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民国教育，可能所有人都会想到那灿烂如星辰般的大师们；会想到陈寅恪先生所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仿佛那个时代高洁的不食人间烟火，仿佛只要唤一声大师，大师们就驾着七彩祥云从天而降。可梳理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民国大学教育的成功，民国人才的井喷并非真的如此简单。我们想要展现的就是掀开华丽辞藻所掩盖的真实历史，从而使得我们可以真正去探寻“大师”与“名校”是怎样炼成的。
比如说教师待遇。20世纪40年代的《教育宪法》规定:“国家应保障教育、科学、艺术工作者之生活，并依国民经济之进展，随时提高其待遇。”资料显示，当时普通警囗察一个月2块银洋，县长一个月20块银洋，而国小老师一个月可以拿到40块银洋，民国时期小学教师的地位和待遇要远远超过县长。民国时期对教师待遇的重视和投入让今人望尘莫及，汗颜不已。
比如说教育理念。民国以来，中学教育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张伯苓是个教育救国的伟大实践者，他给南开制定了“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惟其允公，才能高瞻远瞩，正己求人。”张伯苓常说，学生“不单是要从书本上得到学问，并且还要有课外活动，从这里得来的知识学问，比书本上好得多”。在他的倡导下，南开中学的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成立，为“教育立人”创造了载体，如敬业乐群会、美术研究会、摄影研究会、文学会、京剧社、新剧团、校风出版社、武术社等。值得一提的是南开的剧团尤其有名，因此有“话剧的摇篮”之美誉。曹禺、黄宗江等人都是从南开走上话剧道路的。
比如说教材。民国教科书的编纂有两个特点，一是它的民间性，民间在编纂教科书上有较大的自主囗权，只报教育部审核即可；二是它的编纂者都是具有现代思想的第一流的教育家，如胡适、舒新城、郭秉文、朱经农、黎锦晖、廖世承
等，由他们来商定给小学生编课本，自然也就体现了民国教育的基本理念。
来自微薄的真实案例：
春游游记想必大家应该都写过，最近就有人在微博上晒出几篇民国时期小学生写的游记，几小时内就被网友疯狂转载2000多次。能引起这么多人的围观，这游记里到底写了什么呢？
你能想象吗，这竟出自民国时期一个小学生的手笔。很多大学生在惊叹之余，都直言自愧不如。
几篇作文看下来，实在让人感叹，这民国时期的小学生文笔确实给力。更有不少人拿出了现在的小学生作文，基本模式、固定套路，“今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这句话几乎是所有观后感、游后感的标准开头。其实，论智商、谈知识面，现在小学生的思维肯定比民国小学生要活跃的多，但写起作文来差距咋就这么大呢？记者在网上搜寻到了一些民国小学生的课本，或许能够说明一些问题。课文注解简单清晰，“世上好职业只有一种，喜爱又能谋生。”不呼口号，不居高临下，道理虽简单，但更多是对孩子的启发。
一些家长告诉记者，比起来，现在小学生的课文，虽然内容更丰富，但学生学时死记硬背的太多，思考的太少。学生家长：最好让小孩多参与、多思考、多
去跟社会交流，不要老死记硬背的，小孩就失去灵性了。
比如说多样化的教育格局。当时的中国是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并存，形成了一个参差多态而又富有弹性的“差序格局”。南开中学就是私立学校。私立学校跟公立学校比起来有灵活自由的优点，当时的文化环境足以让私立学校生存并且发展，社会上对于私立学校也没有偏见，这一方面得益于其时的文化生态，同时也得益于民国教育家的胸襟。
《夜月采莲记》
广东番禺三区南田小学 江炳崧
饭后斋中独坐，好友忽临，约往外游。乃束装偕往，盖月下泛舟也。舟次池中，举目四眺，则亭亭独立，不蔓不枝，微风吹来，摇曳波中者，凌波仙子也。而月影星光，益辅其美，殊可乐也！余以良宵美夕，人生难再，故至夜阑兴尽，始摇舟而归，并携莲一枝，置诸瓶内，以驱尘俗。归而记之。
【读后感】月下泛舟，池中观莲，何其美妙！置莲瓶内，以驱尘俗，何其高雅！此非周敦颐乎？此篇作文文字之美倒在其次，生活态度大可玩味。
《春江垂钓记》
四川郫县县立第四小学 刘在镕
某星期日，学校放假。吾谓友曰：“时当春日，江水清澈，而江边之景又可玩赏。吾友可往江边垂钓否？”友曰：“可！”乃持竿而行。沿途纵观春景，时则桃红柳碧，草长莺飞，顾而乐之。
不觉已至江边矣，余与友乃于垂阳下，选钓鱼矶而坐。则见浪花四散，水天一色，真奇观也。友乃以手持竿，垂于江中。未几，钓线一动，手举竿，遂得一鱼，鱼屡跃而不得脱。余见友得鱼甚喜，余又持竿钓之，终日不获一鱼。友笑谓余曰：“事必学而后能，垂钓亦犹是也！”余曰：“然！当静心以学之。”余遂归，乃留友于吾家宿，遂将鱼烹而食之，味甚鲜美。吾因谓友曰：“今日得鱼之时，鱼跃亦可怜否？”友曰：“彼贪饵而来，是自取也!然贪饵而致死者，岂独一鱼也哉？”
【读后感】笔法果然老练！借友人之言道出己之胸臆，“彼贪饵而来，是自取也!然贪饵而致死者，岂独一鱼也哉？”堪称警句，一小学生竟有此等见识!方今之世，不知多少“贪饵”之辈自取沦落，何时醒悟？读此文深感前贤可畏。
《记地震》
四川郫县县立第四小学 李蓂
民国二十二年，七月五日。余正伏案潜修，忽闻屋宇有轧轧之声。因出户视之，则见树木倾斜，花草摇动，溪水有汹涌之状，墙垣有簸动之形。吾方惊诧，觉地面簸荡，若乘舟而涉波涛者，噫！奇异哉，非地震欤？因思夫震撼之大，时间之久，为前所未有者。不数日，友人告余曰，前日地震，茂县以上之大山崩颓，压死人民，不可胜数，岷江上流，为之壅塞。 余因之有感焉。吾人处此安全之地而不受地震之灾，岂非吾人之幸福乎？虽然，中华四面受敌，外人协以谋我，国势飘摇，视地震尤烈，吾人不得狃于目前之安全而忘土崩瓦解之危险也！
【读后感】这篇作文记叙的是19xx年7月5日发生的四川茂县叠溪地震，从文中可以看出，郫县震感也非常强烈——树木倾斜，花草摇动，溪水有汹涌之状，墙垣有簸动之形。小作者为我们保留了一段史实，文末由地震而生发出的感叹更是发人深省。
比如说不惜代价办教育。抗战前全国有4亿人，当时的西部只有1.8亿人，抗战爆发后大后方涌入了5千万人口，而当时西部的国民生产总值不到全国的30％，民生工业只占5%，却要养活50%以上的人口。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刻，当时的国民政府却真正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据著名学者何兆武所述:在西南联大上学时，大学生不仅免学杂费，而且还免每天的午餐费，如果学生上学仍然有困难还可以申请助学救济金，且助学救济金在大学毕业后可以不还。
再来看看民国时期与现今中国大学的办学水准。国民政府迁都之后，清华、北大等校在远离首都、资源相对稀缺的条件下，继续维持了北平文化中心的地位，并建成了世界名校群。在抗战以前，中国名校甚多，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与中央大学，差不多都已跻身世界前100名。其中，清华与北大都只有约100名教授，此后的西南联大排名更有所提前，其他如浙大、燕京、北洋等亦国际驰名；而现今我国最顶尖的两所学校，其学术水准在国际排名亦不过在200～300名之间；当年具有一定国际影响的中央大学、浙江大学等，其国际排名则在300～500名之间。现今的北大、清华等校规模已扩大约20倍，国际排名却大幅回落。这一数据表明:现今中国大学较之抗战前夕的中国高校来说，在规模上有明显进步，而学术水平却明显回落。
另以学科水准与学人队伍为例，民国时期，中国大学达到世界前沿的学科数量已不少，如清华的文史、数理，北大的文史，协和的医学都蜚声国际，此外，交大和北洋的工学、金陵的农学、南开的经济学、东吴的法学等，都初具国际知名度。与此相伴的还有一批具有国际前沿水平的一线学者:以清华为例，中国学方面的陈寅恪、赵元任、冯友兰、萧公权、刘文典等都是当之无愧的国际前沿学者；数学方面的孙光远、华罗庚、陈省身等；物理方面的萨本栋、吴有训、赵忠尧等；化学方面的高崇熙、萨本铁；生物学农学方面的戴芳澜等都是享有国际盛誉的一线学人。而比照现今中国大学的学科建设与学人队伍，就总体而言，我们还缺乏能够获得国际高度认可的学术成果，连一直是我国学术强项的中国学研究也已无明显的优势，同时亦缺乏一批具有国际影响的一线学人。
显然，这一切都和我们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之间还有相当距离。所谓世界一流大学，按一般通行标准大致应是:“如果一所学校能够有5个左右的系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我看就可以被称为世界一流大学。”以此来考察中国大学的现状，目前中国大学只有若干所大学的中国文、史两系可以达到此水平，其他系科还有相当距离；就学者言，一所大学至少必须有三五十位教授跻身世界一线，方称其为世界一流(哈佛大学所有正教授的标准是全球前三名)。而这两点，都是现今我国大陆所有大学未能企及的。就此而言，现今中国大学在办学规模与办学质量上存在极大的不平衡，中国大学目前的办学质量很难说较当年有所提高。中国大学的发展，仍然任重道远。
那么，中国大学如何改革？目标在哪？如何进行？“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一系列问题的求解，需要我们从中外大学的发展的历史经验中汲取参照标准、取法对象和历史资源。其中，本国大学的办学经验是民国大学；而外国经验，尤其具有参考价值的是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国。
这一问题颇为复杂，我们先从一般的历史经验来看。就世界文明史看，一国的成长是与其大学的成长密切相关的。如洪堡大学之于德国、哈佛大学之于美国、东京大学之于日本，都有极大的历史意义。事实上，如果将各国大学与各国本身的成长做一番比照的话，也颇有意义。在这方面，德国和美国是很有意义的例子。
早在十八世纪时，德国文化还显得颇为弱势。在公共场合，德国人多以说法文为荣，而且最好能够说一点拉丁文。其有识之士对此痛心疾首，但苦无良策。据今人观察:“西方现代大学的起点公认为始于1809年创立的柏林大学……在短短时间内，德国这个以往欧洲最落后的民族居然一跃而执欧洲学术文化之牛耳。无论以后德国发生了什么事，没有19世纪德国学人的精神，就没有柏林大学的典范，也没有什么现代大学制度。”“德国大学的历史原本比欧洲其他国家晚200多年，而在19世纪初期，德国在社会发展、经济、政治等方面都落后于英、法等国家，大学也是如此……洪堡1810年按照两条新人文主义的原则建立一所与当时德国大学模式乃至英法大学模式迥异的柏林大学……使德国在几十年内一跃而成为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大学制度和系统的国家。美国那些著名大学在其19世纪后半纪的发展，几乎可以说是以洪堡式的德国大学陶铸自己的过程。”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当时的美国人纷纷去德国留学，而且这种留学德国的过程一直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才最后结束。”“美国人用了近百年的时间留学德国。”直到二战前夕，德国的诺贝尔奖得主仍然遥遥领先于世界。
在世界大学史上，国家与国家之间、大学与大学之间，各有千秋，难以一概而论。对此，民国学人已有真切的认知。在蔡元培逐步淡出全国教育行政决策的核心后，中国知识界已经发生了明显的转型。此前对德国模式(尤其是洪堡大学的经验)、法国模式(尤其是大学区制)的迷信已经逐步淡化，转而开始对美国模式萌发了浓厚的兴趣。故此，中国大学的发展，无论是在思想资源、师资训练还是办学经验等方面，都与西方各国，尤其是美、德等国有极深的渊源，建国后则一度深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对民国大学的理解由此此基本背景下展开：
民国时期中国大学，何以能在不甚理想的环境中克服重重困厄，取得如此成就？
于今观之，个中原因确乎不少，比如人才储备、社会结构、相对稳定的政局、军政界的相对弱势等。然而，内中尤为切要的一点，乃是办学理念和制度设计。其核心的理念，则是“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通才教育、文体并重”。这些抽象的理念相应地表现为一系列具体的制度设计，这些制度设计主要涵盖了三个层面:大学制度、民政制度和知识共同体制度。其中，对大学制度尤为重视，除包括众所周知的“三会制度”(评议会、校务会、教授会制度)、学生会制度，其实还另有一些制度，如自主招生制度、破格取才制度、转系转学制度、公费留学制度、高薪养教制度等。
其实，教育多元化，大中学校都无统囗一教材，高校招生亦非全国统考，而实行完全自主的招生。其中，名校大都招收少量保送生，另外实行统考，在全国设两三个考点(如北平、上海、汉口)；惟一般院校限于声望、财力，只在本地设一考点。因此，考生几乎都酌情报考多所学校，并在短期内先后参加多次考试，这样往往能人尽其才、各得其所，即便偶一失手，亦有第二次和第三次机会，这就在制度上尽可能避免了“一考定终身”。其时学子们几乎都心仪北大、清华，有志于仕途者多半首选北大；有志于学术文化者、尤其是志在放洋者，大都首选清华。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每年报考两校的考生至少有二千多，录取者仅约一成，这就意味着绝大部分考生仍需另寻出路。
破格乃“特事特办”，意在“突破格套”，故其本身即意味着对“格”的否定，是在更高层次上对制度的扬弃，以便为拔尖人才预留宝贵的空间。因此，越是名校越是敢于破除成见，不拘一格招人才。破格制度涵盖了多个层面，它几乎体现于整个学校运作的各个环节。于学生而言，在招考过程中对非常优秀的考生，可
以破格录取。五四之前，胡适破格录取了数学零分而作文满分的罗家伦。后来罗长清华后又录取了同样严重偏科的钱钟书(英文满分、数学15分)。两年后，吴晗(文史、英文满分，数学6分)、钱伟长因偏科(国文、历史均满分，英文0分)而受阻于北大，清华破格录取之，(32)日后，钱乃成为著名的“三钱”之一。在毕业环节上，清华亦行破格，著名诗人林庚毕业时，因不愿做学术论文，乃提出以文学作品相代，国文系主任朱自清经过考虑，予以同意。
对教师来说，破格制度尤为重要。这在清华、北大体现得尤其明显。蔡元培长北大时就破格录用了梁漱溟等人；19xx年胡适长北大文学院后，则继续破格聘请了中学毕业的钱穆。在晋升环节中，国囗民党教育主管部门有一系列举措，如副教授为“外国大学研究院研究若干年，得有博士学位，而有相当成绩者”；或“讲师满一年以上之教务，而有特别成绩者”；或“于国学上有特殊之贡献”。教授为“副教授完满两年以上之教务，而有特别成绩者”，(33)尽管先后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各有差异，而且呈逐步收紧之势，但都未将学衔与职称直接挂钩，(34)这就为人才的晋升预留了空间。故无数自学成才的名家同样可以担任教授甚至研究院导师；更重要的是教授的晋升主要由学校决定，主管部门只负责审批。北大、清华等名校更是预留了自主运作的空间，他校也酌情自定。相对来说，各校自定的制度更具弹性和操作性，亦更人本化。正是这样，高校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办学自主囗权，在最大限度上为人才创造了宽松环境，使拔尖人才脱颖而出。这种宽松的制度足以保证多数教师可以在最短时间内跻身教授:一般教师所需不超过10年；留洋归国者，相当一部分则一俟回国即成教授。大部分本土出身的学者在35岁左右成为教授，海归派则是30来岁跻身教授。
因此，民国最年轻的教授为22岁(叶公超)，二十余岁的教授大有其人，如胡适、朱自清、周培源、钱钟韩、钱钟书、陈省身、华罗庚、黄玉珊、朱偰、柳无忌、李卓敏等。如此一来，全国就形成了一个30来岁少壮派的洋派名教授群。而青年一旦跻身教授，则免除了后顾之忧，可以全心治学、教研、服务社会。这一制度普遍推行也就意味着，其时绝大部分学者的整个学术黄金时期都可以在教授平台上度过，而不致因职称而做出无谓的牺牲和消耗，即便其时的资深教授亦不过只有五十多岁。事实证明，这种由中年“老教授”和青年少壮派教授组成的学人群具有极大的活力，这批知识界精英事实上亦成为国际知识界极具原创性和冲击力的群体。弘扬传统文化，促进国学复兴和破格录取一样，转系转学制度亦深具意义。转系制度在清华、联大体现得尤其突出。该制度的受益者为数极众，如李健吾、钱伟长、李赋宁、钟开莱、何兆武等。著名的“清华四剑客”中，除季羡林外，林庚、吴祖缃、李长之都是转系生。
更具意义的是转学制度，其时北大、清华、中大等名校均有转学考试。绝大部分的考生是从津、沪诸地以此途径进入北平名校，比如北大的胡风、李长之，中大的巫宝三，燕京的江泽涵，南开的曹禺、孙毓棠、何炳棣和宗璞，上海的于光远、崖等，都转往清华。日后的朱光亚、李政道也是因转学而成为联大学子。作为国际著名系科，清华算学系的近半数才俊都是转系转学而来，如钟开莱、庄圻泰与田方增均曾转系；施祥林、柯召、许宝騄等则分别来自其他名校。就本质言，转学制度是对升学制度的救济，对不少优秀学子而言，即便高考因故受挫，仍有望通过转学考试进入理想学府，而不至于因环境埋没人才，这在客观上亦促进了资源的良性互动。
公费留学制度亦颇为重要。其实，对青年学子来说，公费放洋的主要渠道有三:一是庚款留学，二是中央各部门的选派，三是省一级的选派。其中，庚款留
学最为主流，极受青睐。在相当长时期内，这一渠道专属于清华。清华改属国立后，逐步享受了教育部的经费，但其条件之一则是将庚款留学的机会向全国本科毕业以上者公开(校内校外基本对半)。自此，庚款留学，尤其是庚款留英，以一度约为4％的录取率成为全国最难的考试。正是在这堪称惨烈的竞争中，一批全国最优等的才俊先后胜出，得以放洋，如钱钟书、王淦昌、王竹溪、钱学森、钱伟长、卢嘉锡、何炳棣等。这就意味着学人可以在求学的黄金时期接受国内外顶尖学府最优等的教育。此类学子一般在22岁左右本科毕业，在国外5年左右可以获得博士学位，他们回国后大都被破格提升，成为年轻的海归派教授，类似人物在全国大学约有千人。对于教师来说，也同样常有机会公费出国研修。如清华教师每工作4年即可公费、带薪出国研修，吴宓、朱自清、冯友兰、浦薛凤、浦江清、蒋廷黼等都曾如此；直迄联大时期，学校还先后选派曾昭抡、华罗庚、陈寅恪等出国做研究和交流。
这一制度之推行，当然与学校的办学方略和办学眼光相关，但很大程度上也得力于充裕的经费。公费放洋的制度意义重大，一方面它有利于学人专业水准的提升；另一方面亦能强化放洋者对祖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产生感恩之心，促其日后更积极地回报社会，服务于知识界。如徐悲鸿当年以公费赴法留学，受极深，此后徐对此念念不忘，始终以为:“前后用国家五千余金，盖必所以谋报之者也。”
此外还有高薪养教学制度。整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尤其是在北洋时期，当局长期拖欠教育经费和教师薪金，教员收入普遍低于职员；教授实际收入还不及一般政府科长，这就迫使多数教师四处兼职，且经常参加“索薪”斗争。如温源宁在五校兼课，兼任三校系主任。如此一来，不仅研究、著述势难兼顾，便是教学质量亦难以保证
大师乃大学之本，名师乃名校之源。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民国大学的崛起与其师资的流动紧密相关，大批名教授，尤其是曾留洋的少壮派教授的去留直接影响着民国大学的沉浮。抗战前中国高校规模非常有限，以19xx年为例，教员7205人(教授2801人)，有留学经历者3856人。相对于全国百余所高校，尤其是十余所名校来说，这一数量绝不算多，但为何这么多大学可以先后在短期内崛起呢？这乃与其师资的流动密切相关。如果说学生的转学制度对大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话，那么教囗师流动制度则更与其休戚相关。这一流动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而且发挥显著效应，与当时的社会制度密不可分。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其宽松的民政制度。因无户口制度、单位制度，人才的流动便极为自由，成本亦低，这就使得整个知识界既有相对稳定的师资团队又有流动的名流群体，既有秩序又有活力，这也使学人之个体和群体均长期处于最佳状态。因此，于教师而言，一俟环境不佳即可尽速离开，来到新的较满意的环境中，借此可确保自己长期在较优良的环境中治学、教研；于学生而言，各校学子亦可师从多位名师，博采众长；知识界遂因此永葆活力，这无疑是“三赢”之举。
综上可见，这一系列制度设计对民国大学的重要性非同一般。民国知识界以如此小的规模，而在国际上争得一席之地，很大程度上便得益于这一系列优良的制度设计。民国大学能克服重重困厄，迅即崛起，亦与这一系列因素密不可分。
历史条件的差异决定了民国的一系列经验不可能完全适用于现今的国情。当时的许多经验，有的已基本无可行性，有的虽有可行性，但一时发展余地不大，另外一些则仍具有较大的可行性。这需要区别对待，需要我们有选择性地继承并进行一系列新的探索、尝试和创新。
当代大学应该吸取的经验：
其一，要坚持开放办学。要向社会开放，尤其要向国际开放，要加强国际交流，邀请国际一线学者来任教和讲学，尤其是要继续派遣学子出国留学，其主要对象应是本科刚毕业的年轻学子。他们已初具本国文化修养，而且正处于求学的黄金时期，负累较少，潜力较大。目前，我国已加大了公费派遣留学生的力度并且力度之大迄所仅有，这一举措必将对我国各方面产生可观的影响。据李剑农所言，晚清新政在文教方面有三大内容:“废科举，设学校，派游学”，除“废科举”得失兼具外，另外两点都成效卓著。晚清民国的留日生、赴法勤工俭学和留欧美生等群体都对国家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前二者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力量，后者则成为学术文教、科技界的中坚。在留学策略的安排上要注意应有所讲究，在这一点上晚清民国的前辈们已为我们提供了经验，也提供了教训。教训之一在于目标的一度错位，清末时期我国是将派遣留学生的主要注意力和经费放在留日方面，而对西欧国家注意不够。事实上，无论是学术体制还是科研水平、原创能力，都很难说日本代表了当时的国际前沿。19xx年之后，中国知识界的长足进步，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得益于其时留欧美派学人的大量归国，从而促成了留欧美派明显主流化，而留日派相对边缘化，这对大学“与国际接轨”有一定助益。因此，我们的留学重点，应当继续坚持侧重于西欧，尤其是美国。此外，民国时期“强调实科”而忽视文科，尤其是基础研究，这有其严重弊端。诚然，实科可以速成，容易立竿见影，易于量化，但如果长期缺乏基础学科的支撑，则会缺乏原创力，势必缺乏长久的后劲。当然，晚清民国值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因此极度强调实科，实有其时代之因，但是今非昔比，在现今的条件下，我们完全可以考虑矫正这种非常状态，争取实现“文实并重”。
其二，要注重制度设计。民国大学之取得成功，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在于其相对优良的制度设计。它们在理念上可概括为“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通才教育、文体并重”等。应当注意到，环境的变化使得有些制度在今日之中国已不太可行，故在这方面的借鉴仍需从实际出发。如前所述，另外一些仍具现实意义的则有“自主招生、破格取才、转系转学、公费留学、高薪养教”等。“破格”乃破除格套(制度)，本身是在更高层次上对制度的扬弃。制度本身是为人服务的，过分强调制度的重要性和绝对合理性，则可能将制度异化为管制人的锁链，亦可能将许多“天才”拒之门外，结果只是将机会留给更多的“中才”甚至“庸才”。对拔尖人才，尤其要不拘格套。据称，民国时“北大有一种特别规定，入学考试如果有一两门惊人地出色，则即使总平均不及格，仍旧可以录取的。”转系转学制度亦值得注意，这是对“一考定终身”或“学非所愿”的矫正，尽可能实现人尽其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民国大学教授待遇均较高，报酬丰厚，这是确保言囗论自由、人格独立的物质基础。如清华方面很早就开始推行每工作五年就带薪休假、研修一年的制度，教授赴国外研修，专任讲师以下在国内；后来北大的部分教授也享有此等待遇，这对教师队伍质量的提高是有实质性意义的。
其三，要对大学布局进行设计。我们在提高大学整体水平的同时，也要努力建成一批有国际影响的大学。这需要在已有基础上进行重点突破，须有所侧重，而不可能全面铺开。这一方面是试点工作本身属性(探索性)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人力物力财力有限使然。国际竞争的根本在于人才，尤其是拔尖人才。而这一重任，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若干所高校来共同承担。在目前的国情下，我国需要进
一步使这若干所名校在“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开放性”的轨道上继续推进，其中具有根本意义的是“研究型”。在我们现今的条件下，“研究型”大学有一些质的规定性，而这又具体地外化为一系列量的规定性:1.研究生数量超过本科生数量，目前在北大、清华、复旦、南大等校已基本实现此目标；2.师生数量之比需要适当把握，目前我国绝大部分高校这一比例几乎都不到1∶10，这需要进一步提高；3.教师具有相当的学术水准，因此要破除格套，聘请高水平的师资。同时，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要在教学与研究之间取得平衡，目前我国高校的课时数普遍偏多，就若干所研究型大学而言，这一课时数均可适当压缩。经验已表明，教学的效果并不完全取决于授课时间，尤其是对于名校学生来说，上乘的自学能力已足以确保其并不需要过多的课堂教学。另一方面过多的课时往往影响教师的研究，而没有高水平的研究，也就谈不上高水平的教学。正如罗家伦所言:“研究是大学的灵魂。专教书而不研究，那所教的必定毫无进步。”这方面，民国大学有经验也有教训。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北大为例，研究教授每周授课4小时，一般教授略多，清华与此相当。压缩课时并不意味着不重视教学，而是将改进教学的重点从注重数量转变到提高质量上来。
此外，不少学校为增强综合实力，往往追求大而全，但事实上很难真正达到理想。民国大学中，绝大部分都设有工学院，但真正建成高水平工学院的大学极少，只有清华、中大和浙大等极少数略有特色，但他们与交大、北洋等纯工科院校相比仍大有差距。故对一般大学来说，与其添设低水平的学院，不如办好几个既有的学院，否则可能得不偿失。
其四，大学的改革，在微观方面要落实到院系设臵。在此方面，民国大学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其反面经验是，民国大学过于强调实用学科而忽视看似“无用”的基础学科，这为其日后原创力的日渐缺乏埋下了伏笔。基础学科之所以称其为基础学科，就是因为其在整个知识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地位，也就是说，没有此基础，整个的学科体系就无从建立。罗家伦长清华之初，乃称:“我们的发展应先以文理为中心，再把文理的成就，滋长其他的部门。文理两学院，本应当是大学的中心，文哲是人类心灵能发挥得最机动最弥漫的部分”。他感叹:大家“不知纯粹科学是应用科学之基础。注重应用科学而不注重纯粹科学便是饮无源之水”。基础学科属于“道”的范畴，实用学科属于“技/术”的范畴。显然，前者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人文和艺术几乎就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其积淀极为丰厚。没有足够人文艺术修养的人，不可能成为见识高远的拔尖创新人才，人文和艺术在对人的人格的陶冶、识见的开拓和性情的影响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对大学而言，没有高水平的人文社会科学，就不成其为高水平的大学。需要注意的是，基础学科尤其是人文学是积淀极深的老牌学科，其学科性质决定了其学术创新需要较长周期的积累。故在考核方面，需要考虑到学科的特殊性，尤其要避免以实用科学的量化考核方法来对待这类学科。这客观上也要求办学者转变办学理念，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创建高水平大学。民国大学史表明，基础学科的成才率一直远远高于实用学科，当时大批学子过于功利，一窝蜂地挤向工程、经济等“热门”专业，但实际上成才者极寡，“人才死亡率”、“学术死亡率”奇高，这导致严重的人才浪费。在现代社会，知识的交叉化与专门化同样明显，百科全书式的“全才”已经日益罕见，因此在教研实践中较可行的门径之一，乃是尝试大学科体制，即实行大文科和大理科的培养方式。这一工作具有试点性质，因此在短期内只可能在小范围内尝试。大学利用自主招生的方式从中学毕业生中选取拔尖人才，分为大文科和大理科班级；入校后
实行本硕博连读的培养模式，要求掌握两门外语；大文科同时主修文史哲，大理科同时主修数理化；在前四年配备准导师，主要以基础训练为主，后四年则以研究为主，有条件者可尽早进入科研，并配备国内国外两个导师联合指导，确保学生有一年以上的时间在国外游学。在博士论文的完成过程中，应尽可能提供较大的资助力度，帮助其在世界各地考察、调研，开拓思路和眼界。如果比较理想的话，此类人才的成才率不会低于半数。退而言之，即便日后学子转行，有了这一高水平的训练，也同样有可能在全新的领域中取得显著成就。目前某些学校的国学院或准国学院的机构，如果能够实现相应的办学思路和考核标准的话，是有可能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既有现代导师制的风格，也有传统书院制的特色。
其五，重要且艰难的改革是政治的改革。思想自由作为大学最核心的价值观在中国一直未能得到体现，其原因不外乎政治入侵。陈寅恪在给中国科学院的答复中说：“不能先存马列主义之见解，再研究学术。”故他提出的回北京复职的
第一条件便是“允许中古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政治“。无论什么样的学术研究，套上政治的桎梏后，必然无法发扬光大。当今时代类似林昭，遇罗克，张志新这样的悲剧是不会在发生了，但政治高压，因言获罪的现象依然存在。以马哲课为例，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到大学，所学内容几乎一样，大学课本很多文字甚至一字不易地抄袭自小学初中的教材。投入如此多的精力就是为了炒几碗冷饭意义何在。我不否认马克思是伟大的哲学家，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应该只学马克思，与黑格尔柏拉图尼采绝缘。政治入侵乃是当今大学发展的第一障碍，要崛起为世界一流大学，套在大学头上的这一紧箍咒必须摘除。
其六，要加大资助力度。其主要用途除基础建设外，还可用于其他方面:一要加大清寒学生(尤其是优秀生)的生活补助；二要改善教师待遇，尤其是青年教师的待遇。近年来，由于大学自费的推行，部分清寒学子遇到了较大的经济压力，若无相应支持的话，他们往往不易顺利完成学业，便是勉强完成学业，其毕业后生活仍可能比较被动，这不利于其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也不利于社会和谐。另一方面，我国大学教师待遇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已经有质的提高，但在教师待遇整体提高的同时，主要的受益者是与决策核心较近的部分群体，而这主要是中年教授，青年教师待遇的改善仍相对有限。后者事实上承担的工作量并不少，更重要的是他们日后将是教研中坚，如果其今日生活窘迫到被迫“不务正业”的话，那么日后为此代价买单的仍将是学校和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