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十月围城》观后感

《十月围城》讲述了19xx年10月15日的香港中环，一群来自四面八方的革命义士，商人、乞丐、车夫、学生、赌徒等，在清政府和英国政府的双重高压下，浴血拼搏、保护孙中山的故事。

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这痛苦，就叫做革命。一句孙先生的话，成为电影的主旨。最终已分不清是讲述革命，还是痛苦。其实这本身就不是一部很正的史诗片。初次看完甚至觉得它有些反其意义。为了一个15分钟的会议，牺牲了这么多无辜生命。到底是有多值得？革命始终是崇高而又有些荒谬的。李重光兴奋的发了疯似的喊着“支持孙先生！不做亡国奴！”只有17岁的他对革命的理解，我不觉得深刻到哪里去。大事不完全是清醒的人做成的，恰恰需要不清醒与不知情。黄花岗起义，有烈士是用竹筐背着自制的烈性炸弹与敌人拼搏。在纸上谈的慷慨激昂浪漫舒臆，真正实施，无论是读过多少书，懂得多少理，还是要用最鲁莽残酷的方式。血肉面前才是真正人人平等。拼的到底是理念还是身躯？

电影里，我最喜欢李玉堂与严孝国对于革命的看法。李玉堂实际上是因为陈少白的失踪而失了常，他机械重复着陈少白告诉他的关于革命的话，有些滑稽。他是聪明人，他最早理解了陈少白说的革命就是要牺牲，他已经分不清自己是在害人还是在救人。革命是对的，社会已腐败，即使他不做，政府也会逼迫他。但是他坚持不能让自己的儿子去，这是他无法度过的关。抱着死去的重光，李玉堂哭得天昏地暗，嚎啕中他看了陈少白一眼，说不清是愤恨还是无奈。严孝国并不是恶人，他是全剧唯一对革命持完全反对的人。他受过很好的西式教育，却有自己坚定的一套理论和信念，他和革命党人没什么区别，在自己的信念中疯魔。孙文在他心中已经是祸国殃民的妖孽，不顾一切也要除掉。他与陈少白在密室里的那段谈话，到最后的郑重揖别，是全剧对革命最深刻的一次阐述。严孝国在听到王学圻大喊一声重光时，已知晓车里不是孙文，可他还是飞蛾扑火般务必要除掉那个坐在里面的人，临死前才能露出幸福一笑，为的是什么，不得而知。

孙中山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希望的象征。如果他能平安无事，中国就有希望。香港这座城，就是整个中国。保护孙中山的不同人员，就跟来自不同阶层的革命队伍一样，哪管乡绅还是游民，尽为我用。说来有些残酷，革命要流血就避免不了牺牲，它的本质就是暴力。如果不谈理想，只问良心，那么《十月围城》留下的都是有愧于心的人物（另外还有无辜牵连的）。陈少白愧对老友，李玉堂愧对自己，孙中山愧对同仁和母亲，把他们的愧疚等同于泪花眼汪，那也未尝不可（孙中山这一幕可以从不同角度去理解，感动、虚假或者不可知）。李玉堂跟刘公子的交谈中，他们说到了值不值的问题。只要觉得值得，死亦无憾，侠之大义者为国为民。哪怕遇见歹人行凶，即便路不相识，需要惩恶扬善、出手救助，那为侠者也当是万死不辞，何计其他。《十月围城》要的就是这个道理，它说的东西看似很高，但人物又放得很低。它的用心，值得尊敬。

第二篇：十月围城观后感.共计2800字

一场革命，一场血泪，一场矛盾

——《十月围城》观后感

俯仰之间，二十世纪的前五十年，那是革命与战争的五十年，无论是对于世界，抑或是对于中国。辛亥革命便是那段血雨腥风的历史的开始。一直以来，孙中山的革命党人发动的辛亥革命总得到强烈的认可，无论是我们的教科书，我们的官方意识形态，抑或是社会上的普遍观点，我们认为这是一场势在必行的革命，救民于水火的革命，也为革命最后的功败垂成而扼腕叹息，叹革命党人的软弱妥协，恨袁世凯盗窃了革命的胜利果实。在我们眼里，辛亥革命一直被视为一个点而不是一个过程。自辛亥革命后，标榜爱国、民主和正义的激进洪流便势不可挡，辛亥革命的意义在于它打开了关闭激进主义洪流的那扇门，但是每一次运动的背后所付出的代价相比之下却无足轻重，这其中也包括辛亥革命。

可以说以往的任何讲述革命的影视作品，都离不开上面的主题，从而一直都充斥着强烈的正反对立，主旋律式的剧情，影视作品和政治教化和政治宣传合为一体。最近的《十月围城》毫无疑问有着传统的主旋律式的色彩，却也让我看到了少有的一抹亮色。

以往任何讲述革命或激进运动的电影，无一例外都是赞美革命的，而且电影的视角无非都是集中在革命的领导人身上，少数伟人的英明决策和叱咤风云。但是《十月围城》的焦点是属于底层的平民，不是英明神武的伟人们，底层民众的选择和付出才是电影所关注的。正因为如此，革命的更多细节得以披露。生命的价值与革命是天平的两端，《十月围城》就是这部衡量的天平。

《十月围城》视角的转变提高了电影的可解读空间，革命主角从伟人到平民的转变，使我们能够更深的去了解什么是革命。革命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群众运动，这是革命的主体。但革命的主体并非仅仅是无数个人简单的相加从而形成的集体运动，简单的个人不通过引导和组织，是不会形成集体力量的，因此对于革命主体的讨论，仅仅停留在无数个人这一现象是没有意义的，他们为什么会产生集体行为，这才是重点，而导致集体行动产生的力量，才是真正意义上革命的主体。

那么究竟是什么让他们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呢？或许大家已经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再熟悉不过了，因为有人早已给出了回答：因为政治上的正确，通俗的说就是：孙中山的暴力革命是正确的，是符合人民利益，符合时代潮流的。但是这个世界并非只是简单的按照政治标准而划分善恶，而把人民单一的归纳为某一群体也只是探讨问题上的偷懒，无助于我们更好的去理解这个现象。试问，他们都能理解革命的目的和他的纲领吗？《十月围城》中，沈重阳、伙夫阿四、小贩王复明、流浪汉刘郁白、被通缉的军人方天和他的女儿方红等人，他们都是因为理解了同盟会革命党人才选择了义举吗？正如后面一个情节所讲的：阿四告诉他的未婚妻阿纯，他明天要去保护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但是他却不知道那个人究竟是谁，可见，政治上，他们都是政治上无知的普通人，在当时香港是如此，在中国大陆更是如此。单单是政治上的动员，是无法发动一场运动的，因而仅仅是政治上的正确性是无法成为革命的主体。

《十月围城》中的人物在诉求。通过诉求，我们往往能知道他们究竟为了什么。

曾经的将军方天，战争失败，清廷向联军妥协，方天由于协同义和团，因此被清廷通缉，逃亡香港，而方天的愿望便是以合法的身份回故乡。而当方天死后，方红的诉求则是为父报仇。小贩王复明，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但是他的正义感除了来自自己的感性判断之外，还有他对侠义人士的崇拜，愿意惟命是从。流浪汉刘郁白，他受到商人李玉堂的知遇之恩，愿意报答李玉堂。伙夫阿四，他的诉求就是——老板满意我就开心了，是一种很纯真的主仆之间的效忠纽带。沈重阳的愿望则是为自己以往的过失赎罪。

这些诉求，本质上都是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但又都是乡土的，朴素的。虽然他们各不相同，

但是他们都离不开我们的传统社会的情结。阿四对李玉堂的效忠不亚于臣民与皇帝的关系；王复明和刘郁白，则是一股强烈的“士为知己者死”的气息；方天和方红，表面上是恩怨情仇，实际上对故土的眷恋才是他们的最大的动力；沈重阳希望能够做会一个爸爸该做的事；甚至是维护清廷的阎孝国，恪守“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伦理，即使是面对陈少白这位他眼中的“叛党”、“敌人”，师恩的远远高于政治利益上的生死，让他放走了其关键作用的陈少白。这种乡土情结，这种传统观念，它们并非为了革命而生，然而在革命当头，它们确能够为革命凝聚力量，或者说革命党人利用了这股力量，而不是他们通过政治宣传而产生的群众依附，比起后面这股力量，前者不可谓不强大。所以传统观念才是革命的真正主体，是传统观念让他们做出了这番生与死的选择。

而孙中山的辛亥革命，目标就是用暴力手段推翻清廷，取消帝制，然后建立新政权之后进行西方的政治经济改革。在陈少白和阎孝国之间的争论中，陈少白认为封建等级和封建等级最大的象征——帝制，是导致国家衰弱的原因。暂且不讨论这种结论是否正确，如果革命的目标就是要将封建秩序连根拔起，那么辛亥革命后中国长时间的混乱和痛苦（1911——1949）或许已经有了它的必然性。曾经有过这么一个哲学的悖论：上帝会创造出一块他自己也搬不动的石头吗？同样的悖论是，革命会为了它的宗旨而毁灭了自己吗？事实上，革命所针对的对象便是它自己，它的主体，它所要推翻的，恰恰是它赖以发动的价值观，根深蒂固的社会理念，帝制所要求的君君臣臣，恰恰是传统观念的一部分，伦理等级向来就不是孤立存在的，帝制的存废，牵一发而动全身。事实上，上帝是聪明的，对于那个他是否能创造出他搬不动的石头，他没有给出回答，更不会去实践；而革命却往往是失去理智的，而更加可悲的是，革命的人却从来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它一直到导演着一场自我毁灭的悲剧。这也就是革命所面临的最大悖论。

或许我们还可以说，他们都是为了国家的强大，为了实现一个强国的梦想，这种梦想也能凝聚千千万万的人投身革命，但是我们不禁要反问如果说孙中山、陈少白他们胸怀强国的理想，那么清廷以及阎孝国就不是如此吗？以往的作品里以立场为界，立场让所谓的反派连诉求上都是投降卖国的，而《十月围城》却给了阎孝国很大的空间，他让我们看到事实上没有所谓的正和反，陈少白与阎孝国的争论或许事关生死，但是他们都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他们只是在为如何能强国而争论而已。

电影的最后，孙中山道出：“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十月围城》已经让我们见证了一出革命的悲剧，这出悲剧不仅包括社会每个个体肉体上的毁灭，而且也包括他们精神世界的灭亡，革命的最大合理性仅仅在于它用教条宣扬着能够创造出一个更加合理的世界，而当血淋淋的过程摆在我们的面前，当革命的热月过后，是无秩序的混乱而不是无秩序的美好时，我们难道不应该质疑“文明之痛苦”的必要性吗？我们的社会为了激进运动已经牺牲太多太多，如果鲜血还不足以唤醒我们，那么嗜血的群众和鲁迅笔下麻木的国民又有什么区别呢？

一场革命，一场血泪，一场矛盾。是传统观念成就了革命，而革命便是为了毁灭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