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30年代是美国大众报刊的萌芽时期，先是纽约四大美分报出现并相互之间竞争，到在约瑟夫·普利策的影响下新式新闻业的兴起。后来美国报业引发了一场“黄色新闻”浪潮，其影响直到今天还在报界发挥着作用；与上面这条历来争议颇多的新闻业潮流相对的，则是这一时期报纸所发挥的“人民的斗士”的功能，美国新闻界著名的“黑幕揭发时代”随着记者们被称为“扒粪者”而拉开序幕。
埃默里父子在《美国新闻史》中论述这段历史时非常的热情洋溢。这一时期的美国结束了南北战争，巨大的新生力量：如火如荼的工业化、机械化和城市化带来了全面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变革。美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巨大的转型期，在政治领域领导层无法胜任所要完成的使命，在经济重建方面也遭遇到不小的危机，工业化和城市化也带来了贫富差距等许多社会问题，很多有重大意义的新闻显现出来，这一切使得新闻业有理由开创有关新闻报道和社论表达的新方法，不再像原来那样作为某一政党的喉舌，而是追求独立性。独立性正是这一时期报刊区别于政党报刊的显著特点。到普利策的《纽约世界报》出现时，办报纸已经被认为是一项重要的事业。报纸有了不同于以前的性质和外观，它在大众中产生的影响也是前所未有的：一种新式新闻业出现了。
与美国社会一样，这一时期也是美国报纸转型的重要时期。在美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大潮下，新兴的大众化报刊自负盈亏，为了经济利益或者避免成为政党的喉舌而需要吸引大量的受众以扩大发行量。这便意味着报纸需要更加的通俗化。埃默里父子在说到这一现象时，采取的是一个辩证的立场，他们认为在当时经济萧条的情况下，大众化报纸要生存下来，通俗化是必须的，“更大的标题、更可读的故事、照片和颜色的点缀，都可能使报纸的面貌焕然一新。”他承认这些技巧是实用而有效的，但同时这也可能仅仅用来强化煽情主义而对新闻本身造成损害，19世纪90年代出现的“黄色新闻”就是证明，这种没有灵魂的新闻思潮席卷了当时大多数报纸，并且现代新闻事业也一直受到其遗风的影响。赫斯特是这股“黄色潮流”的引领者，他的《新闻报》由于大胆采用粗劣的黄色新闻，销量持续上升，获得了令人争议的成功。普利策的《世界报》作为那个时代典型的大众化报纸，也同样不可避免地受到煽情主义的影响，他旗下的《星期日世界报》就因为煽情主义和伪科学报道而使报纸的名誉受到大大的损害。普利策本人也并不反对用人情味报道和煽情故事来获得高发行量，并认为在发行量扩大后就可以通过吸引读者关注社论栏和公共事物栏的新闻报道来营造健康的公众舆论。《新闻报》和《世界报》的成功证明了煽情主义作为一种技巧是非常有用的，但却不能将其成功仅仅归于煽情主义，普利策注意有噱头和煽情性特稿的同时扩大篇幅以便继续保留严肃而重要的报道和言论。他的成功还在于洞察变化中的社会需求和读者需求。
这似乎是报纸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在当下的中国，报纸的通俗化也在进行着。通俗化常常跟庸俗化或者恶俗化联系在一起，似乎三者之间并没有区分。有些报纸为刻意追求通俗或故意或不知不觉走上了黄色新闻的老路：刊载耸人听闻的消息或名人极其细致的八卦，对引导公众健康风气毫无助益。今天的中国也处于一个转型期，市场经济发展，报纸也在某种程度上被纳入了市场经济体系中。报纸不再像以前一样只作为党的喉舌而存在，社会中人民对信息的需求发生了变化，报纸需要适应这一需求。比如随着百姓对民生问题的关注，国内的都市报纸越来越注重报道与百姓生活有关的新闻或政策，但同时，由于商业化和市场化的刺激，也出现了不少仅仅为经济利益考虑而忽视大众传媒文化功能的媒体。满足受众的需求并不等于迎合受众的需求，需求一旦过量就变成了欲望，而人的欲望是无限的，报纸不可能去一一为其实现。正如埃默里父子说论述的，通俗化是必须的，这意味着人们不再想要接受报纸上政党的说教，而需要更多与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或者是用人们所喜闻乐见的方式来报道，富有人情味的报道不管在当时还是现在，美国还是中国都是值得提倡的。这种通俗化可以通过标题的形式，报道的讲述方式，图片和色彩的使用以及排版技巧来实现，而
不需要内容的意味恶俗。在中国的媒介史上，有过相当成功的例子，比如邹韬奋的《生活》周刊，便是一份通俗化又极具教益的刊物。大众传媒具有环境监测的功能，有人会将报纸的庸俗和恶俗化直接归因于社会整体的浮躁，而报纸只不过是据实反映。的确，有许多足够吸引眼球的事件报纸也大篇幅的对其进行报道，只因为这件事在社会上很红很热，比如“小月月”、“大小恋”，一发生便充斥着媒体版面，但这类事件的意义只值得小小一篇短新闻而已。
在《美国新闻史》中，尽管普利策也不能脱俗于煽情主义，埃默里父子还是毫不吝惜的给予了他许多赞美：充沛的精力、敏锐的新闻嗅觉、善于接受别人的意见。他更加看重的是他的精神：报纸将永远为争取进步和改革而战斗，决不容忍不义或腐败；永远反对一切党派的煽动宣传，决不从属于任何党派；永远反对特权阶级和公众的掠夺者，决不丧失对穷苦人的同情；永远致力于公共福利，决不满足于仅仅刊登新闻；永远保持严格的独立性，决不害怕同坏事做斗争，不管这些事是掠夺成性的豪门权贵所为，还是贪婪的穷人之举。
当时美国有的大众化报刊有着和普利策的《世界报》一样的两面性：一方面，采用煽情新闻和耸人听闻的消息；另一方面，或者真正希望打击社会不公，或者将这种讨伐当做吸引读者的资本，报纸努力营造一个“人民的斗士”的形象，为人民争取权利。美国工业革命所引起的托拉斯的产生，经济权力集中于少数人、工人和农民收入不足，政界和企业界的腐败等问题都给报业提供了许多新闻。受到埃默里父子赞誉的《世界报》因为长期重视社论版，显然是讨伐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就连赫斯特也在其《新闻报》上旗帜鲜明的支持工会，发表了人情味特稿、图片和漫画，希望成为“人民的斗士”中的一员。这与当时美国杂志界一起开启了“揭黑时代”。斯克里普斯也是其中的一员，编辑精细的消息、人情味特稿、大胆的新闻报道、对地方改革的关注以及坚决战斗的独立社论是他的办报模式。但是虽然他一直具有一种抗议资本主义的精神，希望为工人说话，但在言论里他又表现的像个资本家，同时他的报纸得到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支持，但这些人正式他所竭力回避的人。
感觉这是报纸中特别是社论中普遍存在的矛盾状态。观点并不能为读者接受，为人民说话而人民其实看不懂，或者报纸的主办人就算想为百姓说话，但由于社会阶层的不同而不能真正理解人民想要什么，因此到最后可能并没有达到效果。报人都是一些把握时代脉搏，对社会走向极其敏感的一些人，代表的是精英的观点，所以美国的《纽约时报》、中国近代的《大公报》和当代的《南方周末》为什么很成功，可能除了其负责任、提供严肃的新闻和社论、关照时政唤起公众舆论外，还因为同为精英阶层的发言人和读者之间存在的良性的互动关系。就像埃默里父子说的：“在报纸的读者中，能够接受爱德华·怀丽斯·斯克里普斯、约瑟夫·普利策以及与他们水平相当的同时代人物社论观点的人也为数不多。然而，在美国历史上的关键时刻，当需要唤起公众舆论来保证经济、政治的进步和一种更公正的社会模式时，新闻和文学起到了他们的作用，并从中产生了有影响的领袖人物。”这才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