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名家的“充实而有光辉”

——<<治史三书>>读书报告

因为之前从未接触过历史学相关的课程,这次上”成都平原政治经济研究”这门课,才对于史学研究有了一点点极感性的认识.同样作为人文学科,无论是耐心埋首书斋或是费力田野调查,史学研究似乎都与我平时相对熟悉的文学研究极为不同.我特地向一位历史基地班的学长询问,作为一位历史门外汉,如果想进一步了解怎样做关于史学的研究或调查,应该读什么书.学长向我推荐了这本史学界大名鼎鼎的,专为初学者所写的<<治史三书>>.恳请老师原谅学生未选择一本老师所提供范围内的书,无论是通过上课还是之前的实地调查,我都觉得对于史学的概念﹑研究方法﹑研究取向与立场,无论是地方史还是专题史,认知虽粗浅但确实得到提升,想进一步有所系统认识,但无奈专业程度太浅,只好选择这本通达易读的书,作为我迈向史学殿堂,浅尝与领略其中之博大精深的第一步吧.

在此之前，我跟大多数声称对历史有兴趣的文科生一样,对于历史的热情其实不过是对于“历史故事”的好奇与追求，而对于历史学没有真正的了解。随着课程的深入,了解到老师所介绍的研究经济史地方史等方面所需的耐心与天赋,接受老师所布置的实地调查任务,以及读这本对我而言史学专业感较强的书，我对于史学和终身奉献与此的学者们，的的确确有了全新的一份认知与尊敬。读过本书之后，虽然对于治史、历史学的相关研究我仍然懵懂不解其中深意，但我相信，它让我在以后的阅读和充实自己的过程中，再面对历史问题时，不再那样毫无概念的接受和盲从，而是会努力地从更专业更理性的角度去思索。

（一）内容概括与作者简介

《治史三书》是当代史学名家严耕望的所著的一部治史经验之书。本书由《治史经验谈》、《治史问答》和《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三本小书汇集而成。作为国学大师钱穆最欣赏的弟子，严耕望先生以治史严谨、淡泊名利、学术成果丰硕厚重而受到尊敬。他主要研究领域在与中国历史地理、政治制度，唐史（唐代交通）等等，这一点从他书中精心拮取的例子就能看出来。严耕望将自己毕生治学经验、甘苦于书中娓娓道来，处处针对青年学子所需，毫无保留，颇具苦心。

（二）读书过程中启发性较大的要点及体会

1、《治史经验谈》

·要精专，亦要博通

作者关于治史中所需要的“博通”提出两点涵义：一是对于史学本身的博通。例如在研究断代史某一朝代历史时，对于前代和后代的历史的了解也相当重要；历史的发展本身具有连贯性，一味只截其中放大研究，必定也不能观其研究对象的全貌。二是对于其它社会科学的博通。例如治某一专史也要通晓其他专史；其它学科的知识对于历史研究也是有必要的，经济、政治、民俗学等等方方面面的都要根据自己的研究范围而有所涉猎。作者还提到“博通”还能帮助我们在面对成堆史料史实时避免错误，以及有助于对一些史实作出更好的解释。 ·做“面”的研究而不是“点”的研究

“面”是指某一个较大的研究范围及里面所包含的广阔的问题群。

将相关联的问题一起并入研究，可以一起搞懂、旁通。在探寻多个问题的过程中，查阅史料时更容易发现材料相互冲突之处和相互补充之处。而且因为研究范围

大，处处可见相关材料，不易遗漏。在研究彼问题时或许能找到相关此问题的答案。这一点不光是治史，在人文科学领域的研究都可以借鉴，例如涉及文学中相关流派、相关风格，特殊群体等等。

·要看书，但不能只抱着题目翻去材料

除了专题研究，也要看非研究范围甚至非专业的书。我想这是要做到严先生所说的“博通”的最重要一步。这一点对于几乎所有的人文学科都适用，每一个研究范围的牵扯涉及面都极广，缺乏其它方面的知识，在自己的领域里也无法自由发挥。

·慎作概括性的结论

作者提醒我们，学术不同于政治宣传、商业广告，不应轻易地下概括性的结论。重视具体论据，并由此得出可靠的具体的结论，甚至哪怕只是真实史料枯燥的排列整合，也比看似光鲜有力而无力的结论强吧。

·不要忽略反面证据

作者提到，研究进行到某一阶段，一般心中都会有了关于事实真相的想法，不免留意与自己意见相契合的证据。“抽样作证”，即只留意有利于自己意见的史料，这样一来几乎任何问题都可以照自己的意见去证明。我当时也想到的为政治服务，如同作者所说“主要的方法就是抽样取证”。最切身的体会便是中学以来啃过无数遍的人教版的历史书，尤其近代史部分，营造的那种“氛围”，“忽略”“敌人”的功绩等等例子太多。隐隐觉得很多客观的史实和经过其实是被化了妆的，历史真的是由胜利者来书写。

·关于具体问题和抽象问题

作者提倡多研究具体问题，从具体问题入手。因为具体问题需要主观判断的成分少，依托于大量的可靠的具体的史料才能站住脚，更不易被人否定。而抽象问题，每人因知识背景不同，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和结论，相比之下更主观也更不容易使其他人信服。

·问题的实用性

如果放在一个大背景下来理解，这个问题应该是说有人文科学都应该关注的。本来在很多人看来，人文学科就容易走上曲高和寡、阳春白雪、脱离实际或者钻牛角尖的路上去。而正因为这一点，在这世界追求功利的大背景下，文科被很多人所误解。但实用性不等同功利性，这两者之间的平衡，即文科研究又要有一定的普世价值，但又不能坠于尘埃平庸之中，我想这是一个恒久的大命题。那些艰深的研究的普世性是否真的能体现出来？或者说怎样曲折地体现出来并且滋润每个社会人的心，甚至是否真的有这种普世性的存在？我从前一直有此类疑惑而不得解.

具体到史学，作者举的是日本学人的例子，他们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肯在关乎国计民生方面等重大问题下功夫，这使他们在国际上拥有更高声誉。研究领域中问题的实用性其实也是相对的，没有一个清楚的标准界它是否定实用。确实有某些问题的探讨放在什么地方都是无意义和浪费人力的，但是否也存在那种看似狭窄冷僻，往往容易被人忽略，但实际在一些地方有用有参考价值的问题呢？ 老师上课所涉及的问题以及研究的范围,似乎从侧面回答了我这个问题.历史不是埋首象牙塔里空谈,例如这门课所涉及的,如果去某一时期农村经济或农民境况,得出关于历史时期经济﹑农业种种具体的﹑有意义的结论亦是具有“实用性”的.我们着眼于具体之处,有着理论与真实调查和数据做支撑,观照范围也并非空大不可捉摸,积累认知,也可算是意义之所在了.

·大问题与小问题

关于研究问题的大小,作者认为,最好分不同阶段看待:青年时代"小题大做",中年时代"大题大作",晚年则是"大题小作".因为每个阶段学识的充沛吸收程度﹑学术见识﹑研究深入度﹑体能健康状况等等都是不同的.

·自己的能力与材料

作者在此谈能力主要是从个性和知识储备两方面来谈。就作者自己而言，他自认为性格谨慎、客观，因此研究过程中不讲意识形态、不插手思想问题。而在研究过程中如果发现缺少某些辅助知识的储备，则需要我们临时抱佛脚。

材料的选择上,作者提出一定要注意材料是否充分到可以圆满解决问题,而且自己是否有能力掌握材料。其实本书通篇个个精彩而又具体的例子中都可以看出来，作者的举例充分又恰当，且范围几乎不超过其主要研究领域。

·论著标准

这里的论著标准对于我而言更可当作判断是否为一部好著作的标注。作者借用古语“充实而有光辉谓之大”提出“充实”和“光辉”两个优秀厚重的史学论著应该具备的要点：“充实”意味着材料丰富，论断平实，踏实而不发空论，内容扎实、考证精详、术业专工，即古人谓之“学”的范畴；“光辉”意味着有见识力，工作成果有魄力，言别人所不能（敢）言，且工作规模恢宏、组织严密兼有创获，总的来说是目光锐利、思想深刻、高瞻远准，古人谓之“识”的范围。岂止是史学，任何人文学科的学术著作都可以借鉴这样的标准。

作者提到自己在论著过程中,聚集许多似乎不相干(既然是”似乎”其实或多或少有关联和相互作用映现的)的琐碎材料、琐小材料、琐小事例，加以整理组织，使其系统化，从而得到大问题、大结论。作者本人终其一生，史学论著不可不谓之“充实而有光辉”，想来与之术几十年如一日地积累材料，默默耕耘、踏实研读是无不相关的。

·立志与计划之工作要诀

这部分中作者提到其平时工作要诀：勤、恒、毅、勇、谨、和、缓。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勤。从作者的经验的讲述中归纳，治学中需要勤的部分有阅读、思考、抄录、写作、听受与讲授。其中就写作，作者特别提出，一个人的学术见解要想成为有系统的成熟的知识，就必须经过收集材料、加以思考，最后系统化地写出。写作的过程即是使自身学问变得系统通透成熟的过程。不过纵观古今，述而不著的大家也不乏其人，孔子、苏格拉底等等。看来对于学术成果的发表，不同的大家有不同的路线？还是说因为古今学术或者政治甚至整个社会环境的不同等其它原因？

作者还特别提出写作不能中断，否则写作能力与技巧都容易生疏。这一点我到是有体会，平时读书的杂记、关于文学作品的零碎分析等等久了未写都不好下笔，更何况文学创作、评论鉴赏呢。

2、《治史问答》

· 中学、大学时代的课外阅读

由于我平时还算是喜欢读书，对于作者所提的涉及阅读的内容也较为留意。但作者所列的其读书范围几乎是涉及史学、人类学等学科的较深层次，是我的功底和兴趣远不可及。不过作者认为，硬闯式的读书，即好的书不懂也要读，必然有一定收获，不过太吃力，事倍功半，还是循序渐进较佳。这一种类似错误想必很多和我一样读书“贪心”的学子都曾犯过。被书的名气和地位所吸引，往往不顾自己的程度和功底。但有人亦欣赏这样的闯劲，认为只要坚持啃下来，总有吸

收到的有益之处，日积月累则不通也通了。

·研究历史不要从哲学和中文入手

作者所给的原因是：从哲学入手，多半以主观意念为出发点，很少能详征史料、执着求证，只抓概念而推衍发挥，缺乏脚踏实地的工作。当然，研究学术思想史而对于哲学所需较深的认识则是另一回事。从中文入手亦不提倡：历史是一项人文学、社会科学相综合的学科，包罗万象。研究历史就该从历史本身入手，从其它哪一方面入手，都不免无意中执着于某一方面，着眼点不免局限。况且，在研读过程中，对于古代史料、史学名著的阅读亦能帮助提高中文修养。

我还不了解实际操作中怎样用哲学治史或者怎样从中文入手，所以只能猜测，这是否也是史学在人文学科之中独立性和特殊性的表现呢？史学是否该欢迎其它人文学科，无论哲学或文学的干涉？怎样的干涉才不算是干扰？具体来说，作者在书中也提过他怎样用唐诗作为史料，这是否算文学对史学的一种“干涉”？抑或是贡献？我记得老师曾在课堂上引用过古诗来向我们证明成都古时不同月市的气氛,不知道着亦能算是史料还是仅仅只是“侧面烘托”,便于我们得到一些初步印象或感性认识?

·社会科学理论只是研究历史的辅助工具

作者于书中提到，社会科学理论只是研究历史的辅助工具，不能以运用理论为主导方法，“依据未经深入研究而主观拟定的结论和概念，来加以演绎推展，应用到历史事件上去”，联想到，中学所熟知的历史课本，总是高举主义的大旗,喜欢以斩钉截铁的口吻运用材料来一次次证明马克思主义中有关阶级等等的理论。当然这只是我个人感受，中学的文科教育是完全受制于意识形态之下的，最明显之处就是我们对其“化妆”较少或难以化妆的历史部分，考试大纲都不会涉及。我们从小就一遍遍努力地吸收着这些面孔被装饰了的历史，那些素面朝天的历史被抛在脑后大多数人不得知晓。这是可以理解的亦是难以改变的，因为这由我们当前所处的真实环境所决定。

回到作者所提到的以理论治史，是“现有架子，再找材料往上敷”，而传统的治史，是从零碎的材料、毫无定向的散沙中搭起自己的架子、体系，建立自己的看法。孰优孰劣，一目了然。史学不同于文学，文学在某种程度上需要用各种理论去面对不同文本，虽然用理论生硬去分析文学文本未免失之粗暴,虽然解读可以是千变万化,各说各理, 但因为文学是虚构的、主观的，如果没有文学理论奠基和支撑，文学只能沦为玩物。文学亦有有叙述学﹑文类学﹑影响研究等等分支相对客观,但传世的的伟大的作品们才是支撑文学的所在,它们表面上给人以天马行空甚至不知所云之感，但经过相关理论的妥帖过滤，或是得到一定理性的审美处理,再天马行空也是妥贴精彩的，再不知所云也是意义深厚的。而史学不同，历史学家对于理论抱有警惕的心态是对的。理论是可以解释很多现象，但历史是非虚构且一次性发生的，只能用个体眼光看待.面对地方史城市史农村史,那么多鲜鲜活活细节,不合实际地生硬地带着理论去观照,应该不是合适的研究之道吧 ·翻译工作的重要性

由于我是学对外汉语出身，对于翻译的部分尤其注意。作者提到，与其发表一部不成熟的著作，还不如不上扎扎实实翻译一部西方名著，贡献更大。这样的原则几乎适用于所有的治学领域吧，翻译是人类智慧得以共享的必经之路。老师也推荐过一些西方作者书,也提到过他们对于四川的乡土调查,其实最好是外语水平足以懂得原文,才不至于因文化差异所造成的文化过滤与文化误读而一定程度上失去原作的真意.

3、《钱宾四师与我》

这部分讲的不光是钱穆先生与作者的学术、师生之缘，也是作者对于自己学术生涯的再次回顾，使读者领略到这些史学大家们的人格和学术魅力。严耕望先生受钱穆先生的启发与影响相当大，钱穆先生的教诲有两点我印象尤深。一是研究问题时，不但要努力收集具体事实的材料，由此得出可靠的结论，还要思考、引申自己的结论，使之更富有意义。由材料得出结论人人可为，但能从自己的结论中挖掘更深、发现意义所在，境界亦是更高了。

二是钱穆先生写信时提出学问贵在通，如果就文论文、就画论画、就经论经，局限就很大。作者举例，如果研究佛教史，仅仅关注佛教发展而不关注世俗史方面的史料，就达不到看问题的一定的高度和视野，局限可想而知。这一点同样适用其它人文学科，就像文学研究中仅就作品论作品是永远不行的，作者经历、时代背景甚至是美学风潮等等，方方面面都要得以考虑,而跨文化的研究,以博通为基础,才得以探寻不同作品背后的不同文化语境与特质,返过来亦能更好了解被文化背景所支持的作品的独特性.历史研究应该更是如此吧,老师上课所举例子及所提到的范围,大都很难说是限定在哪一具体领域,民俗民间民生经济交通等等,的确是需要一定程度的博通的.

（三）对于书与作者的一些感想

读完以后的的确确能够感受，正如一些评论家所说，是“大家写小书”。作为史学领域的著名学者，严耕望先生丝毫没有摆大家架子，先不论内容，口吻就先给人亲切、诚意十足之感，谆谆教诲，娓娓道来，书中很多段落都以引人注目的“！”结尾，也可见其育人劝教的心之殷切。书中例证丰富，且几乎个个具体详细，对于我这种绝少能接触史料的非专业人，更是大开眼界。整本书通读下来,严先生的形象也渐渐清晰。总的来说他应该算是趋于保守、保持慎重的。比如从他对于创立新说的态度，即认为破旧立新容易流于偏激；再比如他认为理想的研究方法应该重视材料的稳定、细密，并由此材料推出结论，而不是走大胆假设的路线。他也很少涉足主观判断、抽象领域，很少发表“见仁见智的议论”。另外给人印象很深的是，严先生淡名利、避权位而执著于做一个“纯净的学术人”。如今这样的社会环境，要找一个这样的学者实在太难了。

疑惑也有很多，这本书开启了我对于史学的认识，但往往认识的吸收与问题的产生是离不开的。其中一点令我好奇的是作者自己的政治态度，对于大陆及其学术环境的真实看法。书中作者的表达相当隐晦，以我之资更是猜不透作者的想法。作者在书中的态度似乎是不愿意他和老师钱穆过多和政治扯上关系，作者是否真的没有立场？从作者口吻来看，似乎他和钱穆先生目光仅锁定于港台、海外华人学术圈，以“中研院”为“正宗”，自动“忽略”了海峡对岸。我不了解放后整个华人学术界的境况，是否有“分割”？或许我不该自作聪明的想从严先生那里嗅到什么，学术即学术，如果分要扯上那么多其它色彩的东西，也许就已经违背严先生写这本书的目的和用心良苦了。

全书通读后，我所体会到的，作者在书中传递的在最重要的信息也许是"朴素的为学:"于积累的众多材料上,建立自己的体系,建立客观的学术态度、立场、方法；严谨考证、慎下结论；总的来说，要用一种从精细走向宏大、脚踏实地的“笨办法”，下“笨功夫”。这与老师在课上向我们强调的,治史或研究调查所需的耐性﹑细致﹑方法﹑态度亦是一致的.而朴素的为学的最终目的，想必是迈向作者所推崇的“充实而光辉”的境界，聚沙成塔，积水成湖，几十年如一日的积累、摸索，才成就了许多丰厚有分量的学术成果，这是作者所赞成欣赏的治学之路，

亦是他一生兢兢业业亲自实践的路。这样一条朴素为学、全心钻研之道，让我想起日本作家东山魁夷的一句话：“这条路，既不是被光芒炽烈的太阳映照的路，也不是被阴惨的暗影包裹的路，这是条在晨光里默默呼吸着的永生之路。”

第二篇：浅读严耕望先生《治史三书》后有感

浅读严耕望先生《治史三书》后有感

在阅读严耕望先生的《治史三书》之后，我从中获益匪浅。在这本书之中，我了解到了研究历史学的基本方法、具体规律、论题选择、论著标准、论文体式、引用材料与注释方式、论文撰写及改订，以及努力途径与生活修养等诸多问题。其中，我在治史原则性的基本方法这一章中，获益最深。

在“治史经验谈”的第一章“原则性的基本方法”中，严先生给我们提出了几条治史应该注意的原则性的基本方法问题，也提出一些应该注意的较具体的规律。在原则性的基本方法中，他首先提到的就是治史要“专精”，也要相当“博通”。书中提到：“治史的博通可分从两个方面谈。第一，史学本身的博通。即对于上下古今都要有相当的了解，尤其对于自己研究的时代的前后时代，要有很深入的认识，而前一个时代更为重要。若治专史，例如政治史、政制史、经济史、社会史、学术史等等，治某一专史，同时对于其他的专史也要有很好的了解，至少要有相当的了解。第二，史学以外的博通，也可说是旁通，主要的是指各种社会科学。先讲旁通，要想真正旁通各种社会科学，虽然断然做不到，但至少要对各方面有一点皮毛知识，有一点总比毫无所知的好。”1

从这短短的一段文字中，我悟出了三个治史所必需的方法。

第一，治史一定要博通史学本身。倘若你对自己所研究的历史本身并不了解，那么你如何去对这门学科进行研究探索呢？严先生认为，能博通不但可避免不应有的错误，而且在积极方面可以帮助我们为史事作解释。他就秦国为何能统一天下，有着和一般的学人的不同解释。一般认为，秦能统一天下，“总不外秦国政治改革成功，外交运用成功，加以地势优良，进可攻退可守，而且当时大一统观念已形成，一般人已无宗国之见，为秦国统一排除了心理上的障碍。”但是，他认为除了上述说法之外，另外还有好多原因。例如从当时的各国地方经济社会民风的角度去看。“秦国民杂西戎，民风强悍，关东三晋民风较秦为弱，对于秦人极为畏惧，最东齐国民风又较三晋为怯弱。而就各国民间经济状况而言，秦国最贫穷，齐国最富庶，三晋也介乎两者之间。所以但是的情形是地方愈东愈富庶，愈西愈贫穷，但民风则愈东愈怯弱，愈西愈强悍。以富家怯弱子弟去当贫穷勇悍的士卒，自然无法取胜。况且秦国领有中国最佳的战马产区，所以骑兵特强。以悍卒乘壮马，如虎添翼，绝不是东方的怯弱步兵所能抵拒！”3恕本人见识浅薄，对于他这个看法，说实话我是第一次看到，我觉得既新奇又佩服。我不仅深深感叹于严先生本身对历史的博通，我还不得不佩服他那多维度思考历史问题寻找原因的治史态度。他对历史的博通，是我所远远不能及的。但是，我知道对史学本身的博通是治史的基础，有了对史学本身的博通，才能有史学专精的研究，在今后治史的路上，我必将努力地“博通”史学本身。

第二，对于自己想要专门进行研究的时代或朝代，必须对其前后的时代或朝代有很深的认识。在《治史三书》中，严先生提到“我们不得已研究一个时代，或说研究一个朝代，要对于上一个朝代有极深刻的认识，对于下一个朝代也要有相当的认识。所以研究一个时代或朝代，最少要懂得三个时代或朝代，研究两个相连贯的朝代，就要懂得四个朝代，如此类推。若是研究两个不连贯的朝代，则中间那个朝代的重要性更为增加。”4历史的演进是不断的，前后的时代和朝代之间有着不可隔断的连贯性，所以我们在进行断代研究的过程中，我们要学会把研究的时间区域扩大，不能把时间限制在一个小区域内。严先生在书中举例说明道：“唐代的节度使制度。这个制度粗看起来是唐代所创的、所独有的制度，其实它的结构形式及其他作用与魏晋南北朝的都督府制度完全一样，只是名称不同而已。所以若能了解魏晋南北朝的都督府制度，对于了解唐代的节度使制度极有帮助。不幸魏晋南北朝的都督府制度湮没不彰，任何书籍都无较详明的记载，致使唐代节度使迷惑了渊源！现在我把魏晋南北朝的都督府制度详细考论出来了，若再研究唐代节度使制度，就能很清楚的追溯起渊源，了2

解到何以有这样一个形式与作用的制度了。”由此，我又想到了陈寅恪先生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这略论稿的题目虽然写着“隋唐”二字，但是它是借用“隋唐”之名，对其制度进行溯源，因而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讲述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礼仪、职官、刑律、音乐、兵制与财政等内容。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他曾提到：“府兵之制起於西魏大统，废於唐之天宝，前后凡二百年，其间变易增损者颇亦多矣。后世之考史者於时代之先后往往忽略，遂依据此制度后期即唐代之材料，以推説其前期即隋以前之事实，是执一贯不变之观念，以说此前后大异之制度也，故於此中古史最要关键不独迄无发明，復更多所误会。夫唐代府兵之制，吾国史料本较完备，又得日本养老令之宫卫军防诸令条，可以推比补充，其制度概略今尚不甚难知。惟隋以前府兵之制，则史文缺略，不易明悉，而唐人追述前事，亦未可尽信。兹择取此制前期最要之史料，试为考释，其间疑滞之义不能通解者殊多，又所据史籍，皆通行坊刻，未能与传世善本一一详校，尤不敢自谓有所创获及论断也。”陈寅恪先生所用的这种治史方法，正正与严先生所说的吻合。

第三，除了要“博通”之外，我们也要“旁通”。倘若我们只博通我们的专史，却不懂得怎么去运用其他社会科学知识来研究历史、解决历史问题，这样子我们就会把我们的历史学范围限制住了，不能使它更好的发展。梁启超先生曾经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提到：“今日所需之史，当分为专门史与普通史之两途。专门史如法制史、文学史、哲学史、美术史等等，普通史即一般之文化史。治专门史者，不惟须有史学的素养，更须有各该专门学的素养。此种事业，与其责望诸史学家，毋宁责望诸各该专门学者。”7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等等，这些社会学科都能为我们的历史研究服务。比如我们研究武则天，对于她为何如此残酷毒辣、她的权力欲为何如此的强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从心理学方面着手分析。19xx年史学月刊第一期，勾利军的历史心理学研究《武则天的自卑心理与性格特征》中写道：“武则天是一个具有强烈自卑感的历史人物, 并不象通常人们认为的那样刚毅、自信。她因为早年家庭不睦、出身低微及曾为太宗才人等原因而产生自卑心理。这种心理决定了她的性格特征, 即权力欲强、残酷毒辣与迟疑多变。这些特征的产生发展与自卑心理的催化作用密切相关, 且随着自卑心理的消长而消长。”8且不论这个观点如何，但是这个观点就给我们证明了，我们可以利用心理学的知识去研究历史、分析历史人物，从而使我们的历史更加饱满充实。另外，严先生在研究汉代地方官吏的升迁时，也运用了统计法，根据统计数字，做成了升迁图，从而对此进行研究。这些都给我们说明，懂得“旁通”，对我们的历史研究的作用是十分大的。我们要学会“旁通”，懂的运用其他社会科学的知识研究历史、解释历史，不过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归我们治史本身。

最后，我知道治史是一条漫长而又艰巨的道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1 严耕望：《治史三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xx年版，第6页。

2 严耕望：《治史三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xx年版，第10页。

3 严耕望：《治史三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xx年版，第10页。

4 严耕望：《治史三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xx年版，第12页。

5 严耕望：《治史三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xx年版，第13页。

6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xx年版，第137页。

7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xx年版，第47页。

8 勾利军：《武则天的自卑心理与性格特征》，河南：史学月刊19xx年第一期，第101页。 65