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笔记

B976〃3 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苏国勋 赵立玮等译

20xx年2月17日星期三

有三点原因值得人们去读这一经典：

1探讨了西方有关现代资本主义起源以及遗产的持续争论； ○

2帮助读者很好地理解今日世界经济，尤其是俄罗斯、东欧、亚洲和南美的发展； ○

3深入探索了影响当代美国以及欧洲工作生活和工厂场所的文化动力。 ○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读》

斯蒂芬卡尔伯格

韦伯希望通过《新教伦理》阐明现代工作伦理和物质成就取向的一个重要来源——他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是存在于“入世”的功力关切和商业精明之外的领域之中的。即使是人性的贪婪、进步的演化历史，或者英雄的资本家们的经济利益，都无法说明它的起源。

（探讨及论证当下占据主流的资本主义精神：抑或说现代人的主流生活方式的最根源的精神发源是本书的主要目的）

韦伯在书中的探讨首先是从历史社会学家的角度进行的：

1发现了“生活应该围绕系统的工作和物质成就组织起来”这一观念过去的起源 ○

2论证了这种组织生活的样式在推动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

马克斯·韦伯其人及其核心关切

韦伯将生活基于功利考量的“实践合理”的方式与严密官僚制化的工作场所二者相提并论的同时，有忧虑最终会出现一个由丧失了高尚理想和个人主义的极度因循守旧的人所组成的社会。

《 新教伦理》构思设想和思想脉络

构思设想

韦伯在“资本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之间做出的区分是他在《新教伦理》里全部分析的基础。

资本主义精神的基本雏形：

韦伯认为对于资本主义的定义不应该只涉及形式方面，还要找到现代资本主义中涉及“经济伦理”这种伦理具有合法性并为一种严格工作组织提供了动机，并引发了讲究方式方法的劳动以及现代资本主义典型的对利益的系统性追逐。

为了分离出资本主义精神的突出性质，韦伯的做法是：与“传统的经济伦理”作比较。这样做主要依据两个设想：

对待工作的态度雇主的商业实践

思想脉络：围绕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起源的争论

主导这一争论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六种：

1、 贪欲的勃发

现代资本主义是“获利本能“勃发和逐利的结果。

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涉及对所有贪欲的抑制，确实这样一种对贪得无厌的遏制——将贪欲疏导到一种讲究方法的工作取向上——对于将工作和生产系统地组织成永久性的企业是必不可少的。

2、 卡里斯马式的冒险和政治的资本主义

这种资本主义类型从来不会产生现代资本主义，孤独的人从来不能单独地向前推进

这一历史性的转变。生活的组织化成为由各个“人群”构成的整体的共同特征，所有人都强烈地趋向利润和对劳动与资本的理性组织。

3、 进化与进步

社会是一个过于总括性的分析层次。不同领域中是非平行发展，而非一个总体的进化过程。

4、 犹太人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的担纲者

韦伯认为，犹太人的资本主义是一种早就普遍存在的投机资本主义形式，而非一种有关生产、劳动和一般工作场所的系统组织。

5、 历史唯物论、经济利益和支配阶级的权力

“资本主义精神”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并不起作用。如果按照他的观点，这种精神应该直接来源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利益。

尽管韦伯同意马克思的某些观点，但他在《新教伦理》中还是全然拒绝了马克思的分析。他坚称资本主义经济利益不能导致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资本主义精神并不是由商业精英（贵族商人）的企业家们形成和培育的，而首先是由出身于中产阶级不显山露水的环境、靠自己努力奋斗成功的暴发户们造成的。

【这些中产阶级，何以产生资本主义精神？原因应该在于其所处的社会地位，想要脱离无产阶级，然而又在某些领域难以获得商业精英们的优势，因此对于他们而言，一方面有来自身的身份焦虑，另一方面有失去一切的后果之忧】

6、 各种各样的作用力

通过力主必须承认现代经济伦理在现代资本主义早期发展中是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重要因果力量，以及必须探究它的起源这两点，韦伯力求

○1把价值和观念明确无误地带入这场争论

○2赋予研究他们的因果性起源以合法性

经验研究，转向宗教以及《新教伦理》的目标

宗教信仰会影响工作习惯和对商业的态度，就像他对整个生活的影响一样

新教伦理的起源：韦伯的分析

在探寻资本主义精神的谱系时，韦伯从两个视角仔细检视了中世纪天主教、路德教和禁欲主义新教诸教派：宗教信仰所唤起的动机导致一种对生活的有条理的——理性的组织的范围，以及宗教信仰将心理报偿直接建基于系统的经济活动之上的程度。

天主教最终保持了一般商人和实业家的高度负面的形象“商人的经营固然无罪，但总非上帝所喜”

路德教的经济伦理最终基本上仍然是传统的。

禁欲主义新教诸教派能够说明资本主义精神的起源

加尔文和清教

17世纪对加尔文教义的重新阐释最终导致信徒保持一种“支配世界”的社会精神氛围，并使它们的全部身心导向工作和物质成就。于是清教催生了“新教伦理”。韦伯对这一催生过程的阐释最好能从两个命题上进行检验：

○1信徒们把他们的活动严密地组织起来，其结果是他们逐渐过着一种严格受控的、有条理的——理性的生活；

○2把这些系统地组织起来的生活指向职业天职中的工作、财富和利润。

禁欲主义新教的忠实信徒是如何导向系统地组织起来的生活的

【通过对“我是否属于获救者”这一问题的回答，信徒们能够为自己的身份焦虑的确证进行证明，即，因为我能够按照这种讲究的方法进行生活，所以我是上帝挑选出来的“圣徒”】 这种解决焦虑的办法导致了清教徒所特有的：温和、冷漠、克制的性格，即完全被驯服的自然

状态。即这些信徒完成了生活系统的理性化。

禁欲主义的新教的忠实信徒是如何将他们系统地组织起来的生活转向在天

职中的工作、财富以及利润的

工作取向

? 天职中严格的工作给信徒的生活以及与困惑作斗争带来了规则性。

? “强烈的现世作为”消除了由预定论教义而产生的巨大疑虑、焦虑和道德无助感。

最后，天职中勤勉的工作增强了信徒的自信心，后者有助于他确认自己是被拣选者。

【信徒对于工作的态度转变源于其信仰的作用方式，基于改变自己的信仰地位驱动，工作便成了圣洁的了】

讲究方法的工作作为救赎记号

一个人在履行天职从事刻苦而持续不断的劳动的精力最终必须源于炙热而忠实的信仰，而这种信仰则来源于全能的上帝的恩宠之手。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信徒具有讲究方法努力工作的能力，就可以得出这个人得到了上帝恩宠的记号】

财富和利润作为救赎记号

? 如果财富是从事一项职业天职的工作成果，那么财富的获得就是得到上帝祝福[的

记号]

? 如果上帝为你指明了一条路，沿着这条路，你可以合乎上帝律法地比其他道路谋

取更多的利益，且不会损害你自己或者其他人的灵魂，而如果你拒绝他并选择不那么容易获利的事业，那么你会背离你的天职的目标之一。你在拒绝成为上帝的仆人，也拒绝接受他的赐予。

三个核心方面

韦伯对于新教伦理的起源的解释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阐明：

促使信徒们以系统的方式组织生活的动机；

导致他们用系统化的行为举止对待天职中的工作，获取财富和物质成就的动机。 韦伯对于新教伦理起源分析的三个方面：

? 对自然状态的驯化

? 入世禁欲主义的出现，新教伦理的现世取向

? 神意对于此前世俗的、功利性行为的渗透

1. 韦伯坚持认为，17世纪清教徒群体身上所担纲的新教伦理，涉及一种对生活的系统的——理性的组织。

2. 尽管工作在历史上的较早时期就已经被提升至生活的中心，而且已经能够对信徒的整个行为举止进行内在的理性化，但发生于17世纪的这些发展在性质上却是全新的样式。

[圣徒的特殊生活——完全与充斥着需求和欲望的“自然”生活相分离——不再能够在遁离此世的修院团体里完成。相反宗教信徒现在必须在尘世中和在世俗事务中过圣徒的生活。这种对有组织的、受指导的生活的理性化——现在是身在尘世却仍然面向超自然——是禁欲主义新教的天职概念的后果]

3. 密切相关的是他强调在此之前的整个世俗行为，随着新教伦理的传播，怎样变得圣洁化或者“神圣化”。

这种新教伦理的性能：一方面是对抗和废除传统经济伦理，另一方面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给予积极的推动。

20xx年2月26日星期五

从新教伦理到资本主义精神

在历史原因的归因中并不存在关于决定性的分界点的“客观”程式，这并非我要做的研究。

新教伦理、传统经济伦理和现代资本主义的推动力

清教徒对待工作、财富、利润讲究条理的态度最终附着在外在于世俗世界的救赎问题上，被证明是带来变化的决定性因素。

禁欲主义的新教所引发的有组织和有指导的生活构成今天“经济人”的根基，作为这一讲究方法理性地看待生活的取向的“最一贯的担纲者”，新教徒“创造了最适合资本主义的“灵魂”，职业专家的灵魂”

资本主义精神的宗教谱系

资本主义精神的价值观构型：个人有增加其资本的责任，视工作为目的本身并要在天职中理性地和系统地履行它，无休止地赚钱（但不能享用它），视物质财富为“履行职业性天职的能力和熟练程度”的一种表现形式

新教伦理中的伦理维度在被剥夺了其合法的救赎确定性成分以及缺乏一种支撑性的宗教共同体的情况下，是如何幸存到18世纪的？

在伦理行动的宗教根源式微之前很久，清教的伦理已经有了新的担纲者：新教徒家庭。

【这些家庭的父母在教育其子女生活时，便使得新教伦理有了代际之间的传播】

《新教伦理》作为韦伯社会学的一个典范

韦伯的整个社会学是由下述期望推动的：即理解社会行动——观察者常常将其视为非理性的、荒谬的和陌生的，而一旦他的主观意义得到领悟，它也就变得貌似有理和完全“合理”

思想框架

个案研究

在新教伦理中韦伯对一个特殊个案及资本主义精神的兴起做出了因果性说明。他力图确定这一精神的宗教起源，并试图通过经验资料和逻辑论证使他的读者相信这些起源是看似有理的原因。用他的术语来说，他设法证明新教伦理构成了资本主义精神的“适合的原因”

文化的影响

《新教伦理》有力地呼唤人们注意文化价值对于行动的影响。韦伯阐释了文化的一个方面，即宗教信仰及其对经济生活的影响。即使关于市场法则的“纯粹的”目的—手段合理性行动也具有文化的方面。

《 新教伦理》主张：一种排他性地以经济和政治利益、社会结构、阶级、权力、组织或者制度为研究取向的社会学，在理论上是不充分的。

过去和现在的相互交织

韦伯认为过去与现在是互相交织的，承认历史的作用对理解现在是不可或缺的，剧烈的变迁虽然可能却很罕见。文化的力量特别地经常在经历巨大结构变迁之后仍能存活，因而能够连接过去与现在。

韦伯的理论立场是：宗教、法律、支配和经济诸领域是以不一致的速度发展的。

过去与现在的连结：社会担纲者和遗产

韦伯对新教伦理所经历的以资本主义精神为其世俗化的形式，即由家庭、学校和共同体而不是由教会和担纲的存续下来的分析，生动地刻画了来自过去的文化价值和观念延续下来的方式。

动机的常规化和升华，未预见后果的格言和诠释性理解的目标 韦伯把从富兰克林的资本主义精神到今天的“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义”的转型描述为与经济活动背后动机的一种常规化相关涉，即从价值合理到目的合理。

《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

《新教教派》较之于《新教伦理》少了不少学院气息。后者是对17和18世纪美英等国的信徒们特殊的宗教教义取向进行了历史调查，概述他们为寻求救赎而产生的内在心理动态和焦虑，检视了信仰和牧师的实践对经济活动的影响。而前者则是从另一方面考察了20世纪初美国的禁欲主义新教影响社群的方式。

“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绪论”

“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是韦伯对于儒教、道教、印度教、佛教等系列的研究”

“绪论”则是相对于前者而言的，它给我们指出了《新教伦理》以后韦伯社会学所沿循的一条重要路径。

第二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导读与总结

廉如鉴:破蛹之路——从新教伦理到资本主义精神

〔摘 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逻辑结构比较复杂，韦伯对其中的许多基本概念也没有清楚界定。时至今日，韦伯是如何看待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的？人们在这一问题上仍然莫衷一是。本文通过分析梳理书中的几个基本概念、全书的论证逻辑，指出：在韦伯看来，两者之间既不是因果关系也不是相关关系。就像幼蝉破蛹而出成为蝉的过程一样，新教伦理是广义资本主义精神的早期阶段，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它抛掉宗教的外衣，转化为富兰克林式的狭义的资本主义精神。

[关键词]:新教伦理 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行为

一、引言

马克斯.韦伯的经典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下简称《新教》)引发了学界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关系的激烈讨论。讨论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第一层面讨论的焦点是：“韦伯本人是如何看待两者之间关系的。” 由于《新教》一书论证结构复杂，而且韦伯没有对其中的基本概念作系统界定，所以人们对韦伯原意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解读。一些人认为韦伯在两者间建立的是因果联系[1]。另一些人认为韦伯在两者之间建立的是较弱的相关关系。还有一些学者甚至认为韦伯在建立两者之间相关关系时存在逻辑断裂[2]。第二层面讨论的是：“韦伯在两者之间建立的联系是否符合历史事实”。许多学者认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并不存在联系[3]，而且资本主义行为的出现早于新教伦理的出现，并非韦伯所认为的新教伦理的出现早于近现代资本主义行为的出现[4]。

毫无疑问，不论是理论意义还是现实意义，第二层面的讨论意义更大，但从逻辑关系上看，第二层面的讨论应建立在第一层面讨论的基础上。但遗憾的是许多第二层面的讨论是在没有充分澄清第一层面问题的情况下展开的。这就难免产生许多空无着落的评论。许多批评韦伯者批评的其实不是韦伯的观点，许多为韦伯辩护者所辩护的其实也不是韦伯的观点。本文则专注于对第一层面的探讨，力图通过分析《新教》一书中的几个基本概念的含义，梳理清楚《新教》一书的论证逻辑，发现韦伯关于这一问题的真实原意，为在第二层面的探讨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二、对几个基本概念的澄清。

《新教》一书的论证逻辑之所以复杂，其主要原因在于韦伯所使用的几个基本概念如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行为、资本主义精神含义复杂，韦伯本人也没有系统地界定这些概念。下面我们就着重分析它们。

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资本主义行为、资本主义组织，资本主义精神。关于资本主义行为，韦伯下了一个非常广义的定义：“依赖于利用交换机会来获取利润的行为”[5]，按照这一定义，资本主义在其他文明里，在西方的古代、中世纪都广泛存在，只不过是以传统的形式存在，它们与近现代资本主义行为的区别在于理性化的程度上[5]。韦伯没有给资本主义企业下一定义，只是对它的各种形式作了一些描述。但他明确地说：“资本主义企业与资本主义企业家（不只是偶尔从商的企业家，而是固定从事实业的企业家），乃是古已有之，而且遍布世界各地的。”

[5]。可见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企业也是一个含义较广的概念，它包括一切从事资本主义行为的组织形式。只是到了近代的西方，自由劳动之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形式才产生。

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一词的含义则复杂得多，在《新教》一书中它最常用的含义指富兰克林式的资本主义精神。《新教》一书的书名中出现的资本主义精神一词也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的。但是韦伯在书中对这一概念还有其它用法。1、由于行为总是与一定的精神、意义相关联（这是韦伯的“理解社会学”的基点）。那么遍布各个文明并且古已有之的传统资本主义行为背后就有一种传统的资本主义精神，它一般性地肯定通过交换获取利益的行为，但是它和各种传统

习俗观念混合在一起，没有彻底地理性化。韦伯所例举的欧洲纺织业传统的放利人就是这种精神的承载者[5]。2、新教伦理与富兰克林式的资本主义精神都被韦伯视为和“传统精神”相对立的“资本主义精神”，它是推动近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力量。这种广义近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与传统资本主义精神的区别在于：它并非一般性地肯定通过交换获利的行为，而是认为，人是为了无限的利润而赚钱，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生活需要而赚钱。赚钱成了生活的中心任务，它要求人们彻底抛开传统习俗和观念，完全在效率理性的支配下去经营事业[5]。传统资本主义精神在全世界是普遍存在的，但广义近现代的资本主义精神却是一种非常独特、仅在近代西欧才出现的精神现象。可见资本主义精神在韦伯那里有三种形式：传统资本主义精神、新教伦理、富兰克林式的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精神一词的含义如图所示：

传统资本主义精神和广义近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区别在前面已谈到，新教伦理与富兰克林式资本主义精神的区别在下文有详细论述。

三、近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最初只能以基督教禁欲主义的面目出现

《新教》一书的核心内容是描绘出一个西方近现代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线索。这一线索就构成了韦伯这本书的论证逻辑。在澄清了以上几个基本概念的含义后我们就可以梳理这一逻辑结构。

韦伯通过对古今各种文明历史的考察认为，资本主义行为、资本主义企业广泛存在于各个文明、各个历史时期。但西方古代和其他文明中的资本主义理性化程度很低。具体地说：1、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行为与政治军事等行为还没有完全分开，还有很强的投机性、非理性因素。2、传统资本主义企业缺乏近现代资本主义企业特有的性质：建立在自由雇用基础上的理性化生产组织。

那么，传统资本主义是如何转化为近现代资本主义的呢？韦伯认为首先是出现了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精神，与传统资本主义精神相比，它把赚钱视为人生的目的，而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它完全踢开了传统习俗、观念的羁绊，在彻底的效率理性指导下从事生产经营。正是在这种新资本主义精神的推动下传统资本主义产生了革命，跨入近现代资本主义阶段。韦伯通过对欧洲纺织业经营方式变化的描述来形象地表现这一过程[5]，他指出：“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额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表现出来，它就会创造出自己的资本来作为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相反的情况则是违背事实的。”[5]，那么这种新的资本主义精神是如何出现的？鉴于欧洲中世纪的许多地区存在大量的资本主义经济（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许多人自然认为，新的精神是在这些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酝酿出来的。韦伯则坚决反对这种观点。他举了一个非常有力的对比例证：十四、十五世纪的佛罗伦萨和十八世纪宾夕法尼亚。韦伯指出前者具有很大的资本主义经济规模，但缺乏典型的新的资本主义精神，后者资本主义规模虽远远小于前者，却充满了新的资本主义精神。他说“这些观念的起源（注：新资本主义精神）及历史比那些持上层建筑说的理论家们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资本主义精神为了取得统治的地位，必须同各种敌对力量的世界进行搏斗。”[5]。这就是说，新观念的确立当然离不开经济、制度背景，但主要是观念斗争的结果。在最初阶段，新观念显得既违反人性情理，又为传统伦理和天主教教义所不容。“从个人幸福的观点看，它表达的这类生活是如此的不合理性：在生活中，一个人是为了他的事业才生存，而不是为了他的生存才经营事业。”[5]“但是正是这一点在前资本主义时期的人们看来是那样地不可理解，那样地神秘莫测，那样地猥贱下流，那样地可憎可鄙。在他们心目中，每个人毕生工作的唯一目的，即是让自己钻进一个负载着大量金钱和财富的坟墓中去。而这一切只有当作某种反常本能，即拜金欲的产物才可以说明。”[5]在韦伯看来，由于十五、十六世纪的欧洲在宗教笼罩之下，这种很难获得人们理解同情的新观念必须依靠新的宗教背景才能战胜强大的传统天主教伦理观念。因为，如果它不是通过某种宗教的形式表达出来，如果它不附着宗教的神圣意义，就根本不能在当时的欧洲立

足。韦伯指出：“只有当资本主义与近代国家日益强大的力量联合恰来的时候，它才得以摧毁中世纪经济生活准则中那些陈旧腐朽的形式。我们暂且还可以说，在近代资本主义与宗教的关系上大概也是同样的情形。”[5]

以加尔文宗为代表的新教就承担起这个历史任务，通过残酷而旷日持久的宗教斗争，新教在欧洲的许多地区战胜天主教并发展起来，以新教伦理面貌出现的新资本主义精神就在人们思想中扎下根来并推动资本主义行为快速发展，使欧洲社会迈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因此我们说，新教伦理就是近现代资本主义奠定阶段的精神支柱，是近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早期阶段。

韦伯关于新的资本主义精神起源的看法鲜明地体现了他的多元历史观。历史是由经济、政治、宗教、社会习俗等等因素组成的。历史的发展总是由这些因素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决定的。单纯的某一因素不能作为解释历史的基础，他反对经济决定论，同时反对宗教或文化决定论。他说：“我们必须消除这样一些想法，即宗教改革，作为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或许可以从某些经济变革中推断出来。无以数计的历史经验，特别是纯粹政治的发展过程不能归结为经济规律，也不能用任何一种经济原因所解释。它们必须共同发挥作用才能使新教派得以幸存下来。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根本不打算坚持这样一种愚蠢的教条主义观点，即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仅仅是宗教改革的某些作用的结果。甚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宗教改革的造物。”[5]

四、新教伦理是如何具体容纳近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

从《新教》一书的第三章开始，韦伯详细讨论了新教伦理的内容、教义基础。具体展示了它们是如何为新资本主义精神提供伦理与教义基础的，从而论证了他的新教伦理是近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早期阶段的思想。

新教的核心观念是天职观，它一方面取缔了天主教遁世隐修的意义，一方面把人们的视线转移到现实世俗生活中。“这样，职业思想便引出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义：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实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5]。在否定了遁世苦修后，天职观包含两种对职业的可能态度。一种是路德宗的态度：“个人应当永远安于上帝给他安排的身份、地位和职业，把自己的世俗活动限制在生活中既定的职业范围内??把绝对地顺从上帝与绝对地安于现状等同起来。”[5]。另一种可能的态度是加尔文宗的：“从事职业是上帝安排的一项任务，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上帝安排的唯一任务。”[5]。个人应该积极地运用上帝赐予的能力、积极努力工作，增加上帝的荣耀。前一种态度还是传统的，对资本主义行为没有太大的促进意义。后一种态度才是推进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力量。所以说，天职观不会直接产生积极的资本主义的精神，还必须对天职观作进一步的积极的类似加尔文教的解释。

天职观使教徒从遁世隐修转而投身现实生活，加尔文宗的预定论则极大地强化了赚钱与节俭两个生活原则。但单纯的预定论也可能产生两种相反地对待世俗职业的态度。一种是消极无为的态度：既然上帝早已决定了谁将被救赎，谁将被罚入地狱，人的行动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那么，最自然的反应就是：放弃一切努力，完全顺其自然地活着，静候上帝对自己的安排。另一种是加尔文教的积极态度：“一切生活现象皆是上帝设定的，而如果他赐予某个选民获利的机缘，哪么他必定抱着某种目的，所以虔信的基督徒理应服膺上帝的召唤，要尽可能地利用这天赐良机??你必须为上帝勤劳致富，但不可为肉体罪孽如此。”[5]。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加尔文教选择了后一种解释？原因有二：其一，在加尔文宗看来，上帝的选民在现实生活中与被罚入地狱的人毫无外在差别，“但只有一个例外，就是，被罚入地狱的人缺乏那种使人期待的‘决定性’，那种对上帝的笃信不疑。”[5]但这里的信仰不是路德宗那种纯内向的情感性虔诚，而必须表现为一种增添上帝荣耀的行为，“信仰必须以其客观效果来加以证实，以便为这‘唯一的确定性’提供一个基础。”[5]所以善行虽然不能用来产生救赎，但它是选民的标志，为了表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加尔文教徒必须努力劳动，创造出自己是选民的标志。其二：预定论在历史上存在许多形式，逻辑上绝对严格的预定论必然会产生一个非人性化的上帝，这会与上帝至善的德行产生矛盾。因此历史上的许多预定论面对这一矛盾软弱下来，不能贯彻到底。而加尔文则坚持逻辑上绝对的预定论，并通过如下方式克服了对上帝非人性化的非难。“随着这一宗教思想的逻辑一致性的不断增强，这一教令的重要性也因而得到不断发展，其全部意义在于上帝，而不在于人??以尘世的公正与否

的标准来衡量上帝的最高旨意不仅是毫无意义的，而且是亵渎神灵的。”[5]。这种绝对化的预定论认为上帝不仅决定了这个世界的过去和现在，而且也决定了未来，安排了每个人的生活行为。在这一教义背景下，教徒意识到，自己未来的每个行动都有着两面性：它既是自己的选择，也是上帝的安排。如果自己有着坚定的得救信仰，并系统地控制自己的生活，不放任肉欲，把自己作为上帝的工具来增添他的荣耀。这说明上帝就是如此安排自己生活的，自己就是上帝的选民。可见，加尔文宗的预定论之所以没有产生消极后果反而产生了积极的赚钱与节俭行动的原因在于加尔文对“唯一的确定性”的理解和其预定论的绝对性。至于“证据危机”产生的极度焦虑感、个人孤独感、因失去通过忏悔方法缓解心理紧张而产生的苦闷感的作用主要是强化这种入世基调，使教徒的更加严格地遵循入世禁欲主义要求。所以麦金农否认“证据危机”[3]并不能从根本上否认韦伯的论证逻辑。更何况进一步的文献研究指出麦金农否认证据危机是极其草率的[3]。

韦伯认为宗教的理性化在加尔文教这里达到了逻辑结局。这里的理性化有两个含义：1、基督教的神学基点：上帝万能至上在逻辑上彻底化了，这必然导致绝对的预定论和绝对的“神恩独作”，必然摒弃各种达到拯救的手段的魔力，使传统的基督教彻底“去魅”。2、基督教实现了对教徒生活全面地、系统地控制。教徒生活围绕着宗教的终极目的完全理性化了。

五、新教伦理转化为富兰克林式资本主义精神

有了新教伦理——这一早期近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支撑，资本主义在行为层面上更理性化了、企业组织层面上也出现了自由劳动基础上的理性化组织形式。资本主义终于跨入近现代阶段，但高度理性化的资本主义必然最终导致与新教创立者们主观目的完全相反的客观后果。高度理性化的资本主义具备传统资本主义无法想象的创造财富的能力，而巨大的财富则诱惑人们越来越远离宗教，韦伯引用了卫斯理的这样一段话来描述这一过程：“我感到忧虑的是无论何处，只要财富增长了，那里的宗教本质也就以同样的比例减少了，因而我看不出就事物的本质而论任何真正的宗教复兴如何能够长久下去，因为宗教必然产生勤俭，而勤俭又必然带来财富。但是随着财富的增长，傲慢、愤怒和对现实的一切热爱也会随之而增强。”[5]。这一过程在社会现实上的表现则是：“最忠实的清教徒属于正在从较低的社会地位上升着的阶级，即小资产阶级和自耕农，而在受恩宠的占有者中，甚至在贵格会教徒中，却经常可以发现有抛弃旧理想的倾向。”[5]

这时，寻求上帝的天国的热情开始逐渐转变为冷静的经济德性，宗教的根慢慢枯死，让位于世俗的功利主义。就这样新教伦理精神褪去了宗教的终极价值，转变为富兰克林式的资本主义精神：人完全被赚钱的动机所左右，获利不是作为灵魂救赎的手段而存在，反而一跃成了目的本身。这种资本主义精神“其根本要素与我们这里所表明的清教世俗禁欲主义的内涵并无二致，只不过它已没有宗教的基础。”[5]

在近现代资本主义早期，富兰克林式的没有宗教理想为其提供合法性的精神观念肯定无法在天主教世界立足，但这时的资本主义已大获全胜，它已无需借用宗教来战胜传统观念，它的内在逻辑强迫每个人建立起适应它的生活态度。“今天这些条件正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决定着降生于这一机制之中的每个人的生活，而且不仅仅是那些直接参与经济获利的人的生活。也许这种决定性作用会一直持续到人类烧光最后一吨煤的时刻。”[5]“当竭尽天职已不再与精神的和文化的最高价值发生直接联系的时候，或者，从另一方面说，当天职观念已转化为经济冲动，从而也就不再感受到了的时候，一般地讲，个人也就根本不会再试图找什么理由为之辩护了。”[5]韦伯甚至认为此一社会逻辑将不可避免地把人类社会带入这样一个最终境地：“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5]

六、总结

以上就是韦伯对近现代资本主义发生发展过程的描述，这也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建立的逻辑构架。

通过对这个逻辑构架的分析，我们看到，在韦伯那里，新教伦理精神是广义的近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发展的早期阶段，它把理性赚钱和消费节俭视为达到灵魂救赎的手段，在宗教理想的支持下打破天主教思想观念的束缚，推动近现代资本主义大步前进，创造了旧传统下人们无法想象的巨大财富。但同时它产生了新教创立者没有料到的后果：财富从一件教徒可以随时抛弃的斗篷变成了一个不可撼动的铁笼。它使宗教的目的被渐渐淡化，手段性的赚钱与节俭成了目的。就像幼蝉破蛹而出，抛掉蛹壳成为展翅高飞的蝉一样，新教伦理退掉基督教的外壳，变为富兰克林式的狭义的资本主义精神，即韦伯在《新教》书名中所指的资本主义精神。如果我们对因果概念持一种相对模糊的理解，把一个人的儿童时期视为他的青年时期的原因，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原因，当然不是唯一的原因，更不是形式逻辑意义上的充分必要条件。再次强调，本文的这一观点是对韦伯原意的分析，不是在作者说的第二层面上的讨论，希望本文作的工作对第二层面的讨论提供一个较为坚实的基础。

从韦伯的整体思想脉络看，他把理性化视为近现代西方文明的主要特征，近现代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法律生活、宗教生活、科学艺术生活都走上了理性化的道路。而由于宗教生活在十五、十六世纪的欧洲居于社会生活的中心位置，宗教生活的理性化就成为近现代西方文明理性化的一个核心环节，由它带动了其他理性化的过程。韦伯的《新教》一书就具体论证了一个宗教理性化过程带动经济生活理性化的过程。当然韦伯也清醒地看到：理性主义是一个由各式各样东西构成的完整的世界，理性化在不同生活部门的发展不是并行的，对于各个理性化过程在不同国家的具体历史情境中的关系，需要具体分析。[5]

[参考文献]：

[1]、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2]、王水雄.亲和性机制或“虚假”命题.社会学研究.2001（2）

[3]、哈特穆特·莱曼 京特·罗特.韦伯的新教伦理由来、根据和背景.辽宁教育出版社[M].2001

[4]、张晓群.新教伦理诞生了资本主义？.书屋.2003(4)

[5]、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

[6]、马涛.韦伯理论理解中的一个误区.同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4)

[7]、奥尔森.基督教神学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 廉如鉴，男，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心理学、社会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