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报告
? 蔡施瑶
（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学系）
摘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详细讨论了新教的禁欲主义精神与上帝的“预定论”对资产阶级精神产生的直接而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图通过韦伯对新教伦理观念的阐释，揭示新教对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内涵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是如何发生作用的。
关键词：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理性，预定论，入世禁欲主义
一、作家简介：
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1864－1920），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社会理论家，也是现代一位最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思想家，社会学创立以来最伟大的社会学家之一。公认的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之一。其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他的成就开创了比较社会学、理解社会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指出了理性对于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系统的阐释了东西方宗教伦理差异对于社会现代性以及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他和迪尔凯姆被认为是宗教社会学最早的开创者，也是宏观社会学的集大成者。其学术成就之宏大精深，影响之深远，在社会学界乃至整个世界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上都是空前绝后的。他的思想体现了一个博大的智慧之神。
二、韦伯的学术生涯：
（一）宗教社会学
韦伯在宗教社会学上的研究开始于名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文，并且继续在《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以及《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的社 会学》、《古犹太教》里进行探索。他所完成的那三个主要研究都关注于宗教对于经济活动的影响、社会阶层与宗教理想间的关系、以及西方文明的独特特征。
《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是韦伯在宗教社会学上的第二本主要著作。韦伯专注于探索中国社会里那些和西欧不同的地方—尤其是与清教徒的对照，他并且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在中国发展呢？
《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的社会学》是韦伯在宗教社会学上的第三本主要著作。在这本书中他检验了印度社会的架构，对照了正统的印度教教义与非正统的佛教教义，以及其它民间信仰的影响，最后并研究这些宗教思想对于印度社会在现世上的道德观的影响。
《古犹太教》是韦伯对于宗教社会学的第四本着作，韦伯试着解释「各种情况的结合」导致了早期东方和西方文明的差距。
（二）政治和政府社会学
在政治和政府的社会学上，韦伯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便是一篇名为《政治作为一种职业》 （Politik als Beruf）的论文。在这篇论文里韦伯提出了对国家的定义：亦即国家是一个「拥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地位」的实体，这个定义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的重要基础。
（三）经济史学与社会分层
他对于经济学最重要的贡献是他的知名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经典的对照了宗教在经济发展上产生的影响。韦伯对于经济学的其它主要贡献（整体上也是对于社会科学的贡献）还包括了他在方法学上的研究：他对于解释社会学（Verstehen；此词来自德语，意为理解）的理论和反实证主义（又称为人文主义社会学）)。
韦伯对经济学还有其它一些贡献：包括了经过认真研究的罗马农业历史，和他在《经济和社会》一书里述及的唯心主义及唯物主义两者对于资本主义历史的影响，韦伯也在书中呈现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批评。最后，他在《经济与历史》（Wirtschaftsgeschichte）中的仔细研究则可以被视为是经济历史学派最杰出的作品之一。
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写作背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最初分两部分发表于《社会科学与社会政治文献》（1904-1905）第七卷和第十一卷。19xx年作为《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的第一部分被重新出版。在新版本中，韦伯做了许多修改，并在注释中加了不少新的材料，同时要回答各种批评。在这部著作中韦伯讨论了伴随欧洲宗教改革运动而出现的新教伦理以及后者对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和整个西方理性化进程的影响。
本书写作的背景时代是20世纪初期的德国。彼时工业文明在德国已经发展到相当的高度，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都在这场大变革中产生、稳定，成为新兴阶级。资本家对金钱的追逐，与工人阶级对本职工作的坚守，成为社会的主流现象。社会现象的背后，是否存在着文化上的联系，而社会现象本身的来源又是什么？韦伯认为宗教的力量的人类文明的进程中起到了塑造人类内在精神气质的作用。同时，这也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想要证明的问题。
四、《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简介：
韦伯在该书中论述宗教观念（新教伦理）与隐藏在资本主义发展背后的某种心理驱力（资
本主义精神）之间的生成关系。全书正文分两部分，共五章。除了开头一部分作者引言，第一部分是“问题”，分为“宗教派别与社会分层”、“资本主义精神”、“路德的天职观：本书的研究任务”；第二部分是“禁欲主义新教诸分支的实践伦理观”，分为“入世禁欲主义的宗教基础”以及“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 ”。①
五、《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详细介绍：
（一）作者引言
西方发展出了在其他地方绝无仅有的资本主义类型、形式、和发展方向，即对（形式上）的自由劳动进行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理性的工业组织与固定的市场相协调，这种组织非但不像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具有对利润永无止境的贪婪与追求，相反的，由于其具有的理性运作方式，它对资本家对利润的非理性欲求还起到了缓解的作用。
这种理性资本主义形态受到了各种科技发展的强烈影响，这些科技发展的起源地并不都在西方，例如十进制实在印度发明的，但是唯有西方发展出了这样的资本主义形态，原因在于西方文化具有独特的理性主义。
某些宗教观念对一种经济精神特质发展的影响难懂而又晦涩。本书的目的就是论述现代经济生活的精神与禁欲主义新教的伦理之间的关系，弄清宗教与经济生活的联系。
（二）第一章 宗教派别与社会分层
韦伯通过统计数据，提出一个现象：大部分商界领袖、资本所有者以及那些现代企业中的高级技工和接受过高级技术和商界培训的职员，基本上都是新教教徒。这种现象一部分要归因于深远的历史原因。由于在16世纪的古代帝国中，那些富饶的地区大都转而信仰新教，同时因为这些地区的教徒掌握了更多的财富和资源，才会更多地出现在上述职业上。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那些经济发达地区都支持新教呢？
新教的改革，并不是放松了对教徒的管理，相反的，使用一种更为严格紧密的、渗透到生活中方方面面的的控制形式，并要求信徒严格遵守。为什么那些受到这种史无前例管制的人们非但没有奋起反抗这种清教主义专制，反而还捍卫它呢？
天主教徒家长和新教教徒家长为自己的子女选择的高等教育如此不同，以致天主教徒毕业于专门培育技术型和工商业人才的院校的人数，远远落后于新教教徒。天主教教徒表现出了强烈的留守本业的倾向，而新教教徒则大部分进入工厂成为高级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这又是为什么？ ① 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奇炎、陈婧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xx年8月第一版，目录
“我们的任务正是调查研究这些宗教，试图找到它们的独特特质或是曾经的独特特质，因为这些特质可能是产生我们上述情况的诱因。”
将天主教描述为恬淡而又少营利冲动，而新教则更加重视荣誉财富，才会导致上述原因并不准确。英国、荷兰、美国的清教徒，表现出对享乐生活的抛弃态度，与天主教徒是一致的。
资本主义所需求的精神特质的觉醒来源于教义的规定，与启蒙运动无关。 ②
（三）第二章 资本主义精神
在试着解释“资本主义精神”这个概念时，韦伯引用了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一段话。从富兰克林的话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的言论来源于“神的启示”，即他所具有的内在精神气质来源于宗教，为了赚钱而赚钱，而非为了享乐。从个人功利主义和幸福的视角看待这一观点，这个观点完全是超验的、非理性的。但是在信教的人看来，这正是“对事业的兢兢业业”，这种特殊观念是资本主义伦理文化中最为典型的特质。
韦伯提出，在计件工资制度下，当提高工资水平，劳动者的生产效率反而会下降，这是因为低工作量的诱惑战胜了高工资的诱惑的缘故。但是一味通过削减工资来提高工人的劳动效率也是不能长久的办法。韦伯认为，应该让人们具有劳动自觉，这种自觉不能使来源于对金钱的需求，而应该是劳动者本人的信仰。
（四）第三章 路德的“天职”观：本书的研究任务
“天职”一词，最早起源于马丁·路德翻译的《西拉书》，他在本书中首次明确使用了这一词。“天职”观念认为，上帝认可的生活方式并非通过隐修禁欲主义来超越俗世道德，而是履行个人在现世中所处位置赋予他的义务。
“? ?履行现世责任是在所有情况下上帝唯一能够认可的生活方式的论述。这种生活方式，并且只有这种生活方式才是上帝的意志，因此每种正当的天职在上帝看来都有完全等同的价值。” ③
（五）第四章 入世禁欲主义的宗教基础
历史上存在的四种禁欲主义新教分别为：（1）加尔文宗，指在西欧特别是在17世纪西欧的主要地区产生影响的宗教形式；（2）虔信派；（3）循道宗；（4）从浸礼运动中派生出来的诸教派。
预定论被认为是加尔文宗最为典型的教理。预定论认为，上帝在造物之前，就已经预定②
③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奇炎、陈婧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xx年8月一版第32页 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奇炎、陈婧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xx年8月一版第7页
一些人和天使得到永生，而其余的人则受永死。上帝挑选这些人并不是因为遇见他们的善行，而是由于上帝的慷慨和仁慈。一切造物都有各自的价值，并通过这些价值服务于上帝荣耀与权威。运用世俗的正义标准来评价上帝至高无上的预旨是毫无意义的。
教徒应该通过日常的戒行，来参悟自己是否获得上帝的旨意。这是预定论得以存在的根基。然而，有一个问题始终会横亘在所有信徒面前：我是一个选民吗？怎样才能确定我已蒙受了天恩？牧师的劝诫在于个人应该坚信自己的选民身份，任何疑惑都是魔鬼的诱惑。牢牢把握住自己的天职即是一种责任，努力获得自己选民生活的确定性，因日常生活的奋斗而称义。
历史上被称为虔信派的禁欲主义运动，同样以预定论作为自己的出发点。运动一直存在于归正宗教（即加尔文宗）内部。
虔信派聚集信徒进行秘密集会。通过强化禁欲主义的途径来享受与上帝天人合一的极乐。这种感性的做法具有相当歇斯底里的特征。
循道宗为了获得上述的“救赎确认”，他们的行为性质具有条理性和确定性。循道宗认为，恩典可以再次获得。
在浸礼宗诸派中，宗教团体不再成为一种或为增添上帝荣耀或为寻求获得救赎途径而存在的信托机构，而成为了一种只由相信新生（并获得）的信徒们组成的团体。浸礼宗不相信预定论，信仰静默地期待圣灵的降临。上帝只有在人们肉体安静的时候才会降下圣言，这就要求信徒仔细权衡生活方式，认真称义。
（六）第五章 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
巴彻斯特在《圣徒永恒的安息》、《基督教指南》中提出，财富危险而又无意义，这种追求在道德上也值得怀疑。现世中的人为了确保自己蒙恩，就必须“完成主所指定的工作，直至白昼退隐”。人生极其短暂，在这其中最重要的当属确保自己成为上帝的选民，虚度光阴乃万恶之首。
没有天职的人会缺乏系统性和条理性，因此人人最好都有一份天职。入世禁欲主义所要求的正是这些特性。
一项天职是否有益，就在于其创造的财富。上帝赐予某个选民营利的机会，若背离此途径，那便是对上帝的不尊。当获取财富是天职中一项必须被履行的责任时，那么它不仅在道德上是被允许的，而且在事实上是必须被实践的。并且，信徒有为使财产保值进而升值的义务，因为这是上帝保管在信徒手中的财产。
清教徒憎恶剧院、裸体与性爱。闲聊、奢侈品以及浮夸的卖弄，都是非理性的，无法增
添上帝的荣耀。严肃的实用主义、反对艺术倾向以及将生活整齐划一的倾向，在今天极大地增强了资本主义对生产标准化的兴趣。
一方面，入世禁欲主义反对任意地享受财富。另一方面，又将获取财富将传统伦理观的羁绊中释放出来。
系统的劳动是获得新生和笃信天主最为确凿的证明。
节俭与勤奋必然带来富裕，而富裕则会增加人们的骄奢，从而导致宗教信仰的衰微。为了解决这样的悖论，卫斯理提出，信徒也该奉献出一切。
工人将劳动视为天职，而商人以同样的态度对待获利。
六、我对宗教与理性关系的看法
（一）其中的合理之处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主要是为了证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而后者在韦伯的论述中，就是理性精神。
在论述中，韦伯以加尔文宗的“预定论”为主，围绕这一教义的内在精神阐发宗教对信徒的影响。预定论要求人们为了上帝的荣耀而工作，并且只为上帝的荣耀而工作。人们在现世的一切所作所为，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了显示上帝的无上地位与荣耀。“预定论”认为，世上的人分为“得永生”和“受永死”两种，并且无论是哪一种都是在上帝创世之前就决定好的，上帝不是因为一个人具有多么高尚的德行而让他享受永生，而仅仅是为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基于这样残酷的教义，每一个信徒实际上是被孤立了，他们不能通过什么改变自己的被预定的命运，不论他的命运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而其他任何一个人也不能帮助他们。
在我第一次读到这一段话时，我感觉到，既然对那些已经被上帝拒绝的人来说，他无法通过任何途径获得救赎，那么信奉上帝又有什么用处呢？上帝既然无法拯救被赐永死的人，那么个人存在的意义难道仅仅是在侍奉上帝之后被打落地狱吗？这极度违背现实，不符合人的一贯价值取向，同时这样的教义也是难以长久存在的。
但是很快我就发现了，这个教义的妙处在于，一个人是无法在活着的时候知道自己死后的命运的。也就是说，一个人是否是上帝的选民是未知的。任何人都可能在死后得到永生。
如果一个人要尊奉这样的信条，必然会扪心自问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到底是不是上帝的选民？对于加尔文宗的创始人，即加尔文本人来说，这个问题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他作为一④④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奇炎、陈婧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xx年8月第一版第98页
个宗教领袖，自然对自己被选召的事实深信不疑，所以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含混不明：只要信徒具有对上帝的终极“笃信”，那么便可以确定自己的蒙恩状态。这个问题显然不能令广大的信徒满意，所以衍生出了两种确定方法。
第一点，是从加尔文的话中衍生出来的，即个人坚信自己被选召，任何疑问都是魔鬼的引诱。第二点，忙碌的世俗生活是获得这种自信最为合适的途径。而后一点正是鼓励信徒们入世积极参与各种经济活动的宗教基础。除了通过信条鼓励信徒们参加世俗活动，加尔文宗同任何宗教一样鼓励信徒行善积德。在韦伯看来，这种善行与积极参与俗世生活一样，并不是用来购买救赎，而是一种确凿的证明，证明一个人从未远离过上帝，标志着个人的“选民”身份。
基于以上的论述，一个信徒其实就是在终其一生为了天国的信念而努力工作，行善积德。而在资本主义时代，这样的信徒都投身于资本主义商业中。同时，这些虔诚信徒具有的那种不惧困难，极力通过手段敛财（为了使上帝的财产增加）以及心无旁骛地努力经营的理性精神。“在现代的经济秩序下，只要是合法地赚钱，就可以被看做是一种遵守天职美德德的结果和发挥天职能力的表现。”而所谓的天职，在韦伯的叙述中也正是过上帝所认可的那种“履行个人在现世中所处位置赋予他的义务”的生活，一切活动都与上帝的旨意与愉悦有关。所以韦伯就得出一个结论，新教的伦理确实与现代的资本主义精神有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是通过教义建立起来的，并且在教徒的日常生活中持续发生作用。
单单看结论，将一种现代的理性与宗教虚幻的信仰之间建立起一种纽带，实在是令人感到难以相信。在一般人看来，宗教总是与神秘主义、虚无的来世与狂热而感性的信仰发生联系，而与理性的行为毫无关系。“子不语怪力乱神”这句话，足可以表明大多数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但是韦伯的话，确实不无道理。
值得指出的是，韦伯所认同的宗教伦理，是“预定论”。预定论本身就强调的是“入世禁欲主义”，要求个人在现世的生活中努力劳动、创造价值，而不是脱离现实一味冥思苦想，在隐修中感悟上帝的召唤。在中国，道家出世而儒家入世，后者在中国的影响范围和程度显然远远超出于前者。儒家早就已经渗入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正如儒家文化对塑造社会形态所起的巨大作用一样，预定论在韦伯的论述中也对当时的社会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⑤⑤⑥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奇炎、陈婧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xx年8月第一版第49页
⑥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奇炎、陈婧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xx年8月第一版第76页
（二）其中的不合理之处
宗教的力量之大，足可以形成一种铁一般的纪律与严格要求自我的文化氛围。韦伯说这样子的文化气质与后来的资本主义精神有联系，并无不可。一种后来的精神必然脱胎于早前的社会风尚之中，不管后者在当时是大众还是小众范围内的事情。而宗教气氛如此强烈的一个社会，产生的资本主义精神与宗教的伦理有一种联系也毫不奇怪。反过来说，一个人的行为需要寻求一个解释，那么表面上的贪得无厌也可以用对上帝的虔诚侍奉来粉饰，对金钱本能的追逐可以看做是皈依的标志，这是符合人的心理的。
但是韦伯过于强调宗教伦理的作用了。他的论述看似合理，但是结论却不能不使人感到荒诞。正如上文所叙述的那样，宗教伦理所产生的社会文化氛围固然会影响到后来新思想的诞生，但是谁也说不准这种影响是一种直接有效的影响还是一种间接而隐约的影响。 在我看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远没有韦伯所叙述的那样紧密，这两者之间谁也不能断言毫无关系，但是更像是一种隐约的、似是而非的联系。新教伦理所创造的社会氛围更像是理性产生的社会背景，而不是一个直接要素。
在韦伯自己的叙述中，历史上四种禁欲主义宗教形式之一的虔信派，发展出了一种比加尔文宗更加极端的形式，即聚集信徒进行秘密集会，通过强化禁欲主义的途径来享受与上帝天人合一的极乐。韦伯认为，这种感性的做法具有相当歇斯底里的特征。但是虽然提到了这种现象，韦伯却在随后的叙述中轻描淡写地说，只要这种极端的情况不出现，那么虔信派原则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将更卓著地体现在对欲求的控制上。
从上面一个例子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崇拜一个无法在日常生活中确切感知到的形象（上帝），以及向往只有死后可能到到的天国，会使人的感情趋向于感性而非严谨的理性。哪怕是那些最虔诚的信徒也逃不过精神上的感性化，而且越是虔诚，对天国的渴望更深，对与上帝的感知愿望越迫切，这种精神上的孤独感与非理性化就越严重。没有人能确保这种状况不会导致精神问题的产生，歇斯底里的狂热教徒总是在历史上反复出现。
韦伯在书中引用了英国循道宗创始人约翰·卫斯理的一段话：“我所担心的是，不管哪里的财富有所增长，那里宗教精髓就会以同样的比例减少。因此，就事物的本质而言，我看不出真正的宗教可以有任何持续长久的复兴。因为宗教必定产生勤勉和节俭，而这些又不可能不产生财富。但是随着财富的增长，自傲、愤怒和对现世的眷恋也会四处蔓延。? ?由于各地的宗教循道宗信徒都越发地勤勉和节俭，他们的财富也随之日增。所以，他们的自傲、愤怒、对肉体的渴望、对声色的欲望以及生命的活力都会成比例地增加。因此，尽管宗教的形式尚存，但是其中的精神却在迅速地消失。难道就没有办法来防止纯洁宗教的这种持续衰
退吗？这种充满矛盾的表述，试图阐明一种现象——那就是财富的世俗化与个人禁欲精神。的斗争。可见，新教伦理并不总是和资本主义现实相吻合的。
清教徒厌恶闲聊、奢侈品以及浮夸的卖弄。他们所具有的严肃的实用主义，反对艺术的倾向以及将生活整齐划一规范化的做法，在韦伯看来都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标准化的促成原因，他们的立场培育了一种理性的资产阶级生活。但是韦伯也不得不承认，这些清教理想在面对财富诱惑招致的过度压力时，也会倾向于做出让步。
可见，能总是完美地做出最合乎理性的选择是不可能的事情。经济学家和管理科学家H.A.西门提出了决策者具有“有限的理性”的命题。那么具体到个人层面，也是同样的道理。绝对正确完美地理性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所有人具有的都是一种相对的、片面的理性。而这种理性并不总能有效地指导人们。一旦面对难以抵御的诱惑，清教徒也会把持不住自己，最终滑向他自己一开始所极力抵制的那种堕落浮华的生活，他所有先前的宗教上的坚持也就随之化为乌有了。而这种随时引人堕落的诱惑的教徒入世的过程里如影随形，并如上文中卫斯理所说的那样，随着财富不可避免的累积越来越诱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宗教曾经带来了理性，那么这种理性也绝不是长久的理性，而是短暂易碎的。
在书的最后，韦伯说道，“然而获得全胜的资本主义精神不再需要禁欲主义的支持了，因为它已经为自己找到了新的根基——机器。”哪怕是在韦伯的时代，宗教的理想也早就在现世利益的诱惑下崩塌。而他所强调的资本主义精神，也早就甩开了启蒙运动，变得纯粹具有世俗的激情。
虽然韦伯本人曾提出警告，没有人会如此愚蠢地认为，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精神因此就仅仅是宗教改革的结果或是加尔文教的直接产物，但他的确是夸大了加尔文教的作用。天主教的有些修会如本尼狄克修会、方济各会、耶稣会在对待经济活动方面并没有和加尔文教教义有很大的差异。韦伯不仅夸大了宗教对资本主义的作用，进一步说，他还过于强调宗教改革后的新教伦理的作用。在韦伯的“宗教派别与社会分层”一章内容中，他认为新教教徒在资本主义活动的参与度比起传统的天主教徒更高，但他只是单纯地提出了这个观点，并没有列举有效的统计数据来说明这一点，这就使得他的说服力大大被削弱了。 ⑦⑦⑧⑨⑩11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奇炎、陈婧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xx年8月第一版第177页
⑧ 罗竹凤、萧志恬、龚方震、陈耀庭：《人·社会·宗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xx年2月第一版第9页
⑩ 主编宁骚：《公共政策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xx年10月1日第一版第230页
11罗竹凤、萧志恬、龚方震、陈耀庭：《人·社会·宗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xx年2月第一版第266页
托尼（R.H.Tawney）提出，资本主义在中世纪的意大利和弗兰德斯这些天主教控制的地区，已明显存在，天主教城市是中世纪欧洲的贸易中心，天主教银行家是其首席金融家。并不是像韦伯所说的那样很少有人从事资本主义企业活动。 12
七、总结
宗教无不披着超凡脱俗的外衣，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哪怕是高贵教皇也要穿衣吃饭，并不会也不可能因为他远比一名乞丐的社会地位超然而就降低了生存于世的基本欲求。宗教作为一种社会实体，也要供养神职人员，宗教活动需要经费，宗教场所需要建立乃至修缮，这一切都不可能与现实的经济活动脱离关系。乍看之下，宗教似乎总是在鼓励人们脱离苦难的现实生活，但是其实宗教与经济的关系是极度密切的。我更愿意把这两者描述成这样一种关系：宗教对经济活动的排斥仅仅是一种为了净化人们思想的手段，这更像是一种永远不可能完全达到的理想状态，是一种完美的道德规范而不是一种人们现实生活的真实状态。
那么，这样看来，新教鼓励信徒积极入世，参与到世俗的经济活动中去，只是在心中保留一份对上帝的热爱，倒要比那些单纯强调禁欲的宗教强多了。在中国的明代，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但是他自己就首先不能遵守，倒留下了千古的笑谈。同时，相比较风气开放的唐朝，宋明两代对伦理的破坏与纵欲程度倒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咄咄怪事，归根结底，在于四个字，“堵不如疏”。欲望是人最原始的天性，一味压制反倒滋长了偷欢的刺激感，索性大大方方，反倒相安无事。
“预定论”虽然受到批驳无数，像是弥尔顿就曾经说过：“纵使我可能被打入地狱，但是这样的上帝不能使我尊敬”，但是它鼓励信徒通过劳动来证明自己的虔诚，甚至财富的增长也是为了增添上帝的荣耀，同时满足了教徒同时对生前死后的期待——既让教徒享受了生前的尊荣富贵，又许诺给了他们一个在死后得以永生的天堂。还有比这更完美的事情吗？
12罗竹凤、萧志恬、龚方震、陈耀庭：《人·社会·宗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xx年2月第一版第266页
参考文献：
[1]百度百科：/view/316062.htm
[2] 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奇炎、陈婧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85页
[3] 罗竹凤、萧志恬、龚方震、陈耀庭：《人〃社会〃宗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564页
[4] 主编宁骚：《公共政策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xx年，年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