形象不同的性格侧面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遭遇。影片开始那一幕是姐姐性格一个总的提示，手风琴或者音乐是一种精神的形而上的追求，一边开着的冒着热气的水壶是形而下的现实的生活，从一开始这个姐姐就有着一种无视现实生活、专注个人的非现实理想的倾向表现。接下来的幼儿园事件进一步强调了这一性格侧面，是她对平凡的、现实的、命定的生活的一种不甘。伞兵的理想是对地上现实生活的逃离，操着一口普通话的北京军官可以说是姐姐的初恋，而这段恋情的对象亦是远离她生活范围之外的，接着我们看她对感情的处理：她是喜欢军官的，但她不甘示弱，她自以为是地幻想着通过打赢军官乒乓球换取伞兵录取的资格，这是她的不按常理出牌，自然她的率真是败在另一对更懂得男性心理或者说伪装的姐妹手下。这里面涉及到一种生活的技巧，我想要什么，我怎样得到它，虽然姐姐从一开始便没有掌握或者说根本不肯屈就于这种技巧、这种长时间以来形成的一种人际规范。

她失败后的绝食也算是颇具戏剧意味的绝食，在她更多的是一种情绪的发泄，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姐姐这个人物其实是有着她自己旺盛的生命力，并不是那么容易被打倒的。姐姐骑车拖着自制的天蓝色降落伞在街上庸常的人群中穿过的场景算是全片最浪漫、调子最高昂的一幕。我想大多数的中国女性或者说中国人基本上是不会做出如此自由放纵想象力丰富充满孩子气的傻事的，在银幕上看到应该不是不羡慕的吧。爱也是一种束缚，母亲的爱代表一种世俗的规矩，也是因为爱才会用她所认同的世俗的规矩来约束自己的女儿。姐姐这个人物终究足势单力薄的，家庭的生理上的施压终于使得她开始妥协，去药厂刷瓶子。

接下来是姐姐第二段与果子的感情，有关两个人的情节在哥哥与弟弟的后两段故事里也都有穿插。大概观众都看得出来果子对姐姐是真正喜欢有真感情的，姐姐一直拒绝这段感情的原因可以用之前流行的一句歌词来概括，就是“爱我的人我不爱”。其实这里边是有着一种很深重的人世悲哀：我们活在这世界上，大多时候缺少一种对自身所处境况及这个世界的清醒认识，莽莽撞撞的一辈子过下来，我们是错失掉许多真正属于我们值得珍惜的东西的。姐姐的理想主义可以说是与现实格格不入，到处碰壁的。她利用手臂上的抓痕骗取老人的同情，其实她想得到的只是在家庭中所没有的一份温情。老人自杀的具体原因影片没有明确表达，但老人的死与姐姐是不无关系的，她的降了格的理想主义这一次是害人害已了，打煤球这场戏在姐姐的故事里出现，一方面在说人对命运的无力，另一方面在姐姐这边的重点则是最后跌的一个跟头，那是她的人生。姐姐的婚姻可以说是她一时的心血来潮，她用这段婚姻换取一份新的工作，应该说她并没有认真对待这件事情，她依然生活在梦想的世界里，既然理想无法实现，那么再怎么样也都无关紧要了。

姐姐后来的故事是穿插在哥哥与弟弟的段落里。我们知道她与果子不多的几次接触，知道她和小王感情不和然后离婚，知道她在平凡的生活里偶尔的自欺欺人的梦想。而她终于是抓着西红柿失声痛哭了。不论她的人生多么不完美，她的理想与现实的距离有多么遥远，她依然是值得尊敬的人，她勇敢的付出，勇敢的追求，而很多时候现实中的我们甚至不给自己机会碰碰那鲜红灿烂的理想。

二、父性角色的缺失

顾长卫在一些访谈中谈到弟弟的故事其实很精采丰富，“由于影片涉及弟弟的同性恋及一些暴力情节，在未送审之前就给剪了，这些删节也令弟弟这个人物单薄了些，”并形容弟弟的故事为“惨烈”。《孔雀》是以弟弟为第一人称叙述的，在现在的删节版本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依然存留着的属于弟弟的原始的隐藏在 1

叙事背后的独特视角，而这其中对弟弟的人生经历有着最重要决定性意义的便是父性角色的缺失。

《孔雀》里一家人中最没有个人特征戏份最少的要数兄妹三人的父亲。在作为转场影片的最具特色的一家人在走廊吃饭的场景中我们看到父亲背对着观众，是道具式的，缺乏存在感的一个人物。在影片的大部分时间里，父亲这个人物多是一种权力符号的象征。他的出现大体上只是为了行使他作为父亲所应该行使的权力与义务，强迫姐姐进食、为哥哥闯下的祸赔不是、取走属于他的糖果，而我们所看到的多是这个父亲的无能为力。我们再来看父亲与弟弟的关系，父亲与弟弟的接触很少，唯一的．次正式谈话起因是母亲的指使，而就在这唯一的一次谈话中他并没有做到一个父亲对孩子应有的指导与规劝。一番情绪的发泄之后，这个父亲在黑暗的角落里软弱地、无能为力地哭泣。这不是．个合格的父亲。这也是多年以后弟弟面对被狗吓倒的父亲的窘态给予一种无心无肺嘲笑的原因，在内心深处他是不愿意承认这个父亲的，并且对这个生命中的父亲一直持有一种冷漠、排斥的态度。那么很自然的，弟弟会有一种冲动或者说潜在的欲望，就是要在生身父亲之外寻找他心目中的父性角色，弟弟的离家出走更多的是这种寻找而不是表面上的逃避。而在姐姐的故事中所插入的干爸爸的情节同样也可以做为弟弟的一个注脚。

一般情况下，在一个家庭中哥哥的角色是起到对父亲角色的补充作用。这可以解释弟弟对傻哥哥过分的仇视。在父亲实际上缺席的情况下，弟弟在内心深处是非常渴望有一个形象高大的哥哥来填补父亲的位置的。而这个傻哥哥是太让弟弟失望了，同时弟弟对哥哥的暴力也是对自己内心欲望一种不得已的自我保护性的戕杀。当然这样一条心路历程是很容易导向弟弟对果子的特殊感情的，因影片已将这部分删减，我们先放下不谈。

再来看弟弟与两位女性的纠葛。第一位女同学在弟弟被同学欺负的时候好心帮他扫掉垃圾，而这一点点的恩惠便使得弟弟像狗一样一路紧紧跟随其后。为什么呢?我们会发现这件事正好发生在弟弟接连受到打击，心灵最脆弱的时候。那么这位女同学在弟弟的潜意识里依然是一种父性的符号，是弟弟渴望依附，从中得到安慰的对象。第二位女性是弟弟最后的妻子，这何妻子比弟弟大，有自己的孩子，挣钱养活弟弟，她相对于弟弟依然是一个强势的个体，依然是有着父性特征的角色。那我们可以看到弟弟一生所苦苦追求的始终是一个想象中的父亲。如果我们试着从另一个角度进入弟弟的内心，影片中有关弟弟看起来可能有些不合情理的地方也就得到了恰当的解释。

还有就是弟弟过分沉重的悲观主义。“爸爸妈妈都说，人这一辈子太短了，可我却想一觉醒来，已经六十岁了，跟爸妈差不多”，是什么样的事情可以让一个人的人生变得如此不堪忍受?这依然还是与弟弟隐秘的身份有关。

三．亲近痛苦还是远离痛苦

“片中的3个孩子，代表3种人物心态。姐姐代表理想，哥哥代表现实，弟弟代表悲观。我有理想，但是却不可能像姐姐一样为了理想不顾一切：我有时候现实，却很难做到像哥哥那样功利我有时候悲观，却不敢像弟弟一样自暴自弃。我拍他们的时候可以像他们一样活一次，这算是我给自己的弥补，也算是我对剧中人物的敬意。”这是顾长卫对片中三个人物的解释。我们看哥哥这个角色的设定是非常有匠心的，“弱智”在词典中的解释是“智力发育低于正常水平”，一个人的智力与欲望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智力转化为道德的时候对欲望有约束的作用，这样看来，在哥哥那么一种状态下其实是很本真的一种人的状态。他有他自私的一面，同时他也有他善良的一面，而最为重要的是他懂得如何与这个世界相处。但是抽掉弱智这一因素，这个哥哥为人处事的现实功利是很难为观众所接受的。然而我们不难发现不可否认哥哥这个人物所代表的才是我们最为现实的人生。所谓现实的人生就是不是那么纯粹的人生、中庸的人生，甚至是我们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不那么可以接受的人生。由此可见，影片创作者对人、对这个世界的态度其实并不是那么乐观的。但是我们在观看《孔雀》这部电影的时候，实际上很少会受到这种悲观情绪的影响，影片呈现给我们的是一种唯美的、抒情的、淡淡的感伤，这种感伤是现实生活中的一声叹息，而不是某种可能的悲鸣。影片最终所呈现的这个面目其实是编剧与导演两位创作者不同世界观人生观的一种冲撞融合。 在接受采访时，编剧李樯回忆了自己的经历。“19xx年那一整年我低落到极点，一年没有赚到一分钱，住在一个特别差的房子里。过年我借了1500块钱回安阳，因为，虽然家里人对我很好，但我还是觉得我已经30岁的人了，吃住应该自己花钱。那种情境下回到安阳，我看到我曾经生长和逃离的城市，那种浩大的命运感一下子就来临了。这一切都让《孔雀》有。种气质。我经历过一切精神和物质的危机，我做人真的做到情深意长了，所以才有《孔雀》，你真正做到极致就会打动很多人。”从李樯的叙述中我们不难发现 2

他对这部电影的呕心沥血，《孔雀》宿命论的、比较尖锐的内核是属于编剧李樯的社会边缘人物的一种悲观主义。他在还没有被纳入这个体制之内的时候，他会保持他的一种批判的、独立的思考。这种属于青年人的观念想法，它是新鲜的，同时也是不成熟有些生涩的。在划分上应该属于“第五代”的导演顾长卫已步入中年，而且顾长卫从媒体上的表现来看他是有他所特有的一种平和的。而正是顾长卫用他的这种平和，这种社会体制内的中年人的人生态度，将李樯的稍有些残酷的命运悲剧变得抒情、从容，并且可以为更大多数的观众所接受。这又有一个问题，电影是个人的还是大众的?我们从一部电影里要求些什么？怎样算是一部好的电影？这不是可以划等号的问题，然而难能可贵的是，顾长卫在其新片《孔雀》中找到了一个良好的平衡点，为在一部影片中如何将娱乐性、大众性与超越性相结合提供了有益的探索。

四、“文献价值”与三段式叙事

《孔雀》是一部非常有现实感的一部影片，除了表现在影片人物性格的丰满上，同时也表现在影片中富有怀旧情调的无数小细节上。《孔雀》可以说是一部靠细节来支撑的影片，我们看到众多七八十年代在中国人生活中常见的一些片段，像手风琴，晾笋干，征兵，刷布鞋，踢树果，用饭盒蒸蛋，打煤球，制咸蛋，分糖，老鼠药，老电影，打酱油等等，这些有着明显时代印记的小细节刻意或非刻意地穿插在影片之中，起到一种拉近影片与观众的距离，消减影片的假定性，引起观众共呜的作用。甚至有影评人称《孔雀》的众多细节具有引发集体怀旧的“文献价值”意义。但是另一方面，一部电影不是一部记录片，某些刻的穿插是否会影响影片的完整性及其艺术价值？这些怀旧因素是一种审美对象还是一种商业策略？也许顾长卫这些细节的穿插在流畅自然方面有些欠缺，但不可否认这依然是一次成功的尝试，在艺术层面以及商业层面都有其自身的价值。

《孔雀》再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便是这部影片的结构。影片分三个段落，分别讲了兄妹三人各自的成长故事。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不是一个清晰的三段式结构，兄妹三人的故事实际上是穿插交错在一起的。这里有一个叙事策略的问题，以姐姐的故事为例，在这段故事里，当我们的情绪尚未达到高潮的时候，属于姐姐的这一个段落已经嘎然而止，我们的感情悬空在那边还没有着落，却不得不在下一段哥哥的故事里重新回到这份感情的起点。而实际上顾长卫将属于姐姐的叙事高潮放到了影片结尾姐姐抓着西红柿痛哭那一处，在经历过哥哥与弟弟两段故事之后，观众投注在姐姐身上的情感的张力已经有了很大的消耗，是很难再达到导演预期的情感高潮的。姐姐是整部影片的灵魂，同时是哥哥与弟弟段落里必不可少的叙事元素。而实际上姐姐抓着西红柿痛哭那一处既是姐姐的叙事高潮又是全片的叙事高潮，如果将这一段移到姐姐故事段落的结尾，包括将姐姐的故事全部集中在影片第一段，那么这部影片又难免会有头重脚轻之感。那么是不是将兄妹三人的故事并列起来，按时间的顺序来叙述会是一种可能的解决办法?

当记者问到《孔雀》的结尾部分是否脱离剧情时，顾长卫解释说，“这种疑问我已经听说了。《孔雀》拍完后，王朔、田壮壮都剪辑过，他们下手狠多了，不少我舍不得的部分他们都大刀阔斧地剪去了。他们的版本几乎都在姐姐拿着西红柿痛哭的时候就结尾。我觉得现在的结尾处，一家人一起去看孔雀，大家就能知道他们最终是怎样的生活状态，算是一个交代。虽然剧中人没有看见孔雀开屏的美丽，但观众都是看见了的。这种美丽是我想要表达的生活的美丽，因为现实生活中很多人，都没有这兄妹3人活得纯真，我们都太中庸了。”不论顾长卫最终选择的这个封闭式的结局是否有其不足之处，我们都要感谢导演最终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美丽”、生命的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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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影视传媒专业艺考知识——播音主持

影视传媒专业艺考知识——播音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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