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及其关联

薛伟U201216971

摘要：本文以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为基础，分析韦伯论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内在关联的方法与具体的论证过程，进一步理解两者的“内在亲和性”关系。按照韦伯的分析因素来看，中国的传统主流思想却没有促进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关键词：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入世禁欲主义天职观选择性亲和

作为与马克思和涂尔干齐名的社会学家之一——马克斯·韦伯，关注的中心既不同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分析与剥削本质的控诉，也不同于涂尔干对社会分工和社会秩序的关心。韦伯所著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反映了他对于资本主义形成与发展中精神因素来源的独特分析视角。

“基督新教”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在一般人看来可能如“宗教”与“经济”的关系一般——好似没有关系。或者按照一种唯物主义的视角，认为“宗教”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而“经济”自然是分属于“经济基础”领域，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经济”决定了“宗教”，所以是“资本主义”决定了“基督新教”现在的表现形态。但这样一种简单粗暴的理论决定公式完全忽视了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实际情况，不考察社会实践而得出的社会学理论就不会有“科学”之谈。因而，简单的反过来说“基督新教”决定“资本主义”也是不正确的，所以让我们暂且抛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非此即彼的观点。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思想观点看，马克斯·韦伯并没有简单表面化地看待两者的关系，而是基于社会考察的实际，逐步深层次的分析“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内在联系。韦伯认为这种联系之中是存在因果关系的，基督新教（尤其是路德之后的诸多改革派1）的伦理态度是影响资本主义精神形成的重要因素，两者之间有一种“内在的亲和性”。

本文所关注的主题也正是韦伯本书所要解决的问题——如何论证说明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内在关联。对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韦伯在书中第一部第二卷第二章即指出“近代的资本主义精神，不止如此，还有近代的文化，本质上的一个构成要素——立基于职业理念上的理性的生活样式，乃是由基督教的禁欲精神所孕生出来的，而这就是本文所要加以证明的。”2到本书的此处，韦伯基本已经完成了这个关系的论证，所引用的这段话也是其对两者因果关系的一个简单说明。由此看出，韦伯虽然强调了两者之间的因果关联，但并没有强调其决定性的关系。韦伯在前言中也已经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基督新教的伦理态度不是唯一原因，资本主义精神也不是必然结果。 那么，韦伯又是如何具体论证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呢？在笔者看来，韦伯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态度好似康德解决“一般形而上学是如何可能的”的态度：康德没有提出形而上学是不是可能的问题，因为形而上学是存在的，论证的核心在于“如何可能”；韦伯由“宗教信仰与社会阶层”这一章指出基督新教与资本主1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经考证认为“改革派”指“卡尔文派”或专指“欧陆卡尔文派”，本文在此处用“改革派”指除了“路德派”外的诸多更有改革精神的教派。

2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86页

义之间是存在一种内在的关联的——即事实性是存在的，而后着手处理的就是“基督新教”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可能的。不像“文化论者”与“制度论者”所解读的韦伯，他没有直接由两者的关系入手，而是分别从“资本主义的‘精神’”与“新教入世禁欲的‘职业伦理’”着手，单独分析两者的思想发展历程与内涵，以清教徒这一特殊的社会阶层、宗教改革这一特殊的历史事件联系起“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举一个例子来说，基督新教就像是诸多河流的发源地，孕育了多条河流——多种精神思想，而其中的入世禁欲的职业伦理在世俗生活之中发展出了资本主义的精神——这条河流，结合其他诸多的因素，如启蒙运动所倡导的理性主义，经济生产领域中生产技术、市场竞争、工商业的发展，最终促成了资本主义在西方的蓬勃发展、“奔流不息”。

前文综述了韦伯的论证结果和论证方法，下面具体来看韦伯为了说明两者的关系问题而作出的具体论证过程。

一、作为事实而存在的两者的关系

解决问题，当然应该从问题关联的事实着手。韦伯首先进行说明的事实是“基督新教”与“资本主义”确实存在关系，所采纳的现实状况是“宗教信仰与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韦伯认为职业统计的调查材料得出的结论是客观的事实，即在近代的资本主义企业中，宗教信仰与所从事的职业工作有关联，而这样的事实不是简单的“经济地位决定宗教信仰”的关系。从宗教改革的历史发展以来，我们看到的社会发展形态之下，宗教对人的支配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日益增加，因而不是经济地位决定了人们的宗教信仰，而是宗教信仰影响了人的职业选择和社会地位。韦伯认为这其中的原因应当归于不同信仰的家庭对孩子施以了不同的宗教教育。人们按照以往的历史经验会认为新教“由于在政治活动的舞台上毫无用武

1之地，故而试图在这方面满足其名利心”，但基督新教徒不论其政治地位如何，

其对经济理性主义的倾向总是超过天主教徒，因而宗教信仰对经济生活的影响不取决于外在因素，而取决于宗教信仰的内部特质。这种特质不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基督新教徒偏爱吃好，天主教徒宁愿睡稳”2，因为历史中的清教徒对宗教信仰与超尘出世的禁欲生活有比天主教徒更加彻底的虔信态度。韦伯认为清教徒显示出了“练达的资本主义精神”与“宗教虔信”的结合，二者虽然对立，但却体现出了一种“内在的亲和性（Verwandtschaft）”3。举教友派和门诺派的例子说明，“在新教诸派里······无不是宗教的生活规制与事业精神的最强盛发展两相结合在一起”4。

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

1、新教伦理

“基督新教伦理”是什么，韦伯并没有给出直接的说明，但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出韦伯所指的“伦理”是一种以“入世禁欲”为基础的生活态度，带有一种特殊的“道德”向度。这种生活态度对清教徒具有多方面的影响，而在经济生活1

2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4页 同上，第15页

3同上，第17页

4同上，第20页

中所推崇的是一种发展了路德“天职观”的职业伦理。

在宗教改革之前，教会垄断了对《圣经》的解释权，普通人只能通过教会面对上帝，以马丁·路德为首的宗教改革者打破了这一状况。路德对《圣经》进行翻译、倡导“因信称义”，发展出不同于传统天主教的基督新教。在《圣经》翻译之中，韦伯认为“buref”体现了路德的“天职”观，因为在圣经中这一词有“由神所交付的使命”的意义，却并没有今天的“职业”的意思，这一意义的来源即是路德的翻译。“buref”这一词翻译，改变了人们的传统的虔敬上帝的观念，使新教徒认识到对世俗职业的尊重也是对上帝虔信的一个表现，因而可以说，路德将世俗的职业生活提高成为宗教信仰的一个方面，将职业生活赋予了宗教道德的意义。这与中世纪教会和传统的天主教的宗教信仰态度大相径庭，中世纪时期强调“精神性冥想”是虔信的重要表现，教会的修道院才是表达对上帝信仰的场所，在世俗生活中是则无法把握虔诚的信仰。路德倡导的宗教改革改变了人们关于信仰的传统观念，但是后期的他却陷入了传统主义之中。他认为人应当服从命运，“无条件地服从神”1，人的职业是神意的结果，出于对神的虔敬，个人应当在各自的职业中认真工作，不应当刻意谋求改变职业，这样的一种“天意”观念将人束缚在特定的职业中，限制了人们的进取之心。

基督新教的改革派相较于路德派，一方面与传统主义彻底决裂；另一方面发展出一种以“入世禁欲”为基础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以卡尔文派为例，“上帝预选”是卡尔文派最具特征的教义，意指每个人的恩宠状态是被上帝预定了的，“我们所知唯有：部分人得永生，其余的注定死”。这样的一种悲壮的近乎不近人情的教义拒斥了人们凭巫术以获得救赎的手段，也导致了人“内在的孤寂”。在面对无可改变的神意的前提下，人不是完全无能为力的，有两个手段以消除对宗教信仰的疑虑：“其一是，每个人都有义务相信自己是选民”2；“其二是，以

3孜孜不倦的职业劳动来作为获得那种自我确认的最佳手段”。第二种手段确立

了“职业劳动”在改革派宗教信仰中的地位，而且改革派对于职业的转换——有别于后期的路德派——具有更加宽容的态度：“职业的转换······在于选取一个更为神所喜的职业”4。

天主教强调世人通过善功的积累以获得上帝的恩宠，而“善功”不是人们通过世俗的生活就能获得的，只能通过教会这一途径；路德派认为恩宠的获得不在于教会，而在于个人，即使个人丧失恩宠仍能通过虔诚的忏悔获得救赎；卡尔文派“上帝预选”的教义驱使信徒过一种圣洁的成体系的生活，通过职业劳动确证恩宠状态。前两者对信徒的获得恩宠的要求都是“出世禁欲”的，以卡尔文派为首的改革派则为信徒的“入世禁欲”提供了宗教基础。

以禁欲为核心的教义对信徒的影响不再只局限于修道院中，而且延伸到了日常中的有别于“自然”人的特殊生活。将职业生活当作一种始终如一的禁欲美德的锻炼；将职业劳动当作一种“天职”来从事——将对神的虔敬应用于工作之中，发展成为认真的劳动态度和勤奋的工作状态。

2、资本主义的精神

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的精神”，首先应当理解“资本主义”。韦伯区分出了1

2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62页 同上，第92页

3同上，第93页

4同上，第158页

两种“资本主义”：一种是以贪欲为核心，以只追求营利为表现的冒险/投机/掠夺的资本主义；另一种是以理性为核心的，以精细的资本计算为特征的理性的资本主义。而韦伯所指的“资本主义的精神”就是这种资本主义之中所蕴含的精神。他引用了富兰克林文章中关于职业劳动的训诲，说明“训诲的不单是生活技术，

1而是一种独特的‘伦理’”，这种伦理所体现的正是资本主义的精神——一种“职

业至上”的伦理态度。

这种精神不是直接生成的，它经历了同传统主义的“作战”。传统的“论件计酬”激励不了工人的热情以促进资本主义形式的发展，“低薪资”更“无法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支柱”，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有赖于“合理的经营与投资，合理的现代劳动组织”。

为什么这种有别于传统主义的伦理态度就能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宗教改革后信徒将对宗教的狂热态度转移到职业劳动中，另一个是新教的宗教教育使新教徒有一种以劳动为目的本身的“精神态度”。对劳工来说，新的工作伦理及敬业精神取代了传统的劳动观念；对于企业家，自我克制与勤奋努力的“天职观”——而非投机、冒险——成为新的企业家精神。因而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首先不是基于资本的积累，而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使人将营利与勤俭节约等同起来，促使资本得到积累，结合其他有利因素，最终促成资本主义在欧洲大陆的诞生与蓬勃发展。

三、新教伦理于资本主义精神与生产之影响

通过以上的说明，韦伯基本已经完成了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关系是说明。从巴喀斯特的神学著述中可以窥到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相似气质”，如“不喜劳动者必不为上帝所喜”，清教徒相信浪费时间是罪过的开端，要求一种劳碌的生活形态，这体现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两者的“内在的亲和”。

具体到“资本主义生活形式”之中，“新教伦理”的影响则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

一是赞美劳动，使人以一种有规律、有方法的态度从事职业工作。对劳动所拥有的这样一种宗教般的热情使资本主义形式的“规范化”生产活动得到发展，劳动者虔心服务于工厂企业。社会发展过程中劳动分工日益细化，各行职业者以“天职观”般的工作态度促进生产进步。

二是不反对世俗职业的转换，经济的“收益性”成为职业转换的准绳之一，这使得“财货的取得”在宗教信仰中“合法化”。对职业赚钱的需求促使传统非营利性职业没落，新的有利的经济形势得到青睐。改造传统的生产经营形式，客观上使人追求更加“有利可图”的职业，加速社会中劳动者和资本的流动。

三是“入世禁欲主义”的生活方式使清教徒摒弃放纵享乐的生活风格，严于律己和保守自制成为资本主义经济中理性的生活样式。勤俭节约成为世俗生活的美德，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础——资本——得到积累。积累的资本在“禁欲”的态度下排出了被挥霍浪费的可能，在“天职观”理念的倡导下被投入新的生产活动之中，如此反复的投资活动必然促进大型工业企业的诞生与发展。

四是清教徒的生活齐一化的趋向，强化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标准化”。但标准化并不是“重复”，基于以上多种因素的作用，创新也必然成为劳动者与1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27页

企业家生产、投资的选择。新的生产方式成为“标准化”生产经营的选择。

资本主义产生于西方的文化氛围之中，韦伯从基督新教伦理中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精神来源。宗教改革是一系列事件发展的契机，“入世禁欲”的宗教伦理与“天职观”的思想灌注于世俗生活中，形成了独特的资本主义精神，结合社会客观因素的发展，资本主义在西方孕育产生。

然而纵观资本主义现实的发展状况，韦伯表示了担忧。虽然最初人们是以“美德”成就了“财富”，但致富之后的人却抛弃了勤俭节约的美德，奢侈享乐成为一部分人的追求目标，宗教的伦理根基在世俗生活中跌堕。虽然经济的理性主义仍然居于主导地位，但现代资本主义的营利思想日益成为主流，赚钱与劳动的关系完全背离：劳动由目的成为手段，赚钱成为新的目的。现实资本主义的秩序成为一个强化的“桎梏”，“这宇宙强迫个人奉行其经济行为的规范”1而不是职业伦理的美德。

由韦伯对西方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简单对比中国的传统主流思想与社会发展。儒家思想在中国的发展不像基督教在西方经历了宗教改革般巨大的变革，整体而言，其思想发展是一脉相承的。相较于基督新教的伦理要求，虽然儒家也有“入世”之观念却无“禁欲”之要求，而且儒家的“入世”是要求知识分子参与国家政治，而非一种“天职观”的生活态度，对社会生产没有深层次的促进作用。由此观之，新的社会形态的诞生应当奠基于新的思想，传统的儒家思想使中国在封建社会形态的世界中成为主导者，而新教伦理则奠定了西方发展资本主义的根基。

当然新的社会形态的产生与发展是诸多因素的结合，思想的进步是其精神先导。韦伯由《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对“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的分析也只是凸显了两者的“选择性亲和”，而非强调必然性的决定关系。除了正确的看待韦伯的这本著作，对于他基于社会实践的调查而又不以此妄下臆断的科学求真的态度也是值得倡导的。

参考文献：

1. 韦伯著；康乐、简惠美译.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2. 米歇尔·于松著；潘革平译. 资本主义十讲[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3. 顾忠华.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读[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4. 峰. 关系链下的选择性亲和--读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J].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 2011, 13(1): 80-83

5. 叶静怡.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方法论和思想研究[J]. 北京大学学报, 1999, 36(194): 64-69

6. 潘宇. 资本主义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谈韦伯对新教伦理与儒家精神的分析[J]. 世纪广场, 1999, (4): 27-29 1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31页

第二篇：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感

题 目：

专 业： 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感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前 言

德国社会科学家马克斯·韦伯一生致力于考察“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观”，并试图用比较的方法，去探讨世界各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与该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是其著名的文化比较系列专著——《宗教社会学论集》的第一部分。该书由上篇和下篇两部分组成，在上篇介绍了宗教派别和社会分层情况、资本主义精神以及路德的“职业”概念；下篇则在分析诸如加尔文教、虔信派、循道宗和浸礼宗诸派等各禁欲主义教派分支的实践伦理观基础上，详细阐述禁欲主义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这本书中，韦伯力图论证：经过宗教改革以后所形成的新教，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他通过考察新教伦理与近代资本主义兴起的内在联系，指出宗教改革以来，新教的“天职观”对近代资本主义生产的理性化及其所要求的合理分工、合理谋利、格尽职守、勤俭守时等个人素质的形成所发挥的巨大影响。

韦伯认为，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必须具备两个先决条件，即制度性的（物质的）条件和规范性的（精神的）条件，二者缺一不可。但是资本主义的制度性条件自古就有，不是近代西方所特有的。“资本主义性质的获利，作为一种投机活动，在所有使用货币进行贸易，并且通过租税承包、国家借款、战争自主、公爵朝廷及官吏为这种获利提供机会的各类经济社会中都一直盛行着。”但为何资本主义唯独在西欧兴起，经过对宗教等非经济因素的研究，韦伯找到了近代资本主义产生的规范性条件，即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精神不止于获利，不等同于“商人的大胆和道德上不具褒贬色彩的个人嗜好”，而是一种“具有伦理色彩的劝世格言”，它将资本主义的合理因素整合起来。韦伯认为任何一种经济模式背后必然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而影响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则源于新教伦理的核心概念，即“天职观”。 [2]

一、“天职观”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

德语的Beruf或英语的Calling都含有上帝安排的任务这样一层宗教意义。路德在翻译《圣经》时，赋予这一概念以全新的意义，即把履行世俗义务尊为上帝要求个人道德活动所采取的最高形式，“正是这一点必须使日常的世俗活动具有了宗教意义，并在此基础上首次提出了职业的思想。这样，职业思想便引出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 [3]也就是说，忠于职守、尽职尽责是上帝要求的，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将个人的职业赋予宗教的色彩，产生这样一种全新的宗教职业观无疑是宗教改革的结果。路德关于“天职观”的提出和强调，“这种对世俗活动得到的辩护是宗教改革最重要的后果之一”；路德认为，“修道士的生活不仅毫无价值，不能成为在上帝面前为自己辩护的理由，而且，修道士生活放弃现世的义务 1

是自私的，是逃避世俗责任。与此相反，履行职业的劳动在他看来是胞爱的外在表现，??履行世俗义务是上帝允许的惟一生存方式??这种生存方式，而且惟有这种方式是上帝的意愿，因此，每一种正统的职业在上帝那里都具有完全同等的。”但是由路德发展的“天职观”并不等同于资本主义的职业观念，路德宗教改革的后果是使得有组织地从事一项职业的世俗劳动受到越来越高的道德重视。最终是由加尔文教派完成“天职观”向资本主义职业观的过渡。

加尔文教的最显著特点就是“预定论”，韦伯根据19xx年的“韦斯特敏斯特信纲”，把“预定论”归为如下四个方面[4]：①自由意志，人由于坠入罪恶，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自己；②上帝永恒天命，无所不能的上帝完全随其所愿决定我们每个人的命运，上帝为了自己的荣耀，赋予一部分人永恒的生命，而另一部分人则注定了永恒的死亡；③有效的神召，上帝会在他预定神召时，以圣言或圣灵对其赐予永恒生命的人进行有效的召唤，使他们坚定从善； ④天命，上帝拒绝给予那些不信教的恶徒以恩赐，他们将永远不辨善恶，抵挡不住尘世的诱惑。对于加尔文来说，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是不能改变的，“其全部意义在于上帝，而不在于人；上帝不是为了人类而存在的，相反，人类的存在完全是为了上帝”，人类的生存意义在于“服务于上帝的荣耀与最高权威”。因为上帝是全能的，而人的最终命运已由上帝决定，并且不会改变，这样一种宿命论似乎将会使教徒采取一切听天由命的消极态度，但结果却将他们引入了禁欲苦行。“预定论”明确指出人们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整个尘世的存在只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服务。被选召的基督徒在尘世中唯一的任务就尽最大可能地服从上帝的圣诫，从而增加上帝的荣耀”，“上帝要求基督徒取得社会成就，因为上帝的意旨是要根据他的圣诫来组织社会生活。因而尘世中基督徒的社会活动完全是为‘增加上帝的荣耀’。为社会的尘世生活而服务的职业中的劳动，也含有这一特征。”通过这样一种逻辑解释，加尔文巧妙地将人们是否得救与其在尘世中是否取得成就结合起来，即人们可以通过拼命地工作，证明自己获得上帝的恩宠。在加尔文这里，职业劳动开始具有一种客观的、非人格化的特点：是为我们社会的理性化组织的利益服务，是为了获得上帝的恩宠，增加上帝的荣耀。而以天职观念为基础的合理的生活方式，正是宗教禁欲主义所包含的内容。因此，恐惧与渴望的心理使得一种宿命论所可能产生的听天由命的消极态度转变为一种积极的态度。

二、韦伯命题的现实意义

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证，实际上就是为了探究资本主义的合理性。而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重农轻商的社会，士农工商序列分明，商人处于社会的下层。这样一种传统是无法孕育资本主义的萌芽的。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逐渐意识到“发展才是硬道理”，国家的强大是以经济的发展为前提的。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发展。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必须建立一套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配套的“经济伦理”：一方面，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合理化，让人们意识到合法牟利、勤劳致富是光荣的，也是国家所鼓励、提倡的；另一方面，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 2

经济建立一套合理的价值观念，避免无序竞争，而目前在国内市场充斥的假冒伪劣产品、坑蒙拐骗、为富不仁等现象，都说明这了我国在一方面的欠缺。韦伯将本杰明·富兰克林所描述的诸如珍惜时间、讲究信用、诚实守信、节俭生活等优良品质，冠之以“资本主义精神”。但实际上，这些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正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的工作伦理和道德基础，也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值得借鉴的。

韦伯通过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内在关系的研究，揭示了传统文化必须向现代文化转变的重要性。一种特定社会的伦理观念必须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为社会经济的进步提供必要的支持而不是限制。

基督教的经济伦理随着社会的发展发生着相应的变化：从早期教会谴责诸如放高利贷、吃利息的这样一种不利于“诚实”经济的活动和行为。[5]到12、13世纪，随着城市发展与市场扩大造成的贸易增长，出现了把神学教条与当时社会经济生活现状加以调和的倾向。中古后期教会开始承认了商人作为社会有用成员的地位，甚至认为，拥有非凡经营能力的商人可以升到社会顶层。韦伯认为这种调整是近代西方社会经济变化的文化基础，也正是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而发动的宗教改革所产生的新教伦理，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结束语

基于上述理论，韦伯认为新教的禁欲主义思想“必定成为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生活态度普遍的发展。可以想象的最有力的杠杆。”

韦伯的上述论点，无疑是强调了新教伦理的思想“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其形成阶段的发展了强有力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源于新教宗教信仰的某些伦理要求与资本主义制度发展所需的经济动机模式之间的选择性亲和。”应当指出，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着作中，韦伯虽然强调了“思想在历史变革中所起的独立影响”，但是它并不否认“新教同样地受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作者： （德国)马克斯·韦伯 著，龙婧 译，2007，《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群言出版社。

[2] 作者：李春华，2003，《再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命题的现实意义》，《河南社会科学》第2期。

[3] 作者：杨爱君， 2004，《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读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感》，《云南财经大学学报》第4期。

[4] 作者：梁骏， 2002，《经济发展的道德支撑——读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行政学院学报》第4期。

[5] 作者：白杨， 2002，《社会交往的缺席———〈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缺憾》，《社会科学》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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