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创作《文心雕龙》历程的启示
初读刘彦和之《文心雕龙》，只觉其文均用骈文偶文写就，文字艰涩难解，加上用典繁多而古奥，实不知其所云，唯有以“无法读懂之天书”喻之。故在此，我就其创作历程谈谈个人的一点感受。
《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座丰碑，它以开拓性、创造性的理论造诣，奠定了自己在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地位。《文心雕龙》的诞生，是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在理论上走向成熟的重大标志。
冰心说过：“成功的花，人们只惊慕它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它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那么，成就如此卓绝的《文心雕龙》，其创作背后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我们又能从中受到什么启发呢？
第一、无论做文章，还是做学术理论研究，关键不在出身，而在于：首先要精心研读，消化吸收前人的理论精华；其次要寒窗苦读，孜孜不倦的夯实其文学功底，提高其文学修养。
刘勰的家世，本传称“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宋书·刘秀之传》称刘秀之“家贫，求为广陵郡丞”。又说他是“刘穆之做琅琊内史府的主簿，是宋高祖的心腹大臣”。他自称“家本贫贱，瞻生多缺”。刘裕上表称他“爰自布衣，协佐义始”。可见和秀之都是出身素族。刘勰的“父尚，越骑校尉”。当时的士族，在经济上有田园别墅供其享受，在政治上可以“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南齐书·褚渊王俭传论》）士族做官，担任清要之职，像秘书郎、著作佐郎，很快可以升迁；或黄门侍郎和散骑侍郎，所谓“黄、散之职，故须人门兼美”（《陈书·蔡凝传》）。因此像刘秀之的求为郡丞，穆之的任主簿，刘尚的任越骑校尉，都不属于士族入仕的清要之职，也可见刘勰一族是素族而非士族。刘勰家贫，“依沙门僧佑，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他的《文心雕龙》写定后，装作“货鬻者”去干求沈约，这些也显出他是素族寒门。
所以，我们大致可以断定，他曾和著名的佛教徒僧佑同住在定林寺里；他一面协助高僧整理佛经，一面自己也读了许多古书。他读的书具体都是哪些，固然无从考证，其中肯定有佛教著作，但从《文心雕龙》看来，他读的更多的却是儒家经典和历代文学作品。
以上就是刘勰大概的生平以及他的生活状况。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苦读了十几年书，“博通经纶”，对佛教著作、儒家经典、诸子百家、诗骚辞赋，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如果他本人没有前人的理论可供借鉴，光凭他自己的思考是无论如何也得不出书中那些精辟的结论的。
第二、无论做文章，还是做学术理论研究，必然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要提出创造性的理论观点，而不是单纯的借鉴，更不是人云亦云，甚至抄袭。
刘勰精通佛学佛理，但他在《文心雕龙》中却发展儒家古文经学派的唯物因素，摆脱了佛学佛理的唯心主义学说。这里并不是说佛学对《文心雕龙》的创作没有积极作用。从书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他正是从佛学思维缜密，论证严密等立论有据的推理中吸取了不少营养，从而使得《文心雕龙》这部著作写的更加精密严谨。
但那时的文学创作正处于非自觉时期，文学的样式是诗乐舞三位一体的，这些是学者们考证得出的结论。那些口头相传的文学以及后代典籍中零星存在的只言片语只是向人们透露些初始的文学样式和文学信息，至于文学理论的创作是不大可能有的。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学术时尚出现了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这个时代各家学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极大地促进了各家思想学说理论的发展。秦汉以后，关于文学理论的论著多了起来。历代史家文学家常常通过自己在阅读过去的作品吸收前代成果并提出自己的新见解和评论，表达自己对文学的各种意见。这就有力的促进了文学理论向着系统化发展。更要紧的是：魏晋期间出现的曹丕了《典论·论文》和陆机的《文赋》。他们都是关于文学理论的重要著作；前者为文学自觉吹响了第一声号角，奠定了文学批评的基础，后者也为这种研究提供了文学创作的理论，他们都给刘勰的创作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源本并直接影响着刘勰的创作。此外曹植与杨德祖的书信、左思的赋文、挚虞的《文章六别论》等作品中都有所提及文学批评和创作的一些问题，这些作品明显地为刘勰创作《文心雕龙》提供了巨大帮助。
这样，刘勰从南朝以前一千多年中，很容易就能吸收无数思想家和文学家的精神营养，而后又加之自己的取舍熔裁，通过数十年呕心沥血的创作终于完成了《文心雕龙》这部理论巨著。
纵观《文心雕龙》全书，它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但他所论述的诸多方面都与前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地方进行了革新，有的进行舍弃，有的地方又加入了自己的见解。总而言之，《文心雕龙》的创作是有其客观必然性的，它的出现正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刘勰通过自己的文学禀性和卓越的才华，在刻苦努力的前提下，终于完成了这部理论巨著，这本身就足以使人惊叹！由此可见，任何一次成功都无法割舍与历史千丝万缕的联系，都绝对少不了创造历史者的辛苦劳动和超人的智慧。尽管《文心雕龙》一书有不少的借鉴痕迹，他的独创性是意义重大的，我们不能因此就抹煞他的巨大价值。
第三、无论是做文章，还是做学术理论研究，要摒弃世俗的功利，保持一颗平常心，经典之作并非只求受宠于某一时或某一世，而是历经沧桑，方能彰显其万丈光芒。
刘勰的《文心雕龙》，约在齐明帝建武三、四年（公元496—497年）写定以后，人们对它的评价是跟着文学风尚的不同而变化的。刘勰把《文心雕龙》自荐给沈约，沈约看了，“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粱书·刘勰传》）。只可惜沈约对于文学的看法注重音律，因而只推
重刘勰的《声律》篇，但《声律》在本书中不属于“文之枢纽”,不是主要部分，所以沈约没有真正估价《文心雕龙》。后来，刘勰事从梁昭明太子萧统，“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本传）。然而萧统对文学的看法，把经、子、史都排斥在文外，对刘勰把经子史都纳入文中自然无法赞赏。所以本书在南北朝时代并没有取得它应有的地位。
到了初唐，论文不再受到萧统排斥经子史于文外的拘束，看重史文，骈文还受到推重。于是刘知畿在《史通·自序》里称：词人属文，其体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异彩。后来祖述，识味圆通。家有诋诃，人相**，故刘勰《文心》生焉。”这才看到刘勰识解的圆通，能够赏识文学的甘辛丹素，对这本书的认识进了一步。到了中唐，韩愈、柳宗元发动古文运动，虽然原道、征圣、宗经的主刘勰的一致，但韩愈反对骈文提倡古文，反对骈文的声律而讲“文以气为主”。刘勰的著作是骈文，他提倡声律、对偶、辞藻，那他的著作自然不可能得到古文家的赏识了。到了晚唐，古文和骈文之争又趋于和缓。这时，人们又看到了本书的价值。陆龟蒙说：“刘生吐英辩，上下穷高卑。下臻宋与奇，上指轩从羲。岂但标八素，殆将包两仪。”（《袭美先辈以龟蒙所献五百言既蒙见和，复示荣唱，至于千字，提奖之重，蔑有称实，再抒鄙怀，用伸酬谢》）。这是唐人最推重本书的话，评价得比较全面。显然比刘知畿的称赞更为全面些。
到了宋朝，欧阳修继承韩愈发动古文运动，加上道学家重道轻文，本书又不被称赏。 到了明朝，李梦阳、何景明崛起，认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时者弗道”，“古文之法亡于韩”。于是南朝的骈文同唐宋的古文都被贬斥，这也破除了古文家对骈文的轻视，本书又受到重视。
到了清朝，本书更受重视。章学诚称：“《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也。”（《文史通义·诗话》）。又称“自出心裁，发挥道妙”（校雠通义·宗刘））
由此可见，《文心雕龙》一生大起大落，沉浮交错。且不论这些赞美的话是否恰当，当本书所用的骈文受到古文家的歧视时，它就不被重视，抛掉了这种歧视，就越来越来受到看重，越来越来看到作为文学理论上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