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峭壁边缘》读书笔记

金融1111 1103110243 陶彦宇

曾经一次偶然机会读过《峭壁边缘》，而今，我再次拿起了《峭壁边缘》。有了金融市场课程的理论基础，再读这本书的时候看不懂的部分已大大减少，对2007-20xx年那场危机的认识也深入了许多。

保尔森作为华尔街银行家出身的财政部长，同时也是一个共和党人，信奉政府不干预市场行为的信条，是自由市场主义的坚定拥护者。但是，随着《峭壁边缘》这本书的展开，当次贷危机已经铺天盖地华尔街已经越陷越深的时候，保尔森痛苦的意识到，自由市场主义可能已经无法挽救病入膏肓的金融体系。是坚持自由市场主义的信仰，还是挽救已经滑到峭壁边缘的金融体系？保尔森面临着抉择。当08年3月危机缠上贝尔斯登的时候，保尔森让贝尔斯登自己寻找买家，这是私人经济部门在自由市场主义框架下的自救，最终贝尔斯登与摩根大通达成交易；9月雷曼陷入困境，保尔森力促巴克莱收购雷曼，甚至召集华尔街各银行联合为雷曼的有毒资产出资以促成交易，尽管最终因英国监管部门的否决而功亏一篑，但这仍是保尔森在自由市场信仰下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接下来的美国银行收购美林，保尔森领导下的财政部仍未出手??然而，当雷曼破产，危机由个体蔓延到整个金融系统，甚至连GE这种制造业的翘楚都受到影响的时候，保尔森发现，自由市场主义已经无法自救。为了挽救危如累卵的金融体系免于崩溃，保尔森所代表的美国政府不得不出手干预市场，保尔森的“火箭筒”该开火了。于是才有了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有了国会山上民主共和两党就如何救市的激烈交锋，有了政府接管“两房”，有了财政部向系统重要性银行注资??我无意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歌功颂德，尽管这在我国司空见惯，我只想说，保尔森的干预行为，是在极端情况下做出的不得已选择，因为两害相权不得不取其轻。保尔森清醒地意识到了这种干预行为存在的道德风险，因此在干预的过程中无时无刻不把保障纳税人的利益作为行动的指引，并且在书的《后记》中建议通过“程序性预防机制”来抑制道德风险。我想，这种“程序性预防机制”应当是指采取干预措施前必须取得国会的特别授权。这种对于权力的“敬畏”，或者说是在权力面前的自我约束意识，尤其值得我们借鉴。

曾经是投资银行家的保尔森没有意识到20xx年美国房市回落、次贷违约率直线上升的风险么？从书中看，保尔森意识到了，但却认为这个风险“很大程度上是可控的”，因为他

错误的估计了次贷的规模（“最坏的情况”3000亿美元作用）。而犯这个错误的原因便是忽略了房地产泡沫膨胀期间住房抵押贷款的恶劣质量。为什么如此重要的一个问题会被忽略呢？保尔森把它归咎于原本用来分散风险的金融衍生产品。既然债权人通过CDO和CDS可以把债务人的违约风险完全转移出去，债权人也就无需再关注债务人的信用情况。

为什么次贷违约率的上升会在金融系统内掀起如此轩然大波？我认为可以归结为两个原因：一是金融机构的杠杆率过高；二是金融机构拿短期借款来投资房地产这样的低流动性资产。当市场年景好的时候，高的杠杆率可以为金融机构带来可观的收益，但当市场突然转坏，杠杆也会将金融机构的损失放大。随着房价的下跌，贝尔斯登的对冲基金便成了最早的牺牲品之一。金融机构拿短期借款投资房地产，为的是获取更高的收益，因为短期借款成本更低。具体而言，投资房地产是通过购买CDO这样期限较长的衍生产品来实现的，但同时也带来了“期限错配”的问题。当市场发生恐慌时，短期资金往往被最先抽走，进而使借短期资金的金融机构发生流动性危机。

为什么危机会最先从投资银行而不是商业银行爆发？因为同投资银行比，商业银行拥有更高的安全保障：商业银行主要从事储蓄和贷款业务，美联储可以充当商业银行的最后贷款人，在商行发生挤兑的时候提供资金稳定市场。而投资银行则不同，它由证券交易委员会监管，美联储无法为投资银行提供融资工具，而证券交易委员会同样无法为投行提供融资。这也就是为什么危机之后硕果仅存的高盛和摩根士丹利会转变成为银行控股公司的原因。商业银行抗风险能力高于投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商行的融资依靠存款，而投行的融资却主要依靠债券回购。当市场形势恶化，参与者对回购担保品或者交易伙伴的可靠性丧失信心时，没有人愿意再进行交易，投资银行的融资渠道会迅速枯竭，而且枯竭的速度令人瞠目结舌，保尔森在书中写道“在这个星期之初，贝尔斯登手中还有大约180亿美元的现金，现在只剩下2亿美元左右”。坦白地说，在这次重读《峭壁边缘》前，我没有意识到信心会对市场产生如此巨大的作用。

正如我在前面所阐述的，保尔森对金融体系的救助方案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私人部门之内的互相救助；第二个阶段则是政府出面主导的救助。私人部门之间的互相救助仅在个别金融机构发生风险的时候可以使用，但当风险由个别机构扩散到整个金融体系时，只能由政府出面主导救助活动。政府的救助活动其实又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方案：一个是银行资本重构计划，另一个是股权注资，或者说，某种意义上的“国有化”。具体而言，银行资本重构计划是“斥资不超过5000亿美元从银行购买非流动性的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以便清理他们的资产负债表并鼓励借贷”。这个方案似乎有点像我国对四大国有银行不

良资产通过资产管理公司进行剥离的处置模式。在这一方案中，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持有人由银行变为政府，除了清理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外，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好处，那就是政府可以主导对已经违约的房贷进行展期，或者变更还款条件，使房贷借款人不至于丧失房产赎回权，这一措施符合美国政府一直以来提倡的居者有其屋的“美国梦”计划。当然，如何对已经通过证券化高度分散的房贷进行展期是随之而来的另外一个问题。资本重构计划中，银行和政府间是卖和买的关系，政府通过市价购买问题资产，并不去过多干预银行的经营。但这一方案也有不足，那就是实施起来需要太长的时间。而危机在金融系统中的恶化速度已不允许保尔森采取这一方案。对于股权注资方案，它最大的优点即在于实施迅速，银行可以立即获得资金，进而把新获得的资金投入市场，激活信贷市场。但它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会被认为是“国有化”。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才真正认识到美国人对“国有化”所抱的那种如临大敌的态度：政府绝对不能替企业做决定。最终，保尔森选择了购买被注资机构的无投票权优先股，并且要求了5%的股息（5年后提高到9%）。这是另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政府要求注资必须能够保值增值，同时，也是在要求金融机构对政府的注资负责。反观我国，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几乎无处不在，而且历史上对国有银行的几次注资，全部都是财政兜底买单，完全没有要求银行对坏账负责。我更欣赏美国人的做法。

回顾保尔森在“拯救世界金融之路”上所采取的措施，全部紧紧围绕着“稳定金融体系”和“重启信贷市场”两个目标展开，而对于监管制度的变革则鲜有提及，正如在本书开篇财政部处理两房时，保尔森认为当务之急是让两房和资本市场稳定下来，对于两房的“结构性问题”以后再说。尽管保尔森意识到了当前的监管制度是一个“无可救药、七拼八凑的过时大杂烩，已经不适合当前的时代和形势”，但在08年的那种情况下，他无暇也无力去促进监管体制改革。毕竟，当一个胖子生命垂危时，心肺复苏式的抢救远比让他减肥更为重要。现在，距离次贷危机的爆发已经过去了4年有余，次贷危机未平欧美债务危机又起，在此种恶劣的环境下，政府是否有精力去变革监管体制？我对此深表怀疑。

第二篇：《峭壁边缘》书评

《峭壁边缘》书评

《峭壁边缘》是一本好书。第一次读这本书的时候是20xx年5月，抱着一种看热闹的心态，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囫囵吞枣般读完。那时，我折服于保尔森精准的市场直觉和果断的执行能力，更叹服于华尔街复杂的金融工具和各大金融机构间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当然，书中也有很多看不懂的交易设计和交易规则。不过，既然是看热闹，对看不懂的部分我也没有深究。 因为这学期“金融市场”课程作业的原因，我再次拿起了《峭壁边缘》。有了金融市场课程的理论基础，再读这本书的时候看不懂的部分已大大减少，对2007-20xx年那场危机的认识也深入了许多。

保尔森作为华尔街银行家出身的财政部长，同时也是一个共和党人，信奉政府不干预市场行为的信条，是自由市场主义的坚定拥护者。但是，随着《峭壁边缘》这本书的展开，当次贷危机已经铺天盖地华尔街已经越陷越深的时候，保尔森痛苦的意识到，自由市场主义可能已经无法挽救病入膏肓的金融体系。是坚持自由市场主义的信仰，还是挽救已经滑到峭壁边缘的金融体系？保尔森面临着抉择。当08年3月危机缠上贝尔斯登的时候，保尔森让贝尔斯登自己寻找买家，这是私人经济部门在自由市场主义框架下的自救，最终贝尔斯登与摩根大通达成交易；9月雷曼陷入困境，保尔森力促巴克莱收购雷曼，甚至召集华尔街各银行联合为雷曼的有毒资产出资以促成交易，尽管最终因英国监管部门的否决而功亏一篑，但这仍是保尔森在自由市场信仰下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接下来的美国银行收购美林，保尔森领导下的财政部仍未出手??然而，当雷曼破产，危机由个体蔓延到整个金融系统，甚至连GE这种制造业的翘楚都受到影响的时候，保尔森发现，自由市场主义已经无法自救。为了挽救危如累卵的金融体系免于崩溃，保尔森所代表的美国政府不得不出手干预市场，保尔森的“火箭筒”该开火了。于是才有了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有了国会山上民主共和两党就如何救市的激烈交锋，有了政府接管“两房”，有了财政部向系统重要性银行注资??我无意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歌功颂德，尽管这在我国司空见惯，我只想说，保尔森的干预行为，是在极端情况下做出的不得已选择，因为两害相权不得不取其轻。保尔森清醒地意识到了这种干预行为存在的道德风险，因此在干预的过程中无时无刻不把保障纳税人的利益作为行动的指引，并且在书的《后记》中建议通过“程序性预防机制”来抑制道德风险。我想，这种“程序性预防机制”应当是指采取干预措施前必须取得国会的特别授权。这种对于权力的“敬畏”，或者说是在权力面前的自我约束意识，尤其值得我们借鉴。

曾经是投资银行家的保尔森没有意识到20xx年美国房市回落、次贷违约率直线上升的风险么？从书中看，保尔森意识到了，但却认为这个风险“很大程度上是可控的”，因为他错误的估计了次贷的规模（“最坏的情况”3000亿美元作用）。而犯这个错误的原因便是忽略了房地产泡沫膨胀期间住房抵押贷款的恶劣质量。为什么如此重要的一个问题会被忽略呢？保尔森把它归咎于原本用来分散风险的金融衍生产品。既然债权人通过CDO和CDS可以把债务人的违约风险完全转移出去，债权人也就无需再关注债务人的信用情况。

为什么次贷违约率的上升会在金融系统内掀起如此轩然大波？我认为可以归结为两个原因：一是金融机构的杠杆率过高；二是金融机构拿短期借款来投资房地产这样的低流动性资产。当市场年景好的时候，高的杠杆率可以为金融机构带来可观的收益，但当市场突然转坏，杠杆也会将金融机构的损失放大。随着房价的下跌，贝尔斯登的对冲基金便成了最早的牺牲品之一。金融机构拿短期借款投资房地产，为的是获取更高的收益，因为短期借款成本更低。具体而言，投资房地产是通过购买CDO这样期限较长的衍生产品来实现的，但同时也带来了“期限错配”的问题。当市场发生恐慌时，短期资金往往被最先抽走，进而使借短期资金的金融机构发生流动性危机。

为什么危机会最先从投资银行而不是商业银行爆发？因为同投资银行比，商业银行拥有更高的安全保障：商业银行主要从事储蓄和贷款业务，美联储可以充当商业银行的最后贷款人，

在商行发生挤兑的时候提供资金稳定市场。而投资银行则不同，它由证券交易委员会监管，美联储无法为投资银行提供融资工具，而证券交易委员会同样无法为投行提供融资。这也就是为什么危机之后硕果仅存的高盛和摩根士丹利会转变成为银行控股公司的原因。商业银行抗风险能力高于投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商行的融资依靠存款，而投行的融资却主要依靠债券回购。当市场形势恶化，参与者对回购担保品或者交易伙伴的可靠性丧失信心时，没有人愿意再进行交易，投资银行的融资渠道会迅速枯竭，而且枯竭的速度令人瞠目结舌，保尔森在书中写道“在这个星期之初，贝尔斯登手中还有大约180亿美元的现金，现在只剩下2亿美元左右”。坦白地说，在这次重读《峭壁边缘》前，我没有意识到信心会对市场产生如此巨大的作用。

正如我在前面所阐述的，保尔森对金融体系的救助方案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私人部门之内的互相救助；第二个阶段则是政府出面主导的救助。私人部门之间的互相救助仅在个别金融机构发生风险的时候可以使用，但当风险由个别机构扩散到整个金融体系时，只能由政府出面主导救助活动。政府的救助活动其实又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方案：一个是银行资本重构计划，另一个是股权注资，或者说，某种意义上的“国有化”。具体而言，银行资本重构计划是“斥资不超过5000亿美元从银行购买非流动性的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以便清理他们的资产负债表并鼓励借贷”。这个方案似乎有点像我国对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资产通过资产管理公司进行剥离的处置模式。在这一方案中，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持有人由银行变为政府，除了清理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外，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好处，那就是政府可以主导对已经违约的房贷进行展期，或者变更还款条件，使房贷借款人不至于丧失房产赎回权，这一措施符合美国政府一直以来提倡的居者有其屋的“美国梦”计划。当然，如何对已经通过证券化高度分散的房贷进行展期是随之而来的另外一个问题。资本重构计划中，银行和政府间是卖和买的关系，政府通过市价购买问题资产，并不去过多干预银行的经营。但这一方案也有不足，那就是实施起来需要太长的时间。而危机在金融系统中的恶化速度已不允许保尔森采取这一方案。对于股权注资方案，它最大的优点即在于实施迅速，银行可以立即获得资金，进而把新获得的资金投入市场，激活信贷市场。但它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会被认为是“国有化”。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才真正认识到美国人对“国有化”所抱的那种如临大敌的态度：政府绝对不能替企业做决定。最终，保尔森选择了购买被注资机构的无投票权优先股，并且要求了5%的股息（5年后提高到9%）。这是另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政府要求注资必须能够保值增值，同时，也是在要求金融机构对政府的注资负责。反观我国，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几乎无处不在，而且历史上对国有银行的几次注资，全部都是财政兜底买单，完全没有要求银行对坏账负责。我更欣赏美国人的做法。

回顾保尔森在“拯救世界金融之路”上所采取的措施，全部紧紧围绕着“稳定金融体系”和“重启信贷市场”两个目标展开，而对于监管制度的变革则鲜有提及，正如在本书开篇财政部处理两房时，保尔森认为当务之急是让两房和资本市场稳定下来，对于两房的“结构性问题”以后再说。尽管保尔森意识到了当前的监管制度是一个“无可救药、七拼八凑的过时大杂烩，已经不适合当前的时代和形势”，但在08年的那种情况下，他无暇也无力去促进监管体制改革。毕竟，当一个胖子生命垂危时，心肺复苏式的抢救远比让他减肥更为重要。现在，距离次贷危机的爆发已经过去了4年有余，次贷危机未平欧美债务危机又起，在此种恶劣的环境下，政府是否有精力去变革监管体制？我对此深表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