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政治的得失》读后感之汉代政治一二事
《中国历代政治的得失》是一本专题演讲合集，它是由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儒学学者，教育家钱穆先生五次演讲所汇集编写的一部中国政治制度史。他分别讲述了中国汉、唐、宋、明、清五个重要朝代的政府组织，百官职权，考试监察，财经赋税，兵役义务等种种制度的概况与比照，及其演变过程和弊利得失。政治应该分为两方面来讲：一是讲人事，二是讲制度。在该书中作者侧重讲的是制度。要讲政治必然离不开四个范围：一是政府的组织；二是考试与选举；三是赋税制度；四是国防与兵役制度。从这四个方面来讲述历代政治政治的变革及演变过程，根据当时人的意见来说明它的得失，平心客观地审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政治。
自古以来皇权与相权，地方与中央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两大矛盾。政府的组织，换句话说：是讲政府权力的分配。政府职权分配的演变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的大趋势及其内在根本意向。政府的权利分配主要看两点：一是皇室与政府的职权划分；二是中央与地方的划分。汉代皇帝有六尚，其中五尚是掌管衣食住行的，只有尚书管文书的，相当于秘书处。而宰相有十三个部门（就是所谓的十三曹，一个槽等于现在的一个司），由此可见宰相拥有相当大的一个秘书处，职位权力范围广。所以按照法理，丞相才是政府的真正领袖，政府的实权掌握在丞相而不是在皇室。汉朝的中央政府组织主要为三公九卿制，三公为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九卿是：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组织制
度，缓解了统治系统内部的矛盾，巩固了皇权。在地方实行郡县制。分为郡县两级，郡长官叫太守，地位与九卿平等，由于汉代的官级分得少，升转级灵活。刺史在中央和地方两者之间有着纽带的关系。汉代刺史制度是一种较为完备的地方监察制度，是维护皇权的有力手段，对于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监督和控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选举制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其主体是察举制。一个组织要强大首先取决于所组成人员有足够的能力，因此选取人员进入决策系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在汉武帝时设置了太学，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由中央政府创办的、较为正规的高等教育学府，太学的考试毕业分两等，当时称科。甲科出身的为郎；乙科出身的为吏,为中央培养和提供了各种人才 。之后逐渐形成尊重人才、知识、和倡行注重德行的民风的社会风气。在汉代有三种选举方式，一种是无定期的，另一种是特殊的选举，还有一种就是后来有定期选举的举孝廉的方式。后来，前两种方式渐渐被忽略，举孝廉成为越来越重要的选举方式。当郡国察举之后，中央又加上了一番考试，使这一制度更加完善，汇合和了教育，行政实习，选举与考试等四项手续，最后才决定你是否能进入朝廷。汉代政府成了一个“崇尚文化的政府”，即士人政府。当然任何一项制度都是有利有弊的。察举法有利也有弊，一方面重视了文化，重视了人才。为中央和地方行政选拔了干练的官吏，使中下层的人也有了进入朝廷的机会，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政治清明。但在另一方面表明德才兼备，实际上重德轻才，而且察举的权利主要掌握在郡县官员的手里或者贵族家族手中，普通百姓根本没机会被选举。
汉代以小农经济为主，奉行重农抑商政策。在土地政策方面主张土地所有权属于农民私有，可以自由使用与出卖。如遇到经济困难可以土地买卖，这样就想成了兼并。“富者田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就是形容汉代耕地兼并的现象。土地私有使得穷着更穷，富者更富。当然人口兵役税，盐铁税等一些税收也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汉代兵制是全国皆兵。23岁服兵役，当然这一制度是非常合理的，不仅考虑了经济，更是一种道德的决定。所谓三年耕，有一年荒，20岁成丁可以独立耕种，他可以有一年储备来抽身去服兵役。某一项制度的建立必有它存在的理由，即外在的需要和内在的用意。 作者写这本书的目的是想矫正辛亥革命时期传播的推翻一切旧文化，用专制黑暗抹杀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中国并不是无制度的国家，任何制度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每个制度的存在必有其背后的思想与理论。就如为什么皇权与相劝分离?为什么用选举制选拔人才？为什么要23岁才服兵役？我们不能否认有些制度的存在确实剥削了人民，阻碍了社会进步，但是每一制度必有它的优缺点。 汉代在政治经济文化发面都有重大的发展与突破，设置太学，设刺史，察举制度，推恩令等奠定了全国的统一。但相权与皇权方面并没有协调好，矛盾加剧，土地私有造成兼并，在地方实行郡国并行制度，有的地方实行郡县制 有的采取分封制 但也因此造成后来的九国之乱 严重威胁中央政权。论一项制度要把放入当时的时代中，地域中，更要考虑中国历史的特殊性。
第二篇：《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感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感
2006/07/14 22:10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看完几天了，一直想写篇心得，今天刚好有时间和心情，大概重温了一下，从下面几个方面来说：
一.中央集权和地方政治。封建社会两千年发展，中央集权地位一直在上升，相反地方政府权利逐步下降，从财政、人事、军事等各方面，中央即皇帝和各部能够充分根据自己的政见来向地方传达并实施，地方的空间在缩减，尤其在财政被卡死的情况下，很多事情办起来很为难。另一方面，政令不通问题无时不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即使中央有看似合理英明的政策，地方政体是否执行，执行力度如何都得打个问号，都切实关系到政策的效果，关系到每个百姓能否从中央的政策中收益。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成为中国政治发展中一个重要因素。对于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是否需要象中国目前这样，搞越来越加强的中央集权确实是个疑问，管理范围过大，层次繁冗，能否管好，能否根据各地不同情况来统筹兼顾，始终是个问题。这方面美国做的比较好，它的每个洲拥有足够的权利来根据自身条件来确定法律、财政、经济发展政策，去年一度闹过一段重新划分行政省区的故事，如果那样，也许能减少行政层极，提高行政效率，更好的完善地方政治。封建政治发展中，汉代的地方政治一直为后人所称道，应该值得借鉴。当然美国和中国有所不同，目前的我们毕竟改革开放才二十年，在国民经济还不太发达，人民生活水平还不太高的情况，集中力量办大事或许是个较好的选择。
二.制度和现实。几代变迁，封建制度主体基本没变，枝节却一直在变动，比如汉代君权和相权大致是并列的，宰相可以充分牵制皇帝，而到了明代，朱元璋借宰相谋反之名，立下政策从此不设宰相，从而把相权的大部分拿到了自己的权利范围里。这些变革与制度本身特点、制度的发展以及人事都有关系，当然更重要的是符合现实需要。但是朱元璋对宰相的废止实际上是为维护个人权威和独裁服务的，那么作为“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如何让制度跟随现实而变迁，如何让制度的变迁真正为老百姓服务似乎应该作为目前的发展标竿。
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上，对制度的完善和变革该如何做。八十年代，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拉开了改革的序幕，并在接下来的二十年内证明了这个论断的无比伟大光荣正确，那么“实践标准论”同样适用于现在以及以后的制度变迁，只要充分把注意力放在人民群众那去，充分发挥老百姓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扬民主和自由而不只是说一套做一套，相信制度一定能够越来越适应现实，那样伟大光荣正确才名副其实。
三.中外制度比较。孙中山曾经说中国古代政治比西方先进，此话非虚。泱泱大国，封建制度经过几千年的发展，越发完备和巩固，汉唐之时达到顶峰，盛极而衰，腐朽和专制越来越明显，终于到清代在内外的合力作用下把封建制度带到了终点。一百年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制度，但是封建思想直到今天仍然或多或少的占据着“子民”的大脑，正是由于发展完备所以封建思想的余孽才如此顽固，如此根深蒂固。相反，华夏文化绽放之时，欧美只是蛮痍之地，放眼当前，西方发达国家借助资本的力量迅速壮大，美国更是称霸全球，原因何在，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毛曾经说过：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这样看来，欧美国家正是因为封建体制的不发达、不辉煌锻造了资本的力量，解放了人民的思想，
反而在当前世界中独占鳌头。对于中国来说，二战后的物质景象就是一穷二白、白纸一张，然而人民的思想却远远不是白纸一张，而是沉浸着中国两千年封建思想的余辉，五颜六色，思想的力量永远不可小视，两千年思想又不会在一代两代的传承之后荡然无存。物质可以摧毁，可以再建，思想由于不可见往往不能受到重视，中国目前的发展困境表面上看在制度，实质上在人民的思想，试想人人都赞成自由民主，人人都欣赏民权法治，国家制度又岂能停滞于此？
真正心系天下的领导人不仅仅应该着力于GDP，着力于高楼大厦，着力于政绩升迁，更重要的应该发在教育文化，启蒙人民心智，促进宪政发展。只有大部分公民具有民权意识，赞成民主法制，中国才有希望，东方的巨龙才能真正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