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谈起
沃勒斯坦在上世纪70年代提出了解释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经典理论——现代世界体系。从尼德兰的纺织声到十九世纪的枪炮声，资本主义在全球迅速扩张，以北欧为中心区向外逐层划分，将世界分为中心区、半边缘区和边缘区。其实质就是一个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边缘区、半边缘区为中心区提供生产资料、劳动力，中心区进一步通过产品和枪炮掠夺黄金白银，使各区域之间的差距更加明显。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部血泪史。从经典的“羊吃人”运动到非洲、美洲的黑奴贩卖活动，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血腥历程。在资本主义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现代世界体系也在不断的发展之中。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需要将世界各地的生产过程纳入一个社会化的分工合作之中，而其过程也是现代世界体系螺旋式发展的阶段。
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可以看出，其理论具有排他性，只包括了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扩张，没有看到世界体系多极化发展的趋势。并且更多的从文化差异的角度解读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可以想象，在世界近代史发展过程中，文化的冲突与交流是异常活跃的，不同价值体系的融合，通过和平或非和平方式凸显出现代世界的主流文化。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也在世界各地与本土文化展开激烈的交锋。当宁静的庄园被喧闹的城市搜取代时，各个种族心理上也逐步产生差异，可以通过上世纪血腥的种族清洗运动看出，资本主义的发展伴随着的是道德的沦丧和人性价值的颠覆。因此，创立资本主义并不是一种荣耀，而是文化的耻辱。
而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理论自然尤其历史局限性，其突出表现在现代世界体系与全球化发展的矛盾之中，按沃的想法是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扩张，然而当今世界却不是一个资本主义胜利的时期，只是资本主义结束了自身混乱时期。进入21世纪，越来越强调全球化的发展，无论是什么样的意识形态，都面临着全球性的趋同发展，共同性的全球化问题，用一种超越意识形态的力量将世界各地的人们凝聚在一起。当然，不可否认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里，仍然存在着许多这样那样的阶级对立与种族冲突。然而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发展，和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世界文化的发展也各显特色。随着全球性的分工与合作，世界发展也逐步走出了“马尔萨斯陷阱”。从欧洲中心论到泛太平洋地区发展，各国的；联系、交流与合作也更加密切。
在现代世界体系与全球化发展的交锋中，我们也能看到诸如环保主义、霸权主义等非传统形式的文化冲突。因此，在我们分析资本主义以及世界经济的发展时，道德因素也成为我们需要权衡的一个方面。在看待现代世界体系发展的全过程，我们不能回避道德的因素，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道德的标准也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发生了改变。判断世界体系应该有道德参与，然而这里的道德应该是运动的、变化的，不是传统的、静止的。首先道德具有很大程度的主观性，离不开人类普适的情感因素，在分析资本主义的发家史时，如果我们只是看到其剥削、压迫的一面，显然具有狭隘性。放大历史长度，资本主义将整个世界带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状态。以1800年为界，之后的机器化大生产使生产力发展以几何倍增长，人均水平也达到了全新的高度。总之，用道德批判资本主义应该是辩证的、发展的，历史的螺旋式上升过程也是资本主义必然兴盛发达的过程。
第二篇：沃勒斯坦论作为一种文明的现代世界体系
【原文出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原刊地名】京【原刊期号】199705【原刊页号】51-53【分 类 号】D7【分 类 名】国际政治【 作 者】杨雪冬【复印期号】199712【 标 题】沃勒斯坦论作为一种文明的现代世界体系【 正 文】 在全球化理论的发展中，沃勒斯坦在70年代提出的世界体系具有里程碑式的价值。这标明在西方理论界中，认识世界的方法从国家中心论转向了社会中心论。世界体系理论以不平等交换为现代世界体系形成的动力，从而构勒出中心—半边缘—边缘三层结构的世界体系图画。沃氏的世界体系理论虽然引起了理论界轰动，但也招来了各方面的批评。其中批评的重点是沃氏理论中浓烈的“经济主义”色彩以及对文化因素的忽视。在这些批评下，随着整个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变化，特别是80年代末苏东国家的剧变，大意识形态斗争的制度基础的解体，沃氏也开始反思自己的体系理论，并做出了淡化“经济主义”，纳入文化因素的有益尝试。这里介绍的是他用文明解释世界体系的一篇文章。 一、两种文明观的形成 众所周知，文明有两种意义。一种在语法上是单数形式（civiliz-ation），指的是使人更加“文明”，更少“动物性”或“野蛮性”。另一种在语法上是复数形式（civilizations）。这种用法的文明指的是世界观、惯例、结构以及文化（物质文化和高级文化）的特殊锁结，它形成某种历史整体并且与其他文明共存。这种用法更具“中立性”，有着更复杂，更微妙的意识形态暗示。 这两种用法几乎从一开始就伴随着我们，而且反映了作为一种文明的现代世界体系中两种根本性发展。也就是说，文明概念本身是一个历史产物。但是它是一种特殊文明的产物。沃勒斯坦回顾了文明的两种用法产生的历史过程。 第一种用法首先出现于18世纪中叶的两位启蒙学者的著作中：1756年法国人米拉波（Mirabeau）和1767年英国人亚当·弗格森（Fergust-on）。像雷蒙·布洛克（Ravmond Block）所说的，这个词出现得恰到好处，是一个不断发展而前途无量的概念，表现了对人类和社会不断进步的乐观和非神学的看法。总之，文明的概念反映了启蒙思想家表达的“理性和实验科学”的胜利，对他们来说，“文明主要是一种理想——在非常大程度上是一种道德理想。” 法国大革命正是在这种胜利的时刻发生的。沃氏认为，大革命有两个主要影响：第一，它不仅被视为一场“革命”，一次“社会”中的根本性结构改变，而且它使精心控制社会秩序的建构和重建的思想合法化了，这是前所未有的。而正是这种合法化
成为19世纪社会科学出现的基础。第二，拿破仑帝国第一次用实际行动体现了我们现在早已熟悉的普世化（universalizing）观念的模糊性。一方面，法国革命和拿破仑的军队被法国人和其他欧洲人视为是一种普世性观念（universal idea），准确地讲是文明的传播者，并受到欢迎。另一方面，许多欧洲的欢迎者很快地以本土“民族主义者”的姿态来反对法国“帝国主义”。因此可以说，作为政治概念的民族主义的真正诞生是在拿破仑时代。 文明的第二种用法——作为一种特殊性（Particularity） 而非一种普遍性（universality）——的基础也在这一时期形成了。因为普世主义（universalism）和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 ）这对矛盾不仅更加尖锐，而且成了作为一种文明的现代世界体系的前提和实践中内在的不可解决的问题，所以文明的这两种意思一直伴随着我们。 沃勒斯坦认为，普世主义不能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统治思想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加以全面理解。它是强权给予弱者的礼物，并且有双重束缚作用：拒绝它就是输；接受它也是输。弱者的唯一选择是既不接受也不拒绝，或者同时拒绝和接受。弱者的这种似乎是非理性的摇摆（文化上和政治上）是19世纪、特别是20世纪历史的特点。 两种文明观之间的模糊性不仅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且是涉及到科学本质的根本问题。沃氏认为现代科学观是培根／笛卡尔／牛顿式的世界观，它确信知识的力量能够认识和掌握自然，科学的力量无时无处不在。这种世界观从逻辑上容忍了单数形式的文明。因为只有那些有科学精神的人才是文明的和不断文明的。这种科学观与作为一种文明的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其基础是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对不断增加的利润的理性追求”。 启蒙运动中形成的这种科学观从一开始就引来了一些学者的担心。比如韦伯就担心理性化的世界将带来价值和信仰世界的丧失。弗洛伊德在其《文明及其缺憾》一书中更是把文明看作一种对本能的牺牲。而物理学家普里高津提出的动态和多维观则给予传统的科学观以最有力的一击。 启蒙的科学观也影响到西方社会科学基本范式的形成。这些基本范式不仅是社会运动的基本范式，而且是19世纪世界体系的产物，而在意识形态方面则深深植根于培根式的世界观之中。 沃勒斯坦认为，现在不仅启蒙科学观受到巨大挑战，而且由于世界体系处于危机之中，西方社会科学也面临着挑战。而究其根本，挑战的目标是何种文明观更适应社会的现实和未来。 二、文明观与世界体系的发展 沃勒斯坦将其在《当代世界体系》
（1974）一书中指出的三类历史体系——微型体系（mini-system）、世界帝国和世界经济作了进一步界定。从其对三者的定义中可见，显然他把文明和文化因素考虑了进来。微型体系仅仅是一种小规模的劳动分工，其中有单一的文化和政治过程。作为一类历史体系的世界体系与之相反，是更大规模的劳动分工，并且具有多种文化过程。其中的世界帝国拥有贯穿中心的政治结构，而世界经济则没有。 沃勒斯坦认为，在大约公元前80000—10000年之前，整个世界只有多种多样的微型体系。我们不知道这种体系究竟有多少，其寿命有多长，甚至它们如何运行。 从那时起到大约公元1500年，三种历史体系似乎共同存在着。由于各个种类的体系在不断消长，所以整个世界也在不断变化着。在这个时期，世界帝国似乎是“强大的形式”，这样讲的意思是它具有扩萎缩的内在逻辑。而且它比微型体系或世界经济有更长的存在时间。这个时期的历史主要是这些世界帝国的扩萎缩史。世界帝国每一次扩张，都会把周围的微型体系和世界经济吸纳进来，破坏其自主性存在。当然，一个帝国有时也会征服另一个的部分或全部，但这实际上相对少见。当世界帝国萎缩时，它在被舍弃的地区留下社会真空，从中新的微型体系和世界经济产生了出来。 大约在1500年，这种模型发生了质的飞跃。在人类历史上，世界经济第一次克服了其“脆弱性”，并且作为资本主义体系巩固下来。这就是众所周知以及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代世界体系。当这一切发生时，世界经济突然成了“强大的形式”，成了有内在动力的扩张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它在扩张的过程中，破坏了各种微型体系和世界帝国的自主性，并将其结合进来。到19世纪晚期，它的扩张已达全球范围。现在另一种质变也已发生，在地球上第一次只有一种历史体系存在。沃氏认为，文明意义上的模糊性正是在这种新条件下产生的。 单数形式的文明是主张这种新的无所不包的历史体系的人的意识形态建构（construct）。它意味着这种新体系的独特性（exclusivity）、其无所不包的本质都是不可避免和令人向往的。在这种广泛传播的语言中，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之所以代表着进步，是因为它是“文明的”。持这种看法的不仅有体系的倡导者，也有体系的主要的知识反对者。 复数形式的文明概念是对文明（单数）破坏的抵抗。这种抵抗有时以“保守”的声音出现，有时是“激进”的声音，但是目的是一致的，那就是否认这样一种假设：资本主义在其唯一的实际存在形式下——实际上由“西方”主宰的
世界经济，在道德和政治上都“优”于其他可供选择的历史体系。 沃氏认为，面对文明（单数），处于被统治地位的文明（复数）处于两难境地，既不能拒绝，也不能被其吸收。 拒绝意味着有在古风（archaisms）中被毁灭的危险；被吸收则是承认以前的落后，而且充其量也只能得到二等公民的地位。那么究竟如何走出这种道德和政治困境呢？ 三、文明的共生：走出困境的希望 沃勒斯坦认为，在这种困境下，首先要知道的是什么是我们的真正选择。他认为在只有一种历史体系存在的条件下，有三种可能。一种是，这个单一体系破碎成众多历史体系，每一种体系再一次具有了一种与其他体系分离开来的劳动社会分工。简单地讲就是重回1500年之前的情境。沃氏认为这种可能只会在核爆炸之后才会出现，但是现在已经被永远地排除了。 其他可能是把现存的历史体系转变成另一种历史体系。沃氏认为这更有可能。而且我们已经处于这一过程的早期阶段。但是，在这方面，我们仍面临着这样一些问题：存在着何种可供选择的未来？哪一种更可能，哪一种更可行，以及我们对此能做些什么？ 在存在着何种可供选择的未来问题上有众多答案。但在基本结构中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我们建构一个等级制的、不平等的、压迫型体系，就和现在这个以及以前大部分一样。另一种可能是我们建构一个相对平等、民主的体系，实现法国大革命的口号。有人把这种体系称为乌托邦，沃氏并不同意。 沃勒斯坦在这个问题上反对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把实现民主和平等的现实视为必然的观点。他说还没有事实确认这种观点。而且他不相信每个接替出现的历史体系比前者更“进步”。他尤其不相信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是在前人基础上的进步。 沃氏认为建立一种平等民主的历史体系，不仅需要提高大众意识，而且需要研究反体系运动（antisystemic movements）。在提高大众意识方面，许多学者深信随着科技和教育的发展，大众获得权力工具的能力将提高，相应“精英”的权力将减少。但沃氏在这里提醒到，这种通向新体系的技术之路仍不明朗，技术是否对这种社会选择具有无可辩驳的意义仍不确定。而过去对意识苏醒过程的研究过分重视体系支持者和反体系运动之间的政治斗争，忽视了反体系运动本身的历史、性质，可能的轨道以及内部斗争。现在应该把重点转向后者。 针对社会等级制不可避免的论调，沃氏分别批判了其两个论据。沃氏认为把等级制归结为人类不可消除的差异性是站不住脚的，无法找到确切的证据加以证明。而认
为等级来自所有复杂过程中协调的必要的观点低估了（实际上是忽视了）人类集体智慧。人类的社会性只是一个非常新的生物现象，还不足以使人宣称复杂性只能靠等级协调。沃氏相信，凭借人类的适应力，一定会创造出一种既复杂又平等的历史体系。 沃勒斯坦认为创造未来的希望存在于反体系运动（广义上）中而非国家机制中。而创造未来的过程则是一个不断摸索的过程。他说：可能我们应该破坏，而不是修补破坏的结构，这些结构会成为装旧酒的新瓶。可能我们应该发展动员和实验的运动，而不是试图发展在世界体系的权力结构中运行的动力。可能我们应该小心行进在不确定的未来中，只需记住前进的方向。可能我们应该经常重新评价我们所做的是在破坏一个不平等的体系还是加固着它。 尽管如此，至少我们清楚多种文明在这个破坏过程中的作用。它们实际上是重要的反体系运动的核心。我们有它们比没有它们破坏得更快。尽管摧毁现有的体系前途曲折，但是现在的时机非常难得。沃氏认为，要用我们的行动鼓励这种分化的过程，而且要创造出一种新的方式，使两种文明概念上的差异不再具有社会影响。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as a civilzation 一文被收录于Ge-opolitics and Geoculture 一书中，该书于19xx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100032） （责任编辑：苑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